邪恶之花未必只结罪恶之果——晚清社会转型之际捐纳的客观作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晚清论文,罪恶论文,之花论文,邪恶论文,客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捐纳，就是通常所说的卖官鬻爵，当然是一项秕政，会产生许多负面影响。但是，自秦汉以来①，历朝历代却屡屡将其作为国策加以实施，说明它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当时社会的某种需要。清代中期以后，捐纳日渐冗滥，成为极端严重的社会问题。史学界对晚清捐纳的发展概况及其种种弊端多有论述，却很少有人看到，当中国由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之初，捐纳在客观上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对此略加探讨，有助于更全面地认识这一社会现象。
一、给自强事业注入了资金
清朝前中期，国力强盛，财政尚可自给。“康熙十三年（公元1674年），以用兵三藩，军需孔亟，暂开事例”[1]1734，是为清代捐纳之始，但当时不常举行。据统计，乾隆末年户部存银尚有6000-7000万两，道光三十年（1850年）已减少为800万两，到咸丰三年（1853年）六月仅剩下22.7万余两[2]218-219。财政状况的日趋恶化，特别是太平天国起义的冲击，使得清朝统治阶级不得不依赖于捐纳，以至于“开捐之日多，停止之日少”[3]97。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的军费，除厘金外，很大一部分来自捐纳。
镇压了各地农民起义之后，尽管清政府的军费支出大幅度下降，而其他各项开支却逐年增加，清廷财政更加拮据，遂陷入了“费用繁多，不得不资藉捐纳，以补国用之不足”的窘境[4]40。同治十年（1871年）的天津赈案，光绪三至四年（1877-1878年）晋、陕等省发生严重旱灾，光绪十三年黄河于郑州决口，尤其是洋务派为了“自强”而学习西方、导致了中国社会转型的“同光新政”（即所谓洋务运动），以及一次次的对外战争，均需要大量的资金来支撑。巨大的开销使清廷财政每况愈下，“同治末年的收入总数，共约六千多万两……盈虚相抵，较道光前尚多两千余万两，而入不敷出，常在千万两以上”[5]182。
为了缓解财政危机、举办洋务新政，清政府不得不一再大兴捐例。从咸丰元年到光绪二十七年（是年清廷明令永远停止实官捐例），清政府共开办实官捐例（或称大捐）②九项，其中，咸丰元年开办的“筹饷事例”直至光绪五年才告停止，前后延续了29年。这50年间，仅光绪六至九年没有开捐。所以有人说，晚清政府“无一日不需款，无一日不开捐”[4]15。
上述九项实官捐例中，开办于“同光新政”期间的占五项，除光绪十三年因黄河于河南郑州决口而开办的“郑工事例”外，其余四项分别为：光绪十年因中法战争爆发、为加强沿海防务而开办的“台防经费事例”和“海防事例”，光绪十五年为筹建海军而开办的“新海防事例”，光绪二十年因中日甲午战争爆发而开办的“江南防务事例”，都是与洋务派的自强事业息息相关的。可见，为开拓、维护自强大局筹措经费已经成为晚清捐纳的重要目的之一。
兴起于19世纪60年代的“同光新政”，先是以训练陆军和创办军事工业为重点，继而又开始筹办海防、建立近代海军，每一项都需要巨额的经费。据统计，到90年代，“约花费了4500万两左右的国库经费”[6]72。而在财政上早已捉襟见肘的清政府，根本无力全部承担这笔开销。于是，在洋务派的一再请求之下，清政府最终同意以开捐的方式为办理洋务筹措部分经费。光绪十年七月，李鸿章以“饷源枯窘，设措无方”为由，奏请为北洋水师开军器捐输事例，捐项限于“花翎并二品虚衔、一二品封典，及指省分发”[4]16，所得款项用于添购军火，巩固海防，经朝廷批准后实行。同年十月，负责台湾防务的福建巡抚刘铭传因“基隆未复，文报罕通，运饷艰难”，奏请开办台防经费事例，劝捐军饷。清政府准如所请，令“于台湾地方暂开实官捐输，凡京官自郎中以下、外官自道府以下及三班、分先、分间、尽先各花样，均按照例定十成银数报捐”，“作为台湾防剿经费”[7]1849。是年十二月，清政府诏令各省“一律收捐，统名为海防事例……凡京职自郎中以下，外职自道府以下，以及三班、分缺、先分、缺间、本班、尽先各花样暨分发、指省等项，俱准报捐”，以为“海防筹备饷需”[7]1869。光绪十五年，清政府“筹办海军，复罢郑工，开海防新捐”，谕令所得款项均归总理海军事务衙门动用，以加强北洋水师的建设。而且由于经营海军耗资巨大，新捐竟“屡展限，行之十余年”[1]1736。中日甲午战争期间两江总督刘坤一又以“中日战起，江南需办防务”[4]68为由，奏请清政府开办了“江南防务事例”。
上述捐例所得款项当然也主要用之于洋务。我们以光绪十年“海防事例”所收款项的支用情况为例略加说明。“海防事例”捐项开办了两年零九个月时间，共收款项462.6万余两，赊户部拨支及各省留用的75万余两（约占16.2%）之外，几乎全部用做洋务派兴办海防各项事业的资金。其中，光绪十一、十二年北洋海防用款149.4万余两，约占32.3%；海军衙门经费100余万，约占21.7%；购置快船和鱼雷艇用款75.1万余两，约占16.2%；旅顺船坞建筑费63.1万余两，约占13.6%。
清政府在财政拮据、库藏如洗之际举办“同光新政”，步入了社会转型时期。近代化事业需要巨额经费支持，洋务派举办的各项新政在需款，为解燃眉之急，使新政免于夭折，清朝统治阶级不得不多方借助于捐纳。如：张之洞在两广总督任内拟建枪炮厂，“筹有专款，内分两宗，一系文武官绅捐，一系盐埠商捐，自光绪十五年起至十七年止，专充购枪炮机及造厂费”[8]5429；在湖广总督任内筹建湖北炼铁厂时，又将“本省新海防捐尾数库平银二万八千五百五十一两零”，“咨准截作勘矿费”[9]490。清政府为了支付北洋水师定远、镇远、济远三舰的煤、油、维修费用，亦曾于“库存海防捐输项下，动拨库平银十万两”[10]629。大量捐资的注入，为洋务新政尤其是近代海防的筹办，增添了生机与活力。甚至可以说，“同光新政”正是在屡屡借助捐资支持的情况下，才得以顺利进行下去的。
捐纳对于洋务新政的重要作用，我们还可以由海军衙门在光绪十一年设立时的经费来源情况得到进一步的证明。负责“总理海军事务”[10]66的海军衙门在创立之初，经费总额约435万余两，其来源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六项：1.各省实解海防常年经费100余万两③，约占23.1%；2.广东省余存洋款42万余两，约占9.6%；3.福建造船余存洋款60万两，约占13.8%；4.部库存神机营息借洋款108万两，约占24.8%；5.总理衙门匀拨出使经费25万余两，约占5.7%；6.各省海防事例捐输款100余万两，约占23%。其中，来源于各省的海防事例捐输款，与户部向各省指拨的海防常年经费实解数目比例大致持平，仅略低于临时挪用的户部库存神机营息借洋款的数目。光绪十五年开办“新海防事例”后，清廷明令所收款项均归总理海军事务衙门动用，捐款在该衙门经费中所占比例就更大了。可见，捐纳为晚清的海防和海军建设筹措了大量的经费，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以海防为重心的晚清国防，具有不可低估的重要意义。若非举办捐纳，晚清军事近代化的进程将更加缓慢，效果更要大打折扣。
二、为新政机构预备了人手
晚清社会步入转型时期以后，近代化的范围日益广泛，涉及了经济、军事、外交、教育等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需要众多的行政管理人员和各种技术人员参与经营管理，或承担具体工作。在当时，已经担任各种实缺的官员既不可能放弃已有的权力，又难以兼管上述事务；而大多数科甲正途出身的官员既不了解近代事务，也不屑于办理洋务。于是，捐纳人员正好派上了用场。咸丰朝以后清政府屡开捐例，致使捐纳的规模逐渐失控，大量捐员加入候补官员的群体，在很长时间内都无缺可补，形成了一支规模庞大的“失业官僚”队伍。大量的捐员参与自强新政和洋务企业的经营管理，既缓解了当时清政府捐例泛滥、官多缺少的社会矛盾，又在人事方面为晚清社会转型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咸丰帝即位之初，为了筹措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军费，下令仿照道光朝办法，开办“筹饷事例”。该项捐例一直延续到光绪五年，清政府鉴于其时间长久，弊端丛生，才下令停办。这次开捐的后果极其恶劣，由于是在多次开捐之后，清政府为了招徕捐员，不得不降价以求，薄利广销，“捐一州县，所费无多”，遂使趋之者若鹜，结果捐款未见得增加了多少，捐员却较前明显增多。同时还严重地影响了官场的风气，“官不安于末秩，士不安于读书，众志纷然，群趋于利，欲其自爱，其可得耶？”[11]考8532此后，清政府由于财政支拙，库藏如洗，已很难摆脱对捐纳的依赖，每逢军兴、河工或灾荒，便往往大开捐例以筹款应急，结果导致了候补官员群体的恶性膨胀。据统计，“在全帝国将近1290个县中约有512个县的地方志材料表明，1850年以后，捐纳的知县大约增加了一倍，其数相当可观”，“七品至四品的地方官员的比例也由1840年的29.3%上升到1871年的51.2%”[12]518。光绪初年，“通计候补人员自道府以至佐贰，大省辄二三千员，即云、贵边省亦有千余员”[13]360。
晚清捐纳人数增加的具体情况，可以通过太平天国前后各省异途绅士人数及其所占比例变动情况略加说明。据记载，直隶省的绅士总数，太平天国失败后比起义前增加了大约2.2万人，其中通过捐纳一途而跻身“绅士”阶层的人便增加了大约2万人；太平天国失败后，河南省“异途绅士”在绅士中所占比例为37.7%，浙江省为43.5%，江苏省为49%，广东省更高达51.8%，其他各省情况大致相同[14]182-183。
捐纳使候补官员的数量迅速增加，但官缺的数量却有限，官多缺少，众多的候补官员无法即补升迁。以四川省为例，从知府、知州到知县的正印官不过59缺，但“同治初，奉部牒来候补者千有余人；捐输者十之六，军功者十之三，由科甲十之一耳”[15]525，“夫以千余人补数十员之缺，已遥遥无期，即循资按格而求署事，亦非数十年不能得一年”。其他省份也无不如此。社会上捐员充斥，“花翎红顶，几遍城市，既无官职可以自效，复无资财可以自存”[16]1976,1985。他们无从领取俸禄和津贴，寄生于社会，衣食仰给于家族资产和个人积蓄，成为社会机体上的赘瘤。
晚清社会向近代转型之初，大多数科甲正途出身的官员仍谨遵祖训，恪守“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的信条，视洋务为异端，将西方国家传入的先进科学技术视为“奇巧淫技”，本能地持排斥态度，甚而指责洋务派学习西方为“用夷变夏”。恭亲王奕于同治五年十二月奏请招考翰林、进士出身五品以下京外各官与举人、贡生入京师同文馆学习天文、算学，立即遭到了顽固派的强烈反对。监察御史张盛藻率先上奏，公开发难：“朝廷命官必用科甲正途者，为其读孔孟之书，学尧舜之道，明体达用，规模宏远也。何必令其习为机巧，专明制造轮船、洋枪之理乎？”“若令正途科甲人员习为机巧之事，又藉升途、银两以诱之，是重名利而轻气节，无气节安望其有事功哉？”半个月后，大学士倭仁又亲自出马，再次奏称：“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举聪明隽秀、国家所培养而储以有用者变而从夷，正气为之不伸，邪气因而弥炽，数年以后，不尽驱中国之众咸归于夷不止”[17]29,30-31。招考科甲正途人员学习西学已是如此大费周折，更毋论要他们参与洋务新政了。同治六年大学士倭仁被派在总理衙门行走，他先是力辞不就，在未得到朝廷准许后只得含泪受命，随即奏称自己“上马几坠，类痰厥不语”，以避不就任。
一方面是“官多如鲫”[18]37，大量通过捐纳一途出仕的候补、候选官员接补实缺希望渺茫；另一方面是众多科举正途出身的官员仍鄙视洋务，拒绝到洋务机构中任职。这样的社会氛围，为众多的候补、候选捐员进入洋务机构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和机会。从捐员的角度来说，他们“皆以捐纳一途为终南捷径”[4]21，捐纳资产原本就是为了尽早踏入仕途，与其遥遥无期的等待实缺，还不如先到新设的机构中谋个差使，既可获得薪俸，又能得到历练，只要办事得力，成效显著，同样可以得到地方大吏的保举，未尝不是博取仕宦前程之一途。从清政府的角度而言，“夫国家用人，但当论其贤否，不当限以出身……不可谓科目之外遂无人可用”[19]288，只要捐纳人员能够承担起办理各项新政的职责，即可免除其人手不足之忧。尤其是当时设置的洋务机构大多都是隶属于地方督抚管辖的，捐员在洋务机构中任职后领取的薪金和津贴，基本是由地方督抚在洋务新政的开办经费中筹给的。清朝中央政府无需支付薪金和津贴，即可缓解候补官员群体的巨大压力，又何乐而不为呢？
“同光新政”期间，各省设立的新政机构多少不一，称作“局”的大致有洋务局、保甲局、牙厘局、支应局、银元局、铜元局、商务局、善后局、巡防局、机器制造局、火药局等名目。各局例设总办、会办、提调、委员、司事等职。总办一般由实缺司道兼任，通常不驻局办公；会办一般由候补道担任，为各局的实际负责人，主持日常局务；提调一般由候补知府担任，负责处理各项具体事务；委员一般由候补知县担任，分别承办文案、会计等具体工作；司事多由候补佐杂人员充任，分头办理各项杂务。其中的机器制造局和火药局就是通常所说的军事工业，大型的军事工业往往下设十几个乃至几十个分厂，由候补官员担任的各级管理人员动辄数百人。规模最大的江南制造总局还附设有翻译机构，福州船政局也附设有船政学堂；闽局雇用洋员最多达75人，同治十二年船政大臣沈葆桢为洋员请奖的名单列举了51人[20]471-472；这两个军事工业的管理人员数量更多。洋务派主持创办的民用企业多采取官督商办形式，一般都要由洋务派官僚选派督办或总办、会办，有的企业还设有提调、委员、司事等职，这些职务照例多由候补官员充任。此外还有各种类型的洋务学堂、留学生管理人员、驻外使节的随员等等，也需要一定数量的候补官员。
导致晚清社会转型的近代化事业容纳了大量以捐纳人员为主体的候补官员，不但使他们的生活有了保障，而且使他们可以有所作为，由寄生的社会赘瘤转变为有用之才，同时也解除了清政府在此方面的后顾之忧。可以想见，若无庞大的候补官员群体可供选择任用，清朝统治阶级在全面兴办洋务新政之际，一下子要找到这么多可用之人，确非易事，那么近代化事业的规模和范围必将因此而受到限制。
三、捐员较适应社会转型需要
长期以来，人们对捐纳人员多所指责，主要是因为在一般人看来，花钱买官总是一件很不光彩的事。晚清著名清流派骨干张佩纶即曾批评捐纳“聚千百昏庸贫乏之辈，用之则无才，去之则无罪，养之则徒糜廪粟，听之则相聚怨非。其势亦且足以妨政……辟如洚水横流、茫无畔岸”[7]1474。
在晚清官场中，科甲正途出身的官员多不屑与捐纳出身者为伍。如：王有龄以捐员而升任江苏布政使、浙江巡抚，最后于咸丰十一年十一月太平军第二次攻占杭州时自缢殉清，仍为士林所不齿，甚至有人指责他败坏了江浙官场的风气。同治元年春，李鸿章率淮军援沪前夕奏称：“江苏吏治多趋浮伪巧滑一路，自王有龄用事，专尚才能，不讲操守，上下朋比，风气益敝，流染至今。”[21]奏稿V1,23到上海后又一再声称： “吴中吏治败坏已极，奸贪巧猾之徒布满南北两岸”；“沪吏十有七八系浙人勾结把持，直是无从下手”[21]朋僚函稿V1,9、11。捐员出身的丁日昌虽曾担任过江苏巡抚和福建巡抚，却一起未能博得士林的好评，以至于顽固派因其力倡洋务新政而詈之曰“丁鬼奴”。
但是，客观地说，人们对捐纳人员的指责多限于流品庞杂、不重操守，见利忘义、权变机巧等方面。这显然是站在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文化的立场上，以传统社会的价值观为标准而作出的判断。中国社会进入转型时期以后，要求人们的思想观念也随之而发生相应的转变。社会近代化要求更多的人趋利，世界格局的变幻要求国人懂得权变，学习西方先进科技文化也需要机巧。可见，人们对捐纳人员的指责，恰恰说明了他们较之于科甲出身者更容易适应社会近代化的需要。
中国的传统社会是一个官本位的社会，绝大多数人读书的目的就是为了“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读书人的最好出路也就是通过科举博取功名和仕宦前程，以光宗耀祖，显赫于一方。只有科举之路走不通者，才会退而求其次，通过捐纳而登上仕途。同时，在官本位的社会里，即使是无意于仕宦前程者，也往往会捐得官职、官衔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和信誉，犹如现今人们开奔驰车、住总统套间一样。乡绅可以通过捐纳光耀门楣，富商可以借助捐纳跻身上流社会，凡欲有所作为者几乎无不捐有官职。前者如太平天国北王韦昌辉居乡期间“捐纳了监生”[22]1798；后者如红顶商人胡光墉不但捐得江西候补道官职，而且捐有二品顶戴、三代封典，并通过左宗棠向朝廷要到了花翎；买办出身的轮船招商局会办徐润于同治元年“由监生报捐光禄寺署正”，次年“在江南粮台报销局加捐员外郎并报捐花翎”，同治四年“在上海皖营捐输分局报捐，以员外郎分发兵部学习行走”[23]8,10,12，数年后又加捐郎中；甚至连革命党人徐锡麟为了便于从事革命活动，也“以赀为道员”[1]4855，分发安徽候补，才得以乘间刺杀了安徽巡抚恩铭。
总体上说，捐纳人员在儒学造诣方面以及对传统文化的传承方面，当然都远不及科甲人员。但这也表明，他们较少受纲常名教的束缚，因而更愿意学习西方的新知识和新技术，更容易接受西方的近代理念和价值观，更具有经济头脑，更富于进取意识，更敢于追逐利润，更注重办事效益。而这一切正是经营近代化事业所应具备的基本素质。
洋务派官僚在创办近代化事业的用人之际，首先想到的也多是捐纳人员。李鸿章设立江南制造总局时，是交给早年曾“由廪贡生捐教职”[24]874的署理苏松太道丁日昌一手操持并直接督办的，后又长期任用曾捐得内阁中书的冯焌光为该局总办；左宗棠筹设福州船政局时，最初属意的人选是胡光墉，尽管胡一意坚辞，还是被委派为该局提调；轮船招商局的首任总办，李鸿章选择的是同治初年“纳赀为通判，累至道员”[1]4745的沙船商人朱其昂；开平矿务局是由买办出身、曾“捐纳同知”[25]438的唐廷枢秉承李鸿章的意旨独力开办的；李鸿章为电报总局委派的第一任总办是早年“以诸生纳赀为主事，改官直隶州知州，累至道员”[1]4868的盛宣怀；李鸿章在筹建上海机器织布局的过程中，曾任用过买办出身、同治八年“在皖营报捐员外郎”，次年“在皖捐局捐升郎中，双月选用”[26]1532-1533的郑观应。
洋务新政对于捐纳人员的依赖，可以用轮船招商局高层管理人员的情况略加佐证。1872-1890年间先后在轮船招商局担任总办、会办等高级管理职务的12人中，除马建忠、谢家福以保举得官外，其余10人皆系捐纳出身。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这些捐员的共同努力书写了轮船招商局的历史，造就了轮船招商局业绩。类似的情况在其他洋务企业中也不鲜见。如盛宣怀在光绪二十二年建立的“中国第一家以西方形式组织的官督商办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第一届董事会的12名董事中，有太常寺少卿衔的1人，布政使衔的1人，候补道3人，候补同知2人，候补县丞3人，盐运使1人，这些人大部分都有过捐官的经历[27]310,321-325。
从总体上说，捐纳人员的素质确实参差不齐，但其中确有各具专长的优秀人才，而洋务派官僚在举办新政时选用的正是这些优秀者。这些优秀的捐员在适应社会转型、经营近代化事业等方面比科甲人员具有明显的优势。他们投身于洋务运动，参与洋务企业的经营与管理，并为之付出了辛勤的努力，取得了可观的成效，从而为中国的近代化事业做出了较大的贡献。如：郑观应在轮船招商局“连年亏耗颇巨”之际出任该局会办[26]780，没过多久情况便有了好转，招商局“长江客货，新春以来更见涌旺，局船无不满载而来，南北洋亦均货多”[28]101，经营管理有了明显的起色。李鸿章曾称赞他“才识并优，条理精密，久为中外商民所信服”[26]530。此外，像盛宣怀、唐廷枢等一批捐员管理和经营近代企业的能力和业绩都是昭昭在人耳目的，所以李鸿章夸奖他们“皆熟谙生意，殷实明干”[21]朋僚函稿V13,24。应该承认，是捐纳使众多具有科技常识和商业知识的优秀人才在没有通过科举考试获取功名的情况下，得以名正言顺的以官员身份参与洋务企业的经营与管理，在总体上促进了中国社会近代化的进程。从这一意义上而言，捐纳为晚清社会转型提供了有力的人事支持，是为中国社会近代化能够起步与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晚清时期中国社会向近代转型的规模、速度、效果都很不够理想，甚至远未达到洋务派预期的目的，但其有限的成效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捐员取得的。
西方列强以坚船利炮轰开中国的国门之后，晚清社会向近代转型已经成为不以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必然趋向。自此以后，任何政治集团、社会群体乃至对近代历史产生过重大影响的著名人物的所作所为，都只能对近代化的规模大小、范围广狭、速度快慢、成就多少、效果好坏产生影响，而绝不可能中止近代化的进程，更不可能逆转近代化的方向。客观地探讨捐纳对晚清社会转型的具体作用，并不是说没有捐纳就没有中国社会的近代化，也不是说无捐纳中国社会近代化将因之而中断或逆转。而只是承认捐款和捐员在中国社会向近代转型初期对于近代海防设施的数量与质量、近代军事工业和民用企业的规模与效益、近代社会理念的萌生与社会风气的转变等方面具有不可抹杀的作用，任何随意夸大或以偏概全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
注释：
①秦王嬴政四年（公元前243年）诏令：“百姓纳粟千石，拜爵一级。”（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清乾隆四年武英殿刻本第118页）西汉前期，“汉文从晁错议，凡入粟实边者，六十石为上造，四千石为五大夫，万二千石为大庶长”（许大龄：《清代捐纳制度》，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影印本第1页）。
②清代的捐纳除实官捐外，还包括捐虚衔、捐封典等多种形式，其中以实官捐最具代表性，其他捐种本文不再赘述。
③清廷指拨400万两，各省实解仅100余万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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