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以需要为基础的人的本质与价值的实现
——兼论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与规律
张 彦 王丽霞
（浙江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 杭州 310028）
［摘 要］ 马克思提出了“人的需要就是人的本性”的著名论断，将人的需要规定为人的本质的体现。人的需要与人的本质间的关系主要表现为：自然需要是人的本质的基础，人的实践需要促进人的本质的充实，全面发展需要深化人的本质。马克思关于“人的需要与人的本质”的思想是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理论基础，也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基本依据。以人的需要的现实性、发展性、多元性为出发点，以人的本质的丰富和实现为目的探讨主体价值的现实化，为探索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规律和发展提供了重要思路。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从“现实的人”的“多重需要”出发，关注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双重主体本质的提升，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关键词］ 人的需要 人的本质 思想政治教育
人的需要是人的生命活动的重要驱动力，是人确立自身存在的内在规定，人的需要的满足与实现对提升人的本质具有重要意义。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阐述，目前可考证的主要包括“人的需要”、“自由有意识的活动”、“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联合体”等，其中“人的需要对人的本质的确立”贯穿其中。马克思立足现实的人的需要，从处于社会关系中的人出发，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以货币作为唯一需要造成人的本质的“贫困”，进而提出，人的需要的丰富性的实现是重构人的本质的重要基础。
从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来看，思想政治教育的存在及其性质要求与人的本质、目的和发展需要相一致，其价值本质是“主体的需要——人的政治社会化的需要与思想政治教育属性——满足人的政治社会化属性之间的对应关系的总和”。[1]因此，从人的需要探讨人的本质的实现，是探索思想政治教育规律和本质的一种可能方式，也是促进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一种基础性思考。
一、从范畴到现实：人的需要是人的本质确立的基础
人的需要与人的本质的关联是一个逐步演进的历史过程，它经历了一个从形而上的范畴到活生生的现实的发展过程，马克思对此作出了巨大贡献。
人的需要关涉人的利益、发展与幸福等问题，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腊时期对“需要与幸福”问题的探讨。但早期学者对人的需要的理解基本都是抽象的，而不是具体的，他们重视人的精神需要，但这种抽象的精神需要主要是意识的体现，是一种范畴意义上的表达。黑格尔关于人的需要的研究超越了以往，对马克思的人的需要思想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黑格尔不是抽象地谈人的需要，而是从承载人的需要的环境即市民社会出发，提出了人的需要的特殊性及其实现方式，“我既从别人那里取得满足的手段，我就得接受别人的意见，而同时我也不得不生产满足别人的手段，于是彼此配合，相互联系，一切个别的东西就这样地成为社会的”。[2]在此，黑格尔提出了人的需要的特殊性，并指出实现这种需要的手段——劳动。更重要的是，人的需要在实现过程中展现了人的本质，从根本上说，它是人的社会本质得以确立的动因。遗憾的是，黑格尔对人的需要与人的本质关系的论述最终没有跳出抽象王国的窠臼，对于市民社会中人的需要与人的本质的理解，不过是他对“绝对精神”的一种理解方式，人的本质的现实化问题始终不能超越其“抽象”的理念边界。
马克思曾对青年黑格尔派纯粹思辨的思维方式嘲讽道：“按照埃德加先生的看法，拥有和不拥有，工资，薪饷，匮乏和需要，为满足需要而进行的劳动，都无非是一些范畴而已。”[3]这种企图用范畴取代现实的思维方式，从天国、从某种“先验”等来解释现实的人及其生活，将人包括最基本的劳动在内的一切活动付诸思辨的辩证法，对人的理解始终停留在思维领域，从而消融了人的本质的现实性及现实化路径。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考察立足“现实的个人”，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将人的需要首先界定为感性的最基本的生存需要，认为对人的理解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人的感性存在这一基础。这种生存论意义上的对人的考察从现实前提出发，既是马克思建立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也是马克思超越西方旧哲学实现哲学革命的重要标志。
人为满足生存需要而进行劳动生产，这一活动从一开始就产生着一种关系，即交往，而交往始终是在社会中进行的，“他的生命表现，即使不采取共同的、同他人一起完成的生命表现这种直接形式，也是社会生活的表现和确证”。[6]因此，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考察并没有止步于孤立的个体，而是始终将人视为一种社会存在。
一般意义上，对思想政治教育特性的理解，首先是将其本质表述为“政治性”的一元规定，主张教育对象接受政治文化并付诸行动，着重强调思想政治教育传承、传播、传递统治阶级思想的意识形态性作用，着重体现的是统治阶级的政治观念与价值诉求。与此对应的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内容、原则、方法等系统的政治性要求，以及“灌输论”与“嵌入式”的任务型思想政治教育方式的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性”本质论强调了教育过程的政治倾向、价值立场和意识形态性，但也易导致思想政治教育过多的工具价值而具有低效倾向。思想政治教育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性和时代特征，必须以服务社会为基本目的，但这并不拒斥每个个体的需要及其满足。只有立足于“现实的个人”，思想政治教育才能充分发挥其育人功能，展现其“属人”的本质，才能合乎“完善人的本质”的目的性。在从“政治化”到“现实化”的扩展中，思想政治教育必须符合实际，关注人的内在价值，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在实践中，更要重视人的感性需要、自然需要等现实需要，强化需要在人的发展中的动力因，帮助个体在满足需要中体悟生命的价值与现实意义，在满足需要中更好地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这也是新时代深化思想政治教育实现人之价值本质的基本前提。
二、从个体到社会：人的需要充实人的本质
马克思将人的需要作为历史发展的逻辑点，从现实的个人的自然需要出发，指出人的需要是人的生命活动的根本动因，是人的本质得以确立的基础。人的自然需要的基础性作用表现为，“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4]人首先是自然存在物，是具有自然力和生命力的存在物，生存的需要是人最基本的需要，生命的存在是人作为人的前提，也是人所有活动的基础。只有满足了这种基本需要，其他一切对人来说才具有可能和意义。满足自然需要的基本物质，是表现和确证人的本质力量的基础，正是这种基础的确立才使得人的存在具有现实意义。马克思以“饥饿”为例生动阐释了自然需要对人的本质确立的基础性作用。“饥饿是我的身体对某一对象的公认的需要，这个对象存在于我的身体之外，是使我的身体得以充实并使本质得以表现所不可缺少的。”[5]为了满足自身需要，人开始进行生产，只有劳动才能使人的基本需要得到满足，所以人的第一个历史性活动就是物质生活本身的生产，是满足自身需要的生产。离开需要，人的实践活动也就失去了意义。因此，我们说，人的自然需要是人的生产活动的动力，也是人的本质确立的基础。需要从范畴到现实的演进过程中，开启了从抽象转向现实的通道。马克思始终以“现实的个人”作为其理论的基础，充分考虑人的感性需要，使人的生存特性得以显现，为我们理解人的本质提供了重要指向。人的需要不仅表征了人的生命特征，更是确立了人的本质的基础。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是其内在的价值规定，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取向。思想政治教育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旨归，要体现和实现人的本质，必然要以“现实的个人”为出发点。“现实的个人”及其需要是开掘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的逻辑起点，要求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体现“抽象化”与“具象化”、“政治化”与“生活化”的有效结合。
人不仅是自然存在物，也是社会存在物。马克思指出：“自然界的人的本质只有对社会的人来说才是存在的；因为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来说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来说才是人的合乎人性的存在，并且自然界对他来说才成为人。”[7]马克思认为，只有将人置于社会中考察才能真正阐明人的本质。如果说物质的需要是人满足其生存的基础条件，在最初发展阶段，人的需要的有限性表现为基本的自然需要，这种需要更倾向于个人自身的生存。“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的影响也进行生产，并且只有不受这种需要的影响才进行真正的生产。”[8]这种通过实践改造对象世界，是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是一种自主活动。换言之，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人的实践活动，实践在人的发展中成为一种自身需要。正因如此，这种生产也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即表现人的类本质的因素。只有从社会关系层面去解读人的需要，才能全面把握人的本质。而在人实现自身社会本质的过程中，需要又起到了重要的“纽带”作用。正如恩格斯所说，在现实中把人和社会“连接起来的唯一纽带是自然的必然性，是需要和私人利益”。[9]正因人的需要的推动，才促进了社会发展的更替变迁。当马克思将人的需要的研究拓展到人类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层面，人的本质亦获得了全新的阐释与充实，“人的需要”始终贯穿于其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过程，并作为一种重要的内在驱动力推动着人的生存形式的演变。
交叉切割后的试验区用胶粘带粘过后，对漆膜脱落面积进行计算，计算出的数值作为评定结果的参考数据。试验结果的分级标准见表1。[1]
思想政治教育是教育者与教育对象在平等对话的基础上，充分挖掘教育对象的潜力，帮助教育对象实现自身价值的过程，是认识论、价值论与实践论统一的过程。它以人的需要满足为根本出发点，突出真善美在人的全面发展中的作用，推进主体自我意识的发展与自身价值的实现，这也是思想政治教育对人的本质的终极关怀。人的价值不能孤立产生，必须借助于社会其他群体对自己的肯定性评价，而这离不开思想政治教育的育化与启发。“道德自我的根基来源于意识形态的超验性，如此殊途同归的价值认同更是赋予了思想政治教育能够涵养人的德性、塑造人的心灵这一人类学意义上的独特价值特性，这也是思想政治教育在哲学论域中对人的道德自我进行塑造可能性的充分回答。”[16]从根本上说，思想政治教育的存在及其作用在尊重教育对象的历史性、开放性和创造性基础上，通过人的实践活动激发教育对象的多重需要，从而在实践中实现自我的内在超越，实现自身价值的最大化。
在生产力落后的原始社会，即马克思所描述的以血缘为基础的“自然共同体”社会，“个体生存需要”成为共同体形成的根本动因。以人的需要为内在动力，共同体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都确证其存在发展。在“人的依赖”阶段，维持生活所必需的生活材料的获取对于个体而言都较为不易，只有联合起来的共同体才能克服自身的局限性，获取所必需的生活材料。因此，个体联合的根本目的是出于自身的生存需要。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说，“维持生命需要”成为最初联合体形成的原动力。在需要的不断丰富中，“自然共同体”的形式已不再适应人的发展，以需要为中介，社会向更高级的形式完善。而人的本质也在社会的发展与完善中得到充实。“说到底，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从来就是人自身的不断丰富和完善。”[10]作为连接人与社会的纽带，人的需要使人的本质得到了充实。“我们已经看到，在社会主义的前提下，人的需要的丰富性具有什么样的意义，从而某种新的生产方式和某种新的生产对象具有什么样的意义。人的本质力量得到新的证明，人的本质得到新的充实。”[11]在该考察过程中，马克思认为，只有从市民社会、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中才能真正找到答案。马克思从现实的人及其实践活动出发，具体地分析了市民社会中人的需求和生存境遇，敏锐地捕捉到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的需求的“匮乏”导致的人的本质的“绝对贫困”。这种“绝对贫困”状态可从以下三方面进行考察：
（3）首先两端分别在 DDF处自环，检查 SDH是否还有次要告警，若告警不消除，则需要对 SDH支路板和DDF进行检修，SDH检修为更换支路板，DDF检修为检查DDF接口有无虚焊、连接是否契合等。若无次要告警，环回方式改成如下，在其中一端DDF处环回给对端，观察对端是否有次要告警，若还有告警则需要重复第（3）步，若无次要告警，则完成检修，流程转入第（4）步。
第一，需要的狭隘性与人的基本生存资料的贫乏。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条件下，需要失去了本身所具有的内涵，被简单定义为“货币的追逐”，对货币的需要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唯一需要，需要异化为一种欲望。这种狭隘的需要不仅没有充实人的本质，反而加重了人的异化程度，使人越来越远离真正的需要，即人的本质。工人为资本主义社会创造了财富，然而工人维持生活的物质资料仍是匮乏的。资本家将“利润”视作终极目标追求，把工人当作需要的机器，工人成为机械的抽象运用。这不仅突破人之生存的自然界限，更挑战了人的道德界限。资本主义社会下，人的需要仅成为一种维持肉体生活的狭隘性需要，人的本质被极度“单一化”。第二，需要的失衡与人的主体性的缺失。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的劳动失去了其本质特征而表现为一种被迫性活动。工人的劳动不再是满足自身需要的方式，而成为满足资本家需要的手段。表现人的本质的劳动不再属于自己，而属于“他者”。劳动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失去了其表现人的本质的属性，仅以谋生活动的形式出现，这使得人的主体性在这种“被迫需要”中丧失，人的自然本质与社会本质的差异性无法彰显。第三，需要的异化与人的发展空间的受限。马克思认为，需要对人的发展的重要意义在于，通过实践，人的本质力量得到新的证明与充实。但是，这种证明与充实必须符合一定的社会条件。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人的需要发生异化，“一方面出现的需要的精致化和满足需要的资料的精致化，却在另一方面造成需要的牲畜般的野蛮化和彻底的、粗陋的、抽象的简单化，或者毋宁说这种精致化只是再生产相反意义上的自身。对于工人来说，甚至对新鲜空气的需要也不再成其为需要了”。[12]合乎人性的需要的实现方式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成为幻影，对货币的唯一需要使人的发展虽然超越了“人对人的依赖”的阶段，却又陷入了“人对物的依赖”。私有财产造成的人的需要的单一性成为人自由发展和实现本质力量的桎梏，正是人的需要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满足的有限性，使现实的变革和解放才成为可能。
通过前期的学习，学生已经对知识可视化有了兴趣与初步感知，又通过对知识可视化的分析获得了视觉认知经验，最后，可以让学生创作知识可视化的作品，真正掌握知识可视化的技能，并且要求和鼓励学生把知识可视化进行网络传播，让学生学会知识可视化形式网络传播的技能，比如，如何在网络上发布图片、视频、动画、图形等技能。这样，让学生在创作中学习到网络传播的技能和知识可视化的技能，体会到知识可视化在网络传播中的优势，真正体现杜威的“在做中学”的教学思想。
三、从一元到多元：美好生活需要与人的本质的深化
马克思关于人的需要的理论立足于现实的个人，强调现实的需要不仅仅是人的本质确立的基础，更是完善人的本质的现实动力，只有这种符合人的本质的多重需要才能提升人的本质。换言之，提升人的本质，必须充分挖掘人的多样需要，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思想政治教育对象不是单向度的人，而是具有多重规定的丰富个体。人作为能动的主体，具有无限的潜力与创造的可能，人总是在实践中超越自身，不断突破某种规定性，也不断趋向“完整的人”。新时代，教育对象的主体性表现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实现自我本质的追求。“美好生活的需要”集人的多种需要于一体，充分显示了教育对象的多元选择与现实需要。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的思考是一种关切人的存在本质的探寻与诘问，积极引导主体拓展实现美好生活的路径，使其在充分挖掘自身多种需要的基础上实现自我价值，这也是思想政治教育对“美好生活需要”的支撑与辩护。
以心理学为解读视角，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对理解人的需要问题具有积极意义。马斯洛将人的需要理解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和爱的需要、尊重需要、自我实现需要的综合与排序，认为需要具有层次性与递进发展的趋势，这种需要的丰富与层次性发展实现了人自身的发展，进而人的价值得到最大化，丰富的需要使人无限接近人本来的样子。如果说人的自然需要只是人的本质确立的基础，显现了人的片面性与不自由，那么，不断发展的丰富需要则显示了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趋势。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突出了需要发展的层次性，但从纯粹心理学视角为出发点探讨需要本身始终无法摆脱唯心主义历史观的局限。另外，它过多地关注个体的需要而缺少了社会性的规定与历史性的考察使其理论中的“我”趋于空洞。
马克思强调，无论何种层次的需要都无法脱离实践存在。人是能动的存在物，并不只是满足一种生存需要，人的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已经得到满足的需要成为人的实践活动的确认，而新的需要又在实践中发展，“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15]因此，人的需要处于不断生成、变化中，在不断满足自身需要的过程中又产生新的需要，正是新的需要促使人发挥自身能动性，在人与人的互动中展示自身天赋和才能，通过实践使自身体力和智力同时得到发挥。由此可见，人的历史性活动，更重要的是引起活动的“新需要”都根植于人的实践中，实践需要是真正属人的需要。需要只有在实践中才不断发展，离开了人的实践活动，需要只是与人无涉的抽象。从这个意义上说，实践既是满足需要的手段，又是需要的根本内容。人的需要不仅是构成人的生命活动的根本动力，而且是人的主体性、能动性和创造性形成的根据。正是这种主体性、能动性和创造性在实践上体现了人的类特性，人的本质才得以确立和深化。如果以粗略的数量划分，在最初发展阶段，人的需要主要是基本生存需要，实践不断改变着人的存在方式，使需要不断丰富与发展。因此，马克思不仅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忽视和否定人的需要的现实，同时科学回答了历史发展的最终目标是充分肯定并实现人的丰富的需要。
马克思通过对人的社会本质的分析，指出人的存在与发展受到社会的影响和制约，人的需要的满足和人作为“类”之发展必须从个体进阶到共同体。基于这一基本原理，思想政治教育同样要引导个体意识到自身的社会存在本质，在社会存在中涵养和确证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与意义，在社会化过程中充实人的需要维度，在个体需要与社会需要的协调中实现人的价值。人既是一种个体存在又是一种共同体存在，并总是在这种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中发展。在现实中，个人需要和社会需要伴随产生，在某种特殊情况下相互冲突，因此教育对象会面临满足个体需要与社会需要之间的选择困境。应对这种困境，思想政治教育要通过价值辨析、价值引领、价值共识等方式阐明个人需要与社会需要的内在一致性。“教育目的的本质是对受教育者所设定的‘类属性’的总和。”[13]价值本身就是一个关系范畴，离开社会关系中的人，价值就是一种虚无。人作为社会共同体中的个体，人的需要与社会的需要相互促进、相互发展，社会需要的满足本身就蕴含着个人需要的发展与个人价值的实现。因此，个人需要的满足总是以社会需要的满足为前提，个人价值的实现也总是以社会价值的实现为保证，个人只有融入社会进程，才能更好地满足自身需要。思想政治教育引导教育对象协调个人需要与社会需要，才能帮助其真正实现自身价值。在人的价值中，“一种是，他作为一定社会主体（人类、社会、群体、他人）的价值客体，这时他所表现出的价值可以叫‘人的社会价值’，即个别人（群体）对社会主体尺度的符合；另一种是，他把自己的行为作为自己的对象即客体，在自己的需要和行为之间构成主客体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他的价值可以叫‘人的自我价值’，即人的行为对自身需要的满足”。[14]个人需要与社会需要同时满足的悖论凸显了对个人需要进行合理扬弃的必要性。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本质，是为社会发展服务，推动社会进步，要求教育者遵循人的需要的发展规律，引导教育对象理性对待个人需要与社会需要的冲突，合理调节个人需要与社会需要的满足方式，在社会需要中满足个人需要，实现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
人作为总体性的存在，人的需要也是多维度、多层次的。从基本需要到更高级的多元需要，人通过实践彰显自身发展的能动力量，完善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从而丰富和深化人的本质。这种需要并不是单一的，而是包含多种需要在内的整体需要，即马克思所说的将“完整的人”还给人自己。从低层次到高层次的需要，从自然需要到实践需要，从片面的需要到丰富的需要，人的需要的结构体系是涵盖人的物质需要、精神需要、实践需要、发展需要等众多需要内容的丰富组成，需要不断生发与满足的过程也是人的本质不断充实与完善的过程。
如《罪与罚》中有这样的一段描述“他沿着街走仿佛一切东西都搬走了，他悄悄地蹑手蹑脚的走进客厅，这几乎一切东西都和以前一样，一个黄沙发和几幅装在镜框里的油画，那又大又圆的红铜色的月亮，朝着窗户里凝视折……”[1]月亮怎么会是红铜色？我国古典诗词中多有对月的描述，都是皎洁、洁白、晶莹、明亮之类的词。这里出现了红色的月亮，与生活中人们的感知有很大差别。
四、人的需要与实现：探寻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与规律
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决定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规律与内涵。只有科学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才能探寻和发现思想政治教育的规律。新时代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使得人的现实的多元需要成为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因此，对人的需要与本质关联问题的分析，不仅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更为思想政治教育本质与规律的探究提供了思路。
立足需要的现实性，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获得感”。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强调“现实的个人”是理解人的逻辑起点。思想政治教育表征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取向，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必须立足于“现实的个人”的需要，与教育对象的实际关切相结合。一直以来，对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的不同理解使“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主体之争”从未停息。我们更应关注的是，思想政治教育要始终立足“活生生的人”，立足现实的、具体的，有意志、有情感、有需求的个人。他们不是消极被动地接受教育者给予的影响，而是根据自身需要与价值尺度选择性地吸收所认同的信息。人并非在任何时候都能成为主体，教育对象主体性的实现不是抽象演绎，而是一种根源于实践的社会生成。也就是说，人的主体性只有在他意识到自身的存在以及价值时，才能成为真正的主体。因此，离开受教育者接受信息的价值判断与情感交流的过程而抽象地谈论主客体就远离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值得关注的是，当代大学生直接受益于改革开放，更多呈现出“个性”的自我，既彰显自身创造力，又强烈追求自我实现的“获得感”。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获得感”，首先，要求教育者尊重教育对象的主体性，关照教育对象的多重需要，注重他们在教育过程中的“出场”与“在场”，鼓励他们更多展现自我，满足教育对象“主动获得”的愿望。其次，获得感是教育者与教育对象在互动中产生的主观体验。这要求教育者要寻求更有效的“供给”方式，通过改变直接灌输与被动接受的传统理念，在充分尊重学生个性发展的基础上使“供给方式”更能调动教育对象的主观能动性，积极探寻以“融入式”代替“嵌入式”、以“循循善诱式”代替“灌输式”的教学方法，在建立和谐融洽的主客体关系基础上实现有效的双向互动。最后，无论教育者激励学生主动获得还是教育者更好地供给，都离不开全面发展的人的思想政治教育目标。获得感显示教育对象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期望，即实现自身全面发展。思想政治教育只有坚持全面发展的价值引导，帮助学生最大化实现个体价值，才能使教育者与教育对象之间形成“合力”，彰显思想政治教育在新时代的人文关怀，不断满足学生的“关注度”、“存在感”和“获得感”。
立足需要的多样性，实现思想政治教育一元与多元的辩证关联。人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关键要素，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也是教育的最终目的。思想政治教育关注人本身，必须关注人的需要。思想政治教育要契合人们新时代美好生活的多元需要才能激发人的潜能，化为主体实现自我价值的内在驱动力。如果无法克服思想政治教育与人的需要之间的隔阂，教育者与教育对象便会陷入陌路困境。“一定的目的性意识，反映和契合了一定主体的需要，才能被一定的主体所内化，成为主体内在的精神动力，进而对一定主体满足自身需要的活动产生重要的指导和推动作用。”[17]简言之，只有满足人们的需要才能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引导力。因此，思想政治教育要在内容上结合时代发展，以人文关怀和理论疏导解决人们最关注的问题，激发人们的主动性与创造力，满足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同时，人不仅是独立的个体，也是共同体中的个体。个人需要只有符合社会发展的规律，融入国家发展才能实现人的全面的发展。意识形态教育始终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也是其根本属性。思想政治教育要使人们坚定理想信念与情感认同，既要回应多元需要在主体实现价值过程中的思想困惑，又要坚持意识形态的一元价值主导，形成“一元主导与多元发展”的统一关系，实现一元与多元的辩证关联。要在契合多元需要的基础上，避免走向泛化和平面化，与主导意识形态相背而行。思想政治教育发挥意识形态功能与育人功能不是冲突而是统一的，新时代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亲和力与针对性，要契合人们的多样需要，在意识形态教育中坚持人的全面发展，并在两者之间寻求一种共存、协调、互促的平衡状态，把握多元与统一的辩证关联，实现抽象与具象的最优契合。
由于企业财务人员的专业知识缺乏，学历不高，综合能力较差，面对企业财务管理全面的信息化要求，企业财务管理运用计算机和相关软件执行的要求无法贯彻执行。不少企业只将计算机技术运用于记录相关数据、报账、记账等基础的财务工作，对于会计分析、会计控制以及预决算等功能没有执行和实现，更没有实现通过会计信息化的手段进行成本控制。
立足需要的发展性，构建符合新时代发展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凸显了人的需要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思想政治教育提升“时代感”，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立足人的需要从“基础”到“提升”的发展规律，转换教育理念，完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方法、途径和评价机制等，构建新型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思想政治教育环境也在不断发展。大数据时代海量信息纷至沓来，新型互联网载体的涌现推进了传播的多样化，数字化缩短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与教育对象的时空距离。与此对应，“知识性灌输”式教育方法式微，平面式教学方法已无法满足发展需要。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亲和力与针对性，必须更新教育理念，以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为导向充实教育内容，创新教育方式，使教育内容贴近学生，教学方法灵活多样，更加注重以潜移默化的形式达到“润物细无声”之效，让思想政治教育更加“立体化”。思想政治教育适应新时代的发展，要推动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融合，努力构建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在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方法、管理等方面的融合发展机制，实现优势互补。同时，思想政治教育要探索多样化的育人方式。实践育人克服了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形式比较呆板单一的弊端，重视教育对象的自我体验感，具有直观、形象、亲切的特点。应通过参与式、案例式、探讨式、讲演式、情境还原式等贴近学生的课内外实践活动的开展，潜移默化地提升学生的理论功底与道德水平。文化育人是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重要方式，它引导教育对象回归人自身，将文化转化为信仰与力量，彰显正确的价值追求。实践育人、文化育人、心理育人等新型育人方法的综合运用不断满足教育对象需要的发展，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与时代感。思想政治教育适应新时代的发展，还要注重提高表达“言值”，从学生的接受需要出发，完成由“文本”到“生活”的话语转换，善于在生活中挖掘有益素材，融入主体情感体验，将抽象化的价值规范转换为学生喜闻乐见的话语表达，才能增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感染力，真正达到“入耳入心”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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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G6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192X(2019)05-0047-07
[作者简介] 张彦，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标签：人的需要论文; 人的本质论文; 思想政治教育论文; 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