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与反思——美国学者与中国学者的学术对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者论文,美国论文,资本主义论文,中国论文,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如何看待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各种批评
欧阳康（以下简称欧阳）：在对当代资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一个基本的主题是对于当代资本主义的批评。而这种批评从马克思那时就开始了。您怎样看待和评价卡尔·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的批评？
大卫·斯克威卡特（以下简称斯克威卡特）：我是在1970年夏天第一次读到马克思的《资本论》的。当时我刚辞去了数学助理教授职位，以便能够回到学校学习哲学。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读过马克思的著作。这次我仔细地阅读了他的著作，并为之感到惊讶。从此以后，世界在我的眼中整个变了个样。
我认为，马克思是资本主义的最深刻和最尖锐的批判者。在《共产党宣言》中，他和恩格斯一道，揭示了资本主义作为一种新的经济组织形式所具有的难以置信的活力和深刻的内在缺陷。在人类历史上，资本主义第一次使得一个和平和富裕的世界成为可能，但也正是创造了这一可能性的那些结构，使得这种可能性的实现成为不可能。人类的任务就是在保存资本主义巨大成就的基础上超越资本主义。这种观察历史的方法当然就是黑格尔式的方法：辩证的矛盾通过保存旧秩序中最好的东西而得到解决。
欧阳：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的批判的本质是什么？
斯克威卡特：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表明，资本主义在它的产生时期（“原始积累”时期）是极具剥削性的，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也具有残酷的剥削本质。他详尽地描绘了当时的资本主义的现实状态。他还揭示出了比这更多的东西。通过他所构想的卓越的理论模型，他还揭示出，即便是“完备的资本主义”(perfect capitalism)——在这种资本主义里，一切东西都按照自己的真正价值而出售，没有任何垄断和不平等的交换——在根本上也是剥削性的。在这一点上，我认为马克思提出的是对资本主义的民主主义批判：工人创造一切价值，但他们既不决定自己的工作条件，也不支配他们的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产品。我相信，这种批判直到今天仍然是完全有效的。我认为，如果不领会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的本质，就不可能理解今天的世界。
欧阳：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否也存在着某些历史性的遗憾或局限呢？
斯克威卡特：从现在来看历史并去发现马克思当时没有看到的东西，我有这样两点遗憾：第一，马克思没有能够仔细地区分构成资本主义的三种不同的市场：商品市场、劳动市场和资本市场。（如果你仔细地探究马克思的理论，你就可以看到，后两种市场而不是第一种市场，是最成问题的。）第二，马克思眼中的资本家在本质上是消极的。事实上，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大多数资本家也就是股东（即生产资料的形式上的拥有者）的确是消极的，但是也有创业的(entrepreneurial)（或者翻译为积极进取的）资本家。马克思很少注意到某些资本家或想要成为资本家的人的创业功能。
这两个方面的缺陷产生了不幸的历史后果。社会主义的早期试验——尤其是苏联的中央计划模式——试图不要任何市场，并且他们没有能够建立起有组织的和能够激励积极进取的创造性的机制。其结果是，在经过了一段时间令人瞩目的（付出了巨大的人力成本）发展之后，他们没有战胜他们的资本主义竞争对手所具有的效率和活力。
欧阳：列宁也曾经尖锐地批判了资本主义，但后来学术界对此有些不同的看法。怎样看待和评价列宁对于资本主义的批判，尤其是他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
斯克威卡特：说来奇怪，尽管列宁的著作让人印象深刻，但感觉却是比马克思的著作过时些。列宁极其精确地描绘了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特殊阶段。该阶段的突出特征就是垄断集团的兴起，金融资本的日益占据统治地位，世界被欧洲列强所瓜分，它们都力图控制原材料和市场。而当代资本主义已不再是列宁所描述的资本主义了。列宁当时所注意到的资本主义的那些特点，都已经在他没有预见到的几个方面发生了变化。然而，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的底层结构则没有变化。例如，随着跨国公司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兴起，金融资本对于工业的统治就被推翻了。当今的世界关系比列宁所处的时代要复杂得多。资本主义轴心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与外围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的性质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已生活在与列宁所描述的那个世界有所不同的世界里，但有些不可思议的是，我们仍然生活在马克思所描述的世界里，至少对于像我这样生活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的人来说是如此。
欧阳：马克思和列宁之后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在继续批评资本主义，以至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社会批判学派。如何评价在马克思和列宁之后对于资本主义的批评？
斯克威卡特：我发现批判理论（广义理解的）正试图回答三类根本性的问题：
第一类问题是，我们应当如何理解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关系？在非殖民化时期之后的剥削关系是如何保留和维系的？第一世界的工人在多大程度上得益于资本主义对第三世界的剥削？我们应当如何解释这样的事实：一些贫穷的国家已经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范围内获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而其他的（绝大多数）国家则还没有做到？我们应当到哪里去寻找最能够威胁到资本主义体系的抵抗力量——是第三世界的工农联盟，还是第一世界的工人？
第二类问题是，我们应当如何说明阶级意识——或者说它的缺乏？为什么在大萧条的时期，有那么多人转向法西斯主义而不是转向共产主义？为什么少数的统治者（资本家阶级）能够控制那些看来是自由民主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人？
第三类问题是，资本主义是怎样与那些在概念上不同于阶级的社会运动相联系的？女权运动、反种族主义运动、环境保护运动、和平运动等所提出的抗议，都是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下不可能解决的吗？对资本主义的超越就是解决这些抗议的充分条件吗？或者它们根植于比资本主义更深刻的土壤之中？进步运动应当怎样理清这些斗争的轻重缓急呢？
我不能肯定地说所有这些问题都已经得到了明确的回答。但是我认为，从马克思和列宁时代以来，我们对于这些问题的分析已经越来越深入细致了。
欧阳：后现代主义对于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非常引人关注，在某种意义上也很深刻。您如何评价后现代主义者对于当代资本主义的批评？
斯克威卡特：与其他许多马克思主义者相比，我对后现代主义的批评较少。我认为，可以从那些最好的后现代主义作品那里，例如福柯的《规训与惩罚》(Foucault:Discipline and Punish)学到很多重要的东西。后现代主义为各种社会运动——女权主义、同性恋自由主义、反种族主义、环境保护主义等——中的进步人士都提供了理论的杠杆。因为到了20世纪70年代，这些进步分子发现左派理论不能给他们提供足够的空间。后现代主义使得他们有可能把他们自己的问题理论化，而不必总是联系到经济问题和阶级问题。在理论上，后现代主义也表达了核心资本主义国家许多人的生活经验——多重身份感，那种能够建构诸多身份的感觉，那种生活在极度暧昧的世界之中的感觉。在这一世界，一切信仰都遭遇到“解构”(deconstruction)。
后现代主义对“宏大叙事”的批判从总体上看是积极的。它很少、甚至没有谈到经济问题，这也就是为什么它不可能代替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不过，它迫使左派思想家更多关注那些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被更传统的左派所忽视了的重要现象。
二、当代资本主义的主要变化和特点
欧阳：与马克思和列宁相比，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是我们研究和思考资本主义问题的对象性前提。把握这个前提是深入研究的必要条件。您认为与马克思和列宁的时代相比，当代资本主义有哪些主要变化？
斯克威卡特：自马克思时代以来，发生了两点最突出的变化，而这两点变化也是列宁已经注意到的。这就是巨型公司的兴起和资本主义向全球所有角落的渗透。马克思预见到了后者并在《共产党宣言》中有所表述，但还没有对它作出理论分析。列宁观察到的这两种现象在他之后又发生了变化：由于跨国公司不得不彼此残酷竞争，从而使它们的垄断程度比在列宁时代有所降低；帝国主义已经转化成了新帝国主义；贫穷的国家在名义上得到了独立；剩余价值的榨取机制变得更加隐蔽。更重要的变化在于，一些发展中国家在资本主义的体制下获得了引人注目的发展。
还有一个大的变化，就是国家在宏观经济调控和减缓自由资本主义对国内民众所带来的巨大伤害方面的作用迅速增大。这无疑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反对资本主义所作出的直接回应。为了保护他们自己，资本家阶级不得不允许政府比以前更彻底地干预经济，提供各种社会服务，以避免工人阶级采取更加激进的行动。共产主义的挑战也导致了一个巨大的军事联合体的产生，至少在美国是如此，以防止发生马克思或列宁所预见到的任何情况。
欧阳：20世纪资本主义发展中有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这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前与战后的资本主义和世界格局都发生了非常深刻的变化，并一直影响到今天的世界。您如何看待1945年以来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趋势？
斯克威卡特：前面我所谈到的两种趋势在1945年以来有所加强——跨国公司的经济统治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全球性渗透。在轴心国家里，社会福利保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也极大地增强了，并至少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新自由主义开始反击时期。不过我认为，战后最突出的特征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被一个超级大国所控制的程度增强了。这不仅在于美国的军事机器无可匹敌地远远超过了所有其他的民族国家，也在于它还控制了世界上绝大多数重要的国际组织——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可是，这里有一个悖论：以美国为基地的跨国公司，一直没有能够在整体上胜过它在发达世界的其他地区（也就是欧洲和日本）的竞争对手，而且美国的生活质量也没有比这些地区高出多少。事实上，在很多方面反而要低，如人均寿命、婴儿死亡率、犯罪和暴力水平、教育质量、医疗卫生保健的普及水平等。
欧阳：当代资本主义有许多的国家和类型，它们各有其特点，但也有一些共性的东西。您能否概括一下当代资本主义的主要特征和它们在一些主要国家中的区别？
斯克威卡特：广义地说，从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所打垮的那种资本主义的自由放任模式(the laissez-faire model of capitalism)基础上，发展出两个基本的变种。在美国和欧洲，取代资本主义的自由放任模式的是“凯恩斯式自由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模式。政府在以下方面发挥出巨大的作用：第一，通过财政和金融的手段来干预经济，以防止经济衰退转为经济危机；第二，调节经济，防止垄断企业的发展，并确保诸如环境污染等“邻近效应”不至于达到不可控制的地步；第三，通过使工会合法化来调节劳资关系；第四，实行高额累进所得税，把社会不平等控制在可以承受的范围内；第五，采取“社会保障”措施，如养老金、失业救济金、社会医疗福利等。在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比在美国发展得更加广泛，因为在那里“共产主义的威胁”（“communist threat”）更加逼近。社会民主主义的基本信念是允许资本主义市场的力量来决定经济的发展，但通过政府的力量来监测它们的破坏性倾向。
在日本，产生了一种非常不同的模式，即国家在超前引导经济发展方面发挥着更大的作用：国家着重强调出口主导的增长；投资被引导到某些特定的部门，其他部门则很少受到优待；社会福利提供得很少，以便促进高水平的个人储蓄率；那些受到优待的经济部门则为它们的员工提供终身雇佣制度。
正如你所知道的，自由放任主义经济的这两个变种现在都受到了冲击，因为它们都无法维持自由放任主义在战后所取得的成功。新自由主义——它与返回到自由放任主义没什么差别——承诺解决这两种模式的问题，手段是通过放松控制，减少社会服务，让市场力量再次主宰一切。当然，这只是幻想（正如世界已经开始认识到的那样），因为最初就是由于那只“看不见的手”机能不全，才使这些替代性模式得以存在的。
三、当代资本主义研究的重要学者和成就
欧阳：在当代资本主义研究领域内，学者云集，成果丰硕，令人有些眼花缭乱。在您看来，哪些人是在研究当代资本主义方面最重要的学者？有哪些主要论著、论文和思想特别值得关注？
斯克威卡特：我可以给你一个很长的回答，也可以简短地回答。这里我仅作一个简要的介绍。我猜测你是想了解那些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的重要学者及其论著，所以只提几个我认为非常有启发性的作品。
近年来有两本重要的书，一本是罗伯特·布莱讷的《繁荣与泡沫：世界经济中的美国》(Robert Brenner,The Boom and the Bubble,The U.S.in the World Economy,Verso 2002)；另一本是弗里德里奇·普瑞奥的《美国资本主义的未来》(Frederic Pryor,The Future of U.S.Capitalism,Cambridge,2002)。布莱讷是马克思主义者，普瑞奥不是，但他们都提供了大量研究材料并指出了美国资本主义所面临的严重问题，当然也是全球资本主义的问题。多数情况下我们是在面临这样一个时期：经济停滞，不同规模的金融危机，社会不平等的增大，政府不愿意或无法进行实质性改革。布莱讷强调的是全球性的生产能力过剩和产品过剩；普瑞奥也担心这些问题，他还担心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经济影响，社会凝聚力的瓦解和凯恩斯主义稳定工具的削弱。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的《全球化及其缺憾》(Joseph Stiglitz,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Norton,2002)也同样重要。首先是因为作者是世界银行的前任首席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这本书事实上证实了左派思想家对于新自由主义的所有一般分析以及对国际基金组织所做的特别方面的所有分析。
我认为，罗宾·布莱克本的《信赖死亡或投资生命：养老金的历史与未来》(Robin Blackburn,Banking on Death or Investing in Life:the History and Future of Pensions,Verso 2002)特别值得关注（注：bank on这个词组具有的双关含义，其本来的意思是“依赖，指望”，但是这里又指的是与人的死亡有关的银行业务，基于人的死亡的银行业务。——作者注）。布莱克本指出了养老基金正变得日益重要；在美国，养老基金拥有的资产比资本家所拥有的资产还要多。他认为，使养老基金“民主化”，可能成为工人阶级实现社会变革的一个重要部分。他可能意识到了这个事情的重要性。
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是我非常敬重的一位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他最近由波士顿迁到了普林斯顿。他也已经成为《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的长期专栏作家。克鲁格曼非常聪明，写得一手好散文。他既不能接受头脑简单的新自由主义，也不能容忍布什的政府。阅读他的论文，你可以感受到当今进步的、但又非激进的、最优秀的经济思想。他的许多文章已经汇编成文集：《无关紧要的繁荣》(Peddling Prosperity,1994)、《通俗的国际主义》(Pop Internationalism,1996)、《非主流的理论家和其他来自政治经济学的急件》(The Accidental Theorist and Other Dispatches from the Dismal Science,1998)和《萎缩经济学的回归》(The Return of Depression Economics,1999)。
四、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独特批判
欧阳：您多年来研究当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出版了不少著作和论文，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能否请您向中国读者介绍您的主要著作和论文，以及您关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主要观点？
斯克威卡特：我已经独撰了三本著作，合著了一本著作。独撰的是：《资本主义还是工人控制？一种伦理学和经济学的评价》(Capitalism or Worker Control?An Ethical and Economic Appraisal,Praeger,1980)、《反对资本主义》(Against Capitalism,Cambridge,1993)、《后资本主义》(After Capitalism,Rowman and Littlefield,2002)。合著的是：《市场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者之间的争论》(Market Socialism:The Debate Among Socialists,Routledge,1998,co-author with Bertell Ollman,Hillel Ticktin and James Lawler)。在某种意义上，我独著的每一本书都是对前一本书的重写。而我的第一本书是由我的博士学位论文改写而成的。我的博土学位论文是：《资本主义：一种功利的分析》(Capitalism:A Utilitarian Analysis)。从我读到马克思的《资本论》以来，我就一直为马克思没有提到的一个问题所困扰：假如资本主义将被一种扬其长而避其短的经济体系所取代，那么，这种经济体系会有哪些制度呢？一种高效的、充满活力的和符合道德愿望的社会主义会是什么样的呢？
欧阳：马克思当时没有提出这样的问题，是由于缺乏足够的预见力还是缺乏足够的资料？
斯克威卡特：我并不责怪马克思没有提出这样的问题。作为一位科学家，马克思完全知道没有任何依据就作出预见是愚蠢行为。这需要大量的试验才行。马克思相信，我们将在适当的时候创造出适当的制度，因为在他的分析中问题似乎非常清楚，没有什么固有的、不可改变的障碍可以阻碍我们进行这样的创造。
欧阳：可是今天我们的情况与马克思当年已经有很大不同了？
斯克威卡特：是的。我们现在已经有了资料依据。20世纪有许多经济实验——多种形式的资本主义，多种形式的社会主义，多种结构的生产组织形式。此外，这些实验已经受到了仔细的检查。当我开始我的研究工作时，我觉得很显然的事情是现在已经有了足够充分的资料，使得我们有足够充分的信心来说明什么样的制度安排会构成可行的、合乎愿望的社会主义。我们至少可以具体说明一种能经得起批判性检查的模型。当然，与任何经济模型一样，我们的构想在一定程度上也具有抽象性和简单性，但是我相信现在我们能够确认资本主义缺陷的关键问题所在，并且可以详细说明能够修正这些缺陷的制度性变革。为了实现这种目标，我们必须超越资本主义。
欧阳：您的构想的核心是什么？
斯克威卡特：我的所有著作都是从一种可供选择的经济模式，一种我称之为经济民主(Economic Democracy)模式的角度而展开的对于资本主义的批判。最基本的模型是在我的博士论文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后来经过连续“再生”，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提炼，不过改变并不大。在我看来，从经济发展方面来说，这个模型还是特别站得住脚的，因为它考虑到了以下各方面的经验和教训：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的解体；中国、古巴和越南的经济改革；社会民主的危机；新自由主义和各种“第三条道路”的失败。
欧阳：在当前国际学术界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中，争论最大的问题是市场问题。能否把市场与社会主义结合起来，已经成为其中的焦点问题。对此您如何认为？
斯克威卡特：至少对于社会主义者来说，我的经济民主模式的最有争议的因素，是把市场看作社会主义的一个可行的基本构成要素。这种争论在我前面提到的那本合写的著作中得到了深入探究。我认为，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市场”，事实上是三种不同的市场：一个是商品市场，一个是劳动市场，一个是资本市场。
欧阳：区分三种不同的市场，这很有意思。三种市场的功能是不同的，对它们也应当有不同的对待？
斯克威卡特：是的。我认为，相对而言，商品市场的功能是良性的。更进一步说，并没有更优越的制度可以替代它。
另一方面，劳动市场并不是良性的，并且是可以替代的。我认为，雇佣劳动制度应当被工场民主(workplace democracy)所取代。对于一个企业来说，最高的权威应当属于被雇佣的工人而不是外在的所有者。更不用说，需要建立某些组织机构，以便管理人员可以充分自主地管理，使专家充分自主地发挥作用。这对于政治民主来说是必要的，对工场民主来说同样如此。由于所有工人的收入都是直接与经济效益联系在一起的，所以，所有的成员都有探寻和保持良好管理的积极性。于是，我们会发现问题的解决在理论上并不那么困难。更进一步说，关于工人的自我管理，有大量经验资料都表明这个问题在实践上也是可以解决的。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工场民主在发挥作用。它并非总是在发挥作用，也不是没有阻抑和相配的制衡，但从总体上看，它比资本家的独裁主义要好得多。
如果说劳动市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是有问题的，至少资本市场也同样是成问题的。有些市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引起了社会的最大动荡，使经济发展最大地背离了从社会整体来看是最佳的发展。我认为，投资过程应当在社会的控制下进行。更具体地说，一种理想的社会主义社会在经济投资方面不应当依赖于个体的私人储蓄，应当通过税收来产生投资基金——更具体地说，就是对全部的工人控制企业利用的资本资产征税。（经济民主条件下的工厂并不是其工人所有的，它们是由工人们从国家所租借的，这笔租借费就是资本资产税。）因为投资基金是公共途径产生的，所以它们应当通过公共投资银行再投回经济中去。公共投资银行可以启用除了潜在获利能力之外的其他标准，首先是雇佣产生(employment creation)。我认为，这些基金应当再根据每一地区的人口基数来分配，以便促进各地区的平衡发展。
欧阳：是否可以这样说，对商品市场、劳动市场和资本市场的科学管理和合理控制，成为您所构想的社会主义新模式的关键之点和优胜之点呢？
斯克威卡特：很明显，我在这里仅仅是简略描述，省略了很多的细节，但这些是我的构想的基本构成部分：商品市场、工场民主和投资的公共控制。我的著作致力于论证这种模式的社会主义的可能性，以及它相对于所有资本主义和其他类型的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我诉诸理论的和经验的经济分析，诉诸经济和非经济的价值。我认为，经济民主主义比资本主义更有效率，它的发展更合理、更平等、更民主，而且更适合于生态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我还特别在最近的著作中指出，经济民主并不只是我的建议。像经济民主之类的东西，也是人类实际尝试解决我们当前面临的问题的可能结果。也就是说，经济民主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是非常契合的。在当今世界，存在着对更多民主的呼唤，存在着对投资进行社会控制的迫切要求。这些力量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以渐进性改革为导向的，这些改革正走在正确的方向上。在适当的时候，它们的逻辑发展将会使我们超越资本主义。
五、对当代中国问题的关注
欧阳：中国当前正在进行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如果这篇对话文章在中国发表，您有什么要对中国读者说的？
斯克威卡特：首先，在我看来，当今中国正在进行的“中国实验”(“Chinese experunent”)是当今世界正在进行的最重要的经济实验之一，也许是唯一最重要的实验。中国正在发展一个新的经济体系。尽管有一些人认为“中国特色市场社会主义”仅仅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委婉说法，但我并不同意这种观点。历史尚未作出定论。也许还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才能够对中国经济的真实本质及其成败作出确定的评判。但有一件事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中国实验的成败将会影响到中国以外的地区。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和人民期盼着某种可行的经济模式。
欧阳：您认为您的经济民主的社会主义模式适用于中国吗？
斯克威卡特：我认为，同新古典经济学（它是西方经济学中占据绝对优势的范式）或经典马克思主义相比，我的著作提出的理论视角更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例如，中国运用了市场机制，这个事实并不意味着中国在走资本主义道路。这种市场对于可行的社会主义来说是必要的。“市场社会主义”并不是一个矛盾的概念。
新中国允许资本家发挥某些作用，这个事实并不证明资本主义正在复辟。重要的是应该把资本家和企业家区别开来，尽管这两者可能体现在同一个人身上，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尤其如此。作为资本家的资本家，只是提供资本(provides capital)。这基本上是一种消极功能，可以由公共基金来替代；但是，作为企业家的资本家，则是积极的行动者，他寻找新的经济机会，发展新产品，运用新技术。这种功能并不是那么容易就可以被取代的。社会主义社会给一些资本家提供发挥作用的空间，这并不是不合理的，只要它能够采取步骤来保证这个集团在根本上是企业家群体。
欧阳：经济民主能否保证充分就业？
斯克威卡特：与中国实验有关的另一个问题是就业问题。前面描绘的那些机制不能够保证充分就业。我认为，资本主义不可能支持充分就业。与资本主义不同，经济民主并不需要用失业来使工人遵守纪律，但它也不能自动地提供充分就业。对任何可行的社会主义来说，这都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创造出一种制度，以保证所有希望工作的人都有工作。没有什么奇迹来解决这个问题。
欧阳：中国有一个与所有发达国家都有所不同的困难，即农民问题。对此您如何看？
斯克威卡特：这个问题在我的所有著作中都没有讨论，但是对于中国、对于一般发展中国家来说，这个问题也许更为尖锐。我的分析所关注的是制度机构，主要是那些与在资本主义体制中发展得比较好的经济状况相适应的制度机构。在这些国家里没有农民。农业劳动力在整个劳动力中只占很小的比例。很明显，中国的情况不是这样。对于中国来说，一个非常严峻的挑战是：如何把数量巨大的农民纳入到一个发展中的经济体系，同时又不引起重大的社会文化断裂。同样，也没有什么奇迹来解决这个问题。
欧阳：中国问题的关键是什么？
斯克威卡特：对于中国来说，有一件事情是绝对清楚的。这也许是中国领导人和中国人民必须抓住的最重要的关键。就是说，中国在不远的未来所面临的那些根本问题不可能靠资本主义来解决。资本主义不可能为每一个人提供工作的机会，资本主义也无法解决农民问题。如果资本主义复辟真的发生的话，这些问题只会变得更糟而不是更好，而人类也将失去创造历史性飞跃的另一次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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