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抗日战争论文,述评论文,中国论文,史研究论文,国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抗战期间就已有诸多国外人士进行战地考察并写成著述；及至胜利之后，更有许多学者从事有关研究，形成大量著作和论述。在国外，抗日战争史近年来已成为不少学者研究和人们关注的热点。据初步统计，近半世纪发表的抗战史著作和主要论文，美国109种，俄国和前苏联73种，日本307种，此外其他国家尚有一些。今就国外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做一综述和简评，以供大家研究参考，并请指正。
美国对中国抗日战争史的研究
美国对中国抗日战争史的研究经历了曲折的历程，早在全面抗战前夜和整个抗战期间，美国著名记者斯诺、史沫特莱、斯特朗、福尔曼、爱泼斯坦等数十人来华考察并撰有重要著述。此种初步的研究成果，堪称连篇累牍，为其他反法西斯国家所不及。及至抗战胜利至50年代，美国本可对中国抗战的全过程进行研究却因冷战影响未真正起步。曾经忠实报道抗战期间中共情况的进步学者受到了麦卡锡主义的迫害。到六、七十年代，随着美国的中国学研究的复苏和迅猛发展，抗日战争史的研究始渐兴起，陆续发表和出版了抗战期间美国访华人士所撰若干回忆和涉及抗日根据地、国共合作以及中美关系的多种论述。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开始，美国的中国学研究逐渐突破“挑战——反应”的模式而倡导中国社会变化特性的探索，抗战史研究亦随之转向中国内部因素为重点并要取横向的分区域和纵向的多层次研究，使研究有所前进。特别是中国的改革开放，为美国学者来华考察研究以及参加抗战史国际会议进行学术交流创造了条件，更有助美国抗战史研究的开展。这些年来，美国的《亚洲研究杂志》、《亚洲研究》、《中国历史研究》、《民国史研究》、《中共研究通讯》、《日本侵华研究》每多发表抗战研究论文和资料；有关抗战史的专著亦屡有问世，诸如以中国日本“两虎相斗”、国民党的军事失利与政治崩溃、晋察冀边区的抵抗运动、中国中部和东部的共产主义运动、抗战中的山东根据地、战争和革命中的国民党中国、美国对中国的经济政策、中国抗战的悲壮胜利为主题的著述均有一定质量。
现就美国学者关于抗日战争史研究的主要论著做如下评介。[1]范力沛：《敌与友：中共党史中的统一战线》（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76年版）。本书系统地考察了中共党史中的统一战线问题。作者认为，中共是从中国的实际而不是从俄国人的愿望出发、独立自主地制订了那些政策。共产国际的指示是个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性因素。[2]入昭：《日本侵略中国和中国的国际地位》（载《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剑桥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作者为芝加哥大学日裔教授。此文鼓吹“由于日本的卷入，满洲…成了日本人、满洲人、汉人及其他种族在日本领导下共存共荣之地”。当论及日本人相信其侵略“有助增强日本人的荣誉、声望和扩张心理”这一思想时，作者仅仅看成为“留给国际主义意识的空间太小了”。可见作者对日本侵略中国采取了含糊其词的态度。[3]马克·塞尔登：《中国革命的延安道路》（哈佛大学出版1971版）。作者认为，所为“延安道路”，不仅是指一个革命根据地（陕甘宁边区）的发展情况，而且包括了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全部革命经验。陕甘宁边区，是共产主义运动的模范地区。“毛泽东和许多最高领导人所特有的远见卓识，实际上就是出自边区首府延安的各种见解构成的。”这些观点均有其独到之处。[4]戴维·保尔森：《华北一省的战争与革命：山东1937—1945》（载凯斯林·哈特福编《星星之火：中国的农村革命》一书，纽约1989年版）。作者认为“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都赋予自己民族主义的色彩……无论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它们并不总是符合一心一意抗日的爱国主义的形象的”。作者在这里采取“貌似公正”的态度，抹煞了国共两党的阶级属性的本质差别。[5]爱德华·佛里德曼等：《抗日战争最广阔的基础——华北根据地动员民众支援抗日的成功经验》（中国抗日根据地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单行本，1986年版）。作者在革命根据地实地考察后认为，虽然从有关农民运动和抗日根据地建立的各种解释中都可以得到部分真理，但中国革命的胜利取决于被剥削农民的运动和根据中共的群众路线领导方法而制定的各项政策。作者能有此见解与其多次来华考察有关。[6]易劳逸：《中日战争期间的国民党中国（1937-1945）（载《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剑桥大学出版社1986版）。内容包括最初的战役和战略、战争动员、军队状况恶化、外国军事援助、灾难性通货膨胀、工业基础薄弱、政治腐败。作者惯以“类似地质学家研究地球断层的方法”，“在众多断层中摘取一典型事例”，“避免陷于就事论事”①，使其著述具有自己的特色。[7]齐锡生：《抗战期间的国民党中国：军事失利和政治崩溃》（密执安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该书指出国民党没有群众比战争给它带来的灾难更为深重，终于导致自身的毁灭。至于毁灭的阶级根源作者未做深层次的分析。[8]欧文·拉铁摩尔：《中国回忆录：蒋介石与抗日战争》（东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记述作者在中国与领导人物接触的经历和作者被冠以“苏联间谍”在美国遭受迫害的世态炎凉。本书颇具史料价值。[9]阿瑟·尼·杨格：《中国和外援》（哈佛大学出版社1963年版）。本书详记抗战时外国援华活动。作者谴责西方国家存在“一种不好的情绪，非难中国的立场”，忽视中国与日本奋战时所作出的巨大牺牲。[10]迈克尔·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哥仑比亚大学出版社1979年版），认为当初美国对华政策制定人不了解中国“政治的性质”，未能吸收史迪威、戴维斯、谢伟思等人的意见而采取了偏袒国民党一方的决策，以致最后“丢失”中国。[11]周锡瑞：《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美国前驻华外交官约翰·S·谢伟思第二次大战时期的报告》（纽约1974年版）。它为美国了解中共及其领导下的抗日军事政治力量和发展前景，提供具有权威的第一手材料。[12]李欧梵：《文学潮流（一）：走上革命之路》（载《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剑桥大学出版社1986版）。作者认为“毛泽东对文学的政治性作了强有力的辩护，但他对更为严格的文学问题的探讨——特别是他试图发展文学批评上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暴露了门外汉的肤浅”。他“给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的主题和题材，强加了一些限制”，这样做“只能起到进一步削弱产生优秀的社会主义文学所需要的那种创造力”②。作者这些论述有的显然是与当时实际情况不符合的。[13]博伊尔：《中日战争：政治勾结》（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57年版）。本书主要叙述日本帝国主义内部关于侵华策略的争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中国并在中国扶植华北、华中、蒙疆、汪精卫傀儡政权的经过，以及日、汪、蒋在整个战争期间既勾结又斗争的关系。由于作者从资产阶级观点出发，对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石原莞尔、汪精卫多进行美化，而对中共和中共领导的军队在战争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几乎没有涉及。
根据美国研究中国抗战的历程和成果，可做如下概括：一、在研究取向上，无论在战时或战后，亦无论当时考察和事后研究，美国学者比较重视中国实际情况的了解。这从战时记者的纷至沓来和近年研究者的定点考察就可说明。这正如毛泽东1959年所说，“美国和全世界有一种趋势，即很重视中国的研究，很注意中国的问题，总的说来，西方一方面轻视我们，另一方面不得不研究我们”③，在相当时间内大体如此。二、在研究内容上颇为宽阔，亦多可取之处，大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抗战的历史实际并力求对涉及的问题作出分析，例如对中共的独立自主方针、延安道路以及中外关系的某些侧面和史料对我们的研究都是富有启发和参考价值的。三、在研究资料方面，力求广泛地收集国内外资料并有准确根据。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华民国史》抗日战争部分重视借助第一手资料和华裔学者研究成果以提高资料的可靠性。四、在研究方法上，重视抗战史的宏观、微观研究相给合，注意运用比较研究、数量分析、心态史学，使其思考角度具有新意。但是也应该看到由于作者的立场观点和价值取向各异和史料不足的限制，有些论著仍有不足之处：一、在关于中日关系问题上，一定程度上存在“侵略有理论”，对日本侵华的企图和罪行，缺乏必要的揭示和公正的评价。二、在关于国共关系上以至中共内部矛盾以及与知识分子的关系基本上是“权力斗争论”、“中共控制论”，忽略中共与国民党性质的根本区别。三、在关于中国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关系上，忽略甚至贬低中国抗战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贡献。对中国抗战研究不够亦难对整个反法西斯战争做出完整的评价。四、在资料利用上，对中文抗战史料的掌握 和理解不够。有的研究基本把中国当作若干大国玩弄策略的对象，未能依据丰富资料确切阐明中国战时外交的目的和内容。五、在研究方法上，有的抗战著述缺乏深入的理论分析，以主观推断代替史实分析的现象仍有存在。
俄国对中国抗日战争史的研究
俄国作为当年反法西斯阵营国家的主要成员之一，对中国抗战史的研究不免有些滞后。在抗战期间，也有若干记者访华，还有许多军事顾问帮助中国抗战，但在当时和以后他们也只是写过个别报道和回忆。因而对于抗战实际情况的调查成果所留较少。至于当时的专书，现可见到的仅有关于建立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东北游击队的英勇斗争两种；论文尚有涉及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北的进攻、中国的无产队级与民族解放运动、中国民族解放战争中的工人阶级与妇女、华北游击战等内容。至五六十年代渐有较系统的专著出版，其中包括中国人民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中国工人阶级、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与美国立场、美亚事件、赫尔利赴华使命的失败、抗日战争中苏联对中国人民的帮助、国民党反动派等主题。至七八十年代研究比以前更为广泛，专著有中国战线、战时工人运动史、战时中国经济发展及其后果，战时解放区政权、苏联对中国的军事援助、战时中苏关系；论文则多涉及中共党内两条路线斗争、中国知识分子、共产国际与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华苏联顾问、苏联在中国抗战胜利中的作用、毛分子与“百团大战”等。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论著和回忆有严重意识形态斗争的痕迹。及至苏联解体后的90年代，论述渐重视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
今就俄国及前苏联已出版的主要抗战史论著做如下评介。[1]札哈罗娃：《日本对满洲的侵占（1932-1945）》（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作者运用具体材料较系统地记述日本对中国东北的侵占以及对伪满所奉行的殖民地政策，资料丰富。[2]奥夫钦尼科夫：《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该书分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参加者中共与国民党的立场以及建立合作关系的过程。某些方面过分强调苏联与共产国际所起的作用。对中共的独立自主方针未尽理解。认为它使国共关系复杂化了。[3]《抗战时期的中国(1937-1945)》（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记述了抗战中重大事件，着重分析了国民党统治区、解放区、日占区之间的关系。[4]弗拉基米罗夫：《中国特区(1942-1945)》（1974、1977年莫斯科俄文第一、二版后又出版英、德、中文版）。该书指责中国共产党奉行民族主义路线，排斥国际主义的共产党人，在对日作战中奉行保守实力的政策，拒不执行共产国际和苏联政府关行调动八路军阻止日军进攻西伯利亚的政策。1990年苏联学者杰柳申在《论据与事实》第5期上著文认为该书仅是“资料汇编”，作者之子弗拉索夫自称该书是其父死后很久他奉上级命令撰写而成④。[5]季托夫：《抗战初期中共领导内部的两条路线斗争(1937-1939)》（《远东问题》1981;3）。该书认为中共把在反帝战线中保持政治上和组织上独立的列宁主义原则绝对化了，并到荒谬绝伦的地步，甚至拒绝与国民党在抗日统一战线范围内为反对共同敌人而实行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合作；这与事实不合。[6]马普什金：《美国不干涉政策和日本对中国的侵略(1937-1939)》（莫斯科1957年版），强调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日本侵略的每一步都受到美国的纵容和支持，忽视美日两国对华政策还存在矛盾和冲突，甚至将太平洋战争主要视为美日在中国争夺霸权的产物。[7]卡特科娃：《抗战时期国民党政府的对外政策》（莫斯科1978年版）。该书改变了以往全盘否定国民党政策的观点，对国民党政府的活动有所肯定。[8]杜宾斯基：《抗战时期的苏中关系》（莫斯科1980年版），较详细地论及苏联开辟通道向中国运送军事物资，供应飞机、武器和弹药，派遣军事顾问和飞行员来华以及空军参战的情况。[9]列多夫斯基：《苏联、美国和中国的人民革命》（1979年莫斯科版）。作者为抗战时苏驻重庆使馆的一等秘书。书中论及远东战争后期的关系，认为苏联反对美蒋集团企图修改关于远东问题的雅尔塔协定，甚至认为“毛泽东想吞并外蒙古”。因此，在这一问题上他是蒋介石的同伙。[10]杜宾斯基：《苏联在中日战争时期(1937-1945)对中国人民的援助和中共领导人的立场》（《亚非人民》1972:6）。作者认为抗战期间中共没有利用业已出现的形势，反而收缩了它在敌后和在日军交通线上的行动。这就使日军得以加强其针对苏联的关东军。[11]列多夫斯基：《苏联对中国的政策（1937-1945）》（《远东问题》1991:1），谈到苏联同意同中国签订《苏中互不侵犯条约》、苏联“援助国民党而不援助中国共产党”、克里米亚会议在没有中国参加的情况下举行等诸多事件的经过和原因。披露一些史料，提出一些看法，有的比较客观，有的则显系辩解（原文标题为《一个外交官的回忆》）。[12]崔可夫：《在华使命》（《新世纪》1979:11-12），着重记述作者在重庆一段时期的活动，反映了美英苏等各大国利用中国形势为自己战略目的服务所进行的紧张而复杂的斗争，对中共政策记述未尽准确。[13]《苏联顾问回忆录》（1974年莫斯科版）。此中收有抗战前期来华苏志愿人员的回忆。[14]罗申《苏军在远东的战斗行动》，见作者主编《苏联伟大的卫国战争史》第5卷，系据档案写成，有史料价值。
根据俄国研究抗战史的历程及研究成果，可对其研究特点做以下概括：一、在研究目的和研究取向上，长期以来集中于共产国际、苏联与中国抗战的关系，特别着重于苏联对中国的援助。对于抗日时期中国东北的情况也多有研究。二、在研究内容上，大体围绕着抗战初期苏联对中国的援助，共产国际和抗日战争的关系，抗战时期的美日关系等，近年来对于共产党的土地政策，国民党政府的经济、文化等也有涉及。在地区研究方面满洲的研究占有颇大分量。三、研究资料方面：对档案资料比较重视。不论对共产国际与中国抗战关系，还是苏联对中国抗战的帮助，都注意公布史料和对档案的运用，使史料有一定准确性。四、研究方法，多采取收集史料、分析史料，特别重视将共产国际文件与中共文件对比研究方法。但若对已有论著认真研究，仍多存在一些问题。这就是：一、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把意识形态斗争作为抗战史研究的出发点，使一些重要问题难以正确地阐明。二、对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在第二次大战亚洲战场所起的作用估计不足，过高估计苏联红军在这方面的贡献。三、在国共两党关系上强调王明在统一战线形成中的重要作用。四、在抗战时期国际关系中，强调中国的抗日活动应该属于保卫苏联的所谓利益，若认为违反就批评是狭隘的民族主义。五、重视档案的原始性值得称赞，但对档案是否真实地反映了客观情况，往往缺少科学的分析。
日本对中国抗日战争史的研究
日本对中国抗战史或中日战争史的研究，正规地说是从战争结束后50年代开始的。当然在中日战争期间，日本的官方和各种情报部门都曾处心积虑搜集所谓“大东亚圣战”有关资料，完全为侵略战争服务，谈不上是真正的科学研究。战后日本对中日战争史的研究比较重视。不少学者感到有重新认识和正视这段历史的必要，并从中检讨日本在亚洲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错误，因此把它摆在很重要的地位上。1950至1952年，日本中央大学教授青木得三撰写了《太平洋战争前史》。此后不断有中日战争研究专著问世。其中日本历史研究会、中国现代史研究会分别组织编写的成果汇编《太平洋战争史》、《抗日战争与中国民众》等书，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社会影响。但是也应该看到日本的中日战争史研究始终有一种为侵略战争翻案的逆流，并不断有该类回忆和论著出版⑤。50年代后期，战前以天皇为中心的皇国史观的思想就开始复活。所谓“大东亚战争史观”就是它的延续和发展。他们认为欧洲最先侵略亚洲，日本是为了维护亚洲国家的利益才发动大东亚战争的，因此应该肯定大东亚战争。及后又有诬称南京大屠杀为“虚构”、“幻影”的著作出版，竭力歪曲历史事实。此论调虽屡为日本进步学者批判，但仍不断出现。特别是1982年日本文部省在审订教科书时，把“侵略”改为“进入”，此后连续出现诋毁东京审判以至1988年日本内阁国务大臣奥野诚亮在参拜靖国神社后说：“日本不是侵略国家”等等都反映出日本当政中的一些人对中日战争历史认识不正确，不敢正视历史事实及日军的罪行。凡此都助长了这种为侵略罪行辩解的思潮的增长。
现就日本研究中日战争史的代表性著述做一评介。[1]历史学研究会：《太平洋战争中》（1953年东洋经济新报社版）。此书运用原始资料比较客观地叙述1931年“九一八”至1951年旧金山和约这一时期日本政治、外交及战争的情况，并叙述了日本社会、经济和文化的演变。[2]黑羽清隆：《日中15年战争》（上）（中）（下）（日本教育社1977、1979年版）。著者通过对各种史料的综合分析，揭露了这场战争的侵略本质，暴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赞扬了中国人民的反侵略与日本人民的反战斗争。[3]古层哲夫：《日中战争史研究》（吉川弘文馆1984年版）。本书系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对“日中战争时期的政治和社会”这个主题进行集体研究的成果。该书篇目包括抗战前日本侵华政策的发展及其结构、中日战争和日英对立、满洲事变和民众动员等内容。[4]石岛纪之：《中国抗日战争史》（青木书店1984年版）。作者认为中国的抗日战争应从1931年开始到1945年止，应是“十五年抗战”而不是“八年抗战”，可把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人民同日本侵略者的英勇斗争作为中国抗日战争史中壮丽的一页。本书注意全球的视野，各个侧面、各党派、各种力量的全面研究。[5]浅田乔二：《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中国》（乐游书房1981年版），从经济角度分析中日战争，并叙述日本占领中国一部分领土时对中国农业与矿业资源的掠夺过程、控制在中国占领地的通货金融与交通的手段，最后叙述了解放区的形成及其与日本在经济方面的斗争。[6]池田诚：《抗日战争与中国民众》（法律文化社1987年发行），包括《民族危机的深化和民族抵抗的形成》、《全民族的抗战的展开》。本书的目的之一，在于通过揭示历史的真实过程，以批判中日战争研究中的“帝国主义复活”和“经济帝国主义”倾向，内容比较充实。[7]《南京大屠杀》（岩波书店1985年版）。本书叙述了南京大屠杀的报导在世界舆论引起的反响，指出日本政府当时如何对日本人民封锁大屠杀的消息。直到战败在东京审判战争罪犯的法庭上才真相大白。作者认为大屠杀的原因，一是日本军部蔑视中国的思想，二是日军把中日战争称作“支那事变”。由于不是战争所以不适用作战法规。作者认为中国军民被杀不少于20万人。[8]菊池一隆：《陕甘宁边区的中国工业合作运动》（《东洋史研究》1991：3）。内容不仅限于“工合”的实际内容和发展、合作化的具体情况，“工合”在边区工业中所占的位置，而且还力求说明边区的合作政策及与其相关的其他内容，如对经济领域中统一战线，进行多方面的实证考察。[9]江口圭一：《日中鸦片战争》（岩波书店1988年版），根据1937年11月至1941年11月担任蒙疆政权最高顾问金井章次所藏的蒙古联合自治政府资料编写的，反映了日本进行侵略的具体情况，有史料价值。[10]日共中央出版部：《反战兵士物语》（东京1963年版）。全书包括日本士兵在被俘后走向反对战争、争取和平的经过，革命的堡垒以及日本工农学校，觉醒了的日本友人如何在前线进行反战活动等内容。有中译本（《从帝国军人到反战勇士》）。[11]中国归还者联络会：《三光——日本战犯侵华罪行自述》（东京文光社1982年版）。本书作者都是日本投降后曾在中国抚顺战犯管理所拘留过的战犯。他们如实写出当年侵略者在中国所犯奸淫烧杀、无恶不作的血淋淋的罪行。[12]重光葵：《昭和的动乱》（载《重光葵著作集》，日本原书房株式会1978年版），记载了1927年至1945年间日本帝国主义对华政策的形成和发动侵略战争的决策过程及历史事实。由于作者立场所限，书中也存在明显的错误，并有为日本裕仁天皇、日本政府及自己开脱罪责和辩解之处。如说“九一八”事变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日本自身的自卫，日本政府反对军部向华北扩张势力，对华新政策的目的是日中两国共存共荣等。[13]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鳟书房1953年版）。书中宣扬大东亚战争史观⑥，提出所谓正当防卫论，认为由于中国单方面收回国家主权运动，中国政治家利用排日运动解决内政问题的做法，动摇了“日本在满蒙特殊地位”，日本是为了保护“在满蒙的特殊地位”，为了防卫才发动战争。[14]伊萨隆：《日本的历史卷30·15年战争》（小学馆1976年版）。此书坚持皇国史观，对15年战争持肯定态度，对战争的侵略本质避而不谈，完全站在在军国主义立场美化和歌颂侵略者。[15]西义之：《谁是法西斯主义者——现代法西斯主义学入门》（1975年护摩书店版），认为只有意大利、德国那种有着“自下而上”群众运动的法西斯主义，所谓日本的“自上而下”的法西斯主义是一种“虚构的理论”⑦；全面地否定日本法西斯主义的存在，公开为日本侵略战争和日本法西斯主义辩护。[16]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丛书》（该所1966年后陆续出版），主要包括：《中国事变陆军战史》、《河南会战》、《湖南会战》、《广西会战》、《昭和十七八（1942、1943）年的中国派遣军》、《昭和二十(1945)年的中国派遣军》第1、2卷、《香港、长沙作战》、《缅甸作战》、《华北治安战》。各书依据和引证的资料多为日本军部和政府的机密文件、作战公报以及当时战争决策者的日记、回忆等，但编者很多地方仍然站在侵略者的立场，有不少粉饰侵略和自相矛盾之处。
从日本对抗日战争史的研究的进程和研究成果，可对其研究特点做以下概括：一、在研究重视程度和投入力量之大远在其他国家之上。日本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侵华战争中遭受失败，使国民产生认识这一历史的迫切感。不少日本学者认为要正确认识这一历史，探讨日本在亚洲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错误。二、在研究内容方面：日本学者重视从军事、政治、外交、经济、思想、文化方面研究中日战争，有一定深度。有的以民众为主体研究历史，它告诉人民正是中国民众的民族思想与民主主义的觉悟，形成了全民族强大的抵抗运动，证实了人民用自己的行动创造自己的历史的结论。三、在研究资料上重视原始资料的搜集、整理、编辑和利用。诸如各个战区战役情况以及作战日记等重要史料，无不编辑出版问世，论著中也多重视引用丰富资料。四，在研究方法上，重视从总体上、相互关系上看待这场日本侵华战争，总结其经验和教训；同时对具体细节也不放过，并注意量化的表述。另对当时社会的研究注意“惯例调查”的静态把握与报刊方志的动态把握相结合的方法。当我们考察日本学者对中国抗战史研究取得不少成果时，我们还应该看到日本某些势力乃至个别学者仍不断为侵略战争翻案、美化日本军国主义。这主要表现在宣扬“大东亚战争肯定论”，为日本军国主义翻案；宣场太平洋战争史观，不承认日本对中国等亚洲国家发动了侵略战争；极力为南京大屠杀翻案，不承认有南京大屠杀。
其他国家对中国抗日战争史的研究
除了美、苏、日外，其他国家，如英、法、德、澳、加等对抗战史的研究也有进展。
（一）英国
在研究抗战史方面英国是成果较多的国家。在抗日战争期间，就有著名的记者多人来华访问并作实地考察。一是詹姆斯·贝特兰，他是应毛泽东邀请访问的第一位英国联邦的记者（与毛泽东的谈话载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曾深入到八路军总部和前线采访。著有《中国的危机》、《华北前线》、《战争的阴影》。一是《曼彻斯特卫报》记者H·J·田伯烈。他写有《外人目睹之日军暴行》，将所见日军南京屠杀及上海经济机构破坏的暴行收集整理成册，1938年出版，成为日军侵华暴行的重要见证。一是冈瑟·斯坦因。1944年中外记者团前往延安时，他作为英国记者在延安进行了深入访问后，写了《中国红色的挑战》一书。另外，还有弗雷特·阿特丽写有《蒙难的中国》(1939)，它是当时记载国民党战区情况的有名的记实书。阿特丽未到过解放区，书中虽有景仰之意，但亦有疑虑。这类著述均有史料价值，对有些记述应加具体分析。另外，抗战时期英国青年大学生乔治·何克来到烽火遍地的中国，为开展“工合”运动心力交瘁直至逝世。新西兰的路易·艾黎为何克写有传记《从牛津到山丹》以纪念他，亦为有价值的史料。
战后的专题研究有柯比尔的《抗日战争》（1957-1969年分五册发行），林迈可的《华北的无名战争1937-1945》，嘉夷的《第二次统一战线的起源：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李时安的《英国对华政策与共产党人的作用1942-1946：霍勒斯·西博大使的作用》。以上各书对于研究抗日战争时期的英国与中共关系提供了有用的史料。另外由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研究所主办的综合性国际学术刊物《中国季刊》创刊30余年，亦发表不少抗战史论文及资料：仅1944年12月号即以《中共根据地的新曙光》专栏发表美、荷、新西兰著名中国学者的抗日战争史论文4篇。
（二）法国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较早地被德国法西斯侵占，当时谈不到对中国抗战有什么研究。
战后对抗战史进行研究的主要有纪业马，1937年他以法国驻华使馆陆军副武官的身份来华，先后在北京、重庆、南京工作多年，经历抗日战争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写有《中共党史(1921-1949)》，内谈及抗战，以军事为主。他还著有《第二次世界大战辞典》中国部分。此外，谢诺研究中国现代工农运动也涉及到抗战时期的工农运动。
（三）德国
德国对中国抗战史的回忆著述也有几种。抗战时在中国，有两人有一定影响并后来写了书的，一是王安娜、又名安娜利泽，西德费波多大学教授，曾著《我曾为毛战斗——一个德国妇女经历的中国革命》。书中，作者写到最初来西安，又到延安，再至汉口、重庆，最后到华北前线，对于延安生活的记述颇详。另一人是奥托·布劳恩（李德），他曾在苏区任军事顾问，后被解职在延安工作，1939年回国，70年AI写作了《中国纪事》。此书主要记述了1932-1939年中共的一些重要事件，多有攻击，书中对抗战初期的一些情况作了评述。抗战期间。他还在《八路军军政杂志》发表了一些国际评论和论军事技术的文章，但未署名。
至于抗战史的专门研究，成果较少。有洪堡大学阿辽夫·沃尔夫·拉姆写的《民主德国波茨坦国家中心档案馆的德国1937-1945年驻华使馆档案馆中关于中国的史料：兼论对日几个问题的评价》；郭恒钰的《毛泽东掌握政权的道路和共产国际——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作为实例》(1975)，托马斯·卡朋的《王稼祥、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胜利》(1989)等，较有史料价值。
（四）加拿大
加拿大虽也有约克大学的教授陈志让等人研究中国近现代史，但关于抗战史的专门论著还甚少见。由于抗战时期白求恩大夫曾率加拿大美国医辽队于1938年初来中国，3月底到达延安，不久赴晋察冀边区，在那里工作一年多。1939年11月因施行急救手术时感染，在河北唐县逝世。陈尼荪的《1938-1939年贺龙与白求恩》，写白求恩在华经历，琼·龙恩的《中国护士1932-1939》也写到她与白求恩一起工作的经历。此外，加拿大友好人士或加籍华人写的论著有文幼章的《出自中国的叛徒：文幼章》，包括抗战期间对中国革命的支持；切斯特·朗宁的《中国革命回忆录》，亦涉及战时中国情况，该作者为外交官员，解放初期任驻华代办；陈友仁之子陈丕士在加拿大写的《中国召唤我》（加拿大1979年版）一书亦涉及他在战时重庆工作的一些情况。
（五）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对中国抗战史的研究，主要是近年才开始兴起的。论著涉及外交、敌后根据地、土地制度、共产党的军队建设等问题，诸如K·C·詹的《中美贷款协定(1941-1944)，太平洋战争时期的中美关系研究》（《远东历史论丛》1974:7），波林·基茨的《1937-1940年陕甘宁边区的减息运动和农村互助合作运动》，还有《中国共产党军队的政治角色1937-1945》，尼克·奈特的《延安时期毛泽东文章中的哲学与政治》等，均有一定的价值。
此外，朝鲜、韩国、印度、荷兰、新西兰、意大利、西班牙等国近年来不断有学者研究中国抗战史，有的并参加过我国召集的抗日战争学术讨论会。
小结
综上所述，国外对中国抗日战争史的研究可谓成果颇丰，内容多样，观点各异，水平不一。本文因所据材料不足和作者水平有限，综述未尽全面，简析或有不当；但从中亦可略悉国外对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者的特点和价值，并增强国内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者的责任感。
那么，国外有关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成果的价值何在？总的来说，第一，国外研究提供了大量史料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中苏、中美、中英、中法、中德等国关系的史料。第二，某些理论可供我们借鉴，例如对战时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及其政治、哲学思想的评价。第三，个别论断亦可资吸收，如对重庆国民政府地位的论述和延安道路的提出就是如此。第四，研究方法也可供参考，诸如研究革命根据地采取历史与社会结合、定点考察、比较分析的方法。但也有少数立论陷于误区或不顾客观历史现实，便如“侵略有理论”、“中国抗战取得胜利主要依靠外援论”、“中共党内权力斗争论”、“中共控制知识分子论”等观点，亦多有所见。
在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中应该怎样正确对待国外的研究成果？既要实事求是地吸收积极的成果和好的研究方法，又要看到它的不足和缺点。对中国抗日战争史需要研究的问题，自需集思广益，深入研究和自由探讨；而对于那些否定侵略罪行、蓄意煽动战争的思潮尤宜群策群力，进行揭露和抨击。这自然都需要掌握准确史实并了解研究信息。近年来国内对国外研究抗日战争的信息了解、论著翻译和成果评析颇有改进，但仍不够及时、全面和准确。似宜有所加强。只有知己知彼，与国外史学界以及一切进步人士，共同推动抗日战争史研究并抨击否认侵略罪行言论，才能有助于人们从此次反法西斯战争“痛苦的回忆，胜利的喜悦，深沉的思考”中更加觉醒。才能“不断发展和壮大和平力量，遏制和消除导致战争的一切因素”⑧，从而实现人类崇高而远大的目标。
注释：
①易劳逸：《毁灭的种子：战争和革命中的中国1937-1949》序言，
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48年版。
②《剑桥中华民国史》下，中译本，第514,527页。
③《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记录选载》（下）(195
9.12-1960.2)。《党的文献》1994年第5期。
④费拉索夫：《关于我父亲的真实情况》，载俄文《论据与事实》1990年第18期。
⑤参见吉田裕：《五十年代“战争回忆录”对日本人战争观形成的影响》，见日本《世界》杂志1995年1月号，中译文见《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1995年第3期。
⑥林房雄1963年9月在《中央公论》上连载16期的《大东亚战争肯定论》一文亦持此说。
⑦参见安部博纯：《日本法西斯主义研究视角》，载《日本历史学研究》1977年12号。
⑧参见江泽民：《在莫斯科卫国战争纪念馆揭幕式上的讲话》（1995年5月9日，载《人民日报》1995年5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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