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东北抗日联军后期斗争几个问题的探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联军论文,几个问题论文,后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198（2000）02—0115—06
一、关于抗联越境的必要性与“战略转移”的提法问题
对抗联后期斗争的评价，首先涉及到的就是抗联的越境问题。这个问题的实质就是抗联在后期斗争应不应该进入前苏联境内。一般认为，抗联进入前苏联境内是不应该的，是错误的选择。
实际上，抗联进入前苏联远东地区进行整顿并不是抗联领导人的本意。1935年中共满洲省委撤销之后，成立了吉东、北满、东南满三个省委，分别领导抗联各部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但从此中共中央与抗联就失去了联系，“中央代表对满洲党组织最低限度的工作领导联系遂因此而最后断绝”（注：中共吉东党委执委主席周保中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A 〕.1938—11—2.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献汇集.甲53〔C〕.105.）。随着斗争形势的恶化，各省委之间，抗联各部队之间的相互支援逐渐减少，以至完全中断。抗联各部队基本上是在敌人分割、包围下孤军奋战。而中共东北党组织内部也因此发生许多矛盾隔阂而长期得不到解决。各部队党组织领导人为寻找中共中央关系尽了一切努力。除第一路军领导人之外，第二、第三路军领导人在1940年初受远东军的邀请到远东伯力召开会议，研究讨论双方军队的相互配合与支援问题，这是抗联领导人第一次整体进入前苏境。会后他们又各自返回东北抗日游击区坚持抗战。这种入境情况是可以理解的。到了1940年9～10月， 前苏联远东军方面先后两次通知抗联第二、第三路军领导人（第一路军领导人因在敌人包围之中没有联系上）：“在今年12月将要召开党和游击队之干部会议。在此会议上并有中共代表参加。所以应在此会议上解决党组织和目前的游击运动一切问题”（注：中共满洲省委全宗汇集〔Z〕.46卷.1246.）。所有抗联领导干部都把这个通知当作特大喜讯，并怀着激动的心情陆续赴会。但当他们到达伯力后才发觉远东军所说的“在此会议上并有中共代表参加”的说法是编造出来的，抗联领导人同远东军方面的大国沙文主义进行了必要的斗争，与此同时积极作好返回东北战场的准备，抗联第三路军第三支队已先行返回东北，南驻屯所也有29名抗联战士被派回东北（注：高术乔.东北抗日联军后期斗争史〔M〕.沈阳：白山出版社，1993.155.）。然而第二批返回东北的抗联领导人和他们的部队因《苏日中立条约》的签订被迫停止，以致滞留远东先后达五年之久。抗联领导人向远东军为返回东北所进行争取和斗争都是无济于事的。这就是抗联越境并滞留远东的真实情况。然而，无论从当时的条件分析还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抗联越境进行野营整训在客观上是一种最佳的选择，保存了实力，避免了最坏的结局（注：高术乔.进入远东地区野营整训是东北抗联的最佳选择〔A〕.东北抗日斗争论文集〔C〕.39.）。
与关内的情形不同，东北抗日斗争是在残酷的殖民统治之下进行的。东北漫长而又寒冷的冬天，给抗联开展游击战争也带来了严重威胁。如何度过困难时期，避免被全歼，本来是一个既迫切又严峻的问题，但抗联领导人不愿意或尽量避免去谈论转移前苏联境内问题。第二路军二支队一部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不得不入前苏境的休整，而后重又返回东北战场，其领导人也受到了纪律处分；第三路军政委冯仲云因提出抗联吉东、北满部队转移到敌伪统治比较薄弱的北满地区坚持斗争，以便集中力量同关内八路军打通关系的建议，被指责为动摇东北游击运动决心和必胜信心，是取消主义（注：周保中给王新林的信〔Z〕.1941—5 —10.），受到处分。从兵力对比上看，日伪军兵力超过抗联1000倍。 抗联给养和人员无以补充，许多人被冻饿而死。抗联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往往为吃一顿饭、弄点给养都要付出巨大牺牲。抗联各部发展鼎盛的1937年，人数达到30000余人，到了1940年，抗联各部人员锐减， 加在一起不到1000人，到1941年初，抗联第一路军全军覆没。进入前苏境内的抗联部队，以至后来南、北两个野营合并时，在抗联名单上的人数不过500人。因而，在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背景下，抗联在困难时期，越过边境，避免了被全歼的结局，保存了实力，得以在1945年8 月重返东北，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和东北的解放做出了重大贡献。抗联越境的行动是无可厚非的。
抗联越境进入远东实行整训，亦同“战略转移”说联系在一起。《东北抗日联军斗争史》把抗联进入远东地区进行军事整训称为“战略转移”。在一些有关东北抗联后期斗争的论文中，也有这种提法。理由就是，1940年初，中共吉林、北满党代表在伯力召开会议，研究确定了“以保存实力为主，逐步收缩”的方针。这年秋后，东北抗联的一些部队陆续进入前苏境内，至1942年8月成立抗联教导旅， 完全实现了战略转移。但“以保存实力为主，逐步收缩”的方针，并不是伯力会议提出来的，而是1960年周保中在他的《东北人民抗日斗争概况（草稿）》一文中提出来的。同时他所说的“保存实力为主”，指的是在新的游击活动中具体指导思想；他所说的“逐步收缩”是指部队在困难条件下缩小编制，进行整编，由路军变为支队等等。显然，“战略转移”一说与事实不符，容易引起争论，把抗联进入远东地区进行野营整训称之为“战略转移”也是不恰当的。当然，认为抗联越境进行整训是一个战略转移，其出发点无非是想对抗联后期越境行动在政治上给予肯定。
二、抗联坚持东北抗日战争的问题
1941年后，抗联转移前苏联远东地区后究竟是如何坚持东北抗日战争的呢？对此应有正确的分析与评价。人们往往认为，抗联后期斗争已经不具备坚持抗日游击战争的最基本的前提条件，如坚持党的领导、一定规模的武装力量、开展游击战争所依据的根据地等等。要弄清这个问题，必须认真分析东北抗联后期的抗日斗争在不同发展时期所面临的不同客观环境和特点。
1940年和1941年抗联尽管遇到了极大困难，但抗日游击战争开展得还是比较好的。前已述及，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8月， 东北完全处在殖民主义的残酷统治之下，特别是日伪“集团部落”政策的推行，抗联建立巩固根据地的可能性已根本不存在，即使在它的鼎盛时期，抗联的根据地也不巩固，民主政权并没有完全建立起来，所说的根据地不过是游击区而已。因此，抗联坚持持久的游击战争已成为不可能。但是，抗联在进入远东后开展的小部队斗争，是游击战争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抗联的后期斗争，上限应在1940年初中共吉东、北满两省委的伯力会议。这次会议后，吉东、北满的抗联部队都在自己的游击区内坚持开展游击战争，尽管承担的战略任务还不明确，但在政治上给敌人的打击是沉重的，影响是巨大的。只要还有一个人，就要继续斗争下去，这就是抗联抗日斗争的决心。1940年第二路军开展的小群游击活动，直属队的游击活动以及第五、十路军在道南的抗日斗争都在一定程度上打击并扰乱了敌人的部署。第三路军在北满的斗争影响特别大，诸如朝阳山密营保卫战、奇袭克山县城、激战霍龙门、攻克肇源，等等。至1941年，前苏联远东地区拒绝抗联其他部队返回东北之后，抗联第三路军在北满地区的游击抗战仍然十分活跃。他们整建制的游击战争实际上一直坚持到1942年。
抗联小部队活动是抗联后期坚持东北抗战的主要形式。1942年抗联在远东地区建立野营，组建教导旅，重返东北被苏方阻止后，便派遣小部队进入东北。大体有三种形式：一是派出10—20人的小部队回东北，主要任务是寻找收容遣散的旧部，建立地方党组织，坚持游击斗争。二是派遣武装小部队回东北坚持游击战争。三是专门执行军事侦察任务。这种小部队的派遣有两个组织系统，一种是受苏方制约，由苏方指定任务，由抗联派遣；另一种就是苏军抽调抗联人员，直接派遣。据统计，抗联从1941—1945年派回东北执行游击战争、破坏交通等任务的有26支小部队，约计240人次； 派回东北专门执行侦察任务的（不含苏方派遣）约计25支小部队，1260人次；派回东北寻找党的关系、收容和寻找部队的有6支小部队，计160余人。当然也有一些常年蹲山沟、坚持种植谷物、监视敌人行动的小部队，不过人数很少。无论何种形式，小部队在开展抗日斗争中，都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据不完全统计，在小部队中牺牲、失踪的人员不下200余人。
抗联小部队斗争虽然不具备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特征和基本条件，规模、影响也相当有限，但所产生的政治影响及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所做出的贡献是不可估量的。
三、抗联进入远东后党的领导问题
抗联斗争进入后期，中共南满省委因其主要领导人相继牺牲，已名存实亡，北满、吉东两省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继续坚持抗日斗争。抗联与前苏联远东军建立关系之后，党的领导问题又出现了新的情况，这就是东北地区党组织和联共（布）的关系、党领导的独立性及统一等问题。
为把抗日战争进行到底，抗联与远东军合作并接受远东军的指导。如前所述，从当时条件来看，与远东军建立合作关系可以说是抗联做出的惟一正确选择。从当时苏共在世界共产主义大家庭的地位来看，东北地区党组织在失去中共中央指导的情况下，接受联共（布）的临时指导，也在情理之中。但在远东军和联共（布）内一直存在着“取消主义”倾向，中共东北地方党组织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对抗联和东北游击运动的独立领导，为保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东北抗日斗争的大旗不倒做出了巨大贡献。
在第一次伯力会议上，联共（布）内有人提出中共东北党组织与抗日游击队组织分开的建议，这就意味着取消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东北抗日战争。抗联领导人周保中等坚持东北游击运动是中国共产党整个革命斗争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抗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无论何时，都必须“保持我们东北抗日联军的整个性”（注：周保中访问录选编〔M〕.）。即使在与苏方合作的情况下，也必须坚持党对抗联的独立领导。在事关中国共产党的独立存在和原则立场问题上，东北党组织和抗联领导人始终坚持中共的独立原则，坚持按中共的对敌策略进行东北游击战争。抗联领导人同意在“不妨碍中共政治威信和组织关系”的条件下，“接受远东红军领导者对我们友谊的指导”，“与远东红军关系方面建立经常的联系”，但这根本“不能代替了中共全部系统和整个工作”（注：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29〔M〕.131.）。与此同时，抗联还承担着“直接帮助远东红军领导方面的需要——把我们所获得日本贼在满洲的情报，通知远东红军”（注：周保中给王新林的信〔Z〕.1943—6—1.）的义务，也就是说，双方的合作是平等的、 互利的。1941年3月19日，会议通过的以王新林（注：王新林， 前苏联远东军内务部部长，俄文名字为瓦西里，王新林为译音。后远东军内务部长几易其人，这个化名却一直沿用未改。）、海路（注：海路，远东边疆党负责人。）名义发出的《对东北抗日联军第二路军总指挥周保中、副总指挥赵尚志和第三路军指挥李兆麟、北满党省委代表冯仲云的指示提纲》，实际上确立了在保持抗联独立性的前提下接受远东军的指导、建立与远东军合作的方针。
在第二次伯力会议上，王新林未与抗联领导干部商量而起草的《关于党的工作和党的领导组织问题》文件提纲，明显干涉了抗联和中共东北地方党内部事务。对此，抗联领导人坚决抵制，坚持“东北游击运动，不论其现在情势如何，它是中国共产党整个革命斗争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党组织领导的游击运动，游击运动的一切问题，必须由党决定”，“中国东北党组织，必须依照中共党的战略和策略的意义，去进行自己的工作规定”（注：张寿籛、周保中给王新林的信〔Z〕.）。联共代表和远东军代表还以国际主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及对日作战的一致性为由，主张取消抗联原来的系统，将其合并到远东军中，由王新林来“公开担任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直接指挥东北抗日游击运动”（注：周保中给王新林的信〔Z〕.1941—5—1.）。 在这个涉及到改变抗联性质的问题上，周保中等抗联领导人明确指出：“一个中国共产党员在中国革命现阶段，民族解放斗争必须彻底进行下去”，而远东军“应该站在国际主义立场上，援助各国人民革命，更应尊重各国共产党的独立性”。维护了中国共产党的原则立场。从1940年12月中旬到次年3月中旬， 整个会议期间，抗联和东北各省委领导干部同远东军方面负责人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最后，在共产国际的裁决下，新上任的王新林“一再申明不干涉中共党组织”（注：吉东、北满党组织.政治问题讨论案〔 A 〕.1941—5—26.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27〔C〕.121.）。斗争取得了胜利。1942年8月抗联教导旅成立后， 虽然抗联正式编入苏军编制序列，但实际上抗联组织系统仍然独立存在，执行着中共东北党组织的政治路线和任务，中共特别支部局与旅内联共党委会的关系是兄弟党的关系。两个党委会既要保持工作上的紧密联系与合作，又要各自按自己的组织系统和原则进行独立工作（注：周保中.关于留C中共东北党组织总结状况及改组的报告〔Z〕.）。教导旅的任务很明确，那就是在前苏境内整训，随时准备返回东北战场坚持抗日斗争。
中共东北党组织在复杂的斗争环境中，没有放弃抗日斗争的决心和党的原则立场，顶住重重困难和压力，维护了中国共产党的独立性，维护了抗联的独立旗帜，维护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下的东北人民抗日斗争。抗联斗争后期，中共东北党组织实现了统一，这是由当时的主客观条件决定的。主观上，中共东北党组织在斗争实践中逐渐认识到只有在东北建立统一的党的领导才能更有力地进行抗日斗争，在东北坚持抗日斗争的广大党员们也热切提出这一要求。客观上，1941年后，抗联各部队已集中在两个野营整训，而党组织却仍是吉东、北满、南满三省委并存，这种情况已明显不适应现实斗争的需要，新的斗争环境要求把全东北的抗日斗争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
四、抗联在解放东北斗争中的历史贡献
经过14年的对日斗争，东北抗联保存下来一批优秀的指战员，他们人数虽少（到1942年8月抗联教导旅成立时，约700余人）（注：东北抗日联军斗争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但在最后对日作战及中国共产党抢先进入东北、建立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却起到了重要作用。
首先，抗联小部队的侦察活动为苏军对日作战的顺利进行奠定了坚实基础。返回东北抗日战场上执行任务的抗联小部队是由抗联野营和苏联远东军共同或分别派遣的。这些小部队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根据未来对日战争的需要，对关东军在东北的军事情况进行侦察。他们的侦察范围包括关东军的工事位置、数量、质量、人员住所、弹药库、飞机场、桥梁以及军队的数量、调动情况等。如1942年4月， 吕英俊和朴长春奉命侦察东宁县附近碉堡群，他们不但摸清了碉堡群周围情况，还敲下了一块碉堡上的水泥，以确认碉堡的坚固程度。对日作战前夕，苏军最高统帅部绘制了边境地带日军防御工事详图，下发给连以上军官人手一册（注：（苏）弗诺特钦科.远东的胜利〔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79.88.）。如果没有小部队的军事侦察活动，仅凭飞机航空照相是不可能做到的，而当时可能进入东北进行侦察活动的只能是抗联小部队。对日作战中，苏军对在东北的日本关东军的情况了如指掌，战事进展顺利，这与抗联小部队的侦察活动是密不可分的。
其次，配合苏军，直接参加对日作战。苏联在西线战事结束后，就下达了准备对日作战的命令。东北抗联教导旅和苏联远东军一起制定了反攻东北的作战方案，决定东北抗日联军随进攻东北的苏军一起行动。直接参加对日作战的抗联部队分为三部分：其一是伞降到东北的先遣小部队。1945年8月8日夜，数十个抗联先遣小分队乘苏军飞机伞降到东北，最先投入战斗，承担起解放东北的先锋作用。据不完全统计，降落在林口、海林、牡丹江、东宁、佳木斯等地的抗联人员至少有160 余人（注：高术乔.东北抗日联军后期斗争史〔M〕.沈阳：白山出版社，1993.291.）。其二是在苏联各方面军中执行向导任务的抗联小分队。由于抗联战士熟悉东北地形，能够准确指引作战方向和目标，这就使苏军能得心应手地行军作战。当时派到苏军第一方面军中有160人， 第二方面军中有80人，后贝加尔方面军中有100人（注：王一知.正确评价小部队活动的意义和作用，总结好抗联的这段历史〔A〕.辽宁党史资料通讯〔C〕.1984（8）.）。 第三部分是原来一直在东北坚持游击活动的抗联小部队。他们在大反攻开始以后，立即向日军发起猛烈进攻，有力地配合了苏军的行动，加速了战争的进程。
再次，先机抢占57个战略要地，打击日伪残余。日本投降后，中共东北党委员会立即讨论制定了新的作战计划，将反攻东北改为接收东北，确定了57个战略要地，准备派员接收。从8月底到9月9日， 抗联指战员先后进入东北57个战略要地。这57个战略要地包括了东北三省省会及三省一切重要的战略城镇，这就为中国共产党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抗联战士大力开展肃清日伪残余和反动武装的斗争。同时，展开建党建军建政工作。到1945年10月20日，改名为东北人民自卫军的抗联已发展到70000余人，并拓展了一批新的战略点， 为八路军、新四军挺进东北创造了有利条件。
第四，抗联在苏军和八路军、新四军之间起到了桥梁作用。苏军占领东北后，由于与国民党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不准许任何部队进入东北。东北抗日联军是一支始终战斗在东北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队伍，此时，抗联部队同苏军一起回到东北，在各战略点都有一名抗联军官担任苏军卫戍副司令，所有的抗联战士都着苏军军装，有苏军军官证书，他们大多数人都会讲俄语。抗联官兵的苏军身分，为中国共产党的部队进入东北、与苏军取得联系、达成默契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在沈阳、大连、长春等城市，抗联人员冯仲云、董崇彬、周保中等利用苏军军官的身分帮助挺进东北的关内干部及部队取得大批武器弹药，并与苏军建立联系。
第五，为中共中央作出“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战略决策提供重要依据。抗联在返回东北前制定的作战计划中，派往沈阳的冯仲云就担负着就近与关内打通联系、寻找党中央的重要任务。冯仲云随军进驻沈阳后不久，八路军的先头部队曾克林部就已进入沈阳。1945年9月15 日，曾克林等飞往延安汇报时，带去了冯仲云给党中央的汇报信。信中，冯仲云详细汇报了抗联已配合苏军反攻东北，并抢先接收占领57个大中小城镇的情况，最重要的是，冯仲云向中央提供了苏军将在12月初全部撤离东北的情报，他请求中央迅速派干部和军队来东北，越快越好。正是因为有了对东北情况的充分了解和认识，中共中央才将原定“向全国发展”的战略改为“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正确战略方针，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收稿日期〕1999—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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