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理论与实践两个维度深化文化哲学研究——发掘文化哲学的理论资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哲学论文,理论论文,文化论文,维度论文,两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时下，文化哲学已经成为越来越受关注的显学。但是，要富有成效地深化文化哲学研究，必须自觉地、多方位地发掘文化哲学的理论资源。对于文化哲学这一研究领域来说，理论资源的丰富与否，直接决定着文化哲学理论的深度和价值。对于文化哲学的理论资源，至少应当从以下三个层面上深入发掘。
一、实证性的文化历史资源
文化哲学首先应当面对的是各种实证性的和具体的文化历史资源。诚然，文化哲学不同于一般的文化学，它不是关于具体文化现象的非反思的描述，但是，文化哲学研究的确离不开现实的文化历史资源，否则，便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文化作为各个时代占主导地位的生存方式和生活样式，渗透到个体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所有层面，集中体现在各种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之中，体现在精神性的对象化成果之中。因此，应当从两个主要方面挖掘文化哲学的现实的和历史的文化资源：一是各种文化人类学流派所考证和揭示的图腾、神话、习俗、仪式、规范、礼仪等自发的文化现象与文化特质；二是各个时代文学、艺术、宗教等人类精神性成果。
19世纪后期，在达尔文进化论学说的影响下，文化开始成为文化学家、人类学家、考古学家的研究对象。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涌现出一大批著名的文化人类学家，他们通过田野考察及实证研究对文化现象所作的描述和阐释至今还深刻地影响着文化学与文化哲学的研究。以“人类学之父”泰勒以及摩尔根、巴霍芬等人为代表的古典进化论学派是第一个自觉地以文化问题为研究对象，并提出关于文化的系统阐释的流派。他们深受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强调文化的普遍性和进化性特征。此后，以德国人类学家弗里德里希·拉策尔、莱奥·弗罗贝纽斯、弗里茨、奥地利民族学家威廉·施密特、英国人类学家威廉·里弗斯、埃里奥斯·史密斯和威廉·佩里等人为代表的文化传播论学派对古典进化论学派进行了激烈批判。他们反对后者关于各个文明“独立发明说”和“平行发展论”的观点，认为文化最初只起源于地球的某一个地方，如埃及，并以此为中心向世界各地传播扩散，因此，全部人类文化史就是文化的传播与借用的历史。以博厄斯等人为代表的历史特殊论学派则从另一个角度对古典进化论学派提出了挑战，他们以相对主义的文化观反对后者关于文化进化普遍规律的论断，强调各种文化都是各个社会独特的产物，都有其自己独特的发展线索。因此，他们致力于“文化圈”、“文化区”的研究，强调文化的民族史，反对文化的世界史。
在20世纪，许多文化学家均热心于文化问题的探讨。其中，文化模式论的见解很有影响，如本尼迪克特通过对印第安人的日神型文化模式和酒神型文化模式的研究，以及对日本民族的耻感型文化模式和西方的罪感型文化模式的探讨，深刻地揭示了文化模式对个体和民族行为的决定作用。在文化人类学中还存在着关于文化问题更为具体的研究。例如，以拉德克利夫—布朗、马林诺夫斯基等人为代表的功能主义文化学派的研究；卡迪纳、米德、林顿、克拉克洪等人关于文化和人格问题的研究；列维—施特劳斯等人的结构主义人类学对于具体文化现象的结构学探讨；利奇、道格拉斯、特纳等人的象征人类学对仪式象征问题的研究，等等，这些文化人类学家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不同的时间和空间尺度对文化问题做了极为细致与深入的探讨。
在人类历史中，比文化人类学各种流派关于历史文化的描述更为久远的是文化、艺术、宗教等学科，它们在不同民族和不同时代，以不同的语言方式诉说着各种历史文化的内涵，代表着不同民族和不同时代人类关于自我的形象、自己的价值、自己的文化的反思和表达。因此，我们看到，从古希腊哲学到德国古典哲学，一直到马克思那里，文学、艺术、宗教、历史一直在许多重要哲学家和思想家的研究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可以说，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和文学、艺术、宗教等精神性成果，为我们敞开了古往今来人类的精神世界和文化世界，构成了文化哲学研究的活水源头和坚实基础。
但是，我们的一些哲学研究，包括实践哲学、文化哲学研究，还仅仅满足于对文化的一般的宏观描述和理论推演。例如，人们习惯于读理论学说史，而不读历史；读宗教学说史，而不读宗教史；读文学史，而不读文学作品；读文化学理论史，而不读文化人类学所挖掘出的实证的文化史，等等。显而易见，如果我们不充分重视各种实证的和具体的文化历史资源，文化哲学或许就会变成远离现实、远离文化、远离历史的空泛的逻辑范畴推演。
二、范式性的思想理论资源
关注具体的文化现象和文化特质，可以避免文化哲学研究的抽象化。但是，对于文化哲学研究而言，还必须保持其特有的形而上的维度，保持自己的理论品格，以免文化哲学降格为具体的文化学、人类学、历史学、文学等实证性学科。因此，在发掘文化哲学的实证性历史文化资源的同时，我们必须特别重视文化哲学的范式性思想理论资源。应当说，过去一两个世纪的哲学和其他人文学科的理论进展，为文化哲学提供了不少范式性理论资源。
首先是价值理论。应当说，从古希腊起，价值与文化的问题即已进入了哲学的视野。但是，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时，这些问题并没有成为哲学关注的中心。在近现代，以近代自然科学特别是实验科学为背景所形成的追求理性逻辑、绝对真理、普遍规律的形而上学和认识论哲学范式，几乎占据了人类精神世界的全部领域，完全否认了关于人类生活意义及价值问题的历史哲学与文化哲学的特殊性和独特地位。新康德主义的弗莱堡学派比较早地开始了哲学对价值问题的关注，他们把握了文化现象与自然现象的差异，确立了从价值的视角思考文化问题的范式。
文德尔班认为，19世纪哲学发展的重大转变是关于价值和意义问题的思考重新成为哲学关注的中心问题。他把哲学的对象确定为“文化价值的普遍有效性”，并明确无误地区分历史科学和自然科学，要求哲学从自然科学的范式中摆脱出来[1] (P860)。文德尔班为文化哲学的发展划定了领域，这就是人的存在的历史领域。文化科学或历史科学的研究重心是价值问题，而这同时也就是人的问题。人的存在的根据不再是自然规律，而在于历史本身。文德尔班的学生李凯尔特更加明确无误地突出了文化哲学的地位。李凯尔特认为，自然现象具有直接给予性和普遍的连续性，因此，自然科学的方法是一种普遍化的方法，它排斥特殊性和个别性，而强调自然之物中的普遍性和同质性，寻找规律性。他认为，传统哲学的问题在于，用自然科学的普遍化方法去构造自己的哲学体系。而实际上，这是不适用的，因为文化现象与自然现象相比具有很大的独特性。与自然现象的给定性和客观性不同，文化作为人为的现象的突出特征是其价值内涵[2] (P21)。这样一来，文化科学的方法不能是普遍化的方法，而应当是个别化的历史方法，它尊重文化的个别性和价值内涵。价值问题的突出，使文化哲学在研究范式上同意识哲学和理论哲学区分开来。
其次是生活世界理论。在20世纪的哲学王国中，不是某个哲学家零散地、偶尔地将目光投向了生活世界领域，而是许多哲学家或哲学流派不约而同地从不同视角将注意力聚集到生活世界上，提出了关于生活世界的构想和批判理论。我们可以从胡塞尔的现象学、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哈贝马斯和列菲伏尔等人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许茨的生活世界理论、K.科西克和A.赫勒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等重要哲学流派的主要观点中，看到20世纪哲学向生活世界回归这一重要转向。生活世界理论对于文化哲学的重要性在于，它从不同侧面自觉地揭示了生活世界的文化规定性，以及文化在个体生存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从社会历史方位来看，生活世界无论作为个体再生产的领域或层面，作为主体间交往的背景、视野或境域，还是作为社会再生产的基础，作为社会历史运动的深层基础，都体现了文化规定性，即是说，生活世界是作为一种给定的、既定的、非课题化的、非反思的、自明的知识储备、规则体系、价值观念等影响、制约、约束、规范、驱动、左右着个人的再生产和社会的再生产，以及社会历史的演变。显而易见，只有回归生活世界，我们的文化哲学研究才能把握住文化的基础和根基。生活世界不是独立的存在领域，但又是渗透到个体生存和社会运行等一切领域中的文化模式及内在机理。在这一点上，哈贝马斯作了很好的阐释，他把世界划分为客观世界、社会世界和主观世界。而由文化、社会和个性构成的生活世界不是世界的一个独立的组成部分或领域，而是内在于上述三个世界之中，为行为主体提供给定的文化传统力量(知识储备)、规则体系和价值支撑的条件与背景世界。作为交往行为主体的主体间性的生活世界，实际上是以文化的解释力量内在地与所有其他三个世界相互交织和相互影响，或者构成所有这些对象领域的内在的文化机理。
再者是新史学理论。20世纪，在哲学所营造的回归生活世界的文化氛围中，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众多社会科学领域都出现了告别宏大叙事、向生活世界回归的趋势。法国的年鉴学派、意大利的微观史学派、德国和奥地利的日常生活史学派、英国的“个案史”学派等，都反对只写重大历史事件和只关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宏大叙事的历史学，而主张把关注中心转向具体的和微观的日常生活世界的各个领域，转向文化。法国年鉴学派的费尔南德·布罗代尔提出的“长时段史学”概念，对20世纪史学的变革产生了重大影响。他认为，在社会现实中，存在着多元的社会时间，特别值得关注的是瞬时性和长时性两种对立的时限。一般说来，传统史学属于短时段历史学，它主要关注事件或政治时间，即历史上的革命、战争等突发现象，因此是一种事件史。而人类社会中存在着一些长时段历史现象，主要是结构或自然时间，指历史上在几个世纪中长期不变和变化极慢的现象，如地理气候、生态环境、社会组织、思想传统等。布罗代尔明确反对传统史学的政治事件史，他强调，短时段的历史无法把握和解释历史的稳定现象及其变化，长时段现象才构成历史的深层结构，构成整个历史发展的基础，对历史进程起着决定性和根本的作用。法国年鉴学派等新史学的范式意义在于，它不再孤立地围绕着大事件等宏观政治来建构自己的历史解释模式，而是把政治现象放到地理环境、文化传统、经济结构等深层次、长时段的历史现实中加以把握，展示了社会政治运动和经济活动的深层次的文化基础，把研究视野从重大历史事件和关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的宏大叙事，转向具体的和微观的日常生活世界及社会运动的各个领域，并揭示出文化、日常生活等因素的更为深远的历史意义和历史作用。
综上而论，价值理论为我们揭示了文化现象不同于自然现象的内在规定性；生活世界理论确立了文化作为个体生活和社会运行的内在机理的社会方位；新史学理论为我们揭示了历史进程的深刻的文化内涵。这三个方面的有机结合，为文化哲学的哲学理解范式和历史解释模式构建，确立了重要的范式原则。
三、现实性的文化批判资源
当我们为文化哲学的“形而上的”和“实证的”维度的内在结合，挖掘了实证性的文化历史资源和范式性的思想理论资源之后，还应当指出，文化哲学是具有强烈现实关怀性和批判性的学科，因此，它的建构还需要借鉴现实性的文化批判资源。就中国的语境而言，我们的文化批判应当体现出“双刃”的锋芒：一是与国际学术界同步，关注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性文化危机，借鉴西方的文化批判理论；二是立足于本土文化，揭示中国的现代性生成所遭遇的内在文化阻滞力，发掘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批判资源。
首先要借鉴西方文化批判理论。西方社会从19世纪下半叶起，一方面是科学技术的发展速度有增无减，人类向大自然显示了前所未有的力量，并在前所未有的程度上改善了自己的生存条件；另一方面，人类对自然的技术征服和统治却带来后者无情的报复，而且人类用以征服自然的技术本身也愈来愈成为自律的和失控的超人力量。技术的异化促使一些普遍的异化的文化力量和社会力量失控发展：官僚制的极权国家、以批量生产和商品化为特征的大众文化、以操纵和控制人的精神世界为宗旨的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斩断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天然联系的大都市，等等。在这种背景下，唯意志论、现象学、哲学人类学、存在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哲学流派和理论思潮，从不同角度对于西方理性文化的危机展开了深刻批判。
20世纪的哲学家们不但深刻批判了技术异化和文化危机现象，而且从不同层面揭示技术异化和文化危机的根源。例如，胡塞尔倾向于从实证主义思潮的流行(或对实证科学的迷信)来寻找文化危机的根源；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从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出发，在文化层面上批判了现代社会各种有影响的社会力量和文化力量，特别突出了意识形态批判、技术理性批判、大众文化批判、性格结构与心理机制批判等主题；以德里达、福柯、利奥塔德等人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思潮激进地否定了发达工业社会的主导性文化精神。这些文化批判理论，对于现代文化哲学的自觉和对现实的深刻把握，具有重要的价值。
其次是应重视日常生活批判对于中国语境中文化批判的特殊意义。日常生活批判从一个基本的判断出发，它认为，一个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文化模式或文化精神并不简单地体现在政治、经济、精神生产等宏观层面，相反，它有着深刻的微观层次的文化根基。以衣食住行、饮食男女、婚丧嫁娶、礼尚往来等日常消费活动、交往活动和观念构成的日常生活世界，是一个凭借给定的归类模式和重复性思维以及血缘、天然情感、经验常识、传统习俗等加以维系的自在的、未分化的、近乎于自然的领域，它一方面直接塑造了自在自发的活动主体，另一方面以其自在自发的文化模式影响和制约社会生活与社会运行。因此，对于一个民族而言，要实现文化的转型和人自身的现代化，要形成现代的社会运行机制，必须经历日常生活世界的批判重建过程，使人超越传统日常生活结构和图式对人的创造活动的束缚，由自在自发的日常生存状态向自由自觉的非日常存在状态跃升。
这样一种文化批判理论对于中国的文化转型具有重要的理论范式的意义。需要指出的是，现代性虽然在发达国家和地区遭遇深刻的危机，但是，它依旧具有内在的潜力和自我完善的能力，如哈贝马斯所言，现代性是一个“未完成的设计”。当代中国社会所面临的问题，主要不是现代性的危机，而是现代性的基本“不在场”。现代性对我们许多人来说并不陌生，但是，它只是以碎片的、枝节性的、萌芽的形态或方式出现在某些个体的意识中，出现在社会理论和精神的流动之中，出现在社会运行的某些方面或某些侧面，而没有作为社会的深层的和内在的机理、结构、图式、活动机制、存在方式、文化精神等全方位地扎根、植入、嵌入、渗透到个体生存与社会运行之中。换言之，中国的现代性的生成遭遇到传统文化的巨大阻滞力，这与中国特别发达的日常生活世界及其文化图式有着本质的关联。
综上可见，文化哲学在当代走向自觉，得益于哲学和其他人文学科发展所奠定的理论资源基础。因此，今天的文化哲学研究决不能再停留于一般的理论推演，更不能把文化哲学变成一种凭空的玄思。我们只有努力占有哲学社会科学已经提供的丰富的理论资源，深深植根于人类现实的和历史的文化丰富性，才能在新世纪期待文化哲学的重大理论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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