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精神”的科学内涵及其历史价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周恩来论文,精神论文,价值论文,科学内涵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评价历史人物，不仅要看他有没有创造伟业，更要着眼于他有没有以言行一致塑造出值得永世传扬的崇高精神。周恩来是一位既有辉煌业绩又具精神魅力的伟人。他在为谋求民族独立和人民幸福而贡献了毕生精力的战斗历程中，自觉地从理论和实践的紧密结合上，把为实现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中国共产党立党为公的根本宗旨和中华民族重视修身养性的传统美德融为一体，形成了极具感染力和影响力的周恩来精神。在这个内涵非常丰富的精神宝库中，核心是全心全意地为广大人民谋利益，真诚服务、甘当公仆、求真务实、和合协力、廉洁自律等五种精神都是在各个侧面的必然反映，共同构成了一个独具魅力的体系。这也就是周恩来能够成为全党楷模和永远活在亿万人民心中的根本原因。继承周恩来的未竟事业，必须弘扬周恩来精神，二者不可分割，都是纪念伟人周恩来的必然要求，也是加强共产党先进性建设的强大思想武装，以及继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可或缺的精神动力。
一、真诚服务：周恩来精神在
人生坐标方面的集中体现
人生为了什么？这是每个人都必须回答的首要问题，同时也是不可回避的重大考验。马克思主义认为，广大人民群众是社会的主体和历史的创造者。周恩来精神首先就反映在人生观方面树立了榜样。
周恩来在1917年就明确认识到“人民国家之主人也”[1]241。因而从投身革命之日起，就自觉地把全心全意为广大人民谋利益作为人生的最高准则，毕生奋斗，始终不渝。早在民主革命时期他就说过：“对人民，我们要如对孺子一样地为他们做牛的。要诚诚恳恳、老老实实为人民服务”，“人民的世纪到了，所以应该像条牛一样努力奋斗……为人民服务而死。”[2]241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肩负大国总理的重任，更是时刻牢记要“为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服务”，并特地把毛泽东主席的这个亲笔题词制成屏风，放置在会见国内外宾客的西花厅前厅，作为自己的座右铭。
周恩来常说：“我们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人民的。”[3]142我们搞社会主义，就是要“为最大多数人民谋最大利益，集中最大权力，做最大的好事”，使“人民比较满意”[3]209。这里所说的，就是共产党处于全国执政地位以后，必须把手中掌握的权力和所做的一切工作，紧紧围绕为人民服务这个根本宗旨，并且要在“最”字上下工夫。在他的心目中，服务对象应当是最大多数人民，而不是只考虑家属亲友和周围的一小部分人；服务目标应当是为人民谋最大利益，而不是只求细微的改善；服务程度应当是做最大的好事，而不是只做点滴好事；服务质量应当是最终由人民满意不满意来衡量，而不是只凭主观愿望来判断。说到底，正确使用人民赋予的权力，事事处处用来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这是周恩来人生观的集中体现。同时，这实际上也是提出了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建设和干部队伍建设的根本指针，即必须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落实到“执政为民”的实际行动中去。
怎样才能为最大多数人民谋最大利益？周恩来认为物质生产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发展经济是人民福利的源泉。因此，他在日理万机的情况下，始终把党和政府的工作重点放在尽心竭力抓好经济建设上。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矛盾错综复杂，阶级斗争十分尖锐，除旧布新的工作任务千头万绪。然而，周恩来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一起，不为种种现象所迷惑，而能统观全局，高瞻远瞩，认定只有尽快地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才能从根本上有助于解决其他矛盾。1949年12月，他对参加全国农业会议、钢铁会议、航务公议的领导干部明确指出：“生产是我们新中国的基本任务”，尤其“农业的恢复是一切部门恢复的基础”[3]4-5。1954年9月召开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时，他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申最主要的事情是要提高生产力，强调说明：“增加生产对于我们全体人民，对于我们国家，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只有生产不断地增加，不断扩大，才能逐步地克服我们人民的贫困，才能巩固我们革命的胜利，才能有我们将来的幸福。”[3]144后来他又把经济建设的目标进一步扩展为实现农业、工业、国防、科技的现代化，强调只有实现“四化”，才能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即使在毛泽东错误地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和发动“文化大革命”以后，周恩来仍然强调经济工作一定要紧紧抓住，生产绝不能停，并且同林彪、江青一伙阴谋家的无理指责和破坏活动进行了坚决的斗争，针锋相对地指出：生产停了，国家怎么办？不种田了，没有粮食吃，人民怎么能活下去？还能闹什么革命？因此，他冒着被打倒的政治风险，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千方百计地维护国民经济的运转，尽可能减少大动乱对工农业生产和广大人民生活的灾难性影响。
周恩来还不止一次地对身边工作人员说：“为人民服务，就是要像春蚕一样，吐出最后一根丝。”[4]495“我们这些人，一辈子就是为国家为人民拉车啊！一息犹存，就得奋斗！[5]他在知道自己身患癌症已经无法治疗时，还多次嘱咐夫人邓颖超及秘书：把我的骨灰撒到祖国的江河大地去作肥料，这也是为人民服务。活着为人民服务，死后也要为人民服务。的确如此，周恩来把自己的一生和一身，完全贡献给了为人民谋利益的伟大事业，处处闪烁着一切为了人民的真诚服务精神！
二、甘当公仆：周恩来精神在价值定位方面的准确选择
1871年，法国无产阶级革命建立巴黎公社以后，马克思、恩格斯在总结经验时，曾明确指出要防止一切公职人员“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6]12。周恩来既然把人生坐标确定为全心全意替广大人民谋利益，就很自觉地把甘当公仆作为人生的最大价值。新中国成立后，他长期处于执政党和中央政府的领导岗位，但是位高而不傲慢，职显而不特殊，权重而不滥用，功大而不骄横，始终摆正领导与群众的关系，为人民做了数不清的好事，从不自命为高居群众之上的“救世主”和“父母官”，而是一心乐于当“人民的勤务员”[3] 392。新中国成立不久，周恩来就对身边工作人员阐明了新建立的政务院与历史上旧政府的本质区别，明确指出：“中南海是过去封建皇帝呆的地方，在这个黄圈圈里都是穿黄马褂的人，是个与民隔绝又统治老百姓的禁城。现在解放了，我们在中南海工作，就要打破往日的‘黄圈圈’，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当真正的人民公仆，为人民服务。”[7]1963年5月，他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直属机关负责干部会议上再次强调：“我们国家的干部是人民的公仆，应该和群众同甘苦，共命运。”[3]421尤其是要求党员干部“应该把整个身心放在共产主义事业上，以人民的疾苦为忧，以世界的前途为念”[3]427。由此可见，周恩来既然自觉地把甘当公仆作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价值定位，与人民群众同甘苦共命运则是甘当公仆的必然要求和具体体现。
周恩来绝不只是把甘当人民公仆当作口号，而且切实付诸行动，也不是只要求广大干部甘当人民公仆，而是自己带头身体力行。尤其是每当人民群众遇到重大困难的时候，他的公仆意识更是充分展现出来。仅举几个事例，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千万百计地为人民群众排忧解难的高度责任感。
1966年3月8日凌晨5时许，河北省邢台地区发生强烈地震。3点多钟刚刚上床休息的周恩来被震波从睡梦中惊醒，随即命令北京军区和当地驻军赶赴灾区抢险救灾，接着又召开国务院紧急会议，商量抗震救灾的应急措施。第二天拂晓，他又亲自赶到重灾区，不顾余震继续频繁发生的危险，逐村察看灾情。他见到每个灾民总是亲切地问：家里损失怎么样？锅碗瓢勺有没有？能不能吃上饭？3月22日邢台地区再次发生强烈地震后，周恩来又亲自前往部署抗震救灾。他来到灾情严重的宁晋县东汪公社临时医院简易病房，走遍了每个帐篷，与140多位伤员一一握手慰问。老贫农贺全胜骨盆严重损伤，周恩来蹲在身边仔细察看伤情和被褥。老贺激动地说：总理啊！亲人解放军把我救出来，您整天操劳国家大事，工作挺忙，还亲自来看大伙，这可叫我们怎么报答您的恩情！周恩来听后亲切地说：“为人民服务应该！解放军是为人民服务的，我也是为人民服务的，我们都是人民勤务员。”当得知有一位老人因家破人亡而痛哭不已时，周恩来安慰说：“老人家，您就把我当自己的儿子吧！”[8]
1973年6月，周恩来到革命老区延安考察，看到还有不少地方尚未解决温饱问题，便难过得流泪自责说：我是总理有责任，这个家没管好，我对不起老区人民啊！
1975年3月底，周恩来做完膀胱癌第二次大手术后，刚醒过来，就把北京日坛医院党委书记李冰找来，嘱咐她一定要组织医务人员去云南锡矿调查工人的肺病、肺癌情况，研究防治办法。有一天，他抱病去看望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时说：死我并不怕。古人说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已是77岁多的人了，也算得上是高寿了。可是这二十几年的时间，总应该把国家建没得好点，人民的生活多改善一些，去马克思那里报到才感到安心。现在这种状况去报到，总感到内疚、羞愧。1976年1月7日晚上11时，弥留之际的周恩来从昏迷中突然醒来，用微弱的声音对守候在身边的医疗组组长吴阶平大夫说：“我这里没有什么事了。你们还是去照顾别的生病的同志，那里更需要你们。”[9]周恩来就是这样，心中时刻装着人民群众，唯独没有自己。
三、求真务实：周恩来精神在工作作风方面的生动反映
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是动机与效果的统一论。周恩来同样认为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不仅要有好的愿望，更重要的是获得好的效果，这就必须有极端负责的工作态度和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为此，他一再倡导要“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并且强调“这四句话归结起来就是：实事求是”。同时还说：“如何做到实事求是？首先要通过认真的调查研究。”而“要了解真实情况，就要与老百姓平等相待”[3]350。这些精辟论述告诉我们，求真务实是把真诚为人民谋利益的好愿望与好效果紧密联系起来的必然要求，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是求真务实的必由之路，与老百姓平等相待更是了解真实情况的中心环节。
周恩来倡导和坚持的求真务实精神，反映在工作上就是要求做到严肃认真，严密细致，一丝不苟，精益求精，而把使用“大概”、“差不多”、“可能是”这类含糊不清的词语看作是不负责任的表现。
例如在领导编制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过程中，周恩来多次主持国务院会议，对计划的方针、任务、发展速度、投资规模、建设重点、工农业关系、地区布局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以及计划的每个细节，都一一进行反复研究和仔细斟酌，对计划中的每个数据都要逐项过问，对每个重要的百分比都要亲自核实，有些错误和不实之处往往就是由他发现纠正的。他在审定每个重要工程计划时，同样也要对每个数据和百分比一一进行核实，并多次纠正了不实之处。后来编制的第二至第四个五年计划， 周恩来仍然是以这种认真负责精神核实审定后，才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的。
又如三年困难时期，周恩来为了解决全国数亿人民的吃饭问题更是日夜操劳。他在1960年至1962年9月的两年多时间里，有关粮食问题的谈话就多达115次。他及时查看粮食报表，掌握全国粮食情况，亲自一张一张地审阅粮食调度计划表，精心计算粮食安排，包括征购、统销、调进调出。仅从总理办公室退回粮食部办公厅至今仍保存的32张报表中，周恩来留下的笔迹就有994处之多。特别是在1962-1963年粮食产量和征购结算这张表上，周恩来用红蓝铅笔作标记的就有145处调整修改数字，表格上进行的计算有6处，文字批注有7处，数字批注有70处，生动地反映出他的求真务实精神和严密细致作风。有一次他患病服药的时候，还在办公桌上打算盘，计算哪个省调出多少，哪个省调入多少。有一天他为了核实粮食产量，连续工作17小时，保健护士送药时向他建议：“像这些具体的技术性工作，你不好让别的同志帮助做一下吗？”周恩来听了严肃地说：“这可不是小事，是个关系亿万人民吃饭的问题。我不亲自算算怎么能知道底细呢？作为一国总理怎么行呢？”接着又强调说：“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人民，所以都应该为人民着想。”[4]498
为了切实达到求真务实，周恩来还提出调查研究一定要有民主作风，并且强调“民主作风必须从我们这些人做起，要允许批评，允许发表不同的意见”[3]325。1961年5月，周恩来到河北省邯郸地区农村调查。他不辞辛苦，走村串户，了解实情。一位农民见总理这样平易近人，就直言相告农村灾情和人民公社存在的问题，尖锐地说：这两年一年不如一年。如果这样下去，连你也会没有吃的。在场的地方干部听了显得很尴尬，认为这个人是“落后分子”。周恩来却不以为然，不但没有责怪，反而赞扬“这个人说的是真话，只有当他把我们看作是自己的人时，才会说这样的话，这是最一针见血的话”[10]。通过这次深入实地听真心话的调查，周恩来了解到农村社员普遍主张解散公共食堂，要求口粮分配到户，也不赞成实行供给制。于是及时给毛泽东打电话汇报农村的真实情况。中共中央经过各地调查情况的综合研究，不久即对“农业六十条”草案作了重大修改，将原来强调要“积极办好”公共食堂，改为办不办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社员的口粮“应该分配到户”，从而把纠正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的平均主义错误又推进了一步，有效地维护了亿万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1971年9月，周恩来向四届人大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定稿以前，曾召开一次有200人参加的讨论会，有位年轻的秘书发表了不同意见，并且和周恩来争论起来，最后总理认为秘书讲得有道理，可以按他的意见进行修改。又问其他人，大家也表示赞成改。周恩来这种平等待人、择善而从的民主精神和求实作风，使在场的人很受感动。
周恩来之所以能够自觉地发扬民主，把乐于倾听不同意见作为求真务实的重要途径，是具有坚实的思想基础的。这是因为他清醒地认识到领导者的“智慧是从群众中来的”[3]314，“有不同的意见的人跟我们来讨论、争论，真理才能愈辩愈明。”[2]329早在1943年4月，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的一次干部会议就明确指出，做一个好领导者，“不仅要教育群众，还要向群众学习”，其原因在于“领导地位并不能使你得到知识和经验，所以面向群众，汲取群众经验，十分必要”[2]131。1951年9月，他在一次高等学校教师会上，又从分析人为什么会犯错误入手，深刻阐明了向群众学习的重要性。他说：“一个人之所以犯错误，一方面是由于对理论、原则认识得不清楚，所以需要向进步的理论求教；另一方面是由于自己相信的那一点道理跟实际相矛盾，行不通，所以必须向广大群众求教，从实践中求得新的知识，发现新的道理。”[3]60这段话，虽然当时是对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讲的，但它所包含的哲理却是对每个人都适用的，尤其是那些自以为高明的领导干部必须牢记的。正因为这样，所以周恩来告诫各级干部不要犯“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并且尖锐地指出“这是领导机关最容易犯的一种政治病症”，“绝不能容许官僚主义再继续发展下去”[3]418-422。
四、和合协力：周恩来精神在待人处事方面的重要原则
“和合”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一个独特的重要哲学概念，曾经被古代各派各家所认同和运用：“礼之用，和为贵”(孔子《伦语》)；“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万物负阴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国语·郑语》已经出现“和合”一词：“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管子》则将和合并举连用：“畜之以道，则民和；养之以德，则民和合故能习。”东汉以后，道教、佛教的经籍中也运用“和合”阐发其教义。历史上的各家各派对“和合”概念的运用，尽管都有自己的内涵，但是就其基本含义而言是一致的，即以承认事物的多样性、事物的差别和矛盾为前提，在矛盾共同体中相互作用，通过相克、相辅或转化，从而达到相对平衡和协调的状态，实现多样性的统一。这种“和合”，普遍存在于物质世界和人类社会之中，是自然界变化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因此，这种富于辩证思维的“和合”论，能够成为一种越来越被人们重视的文化理念、政治理论和社会理想，其核心和精华则是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都要和睦相处、同心协力，才能共同建设美好的家园和世界，共同创造和谐的生存空间。
周恩来在青少年时代就广泛阅读中国古代的各种典籍，深得优秀文化传统的熏陶。因此，他在立志全心全意为广大人民谋利益的同时，决不把自己当作救世主去给予恩赐，也不是只靠个人力量作单枪匹马式的奋斗，而是把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相统一，坚持运用和合思维，把为了人民的出发点和依靠人民的立足点紧密结合起来，采取各种措施充分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组织起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和建设大军共同奋斗。
正是具有强烈的群众观点的周恩来，在1929年9月代表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中，率先提出了“群众路线”[2]36的科学概念，成为中共党史上从路线高度强调密切党群关系和军民关系重要性的第一人。
1949年4月当中国共产党即将在全国处于执政地位的时候，周恩来更加明确地提出：要“划一个最大的圈子，把亿万人民群众团结在一起”，并且指出在把“最反动的几万、几十万、百把万、几百万划出去”[2]327-328的同时，“还要看到，这里边有许多人还可以改造”[2]328，强调要团结广大人民群众一道前进，首先“要在观念上，把党外凡是能够争取的、能够和我们合作的人士，当成党内干部一样来看待”[2]327。他还多次讲到，“只要是为人民服务的科学家、知识分子，不管是工农出身、小资产阶级或剥削阶级出身，我们都应该团结，对他们都要尊重”，“凡是为新中国努力服务的科学家都是朋友，都应该团结。”[3]27-28并且要求党员干部切实贯彻到行动中去，“不能讲起来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政权，人民民主的国家，可是做起来却是一小圈圈人，不像个领导者，反倒像个孤立主义者，做的跟说的不一样。”[2]328周恩来是个说到做到的楷模。正是他把群众路线和统战工作融为一体，再加上自己的人格魅力，从而争取了许多旅居海外的专家和知名人士回到祖国，团结和引导了许许多多的知识分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并且为新中国实现共产党领导下多党合作和民主协商的政治体制作出了杰出贡献。
周恩来的和合协力精神，决不是只讲统一不讲矛盾，只讲团结不讲斗争，而是把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结合起来，善于异中求同，化解矛盾，既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又尽可能地把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他说：“团结是在矛盾中形成和发展的。”“团结就是在共同点上把矛盾的各方统一起来。善于团结的人，就是善于在共同点上统一矛盾的人。”[3]29-30“要找到大多数人的共同性，这就可以使人类的大多数得到发展，得到进步，得到幸福。”[11]473周恩来基于这样独到的深刻见解，因而能够在实践中充分发挥他们的和合协力的智慧及才能，成为善于异中求同的高手和化解矛盾的大师。
周恩来自1927年至1976年去世以前，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一直是中共中央领导层的重要成员，处在各种矛盾的漩涡之中，特别是面对上世纪30年代初同时出现的王明“左”倾错误和罗章龙分裂活动，红军长征途中张国焘另立中央，以及后来“文化大革命”期间不同性质的矛盾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的情况，他始终不为自己的利害得失考虑，而是坚持从维护党的团结的大局出发，妥善处理各种矛盾，才使党一次又一次地避免了分裂和毁灭的危险。历史已经证明，周恩来决不是无原则的“和事佬”，更不是左右逢源维护自己地位的“伪君子”，而是善于以正确处理党内矛盾来保持党的肌体健康运转的润滑剂。
周恩来的和合协力精神，表现在善于处理各种社会矛盾时，更是达到了化腐朽为神奇的地步。例如，1936年底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扣留蒋介石以后，他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顶住了社会上强烈要求杀蒋的呼声，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一起制定和平解决的方针，运用刚柔相济的多种形式，终于迫使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张，从而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又如，通过周恩来的正义感召，一批被释放的日本侵华战犯转化成为中日友好的积极推动者。再如，通过周恩来的耐心教育和周到关心，末代皇帝溥仪转化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并带动一批亲属转而为新中国服务。同样由于周恩来的积极争取和耐心细致的工作，一批原国民党高级将领和达官贵人纷纷脱离反动营垒，走到了人民队伍中来，连“代总统”李宗仁也弃暗投明重返祖国定居。
在处理国际关系方面，周恩来的和合协力精神也是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取得了巨大的成效。他说：“世界各国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各有不同，很难一致起来”[11]145，为了在地球上一起生存，就“应该撇开不同的思想意识，不同的国家制度”[11]126去“找共同点”。于是，他积极倡导以“求同存异”作为处理国际关系中各种矛盾的基本指导方针，创造性地提出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建立新型国家关系和国际新秩序的准则。从而不仅与周边国家妥善解决了许多历史遗留问题，而且对争取和维护世界和平，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了比较稳定的国际环境。这里仅举一例就可得到有力的证明。1955年4月在印尼万隆召开的亚非国家首脑会议期间，绝大多数国家的代表希望这次会议有助于促进世界和平及消除殖民主义。然而也有少数国家的代表在发言中猛烈攻击共产主义，甚至直接点了中国的名，使会场陷入了相当紧张的气氛。面对这种情况，担任中国代表团团长的周恩来不急不躁，不卑不亢，仍然冷静地用心倾听着发言，直到会议主席宣布“现在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发言”时，他才从容登上讲台，把原先准备的发言稿作为书面发言散发，然后在补充发言中开门见山地明确宣告：“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我们共产党人从不讳言我们相信共产主义和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是好的。但是，在这个会议上用不着来宣传个人的思想意识和各国的政治制度，虽然这种不同在我们中间显然是存在的。”接着他再次表明“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并建议这次“会议应该求同而存异”，将绝大多数国家要求解除殖民主义痛苦的“共同愿望和要求肯定下来”，“达成共同的协议”[11]121-122。周恩来的这个精彩发言刚结束，全场立即爆发长时间的热烈掌声表示认同，从而驱散了一度出现的紧张气氛，使万隆会议最终以形成关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的十点宣言而永载史册，同时也使周恩来精神在全世界广泛传扬。
五、廉洁自律：周恩来精神在修身养性方面的行为规范
无论何国何时，权力始终是一把双刃剑，既可以用来为民造福，成为历史发展的推进器，也可以用于谋取私利，成为自我毁灭的腐蚀剂。在中国这样一个十分重视人文传统和伦理道德的国家里，同样长期存在着廉吏与污吏的尖锐斗争。因此，对于任何处于执政地位的政党和个人来说，怎样正确对待手中掌握的权力，始终是一个严峻的考验，而其关键则在于能不能严于律己。
古老文明的中国，具有十分重视修身养性的优良传统。尤其是儒家文化中，就有系统的关于个人修养方面的理论。例如，《论语·为政》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就是讲的孔子个人自我修身养性的过程。《论语·学而》曰：“吾日三省吾身。”说的是每天都要认真反省自己，检查自己是否有什么过错。《论语·里仁》曰：“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意思是看到贤者，内心就想着向他看齐，而见到不贤的人和行为，就要在内心检查自己是否也有这样不良的行为和想法。因此，讲究修身养性，就是要在政治思想、道德品质等方面，经常省察自身，不断地进行自我改造和磨炼，激励自己永远奋发向上。
周恩来是共产党人自觉坚持党性修养的楷模。他清醒地认识到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和忠诚服务的人生宗旨，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要靠坚持不懈地克服各种私心杂念，才能牢固树立起来。他常对身边工作人员说：“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进行党性修养的核心。”[4]348并且早就把“永远不与群众隔离”[2]125作为自己的修养要则。特别是在处于执政党地位的条件下，他一再教育干部“要使艰苦朴素成为我们的美德”，在“物质生活方面，我们领导干部应该知足常乐，要觉得自己的物质待遇够了，甚至于过了，觉得少一点好，人家分给我们的多了就应该居之不安。”[3]427他的这种“知足常乐”，并不是不主张逐步提高生活水平，而是自觉地把过着平民百姓式的生活作为党性修养的重要内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才能培养和保持与广大人民同甘苦共命运的高尚情操，形成清正廉洁的良好风尚。因此，他始终自觉坚持严于律己，廉洁奉公，凡是要求别的干部做到的，自己率先垂范，大到国务院办公用房，小到个人的衣食住行，处处体现了这种高风亮节。
新中国成立以后，周恩来担任总理兼外交部长。他明确提出：在我当外交部长期间，不得兴建新的外交大楼，也不许增添更多的办公用房，一定要勤俭办外交。一些部委领导干部多次提议国务院应该有一处像样的办公大楼。周恩来明确表示：我在任期间，就不盖政府大厦。你们不要再鼓动我了。他自己办公和居住的中南海西花厅，是清朝留下的老式平房，年久失修，木柱油漆脱落，有的已经变朽，房屋地面潮湿，窗户出现裂缝。总务部门多次提出要进行修缮，他硬是不答应，还说这个条件比起延安的窑洞好多了。拖到1959年，他才同意作些维修。可是当他从外地回来时，发现添置了新的办公和生活用具后，坚决不住进去，直到把地毯、沙发等他认为“超标”的家具撤走，恢复了原来的旧东西才回去住。他对主管这项工作的同志语重心长地说：“你跟我这么多年，对我的性格还不了解吗？我身为总理，带一个好头，影响一大片；带一个坏头，也要影响一大片。所以必须严格要求自己。”为了修房这件事，他还多次在国务会议上作自我批评，并告诫其他几位副总理和部长们“千万不要重复我这个错误”[4]284。
周恩来的伙食是普通老百姓一样的家常饭，坚持两菜一汤，经常吃些玉米、小米等杂粮。外出视察工作，常常是和当地的工人农民一起啃窝头，吃红薯，喝小米粥。三年困难时期，他每月只吃15斤粮，并且不吃荤菜。即使外出工作住在宾馆，也规定不准吃肉，不准吃蛋，当然更不准吃山珍海味，甚至连油炸的东西也不准吃。管理生活的同志担心这样会影响身体健康，向他进言：总理你日理万机，不分昼夜，为人民操劳，全国人民每人省下一口，足够你吃得好一点。再说你一天工作十四五个小时，体力消耗大，不吃好一点，身体支持不住啊！他笑着回答说：“要我吃得好一点，你们的心意我理解，但现今国家正处于困难时期，人民生活有许多困难，我是人民公仆，理应与人民同甘共苦。有一次出差到杭州返回北京时，周恩来发现飞机上有两筐菜，立即查问哪来的？工作人员告诉是付了钱的。他听后仍严厉批评说：“付了钱也不行！”“我能吃到的，群众吃不到，他们会怎么说，以后你们办任何事情都要和我本人联系起来，都要和我担负的职务联系起来，都要和政治影响联系起来。我们自己制定的规矩自己不遵守，让下边遵守、别人遵守，那不成了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了吗？和国民党还有什么区别！”[4]390。
周恩来很爱整洁，穿着也很得体。可是只要细心观察就会发现，他接待外宾时穿的衬衫领子是打过翻的，袖口是补过的。平时，他穿破了的袜子舍不得丢掉，缝补后继续穿；一双皮凉鞋，穿了20年；一套睡衣是1950年买的，颜色都褪光了，一直穿到逝世；连一条浴巾也用了20多年，正反两面补了14个补丁，晚年病重住院治疗时还把它带去作枕巾。
周恩来严格遵守制度，克己奉公。1973年8月16日在浙江杭州视察工作后，和随行人员一起在饭店用便餐，共计30元，省里要拿回去报销，他不同意，坚持由自己付了钱。平时，他坐公车去办私事，一律掏钱交费；看戏、上公园自己花钱买票。凡是以他个人名义赠送外宾的礼品，都由自己付款。1964年的一天，周恩来从国外访问归来，乘坐的飞机途经淮安上空，秘书请机长让飞机拐个弯，以便离别家乡已经几十年的总理能多看一眼故乡的变化，他发现后批评不该这样做，并由自己交了飞机多花的油料费50元。
周恩来还严格要求亲属，不准公开与自己的关系而得到特别照顾，更不许利用他的关系搞特殊化。胞弟周同宇，20岁时曾追随大哥参加过北伐战争，后因负伤离开了革命队伍，全国解放后是中央机关一名普通工作人员，因患严重胃溃疡不能正常上班，被有关部门安排到内务部任参事。周恩来得知此事后，在一次会上郑重地说：我的弟弟不能上班，当参事，领干薪，影响不好。他要内务部按有关规定提前办理因病退休手续，由自己逐月给一些钱补贴生活。周恩来对亲属的严格要求，有时甚至苛刻到了违背组织原则的地步。他曾明确表示，只要他当总理，他的夫人邓颖超就不能到政府机关任职。1974年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时，曾提出邓颖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方案，毛泽东也批示同意，但硬是被周恩来压了下来，直到他逝世后才被发现。周恩来经常教育晚辈“人生靠奋斗而生存，不凭关系自奋起”，勉励他们立志做普通劳动者。他自己没有亲生子女，侄辈中没有一个因亲属关系得到特殊照顾。
综上所述，周恩来的光辉形象，真正可以称得上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12]。周恩来精神则是他留给后人最具感染力的宝贵精神财富。当前在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征途中，还有许多困难需要认真对待，尤其是在实行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来自各方面的诱惑和产生腐败现象的可能性比过去大为增多，因此，大力弘扬周恩来精神，像他那样去对待工作和生活，仍然是十分必要的，并且是继承他的伟大事业不可缺少的精神动力和重要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