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命运共同体形成的基本条件探析
徐梦秋,朱彦瑾
(厦门大学 哲学系，福建 厦门 361005)
摘 要：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构想和实践正逐步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但距离这一共同体的最终形成仍有很长的路程。如何创造条件推动其践行和发展，已成为当务之急。根据习近平总书记的有关论述和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共同体思想，结合国际国内当前实际，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形成应当具备四个基本条件：人类的整体利益或安全面临重大的挑战和威胁；共同的利益和价值目标的形成；共同的行为规范与行为准则的建立；众望所归、积极主动的提倡者、推动者和主导者。
关键词： 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社会共同体；利益
2017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再次向国际社会发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并作了纲领性的阐述。这一理念及其实践，已得到国际社会越来越广泛的认同，但距离“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最终形成仍有很长的路程，因此，如何创造条件推动其践行和发展，已成为当务之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呼吁：“人们顺应时代发展潮流，齐心协力应对挑战，开展全球性协作，这就将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有利条件。”[1]这里所说的“有利条件”有哪些？本文拟根据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有关论述和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共同体思想，并结合国内外当前实际，探讨人类命运共同体形成的基本条件。
2.企图接近型：指行为人与被害人并不会当面接触，但就空间及距离而言，实际上行为人非常靠近被害人，被害人甚至得以知觉到自己被跟踪、纠缠而产生困扰，典型范例如尾随、跟追，站岗等候而造成被害人处于心理压力之下。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形成的第一个必要条件：人类的整体利益或安全面临重大的挑战和威胁
恩格斯在《论权威》这篇文章里，为了论证权威存在的必要性，设想了一艘在海上航行的大船遭遇了暴风雨。假定这艘船叫“泰坦尼克号”，这艘巨轮上的一千多名游客本来是一盘散沙，靠一个大容器把他们聚集在一起。用法国哲学家萨特的话来说，这些人是一个集合体而不是共同体。但是，巨轮突然撞上了冰山，巨大灾难的威胁使得所有乘客及船员立刻团结起来，凝聚成生死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冷战时期的北约和华约也是由于彼此互为重大威胁而变成两个敌对的政治和军事共同体的。此类共同体形成的一个外部条件是安全亦即根本利益受到了重大的挑战和威胁，但它们所受到的威胁和挑战不是人类整体所面临的共同的威胁和挑战，因而只是形成了个别的或区域性的共同体。
人类命运共同体应该是由全世界所有的国家、民族、组织和个人所构成的，因为它在当下所遭遇的重大挑战和威胁是危及全人类的。为了让世界各国深刻认识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意义，就必须洞悉和总结危及全人类的重大挑战和威胁，并以此警示国际社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简要地描述了全人类当前共同面临的各种重大的挑战和威胁，包括恐怖主义、网络安全、生态危机、重大传染性疾病等。他指出：“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2]为了应对和战胜这些跨国界的重大挑战和威胁，世界各国人民就必须结成命运共同体。在这之前之后的许多场合，他也曾反复、多次地列举了人类所面临的各种重大的挑战和威胁，包括核扩散、金融危机、难民危机、经济增长乏力、贫富分化加剧等，从而论证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最近，习近平主席又强调：“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各国除了加强多边合作，没有更好的选择。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共建‘一带一路’，就是在反复思考世界各国应如何在千差万别的利益和诉求中实现共商共享、和而不同、合作共赢。”[3]
马克思、恩格斯在论述人类社会共同体的早期形式——自然形成的原始共同体的时候，也反复指出，强大的自然界和自然力既为早期人类的生存和繁衍提供了物质基础，也对早期人类的生存造成了重大威胁，这是他们结成以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为纽带的社会共同体的外部条件。恩格斯指出，那时“人类差不多完全受着同他异己地对立着的、不可理解的外部大自然的支配”。[4]马克思也认为：那时“劳动生产力处于低级发展阶段，与此相应，人们在物质生活生产过程内部的关系，即他们彼此之间以及他们同自然之间的关系是很狭隘的”，是“以个人尚未成熟，尚未脱掉同其他人的自然血缘联系的脐带为基础的”。[5]这也就是说，弱小、孤立、手持粗陋石器的个人，只有结成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相互依赖的命运共同体，才能以整体的力量和智慧抵御自然灾害，并利用从自然界获取的生活资料生存下来。在此，我们看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与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共同体”思想之间的交集和连接点。也就是说，在共同利益、根本利益如安全受到重大威胁的时候，人类必须结成共同体，才能以整体的力量应对威胁与挑战，以此保障生存与发展。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形成的第二个必要条件：共同的利益和价值目标的形成
总之，习近平总书记不仅向全世界反复宣示了中国对联合国四大宗旨和七项原则的尊重和遵循，而且阐述了中国对联合国的宗旨、原则和章程的弘扬、继承和贡献，提出了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体性原则”的“程序性规则”——基于平等的协商对话。这些都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形成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有力的保障。
任何一个社会共同体都必须有一套为所有或多数成员所认同的行为准则与行为规范，共同的行为准则与行为规范是一个社会共同体赖以存在并开展活动的基本条件。为逃生而结成命运共同体的“泰坦尼克号”的乘客们，在自救的过程中，遵守了老人、儿童、妇女先上救生艇的规则，而船员们更是义无反顾地遵守了“船员最后离船”的职业道德规范和国际惯例。人类世界作为一个松散的共同体，有国际法、国际公约作为共同的行为规范与行为准则。华约、北约、欧盟、上海经合组织、东盟、G20，这些共同体无论是松散的还是紧密的，都有自己的章程作为行为规范与行为准则。而联合国作为一个共同体，也有联合国的宪章和其他各种章程。因此，要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史无前例的、全人类的社会共同体，也必须构建一套为世界各国人民和各类组织普遍接受的规范系统和规则系统。通过这样一套规范系统与规则系统，为这个命运共同体的各成员国规定公平合理的权利、义务和责任，确立交流合作、消除冲突、互惠互利的方式和程序。在这个问题上，东西方的交流、互补和博弈势所难免。西方发达国家意图使自己的规范与规则成为普适性的规范与规则，而强大起来的中国也要为世界性的规范、规则系统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崛起的中国不仅要成为已有的国际性规范、规则的遵循者、追随者，而且要成为新的国际性规范、规则制定的提倡者、参与者甚至主导者。这种状况不仅出现在政治领域、外交领域，也出现在经济和科技领域。例如，每一个国家都希望自己的技术规范和技术标准如关于“5G”的标准成为行业标准和国际标准，从而在技术领域和经济领域中获得竞争的优势。因此，各个国家、各种组织的规范、规则系统之间的交流、碰撞、互补、融合或淘汰将是一个长期而又曲折的过程。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形成的第三个必要条件：共同的行为规范与行为准则的建立
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提出“虚假的共同体”和“真正的共同体”[10]这两个概念，并揭示和阐述了这两种共同体的本质区别。在自然形成的、个体淹没于整体的原始共同体之后出现的是“虚假的共同体”，其特征是各个社会集团之间、各个阶级之间没有共同的根本的利益，个别占有生产资料和国家机器的社会集团的特殊利益冒充全社会的共同利益，凌驾于整个社会之上。而“真正的共同体”的特征是特殊利益与共同利益的冲突和对抗消失了，代之以个人利益、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整体利益的高度一致，实现了个体与类的有机统一。尽管我们离“真正的共同体”即“共产主义”这个“自由人的联合体”还很遥远，但是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因应当今世界新形势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与“真正的共同体”之间有一点是相通的，即两者都必须建立在全社会、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基础之上。由于全球化、信息化的加速，世界变成了地球村，全人类的共同利益、整体利益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加凸显出来了。这就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新的基础。
将四钼酸铵［2］氨溶后生成正钼酸铵，正钼酸铵溶液［3］在加热过程中部分游离氨被蒸发除去，通过蒸发浓缩或冷却，溶液中的钼将以二钼酸铵或七钼酸铵的形态结晶析出。其反应式如下：
肋骨骨折是胸部创伤最严重的表现形式，是仅次于颅脑创伤致死的第二大病因，其死亡率在2%～20%[1]。肋骨骨折的诊断主要靠影像学检查，而骨折的定位和诊治往往涉及到肋骨的分段。为此，临床提出了肋骨的“解剖学分段”，而影像也提出了肋骨的“影像学分段”。我院从2015年CT运行以来便开始总结并提出了“肋骨CT四段法”。本研究通过对肋骨CT分段的应用，以及对各区段肋骨骨折发生率和临床术后诊断符合率的统计分析，来探讨肋骨的CT分段在肋骨骨折诊治中的应用价值。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高度尊重与认同并严格遵守世界各国人民在长期交往互动的实践中形成的各种共识性的、国际性的规范与规则系统，包括各种国际法规和国际公约，尤其是联合国宪章及其各种重要组织的章程，要以此为基础，与世界各个国家、各个地区、各种组织共商共议、共同制定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规范和准则，而不是另起炉灶、平地起楼。这对于消除国际社会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某些误会和疑虑具有重要意义。2017年1月18日，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做了题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演讲，他指出：“从360多年前《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立的平等和主权原则，到150多年前日内瓦公约确立的国际人道主义精神；从70多年前联合国宪章明确的四大宗旨和七项原则，到60多年前万隆会议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国际关系演变积累了一系列公认的原则。这些原则应该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遵循”，并且强调“主权平等，是数百年来国与国规范彼此关系最重要的准则，也是联合国及所有机构、组织共同遵循的首要原则”。[12]习近平主席郑重地向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承诺：“中国将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坚定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石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并且指出：“1971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重返日内瓦国际机构后，逐步参与裁军、经贸、人权、社会等各领域事务，为重大问题解决和重要规则制定提供了中国方案。”[13]2015年9月28日，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的讲话中再次强调：“中国是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国家，将继续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14]
命运共同体的实质就是利益共同体和价值共同体。内外部的重大威胁，之所以会促进命运共同体的形成，是因为这种威胁促进了个体之间、群体之间、国与国之间的共同的、根本性的利益和价值目标的形成。共同的利益和价值目标一旦消失，命运共同体也就分崩离析了，这可以从同盟国、协约国、华约、北约和欧盟兴衰存亡的历史中得到印证。2015年10月21日，习近平主席在伦敦金融城市长晚宴上的演讲中指出：“当今世界，相互联系、相互依存是大潮流。随着商品、资金、信息、人才的高度流动，无论近邻还是远交，无论大国还是小国，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正日益形成利益交融、安危与共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冷战思维、阵营对抗已不符合时代要求。”[6]习近平主席在去年的G20峰会上再次指出：“各国相互协作、优势互补是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也代表着生产关系演变的前进方向。在这一进程中，各国逐渐形成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命运共同体。”[7]而全人类的共同利益的形成，则为全人类共同的价值目标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中指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目标远未完成，我们仍须努力。”[8]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他更加简要地描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所追求的价值目标：“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9]这个价值目标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根本利益、共同利益之所在，它超越了意识形态、社会制度、民族国家、文明形态和文化差异，是全人类美好的共同家园的写照。
四、人类命运共同体形成的第四个必要条件：众望所归、积极主动的提倡者、推动者、主导者
纵观人类历史，自原始社会解体以来，各种重要的社会共同体，大多不是自然而然地形成的，而是共同体成员有意识、有目的地共同建构的产物。在这个过程中，最先意识到历史趋势、担当起历史使命的提倡者、推动者、主导者，是相关共同体形成的关键与核心力量。回顾联合国成立的历史，我们就会看到，为了反对人类共同的敌人和威胁——法西斯，产生了成立一个具有最广泛的代表性的国际组织的必要性。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还有随后介入的苏联和中国，就是构建这个最重要、最普遍的国际组织的倡导者、推动者和主导者。如今这个组织已成为具有193个成员国的最大的国际组织，对于协调国际关系、维护世界和平、促进繁荣发展，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可见，要构建重要的社会共同体，就必须有高瞻远瞩、实力强盛、众望所归的倡导者、主导者和推动者。联合国成立至今已有70多年，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的主旋律，但也遭到了冷战思维、核扩散、恐怖主义、经济增长乏力、生态危机、两极分化等各种形式的威胁与挑战，这就需要世界各国人民结成更加紧密和广泛的共同体来加以应对。那么，在当今时代，在面临百年未有的变局之际，谁来做这个积极主动的倡导者呢？中国当仁不让承担起历史的使命。
习近平主席因应世界历史的趋势，分别于2013年的莫斯科、2013年的瑞士、2015年的联合国、中共十九大和其他各种场合，向全世界发出了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并以“一带一路”倡议和实践以及其他各种方式加以推动，获得了国际社会和许多有识之士的积极响应，取得了重要成果。他说：“中国倡导国际社会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坚持国际关系民主化，坚持正确义利观，坚持通过对话协商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的分歧和争端。我们将同世界各国一道，维护世界和平，捍卫公平正义，推进共同繁荣。”[15]这表明，习近平总书记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担起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倡者、推动者和主导者的历史使命。
以上，我们根据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有关论述和马克思、恩格斯的共同体思想，结合当下国际国内实际，阐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形成的四个必备条件，这四个条件共同构成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充分必要条件。现在，这四个条件有的已经出现，有的正在形成，随着世界历史进程的充分展开、全球化的进一步深化扩展、世界各国政府和各国人民的参与，必将逐步完善。习近平主席指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历史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16]尽管任重道远，但我们相信，一个“公平、正义、民主、自由”[17]“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18]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终将出现在人类历史进程的地平线上。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12页。
[3]《习近平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人民日报》2018年12月2日。
全球油气财税调整具有周期性，并具有一定滞后性。调整多为矿税制合同模式，多适用于现行项目，2014-2017年发生162项财税调整，其中矿税制110项，适用于103项现有项目。
[1][16]习近平：《携手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人民日报》2017年12月2日。
[2][9][11][18]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58、58-59、59、58-59页。
注释：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也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了若干基本的规范和准则以及形成规范和准则的程序性规则：第一，“要相互尊重、平等协商”，“走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第二，“要坚持以对话解决争端，以协商化解分歧，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第三，“要同舟共济，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第四，“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第五，“要坚持环境友好，合作应对气候变化，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11]这些基本的准则与规范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础，也是与联合国的宗旨和章程高度契合的，因而“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新概念被多次写入联合国的各种重要文件。这标志着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话语体系开始进入联合国，为国际社会所接纳，中国已经成为国际性规范和规则制定的重要参与者。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性转折。
综上所述，不仅产业集聚、技术创新各自对区域经济增长产生影响，产业集聚和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产生关联效应，技术创新在产业集聚影响经济增长中起到关键作用，影响机理如图1所示，技术创新行为通过技术进步促进经济增长，产业集聚通过规模效应和拥挤效应对经济增长施以影响，技术创新和产业集聚通过创新协同、高度分工等方式相互作用。
《商品学》的内容都是实践性较强的知识，只有通过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才能突显课程的价值，因此应积极与学校附近的商场或企业建立合作关系，寻求更多的实践教学基地，让学生将学习到的知识能够和实际联系起来，学以致用，加强学习效果。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7页。
[6][15]习近平：《共倡开放包容 共促和平发展——在伦敦金融城市长晚宴上的演讲》，《人民日报》2015年10月23日。
[7]习近平：《登高望远 牢牢把握世界经济正确方向——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第一阶段会议上的发言》，《人民日报》2018年12月1日。
[8][14][17]习近平：《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 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人民日报》2015年9月29日。
[10]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71页。
[12][13]习近平：《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人民日报》2017年1月20日。
其中H1～H7使用+15V直流电源供电，H8使用+5 V直流电源供电.电压霍尔传感器H1～H7通过接线端子J5～J11与电池板相连（图2）产生霍尔效应，得到0～5 V的电压信号.将太阳能电池板输出电流导线穿过带有电流感应孔的电流霍尔传感器H8输出额定值为0～2.5伏直流电压信号.上述电压信号连接单片机U1的A/D引脚（图3），将分压电阻R101～R108（图2）放在单片机U1与霍尔传感器之间，防止感应电压过高而损坏单片机.
On the Basic Conditions for the Formation of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XU Meng-qiu, ZHU Yan-jin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Fujian)
Abstract : The theoretical concept and practice of “building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have gained increasing recognition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hough we still have a long way to go before such a community takes form. Thus, it is imperative to explore ways to create the right conditions to promote its practice and development. According to Comrade Xi Jinping’s relevant statements and Marx and Engels’ thought on social community, and in the light of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realities, we believe that the following four basic conditions must be in place before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can be formed: mankind’s overall interests or security of face serious challenges or threats; mankind’s common interests and value goals have taken form; common codes and principles of conduct are in place; and there are globally respected personages championing and advancing the cause.
Keywords : Xi Jinping,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social community, Values
中图分类号： D8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38-0460( 2019) 04-0001-05
收稿日期： 2019-04-28
作者简介： 徐梦秋，男，江苏射阳人，厦门大学哲学系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朱彦瑾，女，贵州贵阳人，厦门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贵州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蔡永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