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木山房诗说》初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山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019 （2000）06－0085－03
吴敬梓《文木山房诗说》久已亡佚。金和在《儒林外史》跋中说：“先生著作有《诗说》七卷，是书载有《溱洧》篇数语；他如“南有乔木”为汉江神女之词；《凯风》为七子之母不能食贫居贱，与淫风无涉；“爰采唐矣”为戴妫答庄姜“燕燕于非”而作，皆前贤所未发。”又说：“先生诗文集及《诗说》俱未付梓，余家旧藏抄本，乱后遗失。”胡适于1921年购得《文木山房集》刻于乾隆五年左右，约当吴敬梓四十岁时，其后十四五年的诗词未收入。两书的原稿本及金和家藏的抄本迄未发现，都认为已失传了。
1999年6月24 日《光明日报》刊有周兴陆先生《吴敬梓失传著作〈诗说〉在上海发现》一文，引起学术界极大重视。全椒吴敬梓纪念馆闻讯，即专人赴沪，在上海图书馆查获此书，承该馆同志协助，将是书复印，使这一重要著作重见天日。我得获见这一复印本，至为欣幸！
是书封面题“文木山房诗说”，下双行题“旧抄本”，“戍子四月收”。钤有“献唐”名章。首页第一行题“文木山房诗说”，下钤有“王献唐”名章及“平乐印庐”章。第二行题“全椒吴敬梓敏轩纂”。全书不分卷，无目次，下分四十二则，标题如下：孔子删诗、四始六义之说、风雅分正变、后妃、钟鼓亦房中之乐、卷耳、画公图雷、桃夭、汉神、父母孔迩、采蘩、申女、群妃御见、马鹿、驺囿、七子之母、简兮、翟茀、降王为国风、（缺一则）鸡鸣、子矜、野有蔓草、魏风、角枕锦衾、驷铁、秦人不用周礼、秦之士贱、污泽、豳、东山之四章、四牧采薇出车杖杜、伐木、菁菁者莪、生刍一束、社、辟雍泮宫、阳厌、彼童而角、魃、时迈、大王剪商、玄鸟。全书共36页，前四则为总论，下为分论各章，最后一页钤有“献唐劫后所得”章。
王献唐是山东藏书家，精版本校勘之学。曾任山东图书馆馆长。齐鲁书社出版他的遗著《望行精舍校汪水云集》，“出版说明”说他30年代初即着手校勘海源阁秘笈四种。其生卒年待查。
金和说《诗说》七卷，此书不分卷。又是书未见有金和的藏书章，亦无题字。王献唐仅于书题下注“旧抄本”三字。则此书是否为金和家藏本，或清人另一抄本，实属可疑。首页第一行有“平乐印庐”章，是否为抄书人章，亦难考定。但有此一抄本出现，纵非全帙，也是幸事。至于原稿本，其子孙均无保存，更无法查寻了。
我将全文回诵再四，学殖荒疏，体会甚浅，唯觉作者对汉儒、宋儒解诗之说，多所批驳，出自创见，皆前贤所未发。尤其对《诗·大序》所提出的基本论点，多加否定，这在清代政权极盛时期，是够大胆的了。他对圣经贤传都产生了怀疑，当然对科举制度也就根本否定了。这对研究吴敬梓的思想，就更能挖掘出它的根源了。仅就管见所及，略谈几点意见，就正专家学者。
一、对四始六义之说的否定
《史记·孔子世家》说：“《关睢》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只是说《关睢》、《鹿鸣》、《文王》、《清庙》为风、小雅、大雅、颂之首篇。《诗大序》是东汉时卫宏所作。开篇就说：“《关睢》，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也。”这就是把这一首里巷歌谣、男女言情之作，说成是政治教科书了。而郑康成却说：“始者，王道兴衰之所由。”吴敬梓质问道：“如谓四始独明兴衰之由，将其余遂无关政教而工歌所不及者乎？”这位汉代的大儒，恐怕只好哑口无言了。
六义之说，亦出自大序：“诗有交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风、雅、颂原是讲诗的体制，赋、比、兴是讲诗的写作方法，错杂言之，称为六义。其实，无论就体制来讲，或就方法来讲，都很难截然分清。吴敬梓《诗说》中提出他的辩解：“窃意小雅中有近于风者，周南中有近于雅者。豳诗则兼风雅颂而言之。或古之太师聆之而知其孰之风，孰为雅，非章句之士，拘于卷轴之谓也。”他已经认识到风、雅都是乐调，聆音而知其为何，这就不是章句之儒所能理解的了。他又辨析道：“夫赋者诗之流也。后世之论作赋者曰：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虫鱼花鸟，杂陈其中，无非赋也。是赋可以兼比兴，咏一物记一事，而意别有所在，亦赋此物此事也。必欲分章断句，以为此赋而非比兴，此比兴而非赋，恐作诗者不若是之繁琐也。且于其赋物者谓之兴，乃有时亦谓之赋，何乃自乱其例耶？”作者有主观世界，也有客观世界，情景交融，吟咏成诗，我们称之为意境。很难说成哪是赋，哪是比兴的。“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究竟这是赋呢？还是比兴呢？
四始六义之说，本是汉儒所创，后世遂奉为圭臬，不可移易。读一首诗，就要分析哪一句为赋，哪一句为比、为兴，割裂支离，反不能体会诗人的本意了。吴敬梓加以论断说：“如四始六义之说，为说诗者必不可废，则《论语》之言诗者未尝及之。孟子最善于诗，未尝及之。自汉以后有是说，欲以得诗之纲领统纪，转于三百篇轇轕决裂，而不免牵扭附会之病。”所以两千多年来，读诗的人纠缠于四始六义之说，钻入葫芦套中，实际是无法理解作诗人的本意了。
顾颉刚先生说：“以义理解诗，在汉代固为投合统治者之要求，而在今日则直为笑柄。如“关关睢鸠，在河之洲”一语，历代解诗者不知其已写几千百万字，而自我辈观之，则仅为“鸠”、“洲”两字起下文“逑”之韵脚而已，岂有他哉？”顾先生是当代人，当然不会理会汉儒家的说教；吴敬梓生于雍乾之际，能拨开传统的经师的说教，是何等的识力和魄力！
二、对风雅正变的否定
《大序》说：“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兴废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前面又说：“至于王道哀，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教，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把大小正变都归之于政教，极为牵强夺理。《诗说》引汪琬的话驳道：“二南，正风也，然而有野花死麇，可不谓之变乎？十三国，变风也，然而《柏舟》之为妇，《淇奥》、《缁衣》之为君，《七月》之陈王业艰难，可不谓之正乎？《鹿鸣》以下22篇，《文王》以下18篇皆正雅，然而《常棣》之吊管蔡，虽谓之变可也。《六月》以下58篇，《民劳》以下13篇皆变雅，然而《六月》、《车攻》、《嵩高》、《亟民》、《常武》诸篇以美宣王之中兴。夫既从而美之，则异于圻父，白驹之属，虽谓之正亦可也。”这些话都是很有道理的。吴敬梓表示同意他的说法，同时提出论断说：“风雅之变在音不在诗。今必断其卷轴，以十三国为变风，以《六月》以下《民劳》以下为变雅，而于其中称美之词亦大改其讥刺，则说诗者之过也。”
风雅之变在音而不在诗，这一论断可释千古之疑。风、雅都是音调，所谓变风变雅，就如今之变B调、变C调。大雅小雅也是乐调。元人朱孟章《诗经疑问》说：“大雅小雅亦如今商调、宫调。作歌曲者，亦按其腔调而作耳。大雅、小雅是古乐之体格，按大雅体格作大雅，按小雅体格作小雅，非是做成诗后，旋相度其词自以为大雅小雅也。”这是很有道理的。
雅本是一种乐器。《礼记·乐记》“泛疾以雅”注：“乐器名，状如漆筒，中有椎。”郭沫若说：“诗之周南、召南、大雅、小雅，揆其初当亦乐器之名孽乳而为乐调之名，犹今人言大鼓、花鼓、鱼琴、简板、梆子、滩簧之类耳。”（甲骨文研究）只有从实际考证得出的结论才是正确的。经师解经，往往引我们坠入五里雾中。
三、对汉儒宋儒的评论
前两段所言，吴敬梓对大序可以说持完全否定的态度。议论精辟，更无可疑。他对诗经的研究是抱着博采众家、实事求是的态度，亦时出己见。对汉儒宋儒每加评论，但并非一概鄙弃。他一则说：“信乎，章句之学，非圣人意也。”（四始六义之说）又说：“孔子删诗，降王为国风，此陋儒之说也。”（降王为国风）又说：“毛郑诸儒，虽百口其何辩哉？”（四牡采薇）朱熹在《诗集传序》上说：“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也。”这说得很实际，突破了汉儒的说教。但是他又说：“小序曰：关睢麟趾之比，王者之风，故系之周公。南，言化自南而北也。鹊巢驺虞之德，诸侯之风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系之召公。斯言得之矣。”这就又回到汉儒的说教了。《诗说》对朱熹评论说：“朱子不信序说，辩之不遗余力，而独于比兴则竞竞守其绳墨，若断然不可易者何也？”我们要知道无论汉儒宋儒，都是生活在封建社会，都是服从最高统治者的利益。所以朱熹能历仕四朝，追封信国公，从祀孔庙，直到清代还追封朱文公，升位十哲之次。而吴敬梓反对八股文，不参加博学鸿词，终于田庐卖尽，病死扬州。显然是两种不同的命运了。
《诗说》成于何时，尚难考定。《儒林外史》第34回迟衡山道：“前日承见赐《诗说》，极其佩服。”可见在写成《儒林外史》之前，已有此书。既已分赠友人，必尚有抄本。我们希望能有全本出现，使我们更能了解吴敬梓的学术思想，这对《诗经》的研究也必有更多的收获。
周兴陆有关《文木山房诗说》的文章请见本专题2000年第一期（原载《复旦学报》）
收稿日期：2000－05－24WW周兴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