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与1927年“迁都”之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之争论文,蒋介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63(2010)10-0001-08
1927年3月，蒋介石同武汉的国民党左派掀起了“迁都”之争。以往的研究多偏重于政治叙事，归咎于蒋介石独断专权。所论固然言之成理，但毕竟没有倾听蒋介石的陈述。笔者有幸到胡佛研究所查阅了蒋介石日记，对蒋介石在此事件中的心路历程有所窥探。特就读档所得，与学界高明略予交流。
一、蒋介石的“善变”及其心境
武汉在国民党领导的北伐进程中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1926年7月4日国民党第二届中执会临时全体会议通过决议，声明“此次出师，首在占领武汉，讨伐吴佩孚，继续前进，以谋建设统一之国民政府”①。随着北伐的推展，革命军很快进入湖北与江西，1926年9月5日、7日分别攻占汉阳与汉口，10月10日攻克武昌，11月7日占领南昌，革命浪潮由两广拓展到中部各省，革命的重心已转移到长江流域。机构与制度建设自然应随着军事的推进而次第展开。
1926年9月9日，当革命军会攻武汉之际，蒋介石致电广州的中执会代理主席张静江和中央政治会议与国民政府代理主席谭延闿，提出政治中心北迁的问题②。此后，蒋又多次催促中央与政府北迁。当攻赣战役取得胜利后，蒋的态度变得强硬，11月19日再电广州称：“中央如不速迁武昌，非特政治、党务不能发展，即新得革命根据地亦必难巩固。”③广州国民党中央虽然起初不赞成迁都，但毕竟是权宜之计，从巩固和扩大革命成果方面决策，迁都是必然的。随着革命形势的变化，原先不赞成迁都者也改变了看法。尤其是革命军占领江西后，武汉外围已有了可靠的屏障。广州国民党中央遂重新考量迁都计划，政治委员会于11月8日作出国民政府及中央党部于短期内北迁武汉的原则决定。11月16日国民政府派宋庆龄、孙科、宋子文、徐谦、陈友仁、鲍罗廷等为迁汉调查委员，经韶关、南昌赴武汉作考察和布置。11月26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作出迁都武汉的正式决定④。11月28日，国民政府委员会第43次会议议决国民政府所辖机关，除总司令部外，均依令迁移。12月5日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正式宣布停止在广州办公。
首批赴汉的宋庆龄等一行人经南昌，于12月10日抵达武汉后，国民政府各部亦已到达，而中央党部尚未迁到，所以各委员面临“无指导机关，无法开始办事”的局面，此时，广州的中央党部和国府同时于12月5日在广州宣布停止办公，“如武汉亦不能办事，则中央政府势将中断，不但办事困难且恐发生危险”。鉴于这种情况，首批赴汉的中央和国府委员遂先召开谈话会，与会者“均认为非有一临时办法，则政治必将停顿。故决定将此谈话会改为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于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未在鄂开会以前执行最高职权”⑤。其成员由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委员、湖北省政务委员会主席，及汉口特别市党部、湖北省党部代表各一人组成。12月13日，该联席会议正式通电成立，成员主要有孙科、徐谦、蒋作宾、柏文蔚、吴玉章、宋庆龄、陈友仁、王法勤、鲍罗廷等，以徐谦为主席，叶楚伧为秘书长⑥。南昌的蒋介石得到电报，也“认为重要并复电赞成”⑦。12月11日，由谭延闿、顾孟余、何香凝、彭泽民、丁惟汾等及随员数百人组成的第二批成员开始北上，到达韶关后，分为两路，各部职员经湖南直接前往武汉；部分中央和国府委员经赣州于12月31日到达南昌。武汉临时联席会议得知其余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已经抵达南昌，便宣布国民政府于1927年1月1日在武汉开始办公。历时月余的政府迁移工作，接近完成⑧。然而，就在此时，蒋介石对政治版图的考量与设计发生了改变，拦阻到达南昌的中央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前往武汉，引发“迁都之争”。
在蒋介石操控之下，抵赣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于1927年1月3日召开“中央政治会议”，决议中央党部与政府暂驻南昌，理由是希望对于党务“有所补救也”⑨。会后，蒋介石曾命令在汉的中央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折回南昌，计划在底定东南后，再迁于南京。蒋介石之所以突然武断地坚持改都南昌，“自然是私心自用”⑩。但笔者通过查阅蒋介石日记，发现关于迁都之争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有其深层原因。孙中山去世之后，蒋介石逐步确立了在军界的集权地位，由此不断激励着他对党、国的关怀程度，乃至逐步树立起自己作为党国柱石的角色。“护党”被蒋视为自己的神圣职责。早在1926年7月蒋介石就复函西山会议重要人物张继，表明其“护党苦衷”和对整理党务案的自信(11)。
随着权力之塔的一再构筑，他对政治风险越来越看重，疑虑丛生，时常处于心理压抑状态。自从国民党兴起“迎汪”运动之后，蒋介石就认为此举的背后实际上是共产派在活动，目的在制约和推倒他，由此使他对共产派的敌意不断加深。例如1926年8月20日，蒋介石“得粤电，知后方共党有迎汪之谋，将藉此以倒蒋也”，且“代行者亦有此意”，蒋“思之惘然”(12)。他在日记中写道：此事“从中必有人操纵，决非大多数之真意，自吾有生以来，郁结愁闷，未有甚于今日也”；“他党在内捣乱，必欲使本党纠纷、分裂，可切齿也”(13)。当第四军攻克贺胜桥之际，蒋介石却没有表现出喜色，反而说道：“我军虽获大捷，而前后方隐忧亟增，肘腋生患，共党在内作祟，非使本党分裂与全军崩溃而不止。遍地荆棘，痛苦万分”(14)。9月15日，蒋介石在与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俄国军事顾问加伦会谈，再次抱怨受到压迫和牵制，使他“难堪”。此后，蒋介石的恐惧感与日俱增。1927年1月3日虽然南昌政治会议通过中央和政府暂驻南昌的决议，但反对者大有人在，这使蒋长期受到压抑的心情丝毫没有轻松起来。相反，随着事态的发展，他的恐惧与愤怒也在增加，他对共产派的敌意愈来愈大，尤其是随着他与鲍罗廷矛盾的升级，“分共”倾向愈来愈明显。
二、蒋介石的武汉之行
蒋介石与武汉临时联席会议发生争执之际，武汉及两湖地区的工农运动正如火如荼地展开，武汉及周围发生的重大外交事宜颇受蒋的重视，在一定程度上又和蒋介石与武汉方面的争执牵扯在一起。蒋介石在1927年1月6日的日记中写道：“晚(开)政治会议，闻武汉卫戍部缴英界公安局枪械，管理该局，英界重要机关概由政府派队守卫，英兵撤回军舰。此为近来一大事也，风潮已伏，发生必大。”次日，蒋“得九江英兵残杀国人之报，不胜愤恨。”1月8日：南昌方面召开政治会议，讨论应付汉口外交事宜，认为“应专对英国，不宜牵动各国也”，并决定蒋“往武汉应付时局”(15)。1月9日，蒋介石偕军事顾问加仑、海外部长彭泽民、宣传部长顾孟余、妇女部长何香凝等自南昌抵武昌。
蒋介石此次武汉之行，也是为了调处与武汉方面的分歧，但他预感困难重重，因而情绪低落。他在10日的日记中写道：“精神颓唐，忧患丛生，忍辱含羞，无逾于此也。痛苦不堪言状。”12日蒋在武汉出席欢迎大会，“到者数万人”(16)。蒋介石虽然受到空前的欢迎，被哄抬为“领袖”和党国“柱石”，但他与武汉国民党要人的分歧是无法绕开的。后者的规劝，并没有使蒋改变态度，他在宴会上发言反对阶级斗争，“暗示中国共产党做得太过火”(17)。他力图说明主张中央暂驻南昌是中央政治会议的决议，“意图说服在武汉的要人”(18)。他的主张再次遭到了联席会议成员们的反驳(19)。毫无疑问，蒋介石在这场争论中势单力薄。对手的反驳与讥讽，使他的自尊心再遭打击。他在12日的日记中写道：“晚宴会，席间受辱被讥，生平之耻，无逾于此”。并写下这样一段话：“为被压迫而欲革命，不自由何不死？伸中华民族之正气，以救党国，俾外人知华人非尽是贱辱，而不可侮蔑也”。次日，他犹对此耿耿于怀，在日记中记道：“昨晚忧患，终夜不能安眠，今晨八时起床，几欲自杀，为何革命而欲受辱至此？”
蒋介石在武汉遇到的一个重要对手就是国民党政治顾问鲍罗廷，鲍在公开会议上的批评，使蒋自感格外难堪。但鲍是蒋氏反对派的首脑，所以尽管“受辱”，蒋、鲍之间仍需进行交涉。蒋在1月16日下午与鲍罗廷会谈到晚上六时。但蒋肯定没有占到上峰，此间，他同一些旧交叙谈党务与政治，“不胜悲伤”，“惟沉痛而已”。(20)1月17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武汉开临时会议，蒋介石在会上说明中央暂驻南昌之必要，及中央政治会议与各分会的关系。但是，没有得到与会者的支持。1月18日，蒋乘船返回南昌，“各同志冒雪来送，歉惶更甚”(21)。蒋介石当时怀着怅惘的情绪回到南昌(22)，此行使他与武汉方面的裂隙进一步扩大，加大了蒋介石的危机感，使他“忧患难忘，惭愧重生，不能稍减也”(23)。他于19日到达九江之后，程潜来谈，蒋“直言余与鲍尔廷不能相容”。他在日记中写道：“既不能为国雪耻，何忍复为余辱国？革命至此，总受帝国主义与外人压迫，何如及时辞职，以谢国民与已死之同志之灵？否则，殆有自杀而已。”当晚，他上庐山与张静江谈话，“不禁唏嘘系之”(24)。次日，蒋在日记中进一步渲泄了他对鲍罗廷的不满和自己捍卫“人格”与“国格”的决心，甚至不惜为此去死。他在日记中留下的文字，更像一篇遗书(25)。
三、走向决裂
回到庐山之后，蒋介石便开始了自己的去鲍计划。1月27日，蒋与顾孟余、何香凝、孙科、戴季陶等谈话，“必欲去鲍尔廷顾问，使政府与党部能运用自由也”。晚上，蒋复与谭延闿、戴季陶商谈“去鲍而迁移中央于武汉”(26)。但蒋的去鲍计划并未得到其他人的赞同。蒋向顾孟余、何香凝、孙科等人提出此议时，他们“恐牵动大局，不敢决断”。蒋抱怨“书生办事，诚然败坏不可也”(27)。29日，谭延闽、张静江、戴季陶“三同志来谈，季怯而静硬、组默，皆有病也”(28)。两天后，戴季陶复劝蒋“忍耐，不要去鲍，众意类此”(29)。
众人的不“理解”，并未动摇蒋的决心(30)，反使蒋有一种孤胆英豪展施抱负之感。他在1月29日与戴季陶、张静江、谭延闿等人谈话之后，在日记中写道：“民族衰弱异甚，如不奋发自强，独立坚持，亡国灭种之惨祸贻于全民之子孙，诚为万世之罪人，而个人之成败何足介怀？”次日，他进一步检讨的处境与谋划：“近日消极灰心，怠惰骄矜，患得患失，愁闷苦痛，不知所止。病在环境之怯弱、干部之无人也。惟能立于革命地位，则外间之揣测怀疑可以不顾也。鲍尔廷之横暴如不速去，则不能革命。惟欲联俄革命，所以欲去鲍尔廷，以免破裂。否则，不必去鲍也。外人不却原理，一味畏缩，可叹！”(31)
但是，当蒋听到一些关于他的社会传言，并看到英国报纸对于蒋、鲍之争幸灾乐祸之后，似乎有点动摇。他在1月31日的日记中写道：“见英报挑拨余与苏俄感情甚烈，余本决心去鲍，见此报则适中帝国主义者之计，故虽欲免去，亦惟有忍耐不去，以待将来可也。”次日，蒋介石与张静江、戴季陶等人“商议党务及鲍事”，他“不忍为帝国主义者之诽笑，宁屈己卑思，以求革命之发展，故放弃主张，决将政府迁移武昌也。”(32)2月8日，蒋介石往访张静江与谭延闿二位主席之后，“回部详议迁移政府于武汉问题及中央全体会议改期事，决议迁移也”(33)，本日举行的中央政治会议虽然通过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迁移武汉的决议，但同时又声明“中央全体会议俟东南战事告一段落，另定日期召集”(34)。2月12日，又经政治会议决定国民政府设于武昌，中央党部设于汉口(35)。
不过，南昌通过的迁移决议能否顺利执行，则需看双方互动情况。蒋虽“顾全大局”，同意南昌“中央”与“政府”移鄂，但武汉方面的政治风向对于神经敏感的蒋介石的影响则是非常重要的。当武汉方面开展“迎汪复职”宣传之后，蒋介石就已大感不快，迨至前者开展轰轰烈烈的反对独裁、提高党权运动之后，蒋介石更感如芒刺在背，骨鲠在喉，难以忍受。蒋在2月16日的日记中写道：“汉口党部对静江、膺白攻击，对余指责，一般党员之跨党者煸惑播弄，使本党不安。牺牲一切，重负责任，反不见谅。欲放弃而革命失败，不放弃则必使个人失败。事至于此，虽欲不放弃而不得矣”。次日，他进一步写道：“汉口联席会议定‘反革命罪条例’，以及各种宣传，对余与静江兄攻击几无完肤。名余为独裁制，名静为昏庸。除CP以外，无一非反革命，必欲使我党党员各个击破。本党党员之谄奉卑污、趋炎附势，执迷不悟之徒，其恶罪比敌尤甚也。呜呼，党团其亡乎！”此外，顾孟余、孙科、邓演达等人的批评，也令蒋大为光火。他怀疑顾“为CP之间谍”(36)，认为孙科对他“公开诬蔑”(37)，邓演达则“煸惑挑拨，无所不为”(38)。盛怒之余，他将自己视为党国的救星，在他看来，个人处境关系党国存亡。他自感“责任愈重，毁忌愈甚，忧患更甚”。乃至动摇了他对汉口联席会议合法性的认可(39)。
在蒋介石的阻挠下，原先准备移鄂的委员没有全体动身，据徐谦后来在二届三中全会预备会上讲，“二月九日，南昌同志一致议决迁鄂，同时各同志皆有来鄂信息，民众亦已有预备热烈欢迎。不料九日不到，改为十六日；十六日复以‘廿日省政府之成立，不能动身’。至此，武汉同志非常惶惑”。鉴于“联席会议既不能视为永久机关，而南昌同志之来又复遥遥无期”，武汉的国民党要人“以为应有正式办事地点，以副民众之仰望”，遂于2月21日召开扩大联席会议(40)，出席者除临时联席会议成员外，还包括在武汉之中央执监委员、候补执监委员，会议决定即日起结束武汉临时联席会议，由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分别在汉正式办公。次日，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决议接受扩大联席会议决议。2月23日，武汉国民党中常会又增选唐生智、蒋作宾、宋庆龄、彭泽民、吴玉章5人为政治委员，组织政治委员会(41)。
武汉方面的做法，对蒋产生了明显的刺激。他在2月23日的日记中写道：“见汉口联席会议通告国民政府与中央党部在武昌开始办公之电，不胜愤激。如此办法，尚有党纪乎？”当天下午，他就“开临时政治会议，议决声明政府仍在南昌照常办公，武汉不得另行办公”(42)。他认为，这主要是鲍罗廷在故意与他作对。他认为“本党之纷纠，皆由鲍一人所起也”(43)，武汉所作所为“皆是诈术，全为鲍尔廷一人所驱使，鲍氏之罪，不容于天地之间”(44)。他当然也迁怒于中共，认为此举系“合中外CP之力以攻我，使我内部纠纷，不能统一”(45)。他于2月21日在南昌发表公开演讲，否认武汉联席会议的合法性，进行反共宣传。
经过陈公博等人的劝驾，滞留南昌的谭延闿、李烈钧等人于3月7日抵达汉口，正赶上二届三中全会预备会议，遂提议大会延至12日召开，以待蒋介石、朱培德到来。虽然吴玉章、于树德、毛泽东、恽代英、彭泽民等人强烈反对，但经过激烈讨论，还是决议改为10日正式开会(46)，以等蒋来。但是，蒋介石接到了陈铭枢、李烈钧关于武汉方面对他不利的政治和军事形势报告后，不仅未去武汉，而且致电辞去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之职。
二届三中全会出席者“左派力量占压倒多数”(47)。会议通过了一系列提高党权、限制个人权力过分膨胀的决议案。这些议案突出了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最高权力，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造成个人专权的制度因素。主要决议被下级党部概括为“指导机关之统一，外交政策之统一，财政政策之统一，革命势力之统一”(48)。全会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在各项选举中，汪精卫得票都是最多的，反映了与会者重新确立领导核心的意愿。相反，在中常委、政治委员会、军事委员会等机构中，虽然仍有蒋介石的名字(这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与会者对蒋尚有较高的期望)，但他的权势“大被裁抑”(49)，他以前在党、政、军、财各要政上的控制权，都被剥夺了，就连军事委员会他也不能完全驾驭了，他在新的中央机构中的实际地位大大下降了，仅成为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众多委员中的一个。所以说，在限制蒋介石权力膨胀，反对个集权，实施民主领导方面，二届三中全会无疑取得了成功。难怪有人说“国民党三中全会是武汉反蒋运动最精彩的一幕”(50)。
蒋介石自然不甘心从权力的巅峰跌落下来，为此，他在与武汉方面对立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他开始不再掩饰自己反共的决心，而且愈来愈明确地以“反共”旗帜来积聚军事与政治势力。随着东南军事行动的胜利，蒋介石控制了中国的经济枢纽上海，奠定了此后对他政治生涯产生重要支撑作用的江南基本区域，遂开始加紧策划并实施他蓄谋已久的“清党”计划。当然，他的“清党”主意得到了陈果夫、吴稚晖、李石曾、蔡元培、张静江、古应芬、邵元冲等人的极力赞同和密切协作。在他们看来，这是“护党救国运动”。在经过精心策划和一系列预演后，1927年4月12日以对上海工人的武装镇压为标志，蒋介石集团发动政变的幕布终于揭开了。
四、余论
当蒋介石方面与武汉方面闹得不可开交之际，北方的天津《大公报》发表评论指出：“有一种观察说，(国民党)左右派闹不到破裂，中央执行会一开，蒋介石一到，几个冠冕的决议案一发表，就没有问题了。因为汉口闹的是巩固党权，南昌也说是巩固党权，只要多数的中央委员，两面一安抚，那么双方争点，就雾灭烟消。”(51)但事态发展的结果，双方的争执不但没有“雾灭烟消”，而且最终分道扬镳。
蒋介石之所以与武汉的国民党左派彻底分裂，其实是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不过就蒋介石日记所表达的历史信息而言，至少对后人了解蒋氏所思所想不无帮助。笔者有如下几点感触。
其一，蒋介石自命不凡，而又慷慨悲歌。随着权势的扩大与地位的盘升，蒋介石渐成国民党内少有人可以匹敌的实力派人物。他的自我身份设计也相应发生了很大变化，渐成继孙中山之后党和政府乃至民族的唯一救星。他在与武汉方面对峙时期，将自己与史可法、岳飞、文天祥等并称为“古今贤豪”，认为他与古代贤豪之“受屈于奸党之手，如出一辙”(52)。面对曲折与困难，他“惟有以文天祥为师法而已”(53)。他将自己的处境与岳飞抗金得胜却受“莫须有”罪名相比，而将武汉方面与他“为难”的人比之为秦桧，指责“捣乱造谣的人，是没有什么天理，亦没有什么良心，并且没有什么国家，没有什么革命，只要能给这国民革命的事业倒下来，只要给国民革命的领袖推倒了，只要自己个人有权势，有利益可享的时候，无论你国家亡了，无论你种族灭了，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得出来的！”(54)他认定自己为“本党领袖”(55)，而且为“乱世之领袖”(56)。所以，他自觉有救党救国之重任，“党国责重，家国忧患，俱集一身也”(57)。所以他抱有“党存与存，党亡与亡，一息尚存，此志不懈”的决心(58)，自矢“对于本党的成败，比对于自己的生命还要重要”(59)。所以“中正预备着做岳飞，预备着做史可法，预备着做文天祥”，“一定奋斗到底，希望我们国民革命成功，实现我们总理手创的三民主义”(60)。这种“崇高”的使命感与责任感，促使他为巩固与扩大权力基础与范围而殚精竭虑(61)。
其二，蒋的“奋斗历程”及“革命成就”，增加了他的“自信”。蒋介石虽然在国民党内资历不老，但战绩最著，从创办黄埔军校开始，陆续统一广东国民政府军制，并成功地进行东征等一系列军事行动。北伐开始之后，军事节节胜利，更使蒋的声望如日中天。在党内，蒋经过三二○事件、整理党务案等一系列事件，逐步取得了对党权的支配地位，先后担任军人部长、组织部长、中执会主席、中政会主席等要职。一系列的成功，使蒋自命为党国元老，所以对党内资历与威望不及自己者，难以正视，对于他们代表中央所做的决议本能地抵触。蒋这样放言：“以现在中正的历史、中正的地位，我敢大胆说一句话，无论什么人想假借一种不落边际的宣传和诋毁，或造出一种不利于革命的空气，或锡我以独裁制的名义，或污蔑我是新军阀以反对中正革命，老实说，这个是不行的！”蒋还说，他只信任汪精卫、张静江、谭延闿“这三位主席，以及中央监察委员”，因为“他们在本党的历史最长久”，“如果中正有违反党的纪律的地方，只消请这三位主席和中央监察委员，大家说一句话：说蒋中正是违反党的纪律，说蒋中正是一个新军阀，要受党的制裁，那我中正就必定承受本党的处分。如果有人故意造出一种空气，使我中正不能够革命，那么老实说，蒋中正决不是少数人的宣传和他的空气可以吓倒的，可以推翻的！”绝对的自信诱导着蒋向绝对的权力之塔攀登，在蒋看来，他就代表着国民革命的方向和精神。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只知道我是革命的，倘使有人要妨碍我的革命，反对我革命，那我要革他的命！我只知道革命的意义就是这样，谁要反对我革命的，就是反革命”，所以“要以革命的罪处罚他”(62)。
其三，蒋介石疑忌太甚。读蒋日记，通常有一种压抑感，几乎每天均有猜忌与訾言。凡是不顺心的事，皆足以令他耿耿于怀。他在1927年2、3月间的日记中充满对唐生智、邓演达、鲍罗庭，乃至宋子文、孙科等人的责骂，他自感“责任愈重，毁忌愈甚”(63)。挥之不去的“忧患抑郁，不堪言状”(64)，使他经常夜不能眠。因忌生怨，积怨成恨，在他的日记中，经常可见“痛”、“恨”、“食其肉”、“其肉可食乎？”等词语。疑忌实际上是关于政敌对己攻击态势的一种判断，疑忌之心太甚，必然导致自己的应对手段从重从强，从而加大与政敌间的裂隙。
其四，一些历史细节的影响应予注意。就蒋日记而看，虽然蒋与武汉方面的裂隙在不断加大，但直到武汉方面的三次全会闭幕，蒋介石似乎仍有妥协的可能。1927年3月7日他在南昌总司令部举行的第16次总理纪念周上发表演讲，明确承认“现在我们国民政府同中央党部已经迁到了武汉”。3月16日，他在日记中写道：“看报，汉口此次中央执行会之议决案，令人难堪，压迫侮辱至矣，惟有服从耳”(65)。应当注意的是，1927年3月25日北伐军队占领南京时发生的“宁案”对加快蒋介石分共清党步伐产生了影响。据蒋判断，此次因抢劫外国人而导致外国武装干涉的事变，系“奸党……假冒本军名义(所为)”(66)。宁案给蒋介石带来一系列的外交困扰，“奸党捣乱”使他“苦痛暴躁，莫此为甚”(67)。外国方面也将宁案归罪于共产党，3月31日蒋介石接到报告“列强会议有将警告驱除共党之要求，否则列强自行处置也”(68)。此后，为了分共之事，蒋介石两天“终夜不能成眠”(69)，经过与大批“同道者”多次磋商后，乃决定“为本党计，非与之分裂不可也”(70)。
其五，武汉方面本存在与蒋和解的可能，但“湘、鄂等处，反蒋之议大起”(71)，愈演愈烈的“反对独裁”、“打倒老朽”、“迎汪复职”等宣传与运动，不断刺激着蒋介石多疑好胜的心理。不过，就武汉方面而言，其提高党权确实代表不少党员的心声，也符合国民党政治发展的逻辑。固不言蒋介石是否独裁，是否蹂躏党权，一个明显的事实是，随着国民党北伐的不断胜利，军事影响已远远超过党务与政治，“在军事的突飞猛进中……党的发展跟不上军事的发展”(72)。由于“政治、党务之发展，其速率乃在军事之下”，“致民众徒知本党军事之势力，未明本党以党治国之精神”(73)，“致政治建设成一畸形之发展”(74)。为求党权影响之扩大，推动以党治国方针的实现，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政治和党务方面，所以才有提高党权的策略与运动。但问题不仅在于理念的考量，而在于公共的革命利益与个人权势及团体利益缠绕难解，双方发生决裂就只是时间问题了。
其六，蒋与武汉方面的分裂在一定意义上并不是个人之事，其背后是利益集团在支持。以往研究将蒋视为大资产阶级的代表，在史学研究视野与理路已大异于前的今天，这一观点已不会受人关注了。但笔者认为，此说并非无凭无据。蒋与武汉方面争执正烈之时，外国媒介就注意到“蒋介石为保守分子所公认之领袖”(75)。此处的“保守”，无疑是相对于当时火热的工农运动而言。还有报道称蒋介石与徐谦分别为国民党内部“稳健派”与“极端派”的首领，并“预料蒋介石将组织稳健党，以拒赤化，并抵抗北方军阀”(76)。就在反蒋运动日趋火热的武汉，也有不少蒋介石的支持者。据报道，3月10日武汉“有工人开会，为戎装携械之学生解散，盖愤其抱反对蒋介石之态度也。左右两派意见之不洽，于此可见”(77)。当蒋率领的军事力量占据当时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最为发达的江南地区，尤其是上海之后，现实理性和利益需求必然诱导并加大他对热火朝天的工农运动的抵触，乃至最终发生标志历史转折的“四·一二”事变。应该说，阶级分析仍然是解释蒋介石与武汉方面由迁都之争到分道扬镳的较好视域之一。
注释：
①⑤(40)(46)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下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730—731、805、745、753页。
②③⑥(11)(12)(14)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蒋介石年谱初稿》，档案出版社1992年版，第677、800、842、623、655、668页。
④刘继增等：《武汉国民政府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3页；韩信夫、姜克夫主编：《中华民国大事记》第2册，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551页。
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下册)，第805页。另据载，蒋曾电告邓演达，对武汉联席会议的决议案“皆同意”，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蒋介石年谱初稿》，第851页。
⑧曾庆榴：《广州国民政府》，第414页；韩信夫、姜克夫主编：《中华民国大事记》第2册，第550—551页。
⑨《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本，1927年1月3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藏(下同)。
⑩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李宗仁回忆录》(上册)，编者1980年版，第429页。
(13)引自张瑛《蒋介石“清党”内幕》，国防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61页。
(15)《蒋介石日记》，1927年1月8日。
(16)《蒋介石日记》，1927年1月12日。
(17)[苏]A.B.巴库林：《中国大革命武汉时期见闻录》，第55页。
(18)(22)(50)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册，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177、178、188页。
(19)刘继增等：《武汉国民政府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65页。
(20)《蒋介石日记》，1927年1月17日。
(21)《蒋介石日记》，1927年1月18日。
(23)《蒋介石日记》，1927年1月23日。
(24)《蒋介石日记》，1927年1月19日。
(25)《蒋介石日记》，1927年1月20日。
(26)(27)《蒋介石日记》，1927年1月27日。
(28)《蒋介石日记》，1927年1月29日。
(29)《蒋介石日记》，1927年1月31日。
(30)他在1月31日的日记中写道：自己“力坚前议不之动”。
(31)《蒋介石日记》，1927年1月30日。
(32)《蒋介石日记》，1927年2月1日。
(33)《蒋介石日记》，1927年2月8日。
(34)韩信夫、姜克夫主编：《中华民国大事记》第2册，第566页。
(35)《蒋介石日记》，1927年2月12日。
(36)《蒋介石日记》，1927年2月18日。
(37)(39)(63)《蒋介石日记》，1927年2月22日。
(38)《蒋介石日记》，1927年2月26日。
(41)刘继增等：《武汉国民政府史》，第269—270页；韩信夫等主编：《中华民国大事记》第2册，第572页。
(42)《蒋介石日记》，1927年2月23日。
(43)《蒋介石日记》，1927年2月24日。
(44)(45)《蒋介石日记》，1927年2月25日。
(47)《吴玉章回忆录》，第142页。
(48)《鹤山县党部监、执委员会、鹤山农工商学各界代表大会致中央执行委员会电》，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藏中国国民党微缩胶片，全宗名称“汉口档案”，Reel 127,File 13335.1,p.488.
(49)《党政府废除主席制》，季啸风等主编：《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前日本末次研究所情报资料》(中文部分)第22册，第29页。
(51)《隔岸观火》，天津《大公报》1927年3月15日。
(52)《蒋介石日记》，1927年3月6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藏，Box 5，Folder9。
(53)《蒋介石日记》，1927年3月7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藏，Box 5，Folder 9。
(54)《蒋总司令在南昌总部第十六次纪念周演讲》(林春华速记，何志浩整理)，1927年3月7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藏中国国民党微缩胶片，全宗名称“吴稚晖先生档案”，Reel 129，File 12057，p.221.此件系铅印，另见于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藏中国国民党微缩胶片，全宗名称“汉口档案”，Reel 128，File 13439，p.349.
(55)(60)《蒋总司令在南昌总部第十六次纪念周演讲》(林春华速记，何志浩整理)，1927年3月7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藏中国国民党微缩胶片，全宗名称“吴稚晖先生档案”，Reel 129，File 12057，p.221，p.221.
(56)《蒋介石日记》，1927年3月3日。
(57)《蒋介石日记》，1927年3月16日。
(58)《蒋介石日记》，1927年3月5日。
(59)(61)(62)《蒋总司令在南昌总部特别党部成立大会讲演词》(曾广勋笔记)，1927年2月19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藏中国国民党微缩胶片，全宗名称“吴稚晖先生档案”，Reel 129，File 12058，p.231，p.230，p.232.
(64)《蒋介石日记》，1927年2月27日。
(65)《蒋介石日记》，1927年3月16日。
(66)《蒋介石日记》，1927年3月25日。
(67)《蒋介石日记》，1927年3月27日。
(68)《蒋介石日记》，1927年3月31日。
(69)《蒋介石日记》，1927年4月1日、4月2日。
(70)《蒋介石日记》，1927年4月2日。
(71)《汪蒋握手之一幕》，天津《大公报》1927年4月5日。
(72)《第三军特别党部成立大会宣言》，1927年3月21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藏中国国民党微缩胶片，全宗名称“汉口档案”，Reel 127，File 13380，p.760.
(73)《粤省各界敦促汪精卫复职》(剪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藏中国国民党微缩胶片，全宗名称“吴稚晖先生档案”，Reel 129，File 12063，p.249.
(74)《恢复并巩固党的权威》(剪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藏中国国民党微缩胶片，全宗名称“吴稚晖先生档案”，Reel 129，File 12071，p.275.
(75)《路透社上海十五日消息》，《商报》1927年3月15日，第1张第2版，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藏中国国民党微缩胶片，全宗名称“吴稚晖先生档案”，Reel 129，File 12072，p.278.
(76)《路透社北京六日电》(剪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藏中国国民党微缩胶片，全宗名称“吴稚晖先生档案”，Reel 129，File 12086，p.324
(77)《路透社汉口十一日电》，《商报》旧历丁卯年二月十一日，第1张第2版，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藏中国国民党微缩胶片，全宗名称“吴稚晖先生档案”，Reel 129，File 12074，p.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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