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北京日报”副刊“新中国十石”民意调查初探_中国近代史论文

1926年《京报副刊》“新中国柱石十人”民意测验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京报论文,柱石论文,民意测验论文,探析论文,副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民意测验是一种了解公众对某种政治、经济、社会问题的意见和态度的测验方法，其目的在于通过对大量样本的问卷分析来精确反映社会舆论或一般民意动向，也称舆论民意测验。①可以说，民意测验有助于了解民众对国是及其他问题的观点和意见，透视一定时期内人心向背的变化，鉴于其功能，民意测验在社会调查中得到广泛运用。②

       中国较为规范的民意测验发端于民国时期，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报刊为载体和主持者的民意测验盛行一时。其中比较著名的包括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2年11月14日为纪念建校14周年进行的“民意测验”③，美国人在上海办的《密勒氏评论报》(The Weekly Review of the Far East)1922年10月至次年1月所做的“中国当今十二位大人物”(Who are the twelve greatest living Chinese)问卷调查④，东南大学1923年1月所做的“名人选举”⑤，1927年北京大学于建校25周年之际所做的“世界第一伟人”调查⑥，以及上海《民国日报》自1928年至1929年进行的4次民意测验。⑦学界对民国时期的民意测验有所关注和研究，特别是杨天宏对1922年《密勒氏评论报》开展的“中国当今十二位大人物”问卷调查进行了深入的考察。⑧相比较而言，1926年《京报副刊》主持的一项民意测验——“新中国柱石十人”评选，尚未得到学界的足够关注和重视。本文以1926年《京报副刊》刊载的关于“新中国柱石十人”民意测验系列报道为基础，结合其他相关史料，分析此次民意测验的缘起、评选过程、舆论反馈和最终的评选结果，以此探究当时民众特别是知识阶层对政局、社会思潮和精英人物的观感和认知，管窥人心向背的变化。

       1918年10月5日，邵飘萍创办《京报》，其定位是“供改良我国新闻事业之试验，为社会发表意见之机关”。⑨该报问世一个月后，日销量即达到4000份，逐渐成为北京地区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之一，并陆续创办了十余种副刊。创刊于1924年12月5日的《京报副刊》是其中影响最大的综合性刊物，亦是民国时期的四大副刊之一。《京报副刊》日出一号，每号为16开纸8版，每月合订一册，有独立的报头，并单独订购。《京报副刊》提倡新文化，宣传进步思想，意在办成一个“自由发表文字的机关”，吸引了鲁迅、刘半农、王森然、徐志摩、俞平伯等一大批进步作者为该刊撰稿。⑩1926年4月24日，《京报副刊》因邵飘萍被害而停刊，共出477期。

       《京报副刊》主编孙伏园十分重视通过报刊了解民意。1922年10月，上海的《密勒氏评论报》发起“中国当今十二位大人物”问卷调查。11月25日，孙伏园即在《晨报副刊》发表《谁是中国今日的十二个大人物》，针对胡适所选的“十二位大人物”(11)发表自己的看法，表示十分欣赏这种通过投票探究民意的方式：“这种分组而且附加解释的选举方法和公平的眼光，都很使我心眼。”(12)此后数年，孙伏园亦曾多次在《京报副刊》发起向读者征求意见及民意测验活动，如1925年1月《京报副刊》曾发起征求10部“青年必读书目”的活动，引起了社会的广泛讨论。

       1926年1月4日，《京报副刊》在新年第一期头版刊登了主编孙伏园向读者征求关于“新中国柱石十人”的倡议书。在倡议书中，孙伏园首先忧心忡忡地表达了对20世纪以来时局的担忧和不满，认为：“就中国而论，这二十五年究竟有什么意义呢?二十世纪给我们的开宗明义第一章就是辛丑条约，赔偿各国四百五十兆两，这笔账到现在还没有算清。从此一步一步的往死路上跑。”在他看来，20世纪以来的中国已经是“病入膏肓”的病人，“几乎没有一条血管里没有毒的，虽有名医也很少挽回的希望了”。而挽救中国的希望就在于“在我们满是毒菌的病体里，忽然发生出多少白血轮来，把血液渐渐的洗涤干净，从此走上健康的道路”。在孙伏园这里，“白血轮”指的是能够引导中国走向独立、稳定的领导者，是革除病疾，救亡图存的希望所在。那么这种“白血轮”在哪里呢?孙伏园认为：“你我眼光里隐约的虽然都有，却没有一个人出来征求，出来计算这笔总账，于是大家都含胡着。本刊本了这个意思，特从一九二六的新年第一天动手征求起。假定这白血轮的数目为十枚，一九二六以后的新中国的命运便寄托在他们身上。这十枚白血轮我们名之曰‘新中国之柱石十人’……一九二六以后的新中国的命运便寄托在他们身上。”孙伏园希望不同于20世纪以来衰颓的“旧中国”，期待1926年以后创造出一个不一样的“新中国”。孙伏园虽然也强调“个个中国人都应该知道，此后新中国的命运是寄托在个个中国人的身上”，但“我们敢说新中国的建造可以不经过少数人的媒介，而全国人民自己赤手空拳的出来从事的么”?(13)这正是孙伏园需要征求“新中国柱石十人”原因所在。

       孙伏园最初拟定1926年1月底为投票截止期，并准备在投票截止后一星期内发表统计结果，且选举方法较为自由：“投票的十人中的分配，一听投票者的自由，并不限定学者几位，政治家几位，军人几位。”对可以被投票的人数也不作特别限定，并宣称如果投票者“以为十人太多了，也有的以为十人太少了，这都没有关系。以为太多的少写几人，以为太少的多写几人，也都没有关系。”(14)

       1月8日，《京报副刊》头版刊登投票启事：“本刊征求新中国之柱石十人票及说明在《京报》第四版，本月底截止，请速投。”(15)依托影响力广、发行量大的《京报》进行票选。但到1月23日，所得票数仅有220票。孙伏园认为：“这可以见得我国人平素不大惯干这类事，所以同报纸的销量一比较，显得特别令人诧异了。但是到底还有二百二十票，记者是非常快慰的。”(16)因接近原定的投票截止日期，林宰平建议延长投票时限，“使全国人人，即穷乡僻壤的，都有表现他们意见的机会”，孙伏园予以采纳。(17)至原定投票截止的1月28日，共收到432张票。孙伏园在《京报副刊》发表《截止日期声明不截止》，决定将投票截止日期延后一个月至2月28日。同时孙伏园也非常期待读者踊跃投票，发表意见，“在一月中，报纸上登着的票纸数达二十余万，而收到的，令人失望也令人满意，却还不到五百票……京外投票者还只是近畿的各省。”(18)

       2月28日，《京报副刊》开展的“新中国柱石十人”民意测验投票活动正式截止，最终收到791张投票。从孙伏园所说《京报》一个月的发行量达到“二十余万”，可见《京报》读者中仅有不到1％的人参加了这次票选活动。如果从横向比较，此次民意测验在当时盛行的社会调查中也只属于中等规模。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2年11月14日为纪念建校14周年所做“民意测验”共收931票，东南大学1923年1月所做“名人选举”总票数为806票，同年北京大学于建校25周年之际所做的“世界第一伟人”调查，共收到选票497张。而规模最大的当属《密勒氏评论报》“当今十二位大人物”问卷调查，有将近1900人参与。(19)孙伏园原本期望此次民意测验至少有1万张选票，但事实与预期结果有较大差距。究其原因，孙伏园认为是民众对选举的淡漠，“民国以来这许多年扰攘，吃苦的只是农工商贾等等人民，但也只有农工商贾等等人民应该吃苦，因为只有他们对于选举最是漠然”。(20)

       “新中国柱石十人”民意测验鼓励读者在投票时，在票末写出投票的原因，并允诺在评选过程中连同选票择要刊登在《京报副刊》。(21)1926年1月8日，孙伏园在《京报副刊》刊登的投票启事即特别提到：票末如有加以说明的，不论多少，都很欢迎。(22)1月23日，孙伏园在《吐露一点消息》中说，从当时已得的票数(220票)看，“大概有小半是附有说明的。我想在二月当中，虽然不发表结果，却不妨把有说明的票先发表了。”(23)2月1日，孙伏园履行承诺，开始刊登部分投票及说明，并说：“票纸外附有说明的，收到时记者就在信封上画一‘说’字，原意是不辜负投票者加注的一番好心。但到现在看来，单是加注的也不胜其发表，论‘择要’更是无从择起了。所以我们得在这里声明一句，今天及今天以后所发表的，是漫无标准，是单凭记者在‘说’字的票纸堆中随手抓出来的，以后也一样。”(24)应该说，《京报副刊》非常重视票末说明，即便是不符合规范的“废票”，孙伏园认为：“里面有的是沉痛的心情，并不是简单的开玩笑，所以也替他发表。”(25)并开设“瞧瞧他们为什么这样选”、“瞧瞧他们为什么选这班人”、“瞧瞧人家选的什么”、“瞧瞧他们怎么个选法”等专栏，择要公布选票以及票末所附带的说明。这些选票因大多附有投票说明，对了解投票者的心态以及对时政、社会风潮及精英人物的认知，具有重要价值。

       从票选者名单看，不仅有林语堂、张申府、高佩琅、黎锦熙等社会名流参与，还吸引了不少青年学生参与评选。投票者有按照投票要求选出十位“柱石”，也有所选者超过“十人”范围。如第18票，选出44个“柱石”人物，并在所附说明中加以归类，认为蔡元培等人是“言论主见可以号召全国者”，严修等人是“言论主见可以号召全国而无表示者”，阎锡山等人是“实心任事确有成绩者”，唐继尧等人是“武力可以号召一部分者”，张之江等人则是“后起英秀须过数年方可加评者”，等等。(26)再如第439票，所附投票说明中强调是按照“韦青云先生的那篇‘缩小中央整理地方’的行政委员会的支配”，将所选人物划分为外交、财政、军政、教育、内务、司法、交通、农林、工业和商业十个类别。(27)孙伏园透露了不少有意思的废票：有的投票者“在票上大写一个‘我’字，下面却不记真名，这一回就有一二票”。(28)有的投票者则借投票之机，发表对时局的看法。如署名“招勉之”者在投票说明中说：“我以为今日的中国，在政治上该首先把以前的糟粕置为肥料。第一要滚蛋的就是一班遗老遗少；第二要教他们死无葬身之地的是学经济、法律、政治的混吃蛆虫。什么段祺瑞、王士珍、赵尔巽、许世英、龚心湛、章太炎、林长民、黄郛、杨庶堪……等等，都该退避贤路。”(29)

       《京报副刊》“新中国柱石十人”民意测验发起后，即引起时人的热烈讨论，支持和批评的声音兼而有之。按照孙伏园的分析，批评者大致可以归为两类：一类是“以为现在中国并没有可作柱石的人物，例如刘半农、吴稚晖等诸先生”。如刘半农写信给孙伏园，说：“伏园，亏你发这问题!你且到清水毛坑里去照照你的脸，你配说这话么?你若要说，至少再过五十年。现在是只有粪土，至多也不过砖头瓦片而已，你若找出一个柱石来，请挖去我眼睛!”(30)陈宝森的意见与刘半农相仿。他说：“现在的中国人简直连粪土都不如，还谈得柱石不柱石!照现在的状况看起来，就是能够维持现状，已是千幸万幸，还谈得到革新?”(31)另外一类则是“以为中国人无一不是柱石，专靠十个人是万万不够的”。(32)这种认为中国的前途命运寄托在每一个中国人身上的观点在当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不少读者在票末说明中都表达了类似看法。如第641票的投票说明中说：“推举四万万大国民……鞭策他们拿国家引入独立自治的轨道。”(33)

       面对质疑，孙伏园和《京报副刊》在坚持自己立场的前提下将各种观点予以刊登，使读者能多方面多角度看问题。对于上述两类观点，孙伏园认为：“甲派未免悲观，乙派则未免太乐观了。”(34)在《一九二六新年本刊征求“新中国之柱石十人”》一文中，孙伏园就表达了探求新中国“柱石”的必要性，认为：“即使在吴稚晖先生所谓‘百姓做皇帝’的俄国，在革命的当初，也还有列宁和杜罗斯基，我们敢说新中国的建造可以不经过少数人的媒介，而全国人民自己赤手空拳的出来从事的么?那么，人人心目中的十个‘新中国的柱石’实在有写出来的必要了。”(35)从某种程度上回答了刘半农、吴稚晖等人的质疑。孙伏园收到刘半农的来信后，再次重申了举办评选的初衷和用心：“我们所谓柱石自然只是比较的，往矮子中间找出高人来”，“我们只凭良心去做”，“尽量选一选我们心意中的人物”。(36)而对于“人人都是柱石”的观点，孙伏园的看法是：“中国早就亡了的，但是中国的土地、人民究竟确实还在。亡了的要他复兴，存在的求他永存。这责任说无人能负么，说人人能负么，或者都不大近于事实。人人都能负，我们当然要这样希望，而且当然要往这方面去；人人都不能负，我们有时也这样担忧，但是有时觉悟这只是杞忧。真理究竟怎样，还是请问投票的大多数人。”(37)这就是孙伏园坚持征求“新中国柱石十人”的理由所在。值得注意的是，不少批评者也参与了评选。例如，批评较为尖锐的张申府就投了票，所选“柱石”分别是：徐谦、蒋介石、吴稚晖、鲁迅、蔡元培。(38)另外一位质疑者高佩琅也承认：“真正民意，用甚么方法发现?我以为民意测验，是最好不过的了。所以这次先生的新中国柱石十人的征求，我是十分赞成，因为这等选举，原无利害冲突，既不受金钱的驱使，又不受势力的压迫，可纯粹凭个人的自由意志，和直觉的是非之心，举他素日最崇拜的人。它的可贵，即在这一点。”(39)他把票投给了梁漱溟和吴佩孚。(40)可见，他们的批评绝非针对孙伏园和此次评选，不过是对当时中国时局“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另类表达。

       从舆论的反馈看，还有一些意见担心该民意测验被党派收买，为党派宣传之用。如高佩琅认为：“举行测验的人，发现测验的结果，和己意大相反背，或对于己派己党的声威，没有什么光彩，使密不发表(如某大学的民意测验即是一例)，或于事先加以种种暗示，以便作有利于己党、己派之宣传，那便是失掉了民意测验的真意，一种无聊的勾当而已。”孙伏园对此作了附加说明，认为这种观点“太悲观了，也太把民意看得不值钱了”。(41)

       在具体的评选过程中，孙伏园采取了多种措施防止选举舞弊。如发放选票的方式，最初采取随《京报》分发至各地，读者裁取票纸后寄送回报馆，广告上写明“票纸恕不另送”。对此，有读者特地写信给孙伏园，论及“在图书馆中见报后回家想选，往往因为无票而停止了”。鉴于此，报馆又备有若干票纸，以应投票人的函索，“有时朋友取去代发，我们也极愿意”。报馆还派人给清华学校等各校发放选票。此后不久，这种发放选票的方式遭到读者的质疑，认为：“贵报馆送票给各校选举，倘若不能把所有的学校普遍分送，则所得的结果，当更是不可靠”，倘若不请全体师生选举，只请托一两人随便拉人投票，则所得结果，又另是一种。因此建议孙伏园放弃这种方法，让关心时事的读者直接向报馆投票。孙伏园对此采取了折中的办法，即：“一方遵从来信者的意见，一方仍照以前办法，把票纸存在本刊编辑部，来信索取者给他，否则不给。”(42)尽量保证投票过程的客观公正。

       尽管有不少质疑声，《京报副刊》“新中国柱石十人”的评选活动还是得到了相当一部分读者的支持。例如，农大学生叶云波投了票，并写信给孙伏园：“我自见你征求新中国柱石十人票以来，当时就想投一票来尽我一分子的责任。那是心理跃跃，莫知所自。因为现在讲起中国这时的人才，实在太多了，纷纷杂出；然而能得着‘柱石’二字的没有一个。不过‘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一家之内必有长者’，这样的缘故，不得不勉强依我平日所经验过对二十世纪的潮流最适合的，也写得十人来了。”(43)金满成选出的“新中国柱石”只有3人，但他坦言：“这三人费了三个月思索的。”(44)署名“小正名”的选票说明也说：“想了三天三夜，好不容易才想出上面的十位大人物。”(45)足见对此次票选的高度重视。岑克明的看法最具代表性，他认为：“十个柱石能支住彪大的中国吗?决不能的。不过先有了柱石人才作我们引导者，我们可以跟随他们去努力，那末必定事半功倍的。好像众船行海洋一般，各船有各船的撑柁者。欲东航或西去，欲北行或南渡，在撑柁者已经胸有成竹，更得了司机生摇桨者或管火之类的船员，各尽厥职，开足马力，不难探登彼岸了。若还没有撑柁者(即所谓船中的柱石)。则船在茫茫的大海中，将何所适从呢?恐怕免不了碰着礁石沉没了。但是善航行于太平洋者未必善航行于大西洋的，因为个人的经验知识有限的。所以各界有各界的柱石，我们不能不选出一两个出来做领袖，引导我们的。我们也知道航行船中的各种助手，也是很重要的，若是没有助手如司机生之类的船员，撑柁者的恐怕也无所施其技了。所以所选出十个的柱石人才，不能全国的事，都交给他们去办的。还要我们合力去帮忙，才有成功的希望呢。现在将十个柱石，可做我们引导者。”(46)这些看法，给了孙伏园有力的鼓励和支持，推动“新中国柱石十人”民意测验得以顺利进行。

       3月11日，《京报副刊》刊登了“新中国柱石十人”民意测验的结果。该测验前后进行55天，共收到791票。因“有几位先生兼用分数的”，统计也仍按分数计算。(47)最终的结果是，蔡元培、汪精卫、蒋介石等入选“新中国柱石十人”。投票结果如下表1。

      

       3月15日，《京报副刊》发表《柱石外的柱石》，刊登了获得10票以上的名单，至此，《京报副刊》举办的“新中国柱石十人”评选正式落下帷幕。为了研究方便，兹根据两次公布的投票结果，将69名入选者，具体划分为政治、军事、外交、文化教育、工商和女界六大类，分类统计入选名单和排名情况，列表如下表2。

      

       值得注意的是，参与该民意测验投票的群体以知识阶层为主。一方面，这次民意测验通过《京报》发放给读者，投票者也基本限于《京报》的读者群体，而当时《京报》的主要订阅和阅读群体为有一定文化素养的知识分子。另一方面，从民意测验过程中陆续公布的部分投票者及说明名单看，黎锦熙、林语堂、高佩琅、张申府等不少大学教授、知识精英参与其中，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热情度极高。如，女师大学生许广平(署名景宋)、师大学生朱岳峙、刚从湖南湘雅医学专门学校毕业的李振翩以及农大、医大等校青年学生也都积极参与这次评选活动，并附上了详细的投票说明。清华学校“国是会”得到评选消息后，“不但把票纸代为油印，并将票数统计出来”(48)，并将所得的60余张票(包括该校教授及学生)，遣人送至报馆。郑州京汉路工人学校学生也一齐寄来选票，并在信中说：“贵报征求新中国柱石，颇足测验民众心理，兹敝校学生课余选就各票付邮呈上。”(49)可见，这次民意测验的所用样本选择上尽管足够广泛(《京报》读者)，但显然能够参与投票者却是已被限定的知识阶层。对于这一弱点，孙伏园也毫不避讳。他说：“我们现在说话只是对着智识阶级，能投票的又何莫非智识阶级，即使丝毫没有弊，何尝能算是全国人人的意见呢?”(50)此外，因该民意测验的选票采取随《京报》发放到各地的方式，因此能够参与投票的地区也受限于《京报》的发行范围，即主要集中在北京及近畿的各省。如该民意测验发起1个月后，孙伏园曾感叹“京外投票者还只是近畿的各省”。(51)因此，“新中国柱石十人”民意测验所反映更多的是以北方地区特别是京畿地区为主的知识精英阶层的观念和认知，还不能简单地从测验结果据以概括当时中国大多数人的选择和判断。尽管如此，该民意测验仍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正如研究1922年《密勒氏评论报》“中国当今十二位大人物”问卷调查的杨天宏所说：“由于知识精英阶层从来都是舆论的主导者，一些倾向性的社会选择仍不难从中窥见。”(52)从这个层面说，我们仍然可以通过“新中国柱石十人”的民意测验结果，结合其他相关史料，揭示出其中反映的多种历史面相。

       同时，《京报副刊》发起的“新中国柱石十人”民意测验是在1926年1、2月进行的，而恰恰处于五卅运动之后，又值国民革命军北伐前夕。有学者曾敏锐地指出：“北伐前后的那几年，可以说是中国现代史上最关键的转折时期。后来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唱主角的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是在那段时期奠定了自己的政治军事基础。”(53)可以说，“新中国柱石十人”民意测验的评选过程正介于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对该民意测验的评选结果进行分析，有助于探知该时期内民意测验所反映出的民众特别是知识阶层的社会心态，以及对精英人物、社会思潮的观感和认知，认识人心向背的变化。

       第一，该民意测验结果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北伐前夕，当时民众特别是知识阶层对南北力量消长的看法和认知变化，预示着中国政治即将发生的重要变革。当时的一位高级将领魏益三曾这样回忆：“1926年，在中国近代史上是动荡最激烈的一年。在这一年，北洋军阀的统治已经处于崩溃的前夕，军阀混战的次数最多，动员的人数最大，涉及的地域也最广，而大小军阀之间互相火并、离合拥拒的形势也发展到最微妙的程度。”(54)一般而言，“政党及派系领袖得票及排位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投票人所在社会阶层和影响所及各阶层对各党派的认同程度”(55)，得票数多寡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当时的民心民意。在此次民意测验结果中，最终入选的人物，属于南方力量的汪精卫、蒋介石、吴稚晖等总体排名、得票数以及入选人数远多于属于北方力量的黎元洪、段祺瑞、张作霖等人。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时人对南北力量对比的认知变化。

       在北方，1924—1926年期间军阀割据势力发生很大变化。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直系惨败，奉系控制了北京政府。此战对于北方军政格局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一方面国民军、直鲁联军等新势力迅速崛起，同时北洋三大军阀的力量基本消耗殆尽，北方军事势力各自为政，自成一体，基本已经丧失了统一全国的能力。而在南方，孙传芳和吴佩孚控制着广大华中地区；皖系军阀在直皖战争中败北，基本退出历史舞台。1925年，国民党政府发表《时局宣言》，指出了军阀对社会的毒害以及其必败的原因，为即将进行的北伐造势。蒋介石等粤系势力通过两次东征控制了广东，也成为以后北伐的主力。可以说，1926年前后的中国，南北军事力量的冲突与暗中较量一触即发。

       此时的北洋军阀势力内部，也在进行剧烈的新陈代谢，力量发生了显著变化。旧派军阀势力迅速衰落，新兴的军阀逐渐成为主角。罗志田对此有精辟的论断：“1924—1926年间是中国南北武装力量权势更迭相当快速激烈的时期，北伐时南北双方的主要军事将领至少有一半都是在这两年才崛起，北洋系统的张宗昌和孙传芳大约在这两年才逐渐成为全国性的人物，就是冯玉祥也基本是在这段时间才成为中国军政不可或缺的要角，所谓国民军体系同样是在此期间形成并壮大。”(56)在此次民意测验中，冯玉祥(352又3/10票)、李烈钧(193票)、孙传芳(69票)等新兴的军阀人物排在段祺瑞(27票)等旧式军阀人物之前，而当时北洋政府的当权人物张作霖仅得到19票。新兴军阀被舆论看好，如李烈钧就得到投票者的赞赏，称他“极娴军事谋略，处此国家多难，将来有对外作战，得公指挥支那健儿，不难横扫碧眼儿，直捣矮人国也”。(57)而张作霖得到的往往是“大唱反饥饿实行亲日的东三省军务总统官”(58)、“效法袁项城”(59)等负面评价。

       此次民意测验的结果也许会纠正我们对北洋军阀的一些惯性看法。以往我们常以“祸国殃民”、“草莽武夫”、“野蛮残暴”、“腐朽黑暗”等词汇描述北洋军阀势力。但从时人的认知和评价看，事实并不尽然，不可一概而论。例如，作为割据一方的“军阀”中唯一入选前10名的冯玉祥，排名第5位。他被认为是“北方军人中比较合作的”，“民生主义的刻苦实行家”(60)，“实心任事确有成绩者”(61)，“公光明磊落，不作妇人之仁。凡爱国爱民者友之，害国害民者敌之(如迎素不谋面之孙中山北上，谋国事，与禁曹锟是)，具新时代思想，努力平民政治，非仅长于治军而已。”(62)从以上的评论可以看出，冯玉祥作为一个爱国军人和民生主义者备受当时民众的认可和赞赏。冯玉祥虽然出身北洋，但通过组建国民军、发动北京政变、欢迎孙中山北上等活动，赢得了社会舆论的广泛好评。

       再如，直系军阀领袖吴佩孚在此次评选中得到166票，排名第11位。他被认为是北洋军阀当中的儒将、开明者，曾因主张“国民会议”和支持五四运动，被视为具有“民主”观念与“爱国”意识的军人。(63)第一次直奉战争后，吴佩孚踞洛阳，拥兵数十万，控制直、陕、鲁、豫、鄂五省地盘，成了当时北方实力最大的军阀。当时西方媒体评价吴氏为“中国最强者”(Biggest man in China)，可见吴氏当时在国内外的影响着实非同小可。在1926年的这次民意测验中，投票者以“武力可以号召一部分者”(64)、“以‘古文观止’为治世大法的常胜将军”(65)形容之。从某种程度上说，吴佩孚可称得上是一个文武兼备的实力派人物，得到了不少民众的推崇。

       可以说，1926年“新中国柱石十人”的民意测验评选结果有助于从多重视角审视时人眼中的“军阀”形象。但历史行进到1926年，军阀雄踞的时代毕竟渐行渐远了，无论是新旧军阀都无法代表未来中国的发展趋势，他们未必是缔造新中国的“柱石”。国民党在1925年5月的《时局宣言》就指明：“中国之内乱，由依赖帝国主义以为生存之军阀所造成”，“军阀之大者，把持中央政柄，藉统一之名义以迷惑国人；军阀之小者，割据地方，藉联省自治之名义迷惑国人。其名义虽不同，其为造成内乱则一。”(66)正如参与投票的招勉之所评论的，军阀“原本是遗老遗少及滚蛋的政治鬼养成出来的，如今青出于蓝，也就无法可治了。张作霖、吴佩孚，固然要不得；就是冯玉祥、孙岳、孙传芳，也不过是中国人民的寄生虫之一。有害与否，要视虫的毒质多少为断。目下又无良医，而病又未发作；所以毒质的多少，还无从知得。然而，寄生虫总不是好东西就是了。”(67)另外一个投票者也认为，建设新中国的希望在一般民众具备公仆的意识，而不能寄托在野心家的军阀身上：“在这混乱的时局，我们靠着那些野心军阀和那些狐媚而捣乱的政客，要靠他们来奠定国家，是不行的!除非明乎国家大势及内乱之源，是由于一般民众没有监督公仆的智识，来改造国家。”(68)这些评论可谓切中时弊。

       第二，该民意测验评选结果揭示了国民党的重新崛起，对民众的影响力迅速扩大，一定程度上获得了时人普遍的好感。据罗志田的分析，1923—1924年的国民党改组和联俄、容共从根本上既改变了国民党在全国的形象及其在全国思想言说中的地位，也改变了其成员组成和领导核心。而国民革命提出的“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口号正是五四运动“外抗强权、内除国贼”口号的直接传承，亦切合民间大众的民族主义情绪。(69)1926年的民意测验结果显示，在10个“柱石”中，国民党员或亲国民党人士就占了7位(70)(冯玉祥、吴佩孚、梁启超除外)，且前4名都是清一色的国民党员和亲国民党人士。如果将此名单进一步扩大到前20名，这个比例还将上升，囊括了李石曾(150票)、胡汉民(145票)、王正廷(112又4/10票)等人。正是在1926年前后，国民党势力在迅速崛起，这与胡适的观感一致，他说：“民十五六年之间，全国大多数人心的倾向国民党，真是六七十年来所没有的新气象。”(71)胡适的这一论断，代表了当时很大一部分民众的看法。

       属于国民党的蔡元培在本次评选中排名第一，某种程度上说明蔡元培在20世纪20年代前后新文化运动和教育运动中的主角身份依然影响甚大，广受知识界以及普通民众的认可。在这次民意测验的投票说明中，蔡元培得到极高的评价：“言论主见可以号召全国者”(72)，“举以为思想界的领袖来实行政教分离”(73)，“学问道德，极堪表率群伦”。(74)1912年2月，蔡元培发表著名的《对于新教育之意见》一文，提出专制时代的教育与共和时代的教育的最大不同，在于前者“教育家循政府之方针以标准教育，常为纯粹之隶属政治者”；而后者“教育家得立于人民之地位以定标准，乃得有超轶政治之教育”。(75)蔡元培主张教育改革，政教分离，得到了相当一部分民众的支持和拥护。

       汪精卫在此次民意测验中排名第二，这与其在国民党中政治地位的上升是一致的。汪精卫较早追随孙中山参加革命，从1905年开始，陆续发表了《民族的国民》、《驳革命可以召瓜分说》等文章，大力宣扬三民主义。1925年2月24日孙中山病危时，汪精卫代为拟就了“政治遗嘱”。孙中山逝世后，汪精卫身为国民党的元老和孙中山的亲信，得到苏联、中共和国民党左派的大力支持。1925年，汪精卫当选为广东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会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继续执行孙中山的“联俄容共”政策，成为了国民党新的领袖，获得了极大的社会声望。因此，在1926年的这次民意测验中，许多民众将其视为三民主义的信徒和孙中山忠实的追随者：“为努力国民革命，谋国家人民之福利，历尽艰苦，成功不居，人格高尚，有中山之风度”(76)，“政治界模范，三民五权的实行者”。(77)

       此次民意测验结果也显示出蒋介石地位、声望的迅速提升。在1922年《密勒氏评论报》“中国当今十二位大人物”问卷调查中，蒋介石仅得到4票(78)，而在此次民意测验中得到近457票，排名第三。尽管两次民意测验的投票群体不一致，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蒋介石在短短数年间声望的迅速上升。1924年，国民党一大召开，国共实现第一次合作，蒋介石在此前后赞扬联俄的意义，说：“中国革命，如不加入世界革命之内，不但是不能成功的，而且是没有意义了。”(79)蒋介石的这些表现为他赢得了很高的威望，使他赢得了“左派军人”甚至“左派领袖”的称号，得到了苏联顾问和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在1926年的这次民意测验中读者也纷纷表达对蒋介石的赞赏：“他的党军制可救国的”(80)，“有主义的极端实行家”(81)，“能以党之军制而服民众者”(82)，“爱国的军人，放下政治臭味，共同合作，拿全中国军队统一起来，完全听命于政府，作对外的准备”(83)，“能实行孙中山三民主义是头脑新颖之军人”(84)，“民众武力的领袖。他底不怕死的精神，足以震醒贪生的怯懦者。”(85)张申府也表达了对蒋介石的认可和支持：“大家大概都承认，蒋介石是半成功的了。广东我是住过的。以前的情形，我很知道。听说现在很不同了。这不能不说一部分是蒋介石的功劳。尤其把香港的英人治了个可以，真使人喜欢。”(86)主编孙伏园在评选结果出炉后撰写了一篇长文介绍“蒋介石先生”，将蒋介石的成功归功于“就是干，就是认真干。认真肯干是他的好处。他的毛病，也就在这儿。就是刚愎，就是把持。以前是这样，但我后来看见他，已有些不然了。宗旨，军事上，他是大有希望的一个人”；“其实蒋介石很可以做一个特洛斯基。性情也有些相同。”(87)可见，作为党、军领袖和实干家的蒋介石，符合了军阀混战年代普通民众对一个强有力的国家领导者的期待，这也是在此次民意测验中蒋介石得票甚高的原因所在。

       第三，该民意测验结果显示，民国职业外交家群体的表现得到了民众的认可和支持，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经历华盛顿会议、五卅运动后，国内民族主义的高涨，以及民众对政府强有力外交的期许。华盛顿会议是继巴黎和会后又一决定战后世界秩序的重要会议，北京政府派遣施肇基、顾维钧和王宠惠代表中国政府出席。经过中国外交家的据理力争，中日两国代表通过“边缘”谈判的方式，最终签订了《中日解决山东悬案条约》。日本“放弃了它在中国大陆的唯一战利品”。(88)消息传回国内，群情振奋。华盛顿会议后，这批职业外交家已经成为一种公认的政治势力，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民众的认可。当然，这些人物能够入选除了外交的功绩外，与个人的一些因素也密切相关。例如，王宠惠得到的高度评价主要是和他的法学家身份相关，其在外交、立法、司法方面的贡献有目共睹。1922年5月，王宠惠和胡适等人在《努力周报》上发表了《我们的政治主张》一文，提出了“好人政府”的口号，要求建立“宪政的”、“公开的”政府和推行“有计划的政治”，并且出任“好人政府”总理，这也为他赢得了很大的声誉。

       第四，还可以透过“新中国柱石十人”民意测验的评选过程和结果管窥时人对社会思潮的观感和态度。

       其一，科学救国的社会思潮深刻影响了许多民众。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等公开举起“科学”旗帜。到五四运动时，“科学”、“民主”更是深入人心，“科学救国”思想开始引起社会的广泛重视。《科学》、《曙光》、《新青年》、《新潮》等崇尚科学的杂志纷纷加入“科学救国”讨论，“科学救国”成为民国时期一股具有深刻影响的社会思潮。在这次民意测验中，不少投票者以科学家作为建设新中国的唯一柱石，认为：“吾们贵国人的心理，只崇拜空谈的文士、有势力的武人，对于科学家与科学工业是不注意的。中国连半根坏机关枪都没有，如遇帝国主义者进攻时，试问用什么去抵御?”(89)“非尽量的输入希望所谓物质文明，特别是提倡和灌输一般梁启超者流所认为要破产的科学，不足以建设新中国。”(90)于是，读者心目中的“柱石”包括了工程师、昆虫学家、潜艇专家、航空舰制造者等。在这次民意测验中，吴稚晖排名在第4位，一定程度上得益于他所标榜的科学主义。吴稚晖是五四时期思想界的重要人物之一。在新文化阵营里，他提倡科学最切实、最热情，曾言：“欲救死之国，重在应用”，大谈“科工救国”。(91)胡适称赞吴稚晖为科学与玄学的论战中科学派的“压阵大将”，是近300年来四大反理学的思想家之一。(92)郭湛波在他极有影响的《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一书中，对吴氏评论说，其“生活朴素、刻苦；言谈讽刺、滑稽，思想清澈、新颖；年虽老而思想并不落后，青年颇受其影响，故当时有‘白发青年’之绰号”。(93)在这次民意测验中，吴稚晖得到的评价是：“白头少年英气勃勃”(94)，“愿为群众力争自由平等，不自私自利，与今之无聊政客，专为己利，其人格有上下床之别”(95)，“吴先生不是研究纯科学的，本不与新中国之建设有什么关系。不过他老先生主张把线装书丢在茅厕里三十年，极力鼓吹科学，自然是很有大功的”(96)，“学术界领袖，他老先生不但是中国学术界的泰斗，并且是我们这个地球上人类的导师”。(97)其时，任鸿隽、赵元任、胡明复等人都强调：“救我垂绝之国命，舍图科学之发达，其道未由。”(98)足见当时科学救国思潮在民众当中的广泛影响力。

       其二，该民意测验还反映出当时国语运动、汉字改革的社会思潮在知识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黎锦熙作为国语运动的倡导者也参与投票，他选举赵元任、钱玄同、林语堂、汪怡、刘复为“新中国柱石”，并详细阐述了投票理由：“新中国之柱石只有一根，就是‘汉字改革家’。一切新事业……都要以新文字作基础，所以这根柱石若立不起来，旁的柱石都容易倒。我宁偏而不全，先其所急而选出右列的五人。这五人都是‘数人会’的分子(创新文字虽还有人，现姑以此会为限)。虽然他们对于旧文字的见解和主张不能一样，却都对于新文字的创设都很努力。‘数人会’负有这么重大的任务，肯作这种真正的牺牲，实足以当新中国的柱石而无愧色。我自己固然也是分子之一，但究竟自己不能选自己，故摘除贱名，以崇谦德而挽吹风。”(99)而黎锦熙也被其他投票者选上，并寄予厚望，说他是“国语运动的先锋。废汉字之于将来，亦犹共产之于将来。”钱玄同也被认为是“文字学大家。废汉字的首倡者。”(100)

       从公布的民意测验评选结果看，文化教育领域排名前列的有蔡元培、吴稚晖、陈独秀、梁启超、李石曾、胡适、李大钊等人，入选的人数也多于其他领域。这显示出1926年前后思想家、教育家对民众特别是知识阶层的深刻影响。其中值得一提的是陈独秀，他跻身“新中国柱石十人”之列，这似乎可以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力有所扩大的一个佐证，但也并不能确定与之一定有必然的联系，因为在读者投票说明中并无人提及他的中共党员的身份，而强调的是他在新文化运动中的领袖身份，“能脱离数千年之陋习而为新思想之先锋者”。(101)此外，投票者也把他看作是“农工阶级的拥护者”(102)，“被压迫阶级的韦陀思想的急先锋”。(103)这也说明当时的精英人物对社会的影响力是多方面的，并不仅限于某一领域。

       此外，还有部分特立独行的选票反映出当时流行的一些思想潮流。如有人对男权社会导致的一系列政治文化上的悲剧痛心不已，因而认为新中国的柱石应该是妇女，并选举了女届名人10位：郑毓秀、陈璧君、宋庆龄、何香凝、朱其慧、毛一鸣、沈仪彬、康同璧、王昌国、刘清扬。(104)事实上，持有相同观点者绝不止一位，在此次民意测验获10票以上者中有3位女界名人，即何香凝(29票)、刘清扬(18票)和宋庆龄(15票)。从“三从四德”到国家柱石，不仅是对男权社会的反思，也表明民国时期妇女地位得到一定程度的提升。

       民国时期社会学调查盛行，报刊媒介纷纷举行诸多形式的民意测验。时人对民意测验之功用已经有一定的认识，认为民意测验的意义在于“训练民众对于国家社会敢发表意见，能发表意见，进一步能发表出有价值的意见，并能以行动促其意见的实现，这实为一切建设中的根本建设……这是树立民主政治的初步训练，这是举行民意测验的第一种意义……民意测验本身就是一种民众教育的方法，同时期结果更可以作民众教育实施的参考。”①民意测验对认识当时知识界对政治及社会状况乃至舆论倾向，均具有参考价值。

       1926年《京报副刊》主持的“新中国柱石十人”民意测验的初衷也是为了“训练民众对于国家社会敢发表意见，能发表意见”，乃至以此为窗口，透视未来中国之走向和命运。如前所述，“新中国柱石十人”问卷调查正当五卅运动之后及国民党准备北伐前夕，国内民族主义高涨，世道人心变化之时举行，多少反映了斯时形势的变化及世人的认知。从最后的投票结果看，尽管掺杂了不少不可排除的干扰因素，但也反映出五卅运动之后、北伐前夕这一特殊历史时期内，当时民众特别是知识群体对南北势力消长、国民党的崛起以及科学救国、国语运动等社会思潮种种历史面相的观感和认知，值得学界加以重视和研究。

       指导教师黄爱平，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注释：

       ①洪瑾主编：《社会调查方法：社区工作与管理专业》，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8年版，第233页。

       ②这种探究民意的测验肇始于美国，1824年《哈里斯堡宾夕法人报》为了解选民对总统候选人的态度，派遣记者进行了民意测验。参见杨程《党意还是民意——上海〈民国日报〉上的民意测验(1928—1932)》，硕士学位论文，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2012年，第5页。

       ③该调查是目前所见中国最早的民意测验之一，由留美归国的张耀翔主持，就当时部分时政热点问题对参加北京高师建校庆祝活动的来宾进行了一次民意测验，题目设置包括“假如你有选举权，你将选谁做下一任大总统?”等8个问题。参见张耀翔《高师纪念日之“民意测验”》，上海《民国日报》，1923年1月14、15日，第4张。

       ④The Weekly Review of the Far East,Formerly Millardps Review,Shanghai,China.From October 7,1922 to January 6,1923.转引自杨天宏《密勒氏报“中国当今十二位大人物”问卷调查分析》，《历史研究》2002年第3期，第66页。

       ⑤《东南大学之名人选举》，上海《民国日报》，1923年1月20日，第2张第3版。

       ⑥朱悟禅：《北大25周年纪念民意测验之分析》，《新民国杂志》第1卷第5期，1924年3月30日，第1—8页。

       ⑦这4次民意测验是：反日民意测验、元旦民意测验、总理纪念周民意测验和反俄保路民意测验，投票结果分别载于上海《民国日报》，1928年12月16日，第2张第4版；1929年1月13日，第2张第1版；1929年4月14日，第2张第4版；1929年7月26日，第4张第1版。

       ⑧目前有关国内民意测验的研究论著，主要有杨天宏《密勒氏报“中国当今十二位大人物”问卷调查分析》，《历史研究》2002年第3期；周斌《1928至1929年的反日会》，《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2期；王来华《略述民意研究、民意测验的沿革及其在中国大陆的发展》，《理论与现代化》2009年第4期；杨程《党意还是民意——上海〈民国日报〉上的民意测验(1928—1932)》，硕士学位论文，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2012年。

       ⑨邵飘萍：《京报三年来之回顾》，原载《京报》，1922年10月10日，收录于方汉奇主编《邵飘萍选集》下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640页。

       ⑩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2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79页。

       (11)胡适所选情况，参见胡适《谁是中国今日的十二个大人物》，《努力周报》第29期，1922年11月19日，第1版。

       (12)孙伏园：《谁是中国今日的十二个大人物》，《晨报副刊》，1922年11月25日，第4版第4页。

       (13)孙伏园：《一九二六新年本刊征求“新中国之柱石十人”》，《京报副刊》第374号，1926年1月4日，第1版第1页。

       (14)孙伏园：《一九二六新年本刊征求“新中国之柱石十人”》，《京报副刊》第374号，1926年1月4日，第1版第1页。

       (15)孙伏园：《投票启事》，《京报副刊》第378号，1926年1月8日，第1版第1页。

       (16)孙伏园：《吐露一点消息》，《京报副刊》第393号，1926年1月23日，第8版第160页。

       (17)孙伏园：《吐露一点消息》，《京报副刊》第393号，1926年1月23日，第8版第160页。

       (18)孙伏园：《截止日期声明不截止》，《京报副刊》第401号，1926年1月31日，第8版第120页。

       (19)参见杨天宏《密勒氏报“中国当今十二位大人物”问卷调查分析》，《历史研究》2002年第3期，第71页。

       (20)杨果真：《我们要不要学盛京时报?》，《京报副刊》第398号，1926年1月28日，第8版第200页。文后有孙伏园按语。

       (21)事实上，这种在报刊中公开披露署名者投票理由的方式，在民国时期的民意测验中并不常见。例如，1922年《密勒氏评论报》的“当今十二位大人物”问卷调查的选举规则之一就是“投票人之姓名无庸署于选票中，但可附一署名信函说明选举某人之理由，主持人将严守秘密，不公开署名信札。”参见《密勒氏评论报》，1922年10月14日。转引自杨天宏《密勒氏报“中国当今十二位大人物”问卷调查分析》，《历史研究》2002年第3期，第66页。

       (22)杨果真：《我们要不要学盛京时报?》，《京报副刊》第398号，1926年1月28日，第8版第200页。文后有孙伏园按语。

       (23)孙伏园：《吐露一点消息》，《京报副刊》第393号，1926年1月23日，第8版第160页。

       (24)孙伏园：《瞧瞧人家选的什么?》，《京报副刊》第402号，1926年2月1日，第8版第17页。

       (25)孙伏园：《瞧瞧他们为什么这样选(五)》，《京报副刊》第406号，1926年2月5日，第8版第40页。

       (26)孙伏园：《瞧瞧他们为什么这样选(三)》，《京报副刊》第405号，1926年2月4日，第8版第31页。

       (27)孙伏园：《瞧瞧他们为什么选这班人》，《京报副刊》第404号，1926年2月3日，第8版第123页。

       (28)孙伏园：《吐露一点消息》，《京报副刊》第393号，1926年1月23日，第8版第160页。

       (29)孙伏园：《瞧瞧他们为什么这样选(三)》，《京报副刊》第405号，1926年2月4日，第8版第31页。

       (30)孙伏园：《吐露一点消息》，《京报副刊》第393号，1926年1月23日，第8版第160页。

       (31)孙伏园：《截止日期声明不截止》，《京报副刊》第401号，1926年1月31日，第8版第120页。

       (32)孙伏园：《新中国柱石十人——两个月征求的结果》，《京报副刊》第435号，1926年3月11日，第8版第88页。

       (33)孙伏园：《看他们为什么这样选(七)》，《京报副刊》第409号，1926年2月8日，第8版第64页。

       (34)孙伏园：《新中国柱石十人——两个月征求的结果》，《京报副刊》第435号，1926年3月11日，第8版第88页。

       (35)孙伏园：《一九二六新年本刊征求“新中国之柱石十人”》，《京报副刊》第374号，1926年1月4日，第1版第1页。

       (36)孙伏园：《消息再吐露》，《京报副刊》第396号，1926年1月26日，第8版第184页；《孙伏园按语》，《京报副刊》第398号，1926年1月28日，第8版第200页；孙伏园：《截止日期声明不截止》，《京报副刊》第401号，1926年1月31日，第8版第120页。

       (37)孙伏园：《新中国柱石十人——两个月征求的结果》，《京报副刊》第435号，1926年3月11日，第8版第88页。

       (38)张申府：《终于投一票》，《京报副刊》第411号，1926年2月10日，第6版第78页。

       (39)高佩琅：《发表投票的疑问》，《京报副刊》第407号，1926年2月6日，第8版第48页。

       (40)高佩琅：《中国的个半男性的男子》，《京报副刊》第416号，1926年2月20日，第7版第119页。

       (41)高佩琅：《发表投票的疑问》，《京报副刊》第407号，1926年2月6日，第8版第48页。

       (42)孙伏园：《吐露一点消息》，《京报副刊》第393号，1926年1月23日，第8版第160页。

       (43)孙伏园：《瞧瞧他们为什么选这班人》，《京报副刊》第404号，1926年2月3日，第8版第123页。

       (44)孙伏园：《两张封尾票》，《京报副刊》第434号，1926年3月10日，第8版第80页。

       (45)孙伏园：《瞧瞧他们为什么选这班人》，《京报副刊》第404号，1926年2月3日，第8版第123页。

       (46)岑克明：《本着良心观察的结果》，《京报副刊》第412号，1926年2月11日，第8版第88页。

       (47)孙伏园：《新中国柱石十人——两个月征求的结果》，《京报副刊》第435号，1926年3月11日，第8版第88页。

       (48)孙伏园：《吐露一点消息》，《京报副刊》第393号，1926年1月23日，第8版第160页。

       (49)孙伏园：《消息再吐露》，《京报副刊》第396号，1926年1月26日，第7版第183页。

       (50)孙伏园：《消息再吐露》，《京报副刊》第396号，1926年1月26日，第8版第184页。

       (51)孙伏园：《截止日期声明不截止》，《京报副刊》第401号，1926年1月31日，第8版第120页。

       (52)参见杨天宏《密勒氏报“中国当今十二位大人物”问卷调查分析》，《历史研究》2002年第3期，第72页。

       (53)罗志田：《南北新旧与北伐成功的再诠释》，《开放时代》2000年第9期，第48页。

       (54)魏益三：《我由反奉到投冯投吴投蒋的经过》，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51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215页。

       (55)杨天宏：《密勒氏报“中国当今十二位大人物”问卷调查分析》，《历史研究》2002年第3期，第72页。

       (56)罗志田：《北伐前夕北方军政格局的演变：1924—1926年》，《史林》2003年第1期，第73页。

       (57)岑克明：《本着良心观察的结果》，《京报副刊》第412号，1926年2月11日，第8版第88页。

       (58)吴稚晖：《柱石外之问题》，《京报副刊》第420号，1926年2月24日，第1版第145页。

       (59)孙伏园：《他们为什么这样选(五)》，《京报副刊》第406号，1926年2月5日，第8版第40页。

       (60)孙伏园：《瞧瞧他们为什么选这班人(三)》《京报副刊》第404号，1926年2月3日，第8版第123页。

       (61)孙伏园：《瞧瞧他们为什么这样选(三)》，《京报副刊》第405号，1926年2月4日，第8版第32页。

       (62)岑克明：《本着良心观察的结果》，《京报副刊》第412号，1926年2月11日，第8版第88页。

       (63)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351—352页。

       (64)孙伏园：《瞧瞧他们为什么这样选(三)》，《京报副刊》第405号，1926年2月4日，第8版第31页。

       (65)孙伏园：《他们为什么这样选(五)》，《京报副刊》第406号，1926年2月5日，第8版第40页。

       (66)《中国国民党对于时局宣言》(1925年5月22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4辑(上)，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20页。

       (67)孙伏园：《瞧瞧他们为什么这样选(三)》，《京报副刊》第405号，1926年2月4日，第8版第32页。

       (68)孙伏园：《看他们为什么被选(七)》，《京报副刊》第408号，1926年2月7日，第8版第56页。

       (69)罗志田：《南北新旧与北伐成功的再诠释》，《开放时代》2000年第9期，第49页。

       (70)需要指出的是，1924年国共第一次合作中，陈独秀曾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因而在这一特殊时期他兼有双重党籍。

       (71)胡适：《惨痛的回忆与反省》，《独立评论》第18号，1932年9月18日，第18页。

       (72)孙伏园：《瞧瞧他们为什么这样选(三)》，《京报副刊》第405号，1926年2月4日，第8版第31页。

       (73)孙伏园：《看他们为什么这样选(七)》，《京报副刊》第409号，1926年2月8日，第8版第64页。

       (74)岑克明：《本着良心观察的结果》，《京报副刊》第412号，1926年2月11日，第8版第88页。

       (75)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2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9页。

       (76)孙伏园：《他为什么选他们(十四)》，《京报副刊》第417号，1926年2月21日，第8版第127页。

       (77)岑克明：《本着良心观察的结果》，《京报副刊》第412号，1926年2月11日，第8版第88页。

       (78)参见杨天宏《密勒氏报“中国当今十二位大人物”问卷调查分析》，《历史研究》2002年第3期，第69页。

       (79)蒋介石：《对于联俄问题的意见》，《政治周报》第4期，1926年1月10日，第14页。

       (80)孙伏园：《瞧瞧他们为什么选这班人》，《京报副刊》第404号，1926年2月3日，第8版第123页。

       (81)孙伏园：《瞧瞧他们为什么这样选(三)》，《京报副刊》第405号，1926年2月4日，第8版第31页。

       (82)高佩琅：《发表投票的疑问》，《京报副刊》第407号，1926年2月6日，第8版第48页。

       (83)孙伏园：《看他们为什么这样选(七)》，《京报副刊》第409号，1926年2月8日，第8版第64页。

       (84)岑克明：《本着良心观察的结果》，《京报副刊》第412号，1926年2月11日，第8版第88页。

       (85)孙伏园：《他为什么选他们(十四)》，《京报副刊》第417号，1926年2月21日，第8版第127页。

       (86)张申府：《终于投一票》，《京报副刊》第411号，1926年2月10日，第6版第79页。

       (87)孙伏园：《蒋介石先生》，《京报副刊》第435号，1926年3月11日，第6版第84页。

       (88)[英]E.H.卡尔著，徐蓝译：《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国际关系：1919—1939》，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16页。

       (89)李振翩：《新中国的柱石七个半》，《京报副刊》第410号，1926年2月9日，第8版第72页。

       (90)余文伟：《跑一趟野马》，《京报副刊》第415号，1926年2月19日，第7版第111页。

       (91)吴稚晖：《科工救国》，《中山文化教育季刊》1934年第1期，第401—405页。

       (92)胡适：《〈科学与人生观〉序》，张君劢、丁文江等著：《科学与人生观》，上海，亚东图书馆1923年版，第13页；胡适：《几个反理学的思想家》，《胡适文存三集》第2卷，亚东图书馆1930年版，第111页。

       (93)郭湛波：《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北平人文书店1936年版，第163页。

       (94)孙伏园：《瞧瞧他们为什么选这班人(三)》，《京报副刊》第404号，1926年2月3日，第8版第123页。

       (95)岑克明：《本着良心观察的结果》，《京报副刊》第412号，1926年2月11日，第8版第88页。

       (96)余文伟：《跑一趟野马》，《京报副刊》第415号，1926年2月19日，第7版第111页。

       (97)孙伏园：《他为什么选他们(十四)》，《京报副刊》第417号，1926年2月21日，第8版第127页。

       (98)任鸿隽：《本社致留美同学书》，《科学》第2卷第10期，1916年8月9日，第1177页。

       (99)孙伏园：《他们为什么这样选(五)》，《京报副刊》第406号，1926年2月5日，第8版第40页。

       (100)孙伏园：《他为什么选他们(十四)》，《京报副刊》第417号，1926年2月21日，第8版第127页。

       (101)高佩琅：《发表投票的疑问》，《京报副刊》第407号，1926年2月6日，第8版第48页。

       (102)孙伏园：《他为什么选他们(十四)》，《京报副刊》第417号，1926年2月21日，第8版第127页。

       (103)孙伏园：《瞧瞧他们为什么这样选(三)》，《京报副刊》第405号，1926年2月4日，第8版第31页。

       (104)孙伏园：《瞧瞧他们怎么个选法(二)》，《京报副刊》第403号，1926年2月2日，第8版第16页。

       (105)容若：《民意测验的意义》，济南《民众周刊》第4卷第12期，1932年，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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