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投资周期与经济周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周期论文,经济周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的投资与经济运行具有周期性，承认我国经济有周期性并揭示其周期运行的机理及原因，对于把握经济运行的脉搏、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及对宏观经济实施正确调控具有重要意义。
一、我国投资与经济波动实证分析
全国国民收入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波动曲线
——全国国民收入环比增长速度 ……全国固定资产投资环比增长速度
注：图中全国国民收入曲线1994年显示的数字是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为11.8%，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为15.8%，均见1995年3月1 日《人民日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关于199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统计公报”。
表1 全国国民收入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
年度国民收入国民收入固定资产固定资产投
指数 增长速度投资指数资增长速度
1952 100.00
0.00
100.000.00
1953 114.00 14.00
192.1792.17
1954 120.60
5.79
226.9718.11
1955 128.30
6.38
232.442.41
1956 146.40 14.11
388.6067.18
1957 153.00
4.51
324.42
-16.52
1958 186.70 22.03
580.4378.91
1959 202.00
8.19
719.0923.89
1960 199.10 -1.44
770.977.21
1961 140.00 -29.68
310.51
-59.72
1962 130.90 -6.50
194.04
-37.51
1963 144.90 10.70
335.7173.01
1964 168.80 16.49
372.0510.82
1965 197.40 16.94
489.0031.43
1966 231.00 17.02
582.9619.21
1967 214.30 -7.23
479.17-17.80
1968 200.30 -6.53
460.34 -3.93
1969 239.00 19.32
599.76 30.29
1970 294.60 23.26
854.73 42.51
1971 315.30
7.03
950.28 11.18
1972 324.30
2.85
968.48 1.92
1973 351.20
8.29 1050.35 8.45
1974 355.20
1.14 1147.94 9.29
1975 384.70
8.31 1318.50 14.86
1976 374.50 -2.65 1292.59 -1.97
1977 403.70
7.80 1370.42
6.02
1978 453.40 12.31 1572.93
14.78
1979 485.10
6.99 1671.42
6.26
1980 516.30
6.43 1774.06
6.14
1981 541.50
4.88 1520.57 -14.29
1982 585.80
8.18 1903.05
25.15
1983 644.20
9.97 2158.50
13.42
1984 731.90 13.61 2658.28
23.15
1985 830.60 13.49 3440.58
29.43
1986 894.50
7.69 3839.49
11.59
1987 985.70 10.20 4398.34
14.56
19881097.20 11.31 4784.62
8.78
19891137.20
3.65 4062.49 -15.09
19901195.50
5.13 4251.25
4.65
19911287.80
7.72 4837.13
13.78
19921473.20 14.40 5998.03
24.00
19931695.70 15.10 7252.34
20.91
从上图及表1、表2可清楚地看出，我国的投资与经济运行具有明显的波动性。我们把一定时期内投资与经济的运动从一个最高点降至最低点，再由最低点上升到另一个最高点作为一次波动，具体分为四个阶段，即跌落阶段、低谷阶段、回升阶段和高峰阶段。1954-1993年，我国的投资与经济运行均经历了10次不同程度的波动。在这10次投资波动与经济波动中，这四个阶段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多数波动同时具备四个阶段，有的波动只具备前两个阶段而后两个阶段合一，或具备后两个阶段而前两个阶段合一，个别波动跌落阶段与低谷阶段合一，回升阶段与高峰阶段合一，即投资或经济一年内就由最高点降至最低点，第二年一年内又由最低点回升到另一个最高点。从投资与经济波动的间隔时间看，平均为4年，比较典型的波动大致在5-7年左右， 投资和经济的这种周期性的波动，无疑就是投资周期和经济周期。“总的经济波动中扩张和收缩的交替；这种交替的周期变动通过国民生产总值、工业生产指数以及就业和收入等综合经济活动指标的不断波动而显示出来。……经济周期不同于自然界中观察到的许多周期现象，其频率、幅度和持续时间都不是划一的。”这是《现代经济词典》给经济周期下的定义，我们应当承认，我国的投资与经济运行，也具有周期性。
表2全国投资波动与经济波动周期比较
注：下降上升幅度均为百分点
二、投资周期与经济周期的原因
1.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的新趋势及原因。
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是生产资料及成果的私人占有与生产的社会化二者的不相容或不协调。这种不相容或不协调，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表现为个别企业内部生产的有组织性同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矛盾和资本主义生产的无限扩大趋势同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的矛盾。这种矛盾达到一定的程度，就必然要爆发经济危机。经济危机的爆发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经济对社会再生产中出现的各种矛盾的一种自我调节，只要基本矛盾没消除，调节的功效便不会持久，因而使危机有了周期性。需要引起我们注意的是，资本主义的这种周期性的危机，在资本主义的早期阶段是不存在的，只是到了19世纪20年代，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了大机器工业生产，并伴随产生了以科学技术进步为标志的固定资本更新，才使这种周期有了物质基础。这是马克思早已论述过的。
资本主义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来，其周期的表现与原先已大不相同：一是周期的阶段表现已不明显，危机中的那种对社会生产力的巨大浪费和破坏也比原先弱得多；二是周期的振幅已明显减少。这大抵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普遍股份制经济对生产资料私有制与生产社会化的矛盾有所缓解，尽管股份企业和“工人自己的合作工厂”〔1〕不一样，在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扬弃上，前者是消极的， 后者却是积极的，尽管“这种向股份形式的转化本身还是局限在资本主义界限之内，因此，这种转化并没有克服财富作为社会财富的性质和作为私人财富的性质之间的对立”，〔2〕但毕竟“那种本身建立在社会方式的基础上并以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社会集中为前提的资本，在这里直接取得了社会资本（即那些直接联合起来的个人的资本）的形式，而与私人资本相对立，并且它的企业也表现为社会企业，而与私人企业相对立”，〔3〕“应当被看作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为联合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4〕同时股份制企业由简单的联合逐渐发展到“卡特尔” 、“辛迪加”、“康采恩”等现代化的大型公司，尽管还不能和社会化大生产的行业管理相提并论，但与分散的个别企业生产相比，无疑是对“个别企业内部生产有组织性同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矛盾的弱化。二是资本主义经济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已形成完善的市场体系，其所具有的统一性和开放性，使其经济在国内、国际市场所提供的价格信号指引下，能够合理配置国内资源和尽可能利用国际资源，正确引导资本的流向，从近、远期上平衡总供给与总需求的矛盾。三是资本主义国家奉行凯恩斯主义，国家对经济实施干预，使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有所改善，正象邓小平同志所说的“资本主义有计划”，这种社会生产的“有计划”，减弱了个别企业内部生产有组织同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的矛盾。四是近几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尊崇“零速增长理论”，在这种经济理论指导下，经济的运行轨迹基本是一条较为平直的曲线。这样，一方面减弱了经济的振荡，另一方面也使社会再生产的无限扩大趋势有所收敛。近几年，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运行一直比较平稳，物价上涨一直在2%左右徘徊，应该承认， 原先政治经济学教材对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下的“滞胀”（停滞增长、高通货膨胀）的结论已不确切，资本主义的社会再生产正由不稳定的运动向较为稳定协调的方向发展。五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职工的高工资高福利待遇，并没使劳动人民的实际购买力下降，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中那种生产的无限扩大趋势同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的矛盾也有所减弱。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资本主义社会在其历史的前进中，通过内、外部影响及自身的调节，已使其经济周期与以前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2.社会主义经济周期的原因。
按照马克思的分析，生产资料一旦为社会占有，国家就能够在全社会范围内有计划按比例地分配社会劳动，人民群众有购买力的需求也将随着生产的发展而逐步提高，社会生产中，总需求与总供给的矛盾将会消失，经济的发展也就不再表现为周期性的活动。但事实是，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没有消除经济周期。原因何在呢？道理很简单，社会占有生产资料只是为在全社会范围内有计划按比例生产和消费提供了一种可能，这只不过是一个前提条件，而必要条件是能否做到或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做到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实际上，现阶段和今后一定时期内，我们是做不到这一点的。
（1 ）资本主义条件下个别企业内部生产的有组织性同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矛盾，在生产资料公有制以后，表面上消除了，实际上并没有消除。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只是上级行政机构的附属，其经济活动大多服从于行政机构的政治目标，地方政府的经济行为也主要表现为一种政治行为。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企业和地方政府的经济指标往往由于上级的偏好而与实际大相径庭，导致计划决策依据的失真。而由此产生的计划也就只能与经济的正常运行大相背离，社会生产的有计划按比例进行，实际上并没能做到。经济体制改革时期，一是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惯性依然发生作用，二是多元经济结构使指令性计划作用的范围愈来愈小，使指导性计划基本上失去作用，三是整个经济、政治领域内软约束机制不能破除，投资“饥渴”经济扩张就不能得到遏制，经济体制改革时期更不易做到社会生产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实际上，即便上述问题不存在，不管是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是经济体制改革时期，还是今后一定时期内，那种想由国家或政府做出的符合宏观实际的对全社会劳动进行有计划按比例支配的社会再生产都是不可能的，因为现阶段的科学技术水平还达不到使计划能够包含一切社会劳动和能够适应千变万化的经济市场的变化。
（2 ）资本主义生产的无限扩大趋势同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的矛盾，虽然已不存在，但作为导致经济周期的直接原因——生产与需求的矛盾并没有消除，只是生产与需求的矛盾已不象资本主义条件下表现为对抗对性的矛盾。与资本主义无限度追求剩余价值的生产目的所截然不同的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是，最大限度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而要达到这一目的手段又是“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和完善”，这就必然要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须知，社会主义革命多发生在经济不够发达的国家，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必须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开始，而社会主义经济赶超的目标却是现代生产力所达到的物质生产水平及其相应的生活水平，这就发生了极大的矛盾，全部问题的关键也正在于此。社会经济能够稳定协调的增长，客观上要求社会总供给能够大体上满足社会总需求。但我国经济几乎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一样，都属短缺型的经济。这种短缺既有因经济不发达、生产力低下形成的高水平社会产品短缺，也有因软约束体制带来的资源型相对短缺。这样，一方面是社会需求在不断增长，一方面却是社会供给总是相对不足。平衡这二者关系，办法有两个，一是增强供给能力，二是压缩需求。一般情况下，往往是采取前者。而要增强供给能力，就意味着增加投资。但投资首先带来的不是供给的增加，而是需求的增加，这反而更加大了供给与需求的不平衡。供给与需求的这种反向运动的结果最终是把经济与投资推向高潮。一旦生产与建设、积累与消费以及农、轻、重之间的比例达到不能相容的程度，便要进行一次大的调整，经济便也进入低潮，开始了一个新的周期。从缩小需求的角度看，由我们的生产目的所决定，一般不用压缩需求的办法来平衡供给与需求二者的矛盾。但事情的发展往往违背决策者的初衷，在国民收入一定的情况下，增加积累，也就等于压缩消费，而要使消费水平名义上不至于下降，就只有靠增发货币，这就不可避免地要引发通货膨胀，实际上生产与建设、积累与消费等之间的矛盾并没有解决。
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农业人口占80%多的国家，农村是一个巨大的需求市场。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工业化的起步，都要先靠农业的积累，我们国家的工业化建设从农村中积累也无可厚非。问题在于，只索取而不投入，最终将会失去这个积累源地。在国家基本建设投资中，农业投资所占的比重，“五五”、“六五”、“七五”时期及1991、1992、1993年全国分别为10.5%、5%、3.3%、4.0%、3.7%、1.01%。此上述数字可以看出国家对农业的投入从“五五”时期开始便逐年下滑。由于只索取不投入，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初期培养起来的一点元气，正在逐步消失。农民的负担太沉重，农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在相对下降。国家计委经济研究中心的一项研究表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已由1984年的1 ∶1.6扩大到1994年的1∶2.63。农村购买能力的下降，使工业生产的供给对象基本上限制在城市的狭小圈子之内，这是我国当前工业生产不景气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农业是基础，一个基本上失去了80%人口需求的国家的社会再生产，是无法也不可能稳定协调高速发展的。
（3 ）固定资产投资的粗放经营对经济周期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资本主义条件下，固定资本更新基本上是与科学技术的更新换代同步的。当经济危机到来的时候，资本家为了在购买力低下、物价低落、市场萧条的情况下，获得尽可能高的利润和对付激烈的竞争，必然竞相采用先进技术，更换或添置新的设备。与科学技术的更新换代相联系的固定资本更新，虽然为下一次的经济危机创造着物质条件，但它对资本主义经济及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所起的推动和促进作用却是巨大的。勿庸置疑，先进的设备更新加上科学严密的企业管理，整个社会经济的运行是高效率的；同时在平均利润率规律作用下，企业主为获得超额利润，在固定资本更新的同时必然将资本转向最有利可图的新兴产业，促使新兴产业的产生，使增量资本与存量资本同时得到调整，使企业结构和产业结构得以协调。
我国固定资产的更新，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前，基本上是孙治方同志说的“复制古董”。自制设备是新设备老技术，引进设备是重复引进，“生吞活剥”、花高价捡别人的破烂，这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形成鲜明的对比。日本的技术引进，是立足于改进，以科研为手段，集各家之长，创出自己的特色产品，然后打向世界市场，占领世界市场。无论是钢铁、汽车、半导体技术还是电视机、录音机、洗衣机、机器人技术，莫不如此。由于我国在固定资产更新上的落后，及基本建设战线的盲目建设、重复建设，使固定资产投资及整个经济的发展走的一直是一条高速度低效益的路子。固定资产的低水平更新及整个固定资产投资的粗放经营，实际上是对资源的极大浪费，使有限的资源更加短缺；再加之经济体制的缺陷及市场体系的不完善，使得我国的经济结构长期处于不合理之中。这种不合理的经济结构使总供给与总需求长期处于不平衡之中，而在资产存量不易调整的情况下，只有靠增量调整。一定时期的财力、物力是有限度的，存量资产的再生产要维持，“瓶颈”行业又需要以更快的速度发展，其结果往往是使有限的财力、物力撒了胡椒面，使总需求与总供给的矛盾更加突出，成为经济周期的一个重要原因。
现阶段，社会主义经济在运行中，只要总供给与总需求的矛盾还在，经济周期就不可避免。其不同于资本主义经济周期之处，仅仅在于它不会象资本主义社会那样导致全面的经济危机，新的平衡也不靠危机的爆发来实现。这是两种社会制度下，经济周期在本质上的区别。从哲学的观点看，世界上一切事物的运动都是波浪式前进的，也大都具有周期性，社会主义经济在一定阶段内具有周期性并不奇怪。其实，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形态以及资本主义的早期阶段并没有经济周期，而社会主义经济又明明存在着周期，说明经济周期是人类社会发展中生产力达到一定程度的产物，它由生产与需求的矛盾引发，和社会制度的不同没有必然的联系。社会制度的不同只能使周期在阶段表现、作用范围、振荡程度等方面有所差别，却不会因为社会制度的不同，特别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及资本主义现阶段而消灭。经济周期既然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随着社会的发展与科学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经济周期也将会逐步消亡。
尽管现阶段社会主义经济在运行中，经济周期不会在很短的时间内消除，但总供给与总需求的矛盾毕竟已不再表现为对抗性的矛盾。因此，有可能通过我们纠正经济工作中的失误和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使经济周期在今的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逐步由大的震荡到小的波动直至最终将其消除。
三、投资周期与经济周期的关系
从理论上说明投资周期与经济周期的关系，对国家正确处理投资与经济二者间的关系有着重要作用。
（一）投资与经济的关系
不少人认为，投资的增长决定着经济的增长，如果仅从问题的一个方面看，这一提法确实有一定的道理。无论是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还是我国经济的成长，都离不开投资的注入。毫无疑问，投资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抑制或促进作用，投资的增长一定能够带来经济的增长。但是，以货币形式表现的投资物资资源，毕竟要靠生产提供，没有生产的发展和经济的增长，投资就不可能形成。显然，投资与经济二者的关系中，生产的发展和经济的增长是投资增长的前提和基础，经济的增长是决定的因素。为了充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从各个角度，对这一观点进行深入分析。
从社会再生产的角度看，投资是对社会产品和价值的分配与运用，而经济的增长则是生产的发展。社会再生产的四个环节尽管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但总的来说是生产决定分配、交换与消费，因而经济增长对投资增长具有决定作用，是矛盾的主导方面。
从形成投资的客观条件看，经济的变动也决定着投资的变动。投资的形成，既要看投资的主观愿望，也要看实现这一愿望的客观条件。投资的客观条件直接来源于经济的发展水平，而投资的主观愿望也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经济形势好的年份，国民收入中用于积累的数额多，投资的收益率也高，投资的物资和资金条件有保证，投资的愿望就容易产生；反之，经济形势不好，国民收入中的大部分数额，要用于保障人民生活不至于明显下降和维持社会简单再生产，投资既没有物资和资金条件，投资愿望也不易产生。总之，投资的主观愿望和物质基础要受经济发展状况的制约。
我们说固定资产投资是国民经济发展的第一推动力，是说投资是影响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却不是唯一的因素。经济的增长不但受投资的影响，还要受自然气候的变化、国内政治形势、经济管理体制、经济政策、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适应程度、社会制度、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经济的增长决定着投资的增长，我们这样分析问题，并不是否定投资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相反，投资对经济的增长具有极强的反作用，甚至在一定条件下具有决定性的作用。道理很简单，投资是购买、是需求，是劳动手段和生产要素的增加，而经济发展则是销售、是供给，经济的发展需要资金和物资，没有投资的增加，也不可能有经济的增长。
经济增长决定投资增长是一条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它告诉我们，投资的增加不是可以任意而为的，它要受到经济增长即国力的制约，当投资的增长超过经济的承受能力时，必然要造成经济社会秩序的混乱，从而影响经济的稳定协调发展。
（二）投资波动与经济波动的关系
我们知道，一定年度的固定资产投资，由直接来自当年国民收入积累的固定资产净投资和来自于固定资产转移价值的折旧再投资两部分构成。从固定资产净投资看，在国民收入积累率和固定资产积累与流动资产积累二者比例不变的情况下，国民收入增长，固定资产净投资增长；国民收入下降，固定资产净投资下降。固定资产积累与流动资产积累受一定时期生产力水平及管理水平限制，虽然从长期看，流动资产积累的份额是下降的，但短期内，是可以看作不变的。因此，这一因素可不考虑。由我国的具体国情所决定，国民收入积累率，往往是一个活跃的变动因素，这由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所决定。我们的生产目的，是在高度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同时，最大限度满足人民远近期对物质和文化的需求。这样一方面我们需要发展生产力，需要投入，当经济好的年份，往往会多积累，较大幅度的提高国民收入积累的比率，因而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会以比国民收入增长更大的幅度上升；另一方面，我们又要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起码使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至于下降，因而在经济不好的年份，又会大幅度降低国民收入积累比率而保消费，固定资产净投资又往往会表现为比国民收入下降幅度更大的下降。这就是固定资产投资波动受国民收入波动制约而波动幅度又比其大的根本原因。从折旧再投资看，根据马克思的分析，折旧再投资只能增加固定资产的使用价值量，却不能增加其价值量，只有直接来源于国民收入积累的固定资产净投资才能既增加固定资产的使用价值量，又能增加固定资产的价值量，所以固定资产原值的增长取决于固定资产净投资的增长，折旧再投资的增长最终取决于固定资产净投资的增长。从长期的变化趋势看，折旧率是逐步提高的，但一定时期内，折旧比率是固定的，可见，一定时期内，折旧再投资对投资增长的影响不大。总之，国民收入的增长决定投资的增长，国民收入的下降决定投资的下降，是经济的波动决定投资的波动。
投资波动对经济波动又具有极强的反作用，有时甚至表现为决定性的作用。从理论上讲，一定数量的固定资产投资最终要表现为物化劳动和活劳动两部分。在我国几个国民经济指标的统计中，当年的投资绝大部分要形成当年工农业总产值，大部分形成当年的国民生产总值，部分形成当年的国民收入额。因此一定数量的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或减少，必然引起工农业总产值、国民生产总值、国民收入等的增加或减少。投资的波动直接影响着经济的波动。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知道，尽管投资增长与投资波动对经济增长与经济波动有重要影响，但总起来说，是经济增长决定投资增长，经济波动决定投资波动，那么顺理便可知道是经济周期决定投资周期。因为投资波动和经济波动呈周期性的变化就是投资周期与经济周期。
四、宏观经济调控的思路与方法
由国民收入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波动曲线，可直观看出，我国最近的一次投资周期从1986年开始，历经7年，至1992 年已达到另一个最高点24%，1993年下降为20.91%，表明上一轮的投资周期已至1992 年结束，新一轮的投资周期已从1993年开始。
最近一次的经济周期从1989年开始，历经5年，1993 年达另一最高点15.1%。现在国家统计局虽然已不再公布国民收入增长速度，但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也可判定，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已从1993 年的13.4%下降为1994年的11.8%，表明上轮的经济周期至1993年已经结束，新一轮的经济周期已从1994年开始。
既然现阶段经济周期客观存在，在新一轮的经济周期面前，除了对存在周期的具体原因采取相应的对策外，那就是按照周期运行的趋势，对经济与投资运行实施正确调控。
（一）投资增长快于经济增长的数量界定
按1952年不变价格用累计法算出的1952-1993年42年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平均增长速度为11%，国民收入的平均增长速度为6.5%，投资与经济的增长速度之比为1.69∶1。近三年（1991-1993年），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平均增长速度为18.5%，国民收入的平均增长速度为11.2%，投资与经济的增长速度之比为1.65∶1。 尽管投资的增长快于经济的增长是现阶段的一条经济规律，但投资的增长不能过快，过快则引起一系列关系的恶化。不管是1.69∶1还是1.65∶1都显得太高了，需要修正。70年代美国和英国投资与经济的增长速度大致相等。目前我国的投资还达不到美英等国的水平。随着我国投资水平的逐步提高，投资与经济增长的比例也应逐步缩小。在新一轮的投资与经济周期中，投资与经济增长的速度之比，以1.5∶1为宜。
（二）按周期运行趋势调控经济的方法
资本主义条件下，经济和投资的运行，主要靠市场调节，政府所起的作用甚小。社会主义条件下，公有制经济占主导地位，对投资与经济的运行，国家的宏观调控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因此，我们应该能够做到经济周期的平稳过渡。实现投资与经济向下一个周期的过渡，有以下几点需要注意：一是投资与经济速度的下降不应太快，不应在很短的时间内就降至最低点，以2-3年或再长一点的时间为好。历史上投资与经济的急剧下降造成的经济损失及社会问题是相当严重的，今后应尽量避免这类问题的发生；二是投资与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应尽量避免出现负增长；三是投资与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应严格保持1.5∶1的比例关系，这一点特别重要。历史上当一个周期到来时，首当其冲的是大规模压缩投资，而压缩过头，又必须“固定资产投资启动”，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因此，不论是周期的下降阶段，还是低谷、回升、高峰阶段，都应坚持这一比例关系；四是1993年全国经济增长速度为15.1%，这在当今世界经济的运行中，是一个超高速的数字，因此，新一轮经济周期经济上升的最高点应低于上一个周期的最高点；五是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运行看，周期的波动幅度正在逐步缩小，经济的发展有沿某一速度稳定前进的趋势。因此在调控再下一个周期时，应充分考虑这一点，以达到在今后一定历史时期内最终消除经济周期的目的。
现在，我们再回到文章开始所提到的问题。由于我们建立了投资指标的可比价体系，并揭示了现阶段投资与经济周期性波动运行的规律，那么，合理投资规模的测算，就变得较为容易了。原先的测算方法难点是：一是基年合理投资规模的确定；二是报告期投资规模的合理增长速度。实际上，由于投资与经济的运行具有周期性，不管怎样修正基年合理投资规模和合理增长速度，投资都不会沿某一不变速度平直前进。这样，我们就用不着再煞费苦心的对基年的投资规模进行修正，而增长速度也不需要用某一不变速度。这一方法归结起来，大致有以下几步：
第一步，在可比价时间序列建立的前提下，确定今后一定时期内投资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合理比例；
第二步，通过对投资与经济运行规律的考察，确定本周期或下一周期的运行时间；
第三步，考察投资与经济上一运行周期中，上升的最高点和下降的最低点，以确定本周期或下一周期上升的最高点和下降的最低点。由于投资与经济波动的程度具有减弱的趋势，本周期或下周期上升的最高点应比上周期上升的最高点低，而本周期或下周期下降的最低点则应比上一周期下降的最低点要高；
第四步，根据确定的经济的本周期或下一周期的运行时间及增长速度下降的最低点和上升的最高点，设计出报告期经济分年增长速度。由于现在的经济增长速度太快，因此，跌落和低谷阶段的下降速度要高于回升和高峰阶段的上升速度；
第五步，根据设计的报告期经济分年增长速度和投资与经济增长的速度之比，算出报告期投资分年增长速度；
第六步，用不变价的基年投资规模逐次与报告期各年发展速度相乘，则可得不变价报告期分年投资规模。或用当年价的基年投资规模逐次与报告期各年发展速度相乘。可得基年价格的报告期分年投资规模。
根据此方法，设新一轮经济周期的时间为6年，投资周期的时间为7年，经济上升的最高点为12%，下降的最低点为6%， 下降阶段每年下降3个百分点，上升阶段每年上升2个百分点，1993年全国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为15.1%，则1994-1999年的增长速度可分别为：12%、9%、6%、8%、10%、12%。
1993年投资的增长已由1992年的24%降至20.91%，按1.5∶1 的比例关系，1994-1999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可分别为：16.5%、12%、7.5%、10.5%、13.5%、16.5%。
分年合理投资规模可依据第六步方法计算求得。
需要说明的是，这一方法的基本思路，是参照以往经济与投资运行的轨迹，对未来经济与投资运行轨迹的设计。很可能，经济与投资的实际运行与理论设计有较大的差距。原因不外乎两点：一是理论设计与现阶段经济与投资运行能够达到的水平有较大的差距，二是我们的调控措施没跟上。若是前者要及时修正设计：若是后者就要改进调控措施。在经济与投资的运行中和一个周期结束后，要分别给予及时的监测和总结。
注释：
〔1〕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498页。
〔2〕同〔1〕第497页。
〔3〕同〔1〕第493页。
〔4〕同〔1〕第4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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