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源地出游力的社会经济现象假说——基于中国国内旅游出游力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假说论文,客源论文,社会经济论文,中国论文,国内旅游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引 言
雷珀(Leiper，1979)将旅游系统分割为3个地理要素：旅游客源地(generating-region)、旅游通道(transit route)、旅游目的地(destination-region)。因此，基于地理学视角的旅游研究则应相应存在7个范畴①，出游力属旅游客源地出游研究范畴。克里斯塔勒(Christaller，1963)、威廉姆斯(Williams，1970)、米塞克(Miossec，1976)、格里和沃尔(Greer and Wall，1979)、修诺特(Thurot，1980)、布里顿(Britton，1980)、霍维克(H
ivik，1980)、戈曼森(Gormsen，1981；1997)、朗德格仁(Lundgren，1982)、皮尔斯(1987)、希敦(Seaton，1997)、吴必虎(1994；1997；2006)、张捷(1999)等国内外旅游地理学家，针对客源地出游的研究集中于出游的距离衰减性、相互流动性、集中性、等级性、核心边缘关系等空间特征，除吴必虎(1997)、史春云(2006)分别就旅游个体出游特征及其影响要素、城市客源地出游力影响要素进行研究以外，基于区域宏观的视角研究客源地出游力则不多见。
客源地出游力侧重从宏观尺度研究游憩活动客源产生地，关系到星级饭店、旅行社等旅游生产力的区域合理化组织，旅游基础服务设施是否得到合理利用，客源地出游力是预测旅游流的基础，关系到旅游目的地如何定位其旅游腹地及旅游发展战略的制定。因此，本文以中国国内旅游出游力为研究对象，侧重省际地理尺度，主要阐述两个问题：①客源地出游力的影响机制是什么？②中国省际国内旅游出游力呈现怎样的地域空间形态？
1 假说的提出：客源地社会经济属性决定其出游力大小
史密斯(Smith，1995)认为可将旅游看作是一种社会行为、一种地理现象、一项产业，并针对年龄、性别、职业、婚姻状况、收入，以及受教育年限等社会经济变量对个体旅行的影响，作了系统的综述分析。国内学者定性指出旅游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产生的一种社会经济现象(吴必虎，1999；保继刚，2002)，分析了年龄、收入、职业、教育程度和家庭结构等特征对个体出游力的影响。
社会经济属性对出游力的影响已为国内外所关注，但侧重从微观尺度研究社会经济属性对旅游个体出游力的影响。宏观尺度上，是否客源地出游力的大小取决于其相应的社会经济属性？遵循从“假设”到“验证”的假说研究方法，以全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为研究地理尺度，假设客源地的社会经济属性决定其出游力大小。
2 数据来源
皮尔斯(Pearce，1995)系统总结了国内游客出行的基本规律，指出人口分布对游客出行模式影响极大。简森·维必克(Jansen-Verbeke，1995)利用旅游客源指数TOI(tourist origin index)，同样研究发现客源地产生旅游流的能力受人口潜力分布影响。吴必虎(1999)认为居民潜在国内出游力的主要影响因素为收入水平、交通状况和消费水平。阿萨纳瑟保罗斯(Athanasopoulos，2007)通过回归分析，建立了经济统计变量与国内旅游需求的关系。
通过以上文献回顾，从2006年《中国统计年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结构指标体系中，选取城镇人口比重、就业人员数、年底人口数、国民生产总值、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等21个社会经济变量，描述2005年全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社会经济属性。
应用SPSS10.0统计分析软件对其进行因子分析，以主成分分析法作为因子提取方法，经过方差最大旋转，以特征值大于1为因子提取标准；将各因子方差贡献率对各省份因子得分进行加权平均，得到因子综合得分；将因子综合得分定义为各省份的出游力，在此基础上，研究中国省际出游力的影响机制及地域空间形态。
3 因子分析与假说的理论、数理验证
3.1 因子分析与假说的理论验证
相关系数矩阵计算结果显示选取的21个社会经济变量相关性显著，KMO值和变量共同度平均值分别为0.812和0.913，适合进行因子分析。提取的3个代表性因子，方差贡献率分别为58.76％、26.28％和6.26％，累计方差贡献率91.30％，解释了21个原始社会经济变量的绝大部分信息，因子分析效果显著(表1)。
因子1在年底人口数、就业人员数、普通高校在校学生数、旅游周转量、运输线路长度等10个变量上因子载荷大，主要反映人口规模和经济规模，可概括为社会经济规模因子。
因子2在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居民消费水平、城镇人口比重、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等6个变量上因子载荷大，可概括为居民生活水平因子。
因子3在接待入境旅游人数、国际旅游外汇收入等5个变量上因子载荷大，可概括为对外联系水平因子。
社会经济规模因子及居民生活水平因子累计方差贡献率85.04％，是影响中国省际出游力的主要社会经济属性，与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一致。如希尔和朗德格仁(Hill and Lundgren，1977)在研究加勒比海旅游影响时发现，在国际旅游流流动层次上，城市化水平高的国家构成了旅游流发生的核心，发展中国家则形成主要的旅游目的地，形成国际旅游“核心—边缘”综合体；威廉姆斯(Williams，2003)研究发现发达完善的旅游基础设施，包括交通、住宿和旅行社等，相当规模的就业人群，使得西欧一直是传统的国际旅游客源地；而据世界旅游组织、世界银行2005年统计资料，国际旅游花费总额前20名国家(或地区)有17个人均GDP超过20000美元。
对外联系水平因子是影响中国省际出游力的次要社会经济属性。对外联系水平高的地区居民，因旅游者示范效应，往往形成良好的出游传统和消费价值取向。食品、饮料、地方文化、当地服务业、纪念品以及其他所有旅游区内向游客出售的商业享受，会在当地居民中间，树立起比传统生活水准更高的物质享受风气。同时这些地区因旅游开发较早，旅游基础服务设施完善，游客出行极为便利。
3.2 假说的数理验证
将各因子方差贡献率对各省份因子得分进行加权平均，得到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因子综合得分(表2)，并将因子综合得分定义为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出游力。因省际绝对出游数据缺乏，本文将2005年各省、直辖市、自治区旅行社组团国内旅游人数与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出游力进行Spearman相关分析，相关系数为0.916，显著性水平为0.01，呈现高度相关性。因子分析结果可信，“社会经济属性决定客源地出游力大小”的研究假说得到验证。社会经济规模因子、居民生活水平因子和对外联系水平因子是影响客源地出游力的主要社会经济属性。
4 中国省际出游力影响机制与地域空间形态
4.1 三角图解法——中国省际出游力因子分解
引入三角图解法，将全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国内旅游出游力在社会经济规模因子、居民生活水平因子和对外联系水平因子等3个维度上进行分解，阐述中国国内旅游出游力在省际地理尺度上的区域差异。3个因子的刻度线均起于左侧，向右侧增大；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在3个因子上的得分之和为100；图中圆圈大小代表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出游力大小(图1)。
绝大多数省份集聚在三角图中江苏点的周围，出游力在3个因子上的分解普遍呈现“6∶3∶1”的比例分割形态(图1虚线部分)，即约60％的出游力由社会经济规模因子决定，居民生活水平因子影响比例占30％，对外联系水平因子则仅占10％。
史春云(2006)通过因子分析研究中国城市出游力发现，因子1主要反映城市经济与居民生活水平，因子2主要反映城市规模辐射能力，因子1和因子2影响作用大致一样，城市客源地出游力呈现出区别于省际客源地出游力的影响机制(表3)。
对比推断如下：客源地出游力主要表现为出游人次和出游花费。出游人次取决于社会经济规模因子，出游花费取决于居民生活水平因子。城市旅游产业链完善，居民出游意识强，旅游消费水平高，较少受空间距离束缚，表现为出游人次和出游花费均偏高；城市客源地出游力由社会经济规模因子和居民生活水平因子共同决定。2005年各省份人均GDP最低是贵州为5306元，最高是上海为51486元，均超过400美元。依据国际经验，国民普遍产生旅游动机，全国各省份旅游需求旺盛，但主要表现为大规模出游人次，出游消费偏低，如2005年中国国内旅游出游总人次为12.12亿人次，出游率为92.7％，但人均总花费仅436.1元；省际客源地出游力由3个因子共同支配，其中社会经济规模因子占主导。因此，社会经济规模因子是影响中国省际客源地出游力的主导性因子，居民生活水平因子重要性次之，对外联系水平因子最低。
图1 基于因子分析的省际国内旅游出游力分解
依据表1、表2和图1，山东、河南、四川、河北、湖南、湖北等成为出游力大省，源于其数量巨大的人口、相当规模的就业人群和普通高校在校学生数，在社会经济规模因子上得分偏高，表现为出游人次规模大。在居民生活水平因子上得分偏低，出游花费不高，游客出行多为短程游憩，近域特征明显，旅游活动行为主要为基本层次游览观光。如陆林(1996)和钟士恩(2007)研究发现，黄山、庐山等山岳型风景名胜区游客出行空间距离限制性门槛为400公里，超过400公里游客分布呈现距离衰减，主要客源市场集中于本省及周边毗邻省份，游客出游就近分布特征明显。而据2006年《中国旅游统计年鉴》统计资料显示，2005年中国城镇居民游览观光占出游目的比例高达44.9％，远高于其他出游目的。
上海、北京、天津等传统重要旅游输出地，虽在社会经济规模因子上得分偏低，但因居民生活水平高，旅游需求质量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出游率高使其仍表现为大规模出游人次，出游花费大使其较少受空间距离束缚，游客出行不但钟情于短程游憩，更将旅游足迹遍布全国各大特色旅游地，在全国各大旅游地客源市场比例排名中较为靠前。
浙江、江苏两省在社会经济规模因子和居民生活水平因子上得分均偏高，源于除城镇居民生活水平高、旅游需求旺盛外，农村居民的出游率和出游花费在全国也均位居前列。广东在对外联系水平因子上得分极高，历史原因和示范效应使得广东居民形成良好的出游传统，良好的旅游基础服务设施又使得游客出行极为便利。内蒙古、新疆、甘肃、宁夏、青海、西藏等省份居民国内旅游需求不旺盛，出游人次和出游花费均偏低。根据以上分析，得到如下结论：国内旅游出游力主要表现为出游人次规模大，出游花费偏低，游客出行多为短程游憩；全国各大旅游目的地、组织或团体，客源市场定位和市场营销应重点针对本省、周边毗邻各省及远距离出游力较强的上海、北京、江苏、浙江、天津等5省、直辖市；客源地旅行社应侧重推出中、小尺度游览观光型旅游线路。
4.2 出游力等值线——中国省际出游力地域空间形态
将各省份出游力数值赋予对应省会地理坐标点，采用ArcGIS9.2样条曲线插值法(spline)，标出值分别为-0.8、-0.4、0、0.4和0.8的5条中国省际出游力等值线，探讨中国省际出游力地域空间形态(图2)，结果显示：
图2 中国省际国内旅游出游力等值线
(1)全国尺度上，中国省际出游力地域空间形态整体呈现“三级阶梯状”，与中国三大阶梯分界线大致吻合，值分别为-0.8和0的等值线是两条重要的出游力分界线；各省份出游力值经过极差标准化处理，计算三级阶梯出游力从东到西为近似“7∶3∶0”的比例分割形态，累计70％的旅游出游力集中在第三阶梯；居民出游力区域差异明显，从东部到西部，总的趋势是出游力表现为明显的距离衰减。
(2)区域尺度上，累计约60％的出游力集中在“四大旅游输出地”：冀鲁豫、苏浙沪、鄂湘粤和四川。冀鲁豫、苏浙沪客源地是我国最主要的旅游输出地。源于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黄淮海平原、四川盆地都是我国乃至世界上人口最稠密的地区，长三角经济圈、珠三角经济圈、环渤海经济圈是我国的经济重心，如上所述，社会经济规模因子是影响客源地出游力的主导性因子。
(3)省际尺度上，依据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出游力值，通过组间平均链锁距离进行Q型层次聚类分析，将中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分为4种类型：①出游力强的山东、江苏、浙江、广东和河南；②出游力较强的四川、河北、上海、湖南、湖北、北京、辽宁和安徽；③出游力一般的福建、江西、黑龙江、天津、陕西、广西、重庆、山西、吉林、内蒙古、云南、贵州等；④出游力差的新疆、甘肃、海南、宁夏、青海和西藏。前两类主要分布于我国东部和中部地区，后两类则主要分布于我国西部地区。
5 结论与讨论
(1)研究假说成立，客源地社会经济属性决定其出游力大小；社会经济规模因子、居民生活水平因子和对外联系水平因子是影响客源地出游力的主要社会经济属性。
旅游本质上是一种社会经济现象，客源地不同的社会经济属性、发展阶段及其对出游力的支配性，为科学预测客源地出游力提供了数据和理论依据。
(2)将客源地出游力在社会经济规模因子、居民生活水平因子和对外联系水平因子等3个维度上进行分解，结果表明不同地理尺度客源地国内旅游出游力的影响机制不同。
针对不同尺度的客源地出游力分析应区别对待。省际客源地出游力影响机制区别于城市客源地出游力，源于同时包括农村居民出游力和城市居民出游力。农村居民出游具有极大潜力，对外联系水平成为旅游发展重要瓶颈。乡村旅游的开发除加强城市、农村交通联系水平外，更会因旅游者示范效应，有利于农村居民出游价值取向、出游习惯的形成。
(3)中国国内旅游出游力主要表现为出游人次规模大，出游花费偏低，游客出行多为短程游憩。旅游地客源市场定位和市场营销应重点针对本省、周边毗邻各省及远距离出游力较强的上海、北京、江苏、浙江、天津等5省市。
旅游地理学应加大针对一日游、周末游和休闲游等中、小尺度游憩行为的研究力度。自驾车旅游因其巨大的灵活性，适合中、小尺度游憩行为，将面临极其广阔的市场。国务院新近出台的“两金五银”(两金：春节、“五一”；五银：元旦、清明、端午、中秋、国庆)节假日改革方案，则吻合了这一趋势。
(4)客源地出游力区域差异明显，累计约60％的旅游出游力集中在四大旅游输出地：冀鲁豫、苏浙沪、鄂湘粤和四川，其中冀鲁豫、苏浙沪是我国最主要的旅游产生地。自1999年国务院发布《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以来，国内旅游需求旺盛，旅游将成为中国重要的社会经济活动。旅游产业面临新的发展机遇，四大旅游输出地作为“最具出游力”区域，应加大星级饭店、旅行社等旅游生产力的投入。
注释：
①旅游客源地出游、旅游通道效率、旅游目的地入游等3个地理要素各自单一方面研究、3择其2研究、3个地理要素综合系统研究，共7个。旅游客源地出游研究是假设旅游目的地、旅游通道均具有均一性为前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