奴隶制工商经济比较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奴隶制论文,工商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541(2004)02-0091-05
世界上古史中的工商经济，是古典经济时代的一颗灿烂的明星。它的产生和发展，预 示着人类社会将由农牧业经济社会向日益发达的工商经济社会发展。本文拟对古典工商 经济在奴隶社会的产生、特点、结构等问题，略做比较研究。
一
奴隶制工商经济源于氏族社会末期。史学界一般认为金石并用时代的开始，是手工业 行业产生的标志。埃及是最早拥有手工业行业的国家。据文献记载，埃及的巴达里文化 约开始于公元前4500年，“巴达里居民能够烧出一种质地良好的薄壁陶以及具有特色的 黑顶陶，同时，织布、缝衣、编篮等也都达到相当水平。”[1](p.52)约开始于公元前3 500-3100年的埃及格尔塞文化，也表明埃及已逐渐脱离石器时代。“这一时期在生产技 术上的一个重大进步是冶金术的发明。这时已不再利用天然铜，而是用经过冶炼的铜来 制造刀、钻、斧、锛及匕首等工具和武器，并初步掌握了金银的加工和制作”。[1](p.53)
在埃及手工业出现的同时，两河流域也进入了金石并用时代。约在公元前5000年后期 ，苏美尔出现了铜制工具。公元前3100-2700年，苏美尔的捷姆迭特·那色文化反映出 两河流域手工业发展的概况，“手工业以冶金(金银铜)和制陶较为发达。这时期开始使 用轮车、木船等运输工具，并且应用了十进位与六十进位的计算制度。”[1](p.95)
中国进入青铜器时代要比埃及和两河流域晚些。不少古代传说都提到夏代铸造铜器的 事，“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2](p.121) “昔者夏后开，使蜚廉折金于山川，而陶铸于昆吾”[3](p.135)这些传说反映出中国从 夏代开始由石器时代进入了铜器时代。
古希腊稍晚于中国进入铜器时代。古希腊的青铜文化主要见于盛传着的爱琴文明、克 里特文明和迈锡尼文明等等。约在克里特文明时期，古希腊的“青铜器已相当发达。手 工业和农业也已分离。考古发现的青铜双面斧、短剑、长剑以及金质和银质的碗等工艺 品，都很精美。用陶轮制造的彩绘陶器尤为著名，所谓卡玛瑞斯式的瓶(以发现地命名) 是其代表。瓶薄如蛋壳，瓶面绘有鲜丽的动植物图案，生动逼真。”[1](p.196)
金石并用是氏族社会解体和奴隶制社会形成的时代。青铜器、陶器和纺织手工业的出 现，起到了加速私有制程度和促进奴隶制形成的作用。虽然东西方各国手工业产生的时 间条件有所不同，但是发展趋势是完全相同的。商业的产生比手工业早。商业是随着农 牧业剩余产品的出现和原始交换关系的产生而产生的。原始的交换关系只限于各部落、 部族、村社之间，由首领或头人主持的物物交换。东西方古代商业的产生和发展由于生 产力程度和环境不同而又有所区别。
埃及的格尔塞文化(约公元前3500-3100年)反映了古埃及的商业和贸易的一般情况。据 文献记载了当时“商业贸易不但在国内进行，而且同国外，特别是巴勒斯坦、叙利亚地 区，也有了交往。”[1](p.53)两河流域的商业不够发达，但“商业交换已经发生，商 人已经出现。”[1](p.95)
中国早在传说的尧舜时代就出现了商品交换关系。“北用禺民之玉，南贵江海之珠。 ”“散其邑粟与其财物，以市虎豹之皮。”[4](p.215)舜在充当部落首领之前，也曾亲 自“贩于顿丘”。这些记载说明，我国在远古时代就有了原始的交换关系。
古希腊商业贸易产生于克里特文化时期(约公元前3000-1200年)。据文献记载，“克里 特在这时也有繁盛的商业。贸易往返使它接触到埃及和西亚的古老文化。从王宫的高处 ，我们可以隐约看到诺萨斯城北的港口，那里舟蚁如织，和爱琴海诸岛、希腊大陆、埃 及、西亚、塞浦路斯岛以及西地中海进行繁忙的交易”。[5](p.5)
原始交换关系的出现和手工业产品的日益增加、贸易范围的扩大，使氏族社会经济走 向瓦解。恩格斯指出，由于商品生产和普通化，“于是商品形式和货币就侵入那些为生 产而直接结合起来的社会组织的内部经济生活中，它们逐一破坏这个社会组织的各种纽 带，而把它分解为一群群私有制生产者。”[6](p.661)这是商品交换关系发展所带来的 必然结果。
二
奴隶制确立后，手工业、商业经济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手工业逐渐形成一支产业行业 ，出现了许多官营、私营的手工作坊和工场，也出现了家庭手工业。商业活动已不限于 职业商人，手工业生产者和农牧业生产者也直接经营和出卖自己的剩余产品。城市和水 陆交通枢纽是奴隶制工商经济和贸易的主要集散地。
奴隶制国家手工业、商业的发展，都经历了奴隶制产生、发展和衰亡的历史。但各自 有不同的发展经历和特点。公元前2686年，埃及建立了统一的奴隶制专制王朝。上下埃 及的统一和中央集权的建立，使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有了可靠的保证。埃及工商经济的 发展大体经历了4个历史时期。约当公元前2686年，在埃及进入古王国时期，手工业主 要有石材、木材、金属(主要是铜器)纸草等材料加工业，纺织业也发展到相当水平。当 时，造船业开始兴起，法老多从黎巴嫩运来上等松木，建造许多船只。商业贸易也十分 活跃，除上下埃及建立了商业贸易关系外，法老属下的官商还直接经营对外贸易，并时 常派出武装的商业远征队去掠夺努比斯的黄金、塞浦路斯的铜、黎巴嫩的木材等等。这 时用作交换物的等价物还未统一，有时是某种实物，有时是铜块。手工业、商业被严格 地控制在法老和权贵之下。法老和权贵的农庄，“设有制陶、锻冶、木作、织布、珠宝 等作坊，亦各有不同工匠。”[1](p.60)
当古埃及进入中王国时期，手工业有较明显的发展。其特点是铜器制造业和纺织业发 达。这时的冶金、锻造已掌握了铜的熔点和质地技术，可以根据生产需要制造工具。同 时，还出现了纺织用的平式亚麻织布机和烧制玻璃行业。在商业方面，城乡交换日益频 繁。造船业的发展为商业提供了水上运输条件，贸易的最远点已达巴比伦。
当古埃及进入新王国时期，手工业、商业又有了相当的发展。冶金工艺采用了改革后 的皮革制脚踏风箱，提高了工效。金属制器除青铜器外，已从赫梯输入了铁。铸造作坊 也有明确分工，“某一铸造作坊有十二名工匠，制出斧、锯、锄、小刀、锤、剑、短刀 、战斧、矛、箭以及其他祭神用的器皿，并发现了‘六合金’的字样”。[1](p.72)并 且有些手工业作坊的规模，也得到了明显地扩大。此外，埃及的纺织业出现了立式织布 机，比此前的平式织布机又有改进。烧制玻璃的作坊能造出彩色玻璃器皿，造船业出现 了帆船。装饰品工艺也相当精致。从法老吐坦卡蒙陵墓中出土的那些精美的装饰品，如 金线编成的项链，镶有各种宝石的金耳环等，都说明这一时期的工艺技巧已达到相当高 的水平。埃及的商业在新王国时期也出现了高涨。尼罗河上下城市间的贸易往来十分频 繁，商业贸易活动远达爱琴海地区和希腊半岛。“从克里特的诺萨斯和南希腊的迈锡尼 ，都发现新王国的手工业品。包括黄金、象牙制品和陶器等。同时，在埃及也出土了当 时爱琴海诸岛的产品”。[1](P73)对外贸易的扩大和交换种类的增加，是这一时期商业 的主要特点。“努比亚和彭特(红海西岸沿岸一带)的金银、象牙、香料，叙利亚的木材 ，两河流域的织物、油类、马匹以及奴隶，都是埃及人从事交换的对象。”“埃及输出 的物品还包括粮食、布匹和衣服。”[1](p.73)不过，商业的发达，并没有使埃及的货 币发展起来，交换常以金属块充作等价物。新王国时期的商业活动。掌握在国家手里， 对外贸易常伴之军事掠夺。
公元前1085年，古埃及进入后期埃及时期，手工业、商业仍然十分兴旺。自公元前100 0年左右，铁器在埃及普遍使用，青铜锻造工艺和技巧也有明显提高。商业活动又有扩 大，“埃及的纺织品、陶瓷以及金银装饰品等，大宗输往西亚各地和爱琴海一带。希腊 和腓尼基商人争着到埃及做生意。为了发展海外贸易，公元前600年左右，法老尼科曾 下令在尼罗河与红海之间开凿一条运河(未竣工)。据说还建造大船，环绕非洲航行。由 于商品交换需要，从第二十二王朝开始用银条充作等价物，并带有‘铸造’‘精炼’之 类的印记，这是铸币的萌芽。国内外商业的兴盛，促进了高利贷的发展。农民失去土地 ，穷人沦为债务奴隶的，大有增加”。[1](p.82)
埃及是东方奴隶制专制的国家。专制特点在工商经济中也有所体现，即它的工商经济 不是由平民和手工业劳动者以及职业商人组成，而是法老属下的官营工商业和阿蒙神庙 控制下的僧侣工商业占优势。这是古埃及工商经济的一个主要特点。
两河流域奴隶制工商经济的发展比埃及较为复杂。这主要是由于两河流域国家的发展 历史纵横交错，便造成奴隶制工商经济的复杂性。只是到了乌尔第三王朝时，手工业和 商业贸易才有所发展，白银已成为商品价值公认的尺度。工商经济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归 国王所有，国家对粮油、羊毛等重要商品规定价格。这种情况在早期奴隶制时期是比较 少见的。这表明当时的中央集权达到了强化的程度。
当古巴比伦王国建立后，它的工商业经济比较发达。据《汉穆拉比法典》记载，当时 的手工业已经有制陶、织布、木作、皮革、造船、制砖、建筑等等。手工业作坊主要由 国王和神庙开设。“商业贸易对外对内都很发达，神庙、甚至国王本人亲自洽谈大规模 的交易。”由于国内外商业的发展，银和铜越来越成为一般交换的媒介物，但铸币仍未 出现。[1](p.109)到公元前605年，迦勒底人建立了新巴比伦王国后，手工业、商业掌 握在十分强大的祭司、商人高利贷者集团手中。他们“从事工商活动，如开设店铺和和 高利贷代办所，组织商队贸易。”并在工商业中实行了一些新的经营和剥削方式，如允 许有技能的奴隶独立经营手工业作坊及小店铺，这些奴隶可单独与自由民订立契约。但 “他们每年必须向主人缴纳一般为奴隶身价五分之一的年贡，名曰‘曼达图(Mandattu) ’。另外还要缴纳一部分收入，作为主人贷款的利息”，[1](p.121-122)这种剥削奴隶 的方式，较以前有一定进步意义。新巴比伦的手工业和商业一度呈现出繁荣的景象，京 城内聚集了来自亚非各地的商人，人口多达十万余众。
中国与埃及、两河流域奴隶制工商经济的发展过程比较相似。中国在夏代进入奴隶制 社会，手工业和商业开始起步。据文献资料记载，夏代除青铜冶炼、锻造行业外，陶制 行业也比较发达，黑陶多是轮制、种类比较多，工艺也相当精细。纺织行业也开始使用 骨梭和陶制纺轮，工效亦相当显著。在进入奴隶制的商代，手工业种类很多，而且分工 颇细。殷墟曾发现石工、玉工、骨工、铜工场所，可以制造各种兵器、礼器、骨器和其 他艺术品。此外，“如皮革、酿酒、舟车、土木营造、饲蚕、织帛、制裘、缝纫等，均 见于甲骨文。”[7](p.45)青铜铸造是商代手工业行业中的主要行业。当时的青铜铸造 已经拥有比较高的技术水平。如安阳出土的司毋戊方鼎，重达400多公斤，铸造这样的 大器，若没有丰富的冶铸经验是不能设想的[8](p.22)。由此可见商代青铜制造业是相 当发达的。商代的贸易关系以物物交换为主。在部分地区已流行货币。从二里头遗址发 现的石贝、骨贝、海贝，可以认为“贝”在交换中起到了商品交换价值的作用。殷虚后 冈出土的一个商代铜鼎嗣子鼎，就有“丙午，王商(赏)戍嗣子贝甘朋”的铭文，即赏赐 二百枚贝。由于海贝数量少，不能满足商业发展的需要，于是又出现了骨贝、铜贝。19 58年在殷墟大司空村发掘中，就发现仿照海贝铸成的铜贝。铜贝是世界上已发现的最早 的金属货币。商代铜贝的出现，标志着当时的商品交换关系发展到了新的阶段。
到了西周，工商经济在夏、商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展。当时不仅青铜器已普遍应用 ，而且制造的也更精美，造型朴实。西周后期，青铜器的铸造，不论在数量上、品种上 、铭文字数上，都超出了西周前期。在制器技术方面也有显著变化，一付陶范可以连铸 数器。张家坡出土的釉陶残片，烧成温度达摄氏1200度，吸水性很弱，已接近瓷器。屯 溪出土的釉陶器，也表现了较高的工艺水平。车的广泛应用，反映了西周木工、金工、 漆工、皮革工等组合技术水平有了显著提高。西周的商业，仍处于物物交换和贝币交换 的阶段，主要商品有奴隶、牛、马、兵器和珍宝。西周手工业、商业的经营特点是官营 占支配地位。自周天子以下，大小诸侯，以至当权的大家族，都拥有各自的手工业作坊 ，并设分门别类的专官。在号称“百工”的组织下，进行专业管理，驱使手工业奴隶按 规定生产成品，无偿地剥夺劳动果实。
中国奴隶制工商经济与古代埃及、两河流域的奴隶制工商经济相比较，存在着明显的 不足。手工艺产品和种类比较少，商业贸易的范围也较小，国际间的贸易极其少见。剩 余产品销路狭窄，加之官营商业的垄断，商品贸易的作用始终未能使中国奴隶制手工业 、商业和农牧业经济振作起来。
三
古希腊工商经济的发展过程与东方的古埃及、两河流域、中国有很大的不同。古希腊 在公元前8世纪至4世纪之间，形成了奴隶制工商经济鼎盛的时代。
古希腊奴隶制工商经济主要表现为城邦经济。城邦形成于荷马时代，是城市和原始村 落的结合体。公元前8世纪，古希腊全境约有200多个城邦。城邦之间相互独立，各自为 政。雅典、米利都、科林斯等城邦是古希腊工商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其中尤其以雅典 为最著。据记载，在公元前7-6世纪，雅典的手工业和商业就有了显著的发展。其精美 的陶器，远销尼罗河口、意大利半岛和小亚细亚。此外，酿酒业和榨油业，也很兴盛。 随着海外贸易的发展，造船业也有了进步。这些经济上的连销似的变化，使雅典逐渐成 为手工业和商业的中心。[5](p.53)雅典工商经济的发达，证明了这一时期的奴隶制度 有了很大发展，出现了新的富有工商阶层。城邦工商经济的发展，又推动了奴隶制由低 级形态向高级形态过度。
古希腊雅典城邦工商经济获得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工商奴隶主采取了一系列有利 于工商经济发展的政令。梭伦出任执政官。梭伦经商起家，曾以“财货唯吾愿”的诗句 来表达自己的愿望。他鼓励外邦手艺工匠移入雅典，规定做父亲的必须教儿子学会一种 手工艺。为了保证雅典的粮食供应，梭伦还颁布法令，限制谷物出口。不仅如此，为了 使雅典城邦工商经济得以发展，他又颁布了培植林木和改善灌溉的法令。从而，一方面 有利于橄榄和葡萄等经济作物的种植和经营；另一方面也为榨油、酿酒等手工业提供了 加工原料。与此同时，梭伦还积极进行政治改革，以巩固工商阶层的利益。梭伦改革， 打击了世袭贵族在政治上的垄断地位，为非贵族出身的新兴富有阶层开辟了取得政治上 统治地位的途径。继梭伦改革之后，公元前541年，庇昔特拉图执政。庇昔特拉图大体 上沿袭了梭伦改革的方向，坚持实施农贷制度，资助贫苦农民发展橄榄和葡萄种植。与 此同时，庇昔特拉图还积极发展海外商业，建立海军舰队，控制海上通道，以此来推进 海外贸易。这样，雅典的手工业品既可顺利无阻地远销到黑海沿岸，又可以把黑海地区 的粮食源源不断地运往雅典。所以庇昔特拉图“当政时代也就成为雅典工商业向上昂扬 的时代。”克利斯梯尼他执政后，试图以立法的方式巩固自梭伦以来工商阶层所取得的 政治、经济利益，并把从梭伦改革以来的雅典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发展，归结于奴隶制民 主国家的稳固形成，归结于残余氏族制度的彻底消灭。从这时起，雅典奴隶制国家跨上 一个新的阶段，使拥有大量生产奴隶的工商业主成为国家的主人。
雅典工商经济发展与海外扩张密切相关。雅典与波斯围绕爱琴海商路所有权问题产生 的矛盾，终于爆发了希波战争。雅典战胜波斯后，控制了黑海咽喉，垄断了爱琴海上的 商务活动，并征服了雄踞东北航线中心的塞勒斯岛，解放了卡里亚和利西亚一带的希腊 城邦。雅典海上实力的增强，为工商经济的发展打开了通向世界的门户。
希腊波斯战争之后，希腊的工商业城邦进入了繁荣时期。雅典的手工业发展成二十几 种行业，并且各行业内部分工细致。从而，雅典的制陶业，建筑业、冶金业以及造船业 ，都很发达。科林斯城邦的纺织品和毛毯；米利都的纺织品和家具是十分畅销的手工业 产品。此外，古希腊采掘业、农牧产品加工业等，也都有发展。古希腊的商业呈现十分 昌盛的景象。每个城市都有集市场地，海外贸易更为发达，雅典的皮里优斯已成为爱琴 海上的著名商港。由于商业的发展，金属汇兑业随之出现。因各城邦间钱币不同，因而 市场上产生了银钱交换摊。后来，发展为金融业，经营借贷、抵押和汇兑等业务。抵押 借款利息为12%，商业借款利息为16-18%，海上贸易借款利息为30%。在雅典、科林斯等 工商业发达的城邦，商品生产、货币经济相当发达。但是，奴隶制经济本质上还“保持 着一个自然经济的要素。”[9](p.171)
古希腊奴隶制工商经济与古埃及两河流域、中国奴隶制工商经济的发展相比较，具有 不同的特点。首先，古希腊奴隶制工商经济虽然本质上具有传统自然经济的要素，但形 式上已处于十分活跃的经济地位。土地的买卖也已兴起，并且产生了经营地产的商人。 这是自然经济受到商品交换关系冲击后的一个规律性的变化。这种情况在东方的奴隶制 国家中比较少见。东方奴隶制国家在主导方面，工商经济的发展程度，还远未从根本上 冲破土地‘王有’的格局限制，土地的买卖关系只是在奴隶制行将解体时期才出现，而 且数量不多，交换形式也比较简单，还没有形成经营地产的行业和阶级。因此，东方奴 隶制经济的本质和形式都是自然经济要素，工商经济只是农业经济的附着物。
其次，古希腊的商业已发展成为带有国际性的商务活动。古希腊拥有发达的国际商港 和商路，手工业和一部分农业产品主要用于交换，商品的输出和输入活动远达欧、亚、 非三大洲。埃及、两河流域的商务活动，虽然也达到海外，但就是其规模、数量和发达 状况来说，都不可与古希腊相提并论。中国奴隶制时代的商务特点是陆路型的，缺乏通 往海外的良港和商路。
第三，古希腊工商经济的发展，出现了工商阶层并且建立了民主制度。古希腊奴隶制 民主政治制度是建立在发达的手工业、商业和农牧业基础之上的。当然，雅典奴隶制民 主政治制度的形成有其独特的历史原因。但是，奴隶制民主政治制度发展的真正动力是 工商行业的兴起，和造就了一大批有所作为的工商奴隶主阶级。他们使雅典从原始的传 统、世袭贵族政治中解脱出来，建立了古典的先进的民主政治制度。与此不同，东方奴 隶制度是建立在不够发达的农牧业经济，和十分微弱的工商经济基础之上。工商行业多 属官办。工商奴隶主贵族虽然有机会参与国家政事，但是由于工商业不发达，工商奴隶 主很难形成一支可与专制政治力量抗衡的政治势力。因此，东方的工商奴隶主只能服从 于专制帝王的需要，而不能根据工商业发展的要求改弦易辙。
古埃及、两河流域、中国和古希腊奴隶制工商经济的发展，归根结底，是奴隶制度发 展的结果。奴隶制度发展的显著特点是奴隶在社会各个领域中被广泛使用。古埃及新王 国时期，“除在王室、显贵和寺庙大经济中拥有成千上万的奴隶外，在属于中等阶层的 人们，如中下级官吏、商人、普通祭司和军官等中间，有些人亦能占有几十个奴隶。” [1](p.74)同时，奴隶被广泛用于农业、建筑业和各种手工业作坊。“根据公元三世纪 的文献，雅典的奴隶曾达到四十万人”希波战争之后，雅典手工业行业普遍使用奴隶劳 动。[5](p.53)奴隶还被大量的使用于采矿业，属于雅典国家的劳里厄模银矿就有成千 上万的奴隶。[5](p.54)此外，在农场、采石场、公共建筑地、商业和运输部门以及奴 隶主的家庭，也使用各种奴隶。在奴隶时代，是无数的奴隶创造了奴隶制经济的繁荣。
马克思主义认为，奴隶制度在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上有重要作用。“只有奴隶制才使农 业和工业之间的更大规模的分工成为可能，从而为古代文化的繁荣。……创造了条件。 ”[6](p.661)因此，我们的全部经济、政治和智慧的发展，是以奴隶制既为人所公认、 同样又为人所必需这种状况为前提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有理由说：“没有古代的奴 隶制，就没有现代的社会主义。”[6](p.661)总之，奴隶制工商经济作为奴隶制经济的 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促进古代奴隶制度的发展和促进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乃至 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作用。
收稿日期：2004-0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