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几个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几个问题论文,我国经济发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改革开放25年来，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健康发展，经济增长率一直遥遥领先，经济总规模已跃居世界第6位，按实物量已有100多种工农业产品产量居全球首位，对外贸易总额已是世界第5位。今年（2003年）一开始就呈现了高增长趋势，虽在第二季度遭受“非典”干扰，使经济高速增长势头有所减弱，但在“非典”被迅速战胜后的第三季度又重上快速增长轨道，GDP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高达9.1％，前三季度合计增长8.5％，预计全年将会略高于这个水平，达到8.6％左右。
事实已充分证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十分正确，十分有力的。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和一年来采取的各项政策措施，又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各族人民集中精力搞建设的积极性，进一步增强了在党中央正确领导下夺取新胜利的信心。因此，我国经济形势很好，而且会越来越好。
与此同时，在我国经济发展中也有一些问题，需要认真研究，以便统一认识，采取措施，妥善解决。这些问题主要有：
一、当前我国经济是否过热
对这个问题，国内经济界人士认识不大一致，而且标准也不完全一样。我个人认为，当前我国经济运行总体上是正常的，但在部分行业已局部地出现了过热的苗头。
1.当前的经济加速增长，是多年坚持改革开放的成果，更是近几年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及其他一系列宏观政策的结果。从上世纪90年代中开始，我国政府对经济发展加强了宏观调控，实现了“软着陆”，克服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入了WTO，国民经济中的各种关系已逐渐理顺，使得我国经济进入了一个高速增长的新阶段。
2.投资规模的不断扩大为经济持续增长奠定了坚实基础。近几年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是投资，投资增长率都大大高于经济增长率。2002年的投资增长率为17.4％，今年上半年投资同比增长31.1％，其中集体投资增长37.8％，个体经济投资增长14.1％，利用外资增长44.1％。这必将为下半年和明年的经济增长打下牢固基础。特别是国债的扩大发行和民间投资的增加，更为建设规模的扩大提供了充足的资金。到2002年底，我国已发行长期建设国债6600亿元，带动了银行信贷和其它资金形成3万多亿元投资规模，今年又发行1400亿国债，这对于新建重大工程，加强技术改造，提高供给能力起重大作用。
3.中国仍将是国际投资的热土。2002年中国实际使用外资527亿美元，首次超过美国跃居全球第一位，今年一季度中国吸收外资229.8亿美元，实际使用130.7亿美元，同比增长56.7％。二季度由于一些跨国公司推迟或取消了原定的来华商谈项目计划，使引资规模会有所减少，但这只是一种暂时现象。正如美国摩根大通公司的研究报告指出的那样，中国对外商投资的基本吸引力未变，即：中国市场的逐步开放和市场的巨大潜力以及巨大的廉价劳动力供应。因此，“非典”一经缓解，外资必将大量涌入，中国将是国际资本的长久投资热土。初步预测，今年实际引资总额将接近600亿美元，为历史最高水平。
4.在某些部门、某些领域、某些方面则已出现了过热的迹象。如：①投资率过高，投资结构不尽合理。盲目建设、重复建设多。②金融信贷膨胀。③有的产业发展过快，冶金、汽车、化工、建材等行业都出现了投资建厂、扩大规模的热潮，连效率低下的小厂也重新大发展。因此必须加以重视，并采取措施加以防范。国家应加强宏观调控，企业要加强自我约束，科技、中介机构要加强论证工作。尤其是对钢铁、汽车、房地产等目前特别“红火”的产业和企业，要对未来的市场需求和竞争性有更多地分析和预测，对技术和资源等方面的约束也要有清醒的估计，不能盲目地扩大生产建设规模，否则在二、三年后将会出现产品的大量过剩和效益的大幅下降，很多竞争力较弱的企业将会被迫破产或被国内外强势企业兼并。
二、人民币汇率是否需要升值
这是当前世界上“炒”的最热的问题之一，也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副作用”。这个问题最早是由日本在2002年西方7国集团会议上发出的，近来则主要来自美国、欧洲及东亚的一些国家。布什亲自出马施加压力。我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正式表了态，明确指出：中国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这是同当前中国的经济发展阶段、金融监管水平和企业承受能力相适应的。在这一制度基础上，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有利于中国经济的正常运转，也符合亚太地区和全球经济的发展要求。胡锦涛还指出，我们将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同时在深化金融改革中进一步探索和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
如何看待这个问题？人民币是否一定要升值？如升值，多大幅度才合适？中国应该如何应对国外的压力？这些问题的答案对当前和今后中国的发展乃至世界经济的发展都十分重要。胡总书记已经指出了应对的方向。
三、“三农”和城乡、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村是我国的主要政治、经济区域，8亿农民是我国的主要人口和劳动力来源。中国“三农”的状况历来都对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起着重大作用。改革开放以来，农业有了很大发展，主要农产品大幅增长。农业的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改革初期商品粮只占粮食总产量的1/3，农产品的综合商品率不到50％，现在已超过80％。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到本世纪初，乡镇企业增加值占全国工业增加值的比重已达到50％，带动了农村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转变；农村面貌也起了根本变化，涌现了一大批小城镇；农民的收入也不断提高。
但是，“三农”问题仍然相当严重，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的难点。主要问题是：农业仍然是小农经济，生产力落后，主要仍是手工劳动和靠天吃饭；生产组织形式分散、孤立、效率低，效益差，难以适应变化中的市场；农业人口多，就业压力大，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城乡差距在拉大，贫困人口仍不少；农村社会发展（文化、教育、卫生等）缓慢。
“三农”问题突出表现在农民收入方面。“九五”期间，农民收入增幅连续4年下降，1997～2000年农民出售农产品收入四年合计人均减少183元，出现增产不增收的局面。同时，少数不仁富豪的出现以及贫富差距、地域差距的日趋扩大，造成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
中国城乡居民收入绝对量之比在上世纪80年代为1.8∶1，到了2001年上升到2.9∶1，2002年上升至3.1∶1，而如果考虑到城镇居民的财政补贴，这一比例将达到6∶1，这一比例在世界范围内都不多见。更令人担忧的是，中国农民收入增长幅度日益下降，1997年年收入涨幅为4.6％，98年为4.3％，99年降至2.1％，今年上半年农民人均收入1158元，同比增长2.5％，增速下降了3.4个百分点。
同时，各地区和各类人群的收入差距也继续扩大。衡量收入分化程度有两个经济指标，一是财富集中程度，一是基尼系数。2002年我国总计8.69亿储蓄存款中的50％为不足10％的人群所拥有，社会财富已日趋集中于少数人手中。2001年我国的基尼系数为0.459，已较1980年改革之初的0.33上涨了近40％（注：赵晓：《是弥补发展不平衡的时候了》，《中国证券报》2003年9月26日。）。另据国家统计局资料，2000年100个最发达县（市）的县的GDP均是106.6亿元，为最不发达的100个县（市）5亿元的21倍；前者县的地方财政收入均为4亿元，为后者0.23亿元的17.4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前者为后者的11.6倍。人均地方财政收入，前者为后者的9.6倍。农民人均纯收入，前者为后者的4.3倍。而且，两者在教育、卫生、医疗等社会发展方面的差距也很大。2001年，中国东、中、西部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3267元、2164元和1662元，差距在继续扩大，收入比例（以西部为1）由上年的1.92∶1.30∶1扩大为1.97∶1.30∶1。东、中、西部农民生活消费水平差距也在扩大，生活消费支出比为1.69∶1.19∶1。
东、中、西部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水平及差距 单位：元/人、％
1996年1997年1998年1999年2000年2001年
东部地区 2548.92746.02853.62929.32993.63266.7
中部地区 1763.41931.11986.12002.92029.92165.2
西部地区 1288.61405.11474.31501.51556.51662.2
东部比中部高 44.54 42.20 43.68 46.25 47.48 50.87
东部比西部高 97.80 95.43 93.56 95.09 92.30 96.53
中部比西部高 36.85 37.44 34.77 33.39 30.40 30.26
资源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2000～2001年中国农村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39页。
中国政府业已注意到相关问题的重要性，采取了一系列解决“三农”问题的措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等都是针对广大落后贫困地区的政策举措，旨在提供公平增长的空间，今后要进一步加强。力争在新时期实现城乡协调、地区协调发展，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增长，全民共享。
四、就业问题
中国人口众多，劳动力数量多而素质不高，尽管经济高速增长，创造了众多的就业岗位，但仍难以满足充分就业的要求。按照目前的产业结构和GDP年增长率为7～8％计算，每年新增就业岗位约800～1000万个，只能基本满足每年新成长的劳动力（1000～1200万人）的就业需要。但还有几方面因素必须考虑：
1.由于中国的人口基数大，新成长的劳动力和劳动年龄人口总数将继续增长。据统计，在总人口中，15～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在逐年上升，1982年为61.5％，1990年为66.7％，1995年为67.2％，2000年为70.1％，2002年为70.3％。因此这部分劳动力总量会继续增多。
2.不断增加的城镇登记失业人口。2001年底登记失业率为3.6％；2002年底为4.0％。2003年上半年上升为4.2％，如包括未登记的失业者，城镇失业率可能达到8％左右，即约1500万人。这些失业者有相当一部分急需解决就业问题。
3.未再就业的国有企业下岗职工，2001年底为515万人，2002年9月底为439万人，这是1998年以来最低水平，但他们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地区，就业机会较少，加上大龄和技术水平低，其再就业问题就更难解决。目前中国人均GDP已达1000美元，正处于产业结构激烈调整阶段，今后随着技术进步、经济全球化步伐的加快，产业结构不断调整升级，员工的转岗、下岗将成为不可避免的经常现象。
4.最大的问题是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问题。1990年底，我国总人口为114333万人，其中农业人口90446万人，非农业人口23883万人；到2002年底总人口增加到128453万人，其中农业人口93269万人，非农业人口35184万人。即非农业人口增加了11299万人，其中一部分是人口增长的结果，另一部分是从农业转移过来的。但农业总人口绝对数仍有增加。据估计，目前农业剩余劳动力有1.5～2.0亿人，目前有9000万左右在城里打工，还有0.6～1.1亿人需要解决其就业问题。
一方面是劳动力资源不断增加，另一方面是经济增长对劳动力的需求在逐渐减少。由于技术进步和结构调整，我国每一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所创造的就业岗位，20世纪80年代约为240万个，而90年代以来只有70～100万个。今后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作用还会继续降低。因此，就业问题将是今后几十年内都要特别关注的大问题。因此，党中央、国务院对就业问题高度重视，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特别强调，要“把就业和再就业工作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上。我体会，今后应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解决就业问题：
第一，在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上看，要从追求经济增长转向追求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经济增长与劳动就业并重。
第二，在不断发展技术含量高的产业的同时，要注意发展就业弹性高，就业容量大的产业，如资源开采业、服务业等。
第三，要继续支持吸收劳动力多的中小企业和非公有制企业的发展。据国家统计局统计，今年上半年全国国有单位就业人员比上年同期减少486万人，集体单位减少177万人，而其他单位增加497万人，可见公有制下岗的大部分职工被非公有制单位吸收了。
第四，要发展各种非正规性的就业形式。
第五，要加强义务教育和职工培训，发展终身教育，提高劳动者素质，使之能适应更多、更高层次的职业岗位要求。
五、资源与环境问题
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对资源与环境带来了极大的压力。
首先应该正确认识我国“地大物博”问题。的确，我国是世界国土面积最大的国家之一，自然资源也很丰富，但是由于国土地形复杂，水土资源短缺，生态环境脆弱，且人口众多，因而问题很大。我国共有耕地18.89亿亩（2002）年，人均耕地约1.47亩，为世界人均数的45％；全国有660多个县区人均耕地低于联合国粮农组织确定的0.8亩的警戒线，其中463个县区低于0.5亩。人均水资源为世界人均数的1/4；全国600多个城市中，一半缺水；108个重要城市因缺水每年损失工业总产值约600亿元。全国属于干旱、半干旱及裸露岩溶地区的面积占陆地总面积的43.5％。50多年来，尽管国家在生态环境建设方面取得很大成绩，但由于我国生态环境条件先天不足，人口增长过快，经济发展迅速，生产和消费方式落后，乱垦滥伐、广种薄收、超载放牧，过度开发利用水土林草资源，使生态环境遭受破坏。全国水土流失面积约占国土面积的38％，每年流失土壤量达50亿吨；我国荒漠化（含荒漠）土地面积267.4万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的28％（注：数据来源：《中国可持续发展报告（2002）》，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在矿物资源中，大部分矿种只能供应到2010年，如不加强勘探开发，到2020年将处于全面紧缺状态，就像煤炭这个长期以来被认为我国资源十分丰富的矿产，到2010～2020年供给率也不高。石油问题就更大，按最低需求量计算，到2010～2020年，国内的开发生产也只能满足需求的50％左右，石油的大量进口，对于国家经济安全将是一个严重挑战。
我国很多部门、企业的技术和管理水平都较低，经济增长方式比较粗放，能源、资源的消耗量大，利用效率低，污染排放严重，带来的社会、经济损失极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大气污染
我国大气污染属煤烟型污染，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是形成以城市为中心的大气污染严重的重要原因，形成酸雨、二氧化硫和烟尘危害，污染程度逐年加重。酸雨主要分布在长江以南，青藏高原以东和四川盆地。华中地区酸雨污染最重，其中心区域酸雨出现频率在80％以上；西南地区以南充、宜宾、重庆和遵义等城市为中心的酸雨区，近年来有所缓解，但仅次于华中地区；华东地区酸雨主要分布在长江下游地区以南至厦门的沿海地区，该区域酸雨污染程度较弱，但分布范围较广；华南地区中心区域酸雨出现频率在60％～90％范围；广西地区的酸雨污染较普遍，大部分地区酸雨出现频率在30％以上。长江以北地区以二氧化硫和烟尘污染为主。目前酸雨波及的面积达100多万平方公里，年均降水pH值低于5.6的区域占全国面积的40％。长期的酸雨导致农业生态环境急剧恶化，加速土壤酸化过程。
在全国的600多个城市中，大气环境质量符合国家一级标准的城市不到1％。一些大城市的颗粒物和二氧化硫浓度已经超过世界卫生组织及国家标准的2～5倍。
2.水污染
我国江河湖库水域普遍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除部分内陆河流和大型水库外，污染呈加重趋势，工业发达城镇附近的水域污染尤为突出。7大水系中符合《地面水环境质量标准》1、2类的占32.2％，符合3类的占28.9％，属于4、5类的占38.9％。78％的城市河段不适宜作饮用水源，50％的城市地下水受到污染。由于水污染加剧水的供需矛盾，同时威胁到人民的健康，人群流行病中有80％是由污染水传播的。主要湖泊富营养化严重。
3.固体废充物污染
随着城市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城市生活垃圾每年以10％的速率增长。不少城市由于垃圾得不到及时处理而受到“垃圾包围城市”的困扰。工业固体废物因年贮量已达6.49亿吨，占地面积5.17万公顷。
环境污染给社会和国民经济造成了巨大损失。
世界银行1997年对中国的环境问题进行研究后指出，由于中国环境污染加剧，使得环境事故迭起，与环境污染密切相关的恶性肿瘤和呼吸系统疾病发病率上升：
●在中国主要城市，估计每年有17.8万人因大气污染的危害而过早死亡；
●来源于生活及取暖用煤和生物质燃料燃烧造成的室内空气污染每年约造成11.1万例早亡；
●每年由于大气污染治病而造成的工作日损失达740万人年；
●在沈阳、上海及其他一些主要城市，受调查的儿童血液中铅含量平均超过被认为对智力发展不利水平的80％左右。
1986年环境污染损失之和为381.55亿元，占GNP的6.75％；
1990年环境污染损失为367亿元左右，约占当年GNP的2.1％；
1992年公布的污染损失为1096.5亿元，占当年GNP的4.5％；
1993年的环境污染损失估算的结果为1085.1亿元，占当年GNP的3.16％；
1997年世界银行统计，仅中国每年空气和水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540亿元，相当于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3％～8％。
因此对资源环境问题必须高度重视，把可持续发展列为基本国策，对国土、资源要开发、保护、节约并重，并树立资源的全球利用观念，鼓励企业“走出去”开发资源，同时要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大力防治环境污染，减排SO[，2]和CO[，2]，实现绿色生产，保护人民身体健康。
此外，还有一些问题，如对外开放中如何应对贸易保护主义对我国的限制、制裁和反限制问题；如何应对美日等国家要求人民币升值的问题；如何推进新型工业化和逐步提升城市化的问题；以及如何更好地保证经济、政治、国防等方面的国家安全问题等等，都是需要深入研究，慎重处理的大问题。
总的来看，我国经济已进入新的快速增长期。我国经济发展2010年以前的目标是GDP总量将翻一番达到2万亿美元，超过法国居全球第四位，GDP增长率保持在7.8％～8.9％之间，国外研究机构对中国2000～2010年GDP增长率的预测：亚洲开发银行认为是6％；世界银行认为是6.9％；美国高盛公司认为是7.2％；2010～2020年GDP总量在第一步的基础上再翻一番，经济规模达到4万亿美元，中国经济占全球比重提升为5％以上，超过德国排全球第三位，基本上完成工业化，GDP增长率为年7.18％左右。由于我国人口多，底子薄，地区和城乡差距大等因素，致使人均GDP仅达到3000美元以上，也有可能达到4000美元。总之，我国在这20年仍是经济转型与起飞阶段，属于上中等收入国家水平；2020～2050年是从工业化向现代化过渡的后30年，预测GDP增长率保持在5％左右，GDP总量再翻两番。经济规模在2035年达到10万亿美元，相当于现在的美国经济总量水平，2040年超过日本居全球第二位，2050年将要达到16万亿美元，中国经济占全球比重将为15％以上。如果在人口生育政策基本不变的情况下，人均GDP达到8千美元到1万美元。届时，我国将成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经济强国，实现我国人民二百年来强国富民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想，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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