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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81.0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06)04—0156—04
中国近现代文化建设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西学东渐，洋为中用。而作为西学东渐的重要内容的逻辑学的东渐华夏，则给近现代中国的文化建设留下了刻骨铭心的一笔。作为西洋文化重要部分的逻辑学，在明季李之藻的虽多次引进然不得入门之后，在众多留学生的极力推动下，就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被成功输入，逻辑学著作的翻译、编译、纂著一时如火如荼。借助出版社对著作的出版、借助报刊对相关学术论文的介绍，西方的逻辑学堂而皇之地走进了中国文化的殿堂，自然而然地成为中国近现代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回首百余年来中国的文化建设，我们不得不承认，逻辑学的东渐给我们的文化建设带来了极有建设性的一面，也带来了对中国文化建设具有负面影响的一面。检讨逻辑东渐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反省逻辑东渐对中国文化的意义，非常有助于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和繁荣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
一、逻辑东渐的积极意义
作为西方近现代科学两大支柱之一的逻辑学东渐华夏，对中国近现代文化建设，对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进程具有极其深远的历史意义，也是西方逻辑学对中国文化建设所具有的建设性的一面。“可以说，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已逐渐地初步地形成了第二个文化传统即现代化，它与第一个文化传统即古代文化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引进了西方逻辑。”① 中国现代文化论坛上的各方面的代表人物，诸如谭嗣同、严复、冯友兰、金岳霖、梁启超、王国维、胡适、郭沫若、毛泽东、孙中山等等，他们的学术观点都或多或少地受到逻辑东渐的影响，将逻辑学的有关知识融入学术方法的运用之中去，从而使得“中国学术由于吸收了逻辑学的成果和方法而呈现出崭新的面貌，定义和划分的运用，推理和论证的讲究，成了现代学术著作有别于古代学术著作的一大特色”。②
第一，逻辑东渐直接激活了墨家辩学的研究，大兴中西逻辑比较之风，从而形成了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中国逻辑史。先是梁启超的《墨子之论理学》《墨子学案》《墨经校释》，后是章太炎的《原名》《论式》，都是对亚里士多德逻辑、印度因明和中国古代的名、辩学进行比较研究的著作。他们进行比较的目的自然是，他人有的我早已经有了，先秦的墨子就是亚里士多德，先秦的名辩学也就是亚里士多德的逻辑。特别是胡适在比较中西逻辑的基础上写成的《先秦名学史》，更是把中国逻辑史的研究大大地推进了一步，大致勾勒了中国逻辑史研究的轮廓、思路和方法，为后世的中国逻辑史的研究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范例，作为中国逻辑史研究的第一部断代逻辑史著作，其筚路蓝缕之功不可没。章士钊的《逻辑指要》一书，否定了中国古代没有逻辑的主张，认为“寻逻辑之名，起于欧洲，而逻辑之理，存乎天壤”，“逻辑起于欧洲，而理则吾国所固有”，“先秦名学与欧洲逻辑，信如车之两轮，相辅而行。”虽然如此，章士钊在《逻辑指要》中极为难能可贵的是，从语言表达的角度对中西逻辑进行了相异性的个性研究，为中国逻辑史的研究另辟一径。
第二，在哲学领域，西方的逻辑学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哲学的传统。从严复对逻辑学的重要性认识最为透彻开始，他翻译的八部西方著作中，就有两部是逻辑学著作，郭湛波在《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中说得好：“自严先生译此二书(指《穆勒名学》、《名学浅说》)，论理学始风行国内，一方学校设为课程，一方学者用为治学方法。”严复能够做到立足概念运用的逻辑要求，从演绎、归纳的角度，从论说的逻辑要求，分析、探究和考察传统学术思维的特点；冯友兰则进一步把逻辑看做是哲学的极为重要的一个部分，逻辑的发展可以使哲学进步，使其内容更加丰富，结果更加清晰，即可以使已有的概念、命题等更加清楚、准确。金岳霖则从“我只是觉得他(指逻辑学)好玩”开始，到“使认识论和逻辑学在现代中国发达起来的第一人”，除了把西方逻辑主动引入国内、引入哲学实践外，还对逻辑哲学展开自觉研究，提出了“逻辑是哲学的本质”的著名论断。金岳霖先生是借助西方现代逻辑知识对中国哲学进行语言分析的最重要的实践者，并因此而被称为中国最具有代表性的分析哲学大师。此外，诸如沈有鼎、王宪均、胡世华、牟宗三等人都从逻辑的角度对中国哲学进行了深入而中其肯綮的研究，从而把中国哲学的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层面。可以说，逻辑学在近现代的东渐华夏，使中国哲学实现了从传统哲学逐渐向近代、现代哲学的嬗变，“会通中西、融贯新旧”以铸成新的理论体系，也就成了他们这些人的理想境界。
第三，西方逻辑东渐华夏还对中国近现代的史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史学观念、史学方法等史学研究领域。西方逻辑在东渐华夏的过程中，其工具性特征逐渐为史学界所重视，先是被人称为“影响最为广泛的史林泰斗”梁启超，对逻辑与史学关系尤其是归纳逻辑与史学的关系非常重视，认为“现代所谓科学，人人都知道从归纳研究法产生出来，我们要建设新史学，自然也离不了走这一条路”。倡导归纳、假说在史学研究中的运用，发明所谓的“比事的推论法”，实即是归纳有关事实得一结论，再据此以为推断，这实际上就是把归纳法和演绎法相互结合使用的一种方法：归纳为演绎提供大前提，而演绎又对归纳所得的结论进行验证。接着，作为“新史学”开山之人的王国维，也在史学研究中自觉地把逻辑学的知识同史学研究密切结合起来，引充足理由律入史学实践，首倡“二重证据法”，大大地推进了中国史学的研究。
第四，西方逻辑学的东渐也对中国近现代的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随着逻辑东渐华夏的进一步展开和深入，作为西方文化的重要因素的逻辑学也逐渐被中国的一些思想家、教育家和政治家所认同，从而对我国的教育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严复力主学习逻辑学，认为：“不为数学、名学，则吾心不足以察不遁之理”，“不为力学、质学，则不足以审因果之相生”，并在《论今日之教育应以物理科学为当务之急》一文中，把物理学、化学、动物学、植物学、天文学、地质学、生理学和心理学等统称为“内籀之学”，即归纳科学。王国维更主张在教育活动中，以西方的逻辑学取代传统的经学。王国维在对“文学”科之各科进行分类时，认为可以分为五类，即经学科、理学科、史学科、中国文学科、外国文学科。在此五科所开设的课程中，除了史学科不开设名学课程(逻辑学课程)外，其余四科都要开设名学课程。孙中山先生更把逻辑学看做是“凡稍涉猎于逻辑者，莫不知此为诸学诸事之规则，为思想行为之门径也”。“文理为何？即西人之逻辑也”。然而，西方逻辑对中国教育影响最大的应当是“癸卯学制”。“癸卯学制”在高等学堂经学、政法、文学、商科中开设有“辩学”(即逻辑学)一科，在优级师范学堂之公共科中开设“辩学”。如果说“癸卯学制”为中国现代形式的学校体制奠定了基础的话，那么，其把西方逻辑引入教育体制的尝试，可谓开了以后逻辑学成为学校教育内容之一的先河。后来颁布的“壬子癸丑学制”，也在高等师范学校的预科中设有论理学(即逻辑学)一科。此传统一直延续十年之久。到了上个世纪20至40年代，不仅普通逻辑，连数理逻辑也成了我国教育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的教育继承延续了已经形成的重视逻辑学的传统，逻辑学已经成为高等院校，甚至一度成为中学开设的重要课程之一。现在，新编中学教材在中断逻辑学内容十八年之后又恢复并扩充了逻辑学的教学内容。于此可见逻辑学对中国文化建设影响的不绝如缕。
二、逻辑学东渐的负面影响
逻辑学作为一门科学，作为一门为一切科学提供工具的科学，其作用是明显而巨大的，可以这样说，任何一门科学的存在，都必须以提出概念、做出判断、提出假说、进行论证作基础，列宁指出，一切科学都是对逻辑的应用，都是应用逻辑。爱因斯坦曾经指出：“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德几何学中)，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③ 然而，逻辑学东渐华夏的命运并不一帆风顺，却是频遭厄运，像幽灵一样飘来飘去，很难扎根。是中国文化拒斥西方的逻辑学，抑或西方的逻辑学根本上就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方枘圆凿无法融合呢？我们认为，个中的情由值得深思。
首先，逻辑学东渐华夏打破了中国既有的经学传统，使中国传统逻辑(名辩学研究)研究的传统“惯性”荡然无存。逻辑东渐是建基于“寻逻辑之名起于欧洲，而逻辑之理存乎天壤”④ 的假设上，认为语言具有民族性，而逻辑则具有普遍性、全人类性、唯理性。在充分强调逻辑所具有的普遍性同时，忽视了逻辑学自身的个性发生、发展的研究，采用静止的、共时性的、把逻辑看做是纯粹的技术性学问，把亚里士多德逻辑学说看成是全人类、全社会所有民族的语言和思维方式都适用的普遍性原理和一般准则。纵观逻辑发展的历史脉动，逻辑学之父亚里士多德创立的第一个逻辑学体系，是它对古希腊语言进行细致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法国学者本维尼斯特于上个世纪的1958年发表了《思想的范畴与语言的范畴》一文，以令人信服的分析，证明了亚里士多德的思想范畴其实是一种语言的范畴⑤。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英国语言学家莱恩(A·Lane)就认为当初是亚里士多德把这些术语从语法研究上借用到逻辑的研究上，而不是通常认为的从逻辑研究借用到语法的研究上。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体系的形成和完善是建基于西方的文化背景的氛围之中，是通过对古希腊语言的研究而逐渐形成的，它一定会打上西方语言的和文化的烙印，它是西洋文化、西洋文明的产物。而逻辑东渐华夏，是把亚里士多德的逻辑体系当作可以适用于全世界所有的文明、所有的文化、所有的语言体系、所有的思维方式，甚至适用全世界所有民族的思维实际。由于没有自己的逻辑哲学观、语言哲学观，逻辑东渐就成了体系的套用和方法的摹写，忽视了东西方民族在思维方式、语言形式、文化构成、推理样式和逻辑科学形成的背景差异和分歧。从《逻辑指要》到印数上百万册的《普通逻辑》，框架是西方的，例子很难说都是中国的。如果说《逻辑指要》还能够注意到西方逻辑学与汉语表达形式之间的不协调的话，那么我们今天编写的逻辑学教材连这点影子也没有了。逻辑东渐忽略了中国古代的逻辑研究的经学传统，抛开了中国古代逻辑研究的“微言大义”，完全抹杀了中国古代逻辑研究的“明、辞、说、辩”的有机统一体系，对中国古代逻辑研究中的非形式逻辑研究视而不见。在这个方面，逻辑东渐同中国语法学的输入可以进行比较。同逻辑学一样，中国古代没有系统的语法学，“传统汉语的研究很少谈及语法，‘现代’意义上的研究是从1898《马氏文通》才开始的。”⑥ 自《马氏文通》以后，在中国古代学术研究中只是偶尔为之的文法研究一下子成了语言研究的绝对核心，进而造成了这样的局面：“由于索绪尔、布龙菲尔德、乔姆斯基等人的相继影响，语言研究越来越走向形式化，距离中国语言研究的传统越来越远，这究竟是祸是福值得深思。难怪有人要惊呼，《马氏文通》造成了中国语言研究的断层。”⑦ 值得庆幸的是，我们的语言研究工作者能够做到既借鉴西方的语法研究的框架，又植根汉语实际，努力开创具有汉语特色的语言研究新局面，有了自己的关于汉语特征的独立分析和思考，既强调了汉语同其他语言所具有的共同性，又强调了汉语同其他语言相异的个性，使得汉语研究贴近汉语实际，进而逐渐走向成熟。反观逻辑东渐，以及逻辑东渐后的中国逻辑研究，不由得我们不深思之，熟虑之，进而慎取之。我们的逻辑研究，甚至是中国逻辑史的研究都试图进行超越文化的共性研究，完全不顾逻辑学的发生、发展的实际。也就难免有研究者提出研究逻辑史有什么用这样的奇怪问题了。我们的逻辑学研究，是否应该从中国的语言学研究中学习些什么呢？
其次，逻辑东渐没有注意到逻辑研究其实是一种语言研究，对东、西方语言方面的差异从而导致的中西逻辑在发生、发展、引申方面的差异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由于西方逻辑学是建基于西方语言实际的分析的基础之上的，体现了西方民族思维的特征，正如张志伟先生所说的那样：“而对于逻辑学意义上的逻辑来说，语言中直到出现了系词‘是’才可能充当具有形式意义的逻辑联结词，在日常语言中纯形式地使思想通过语言保持抽象同一性。......由此可见，系词‘是’对于形式化的逻辑是至关重要的。如果希腊语言中没有系词‘是’，亚里士多德逻辑就无从建立。正因为古代汉语中没有系词‘是’，所以中国古人始终没能建立起真正具有纯形式性的逻辑体系。”⑧ 亚里士多德是直接结合语言、语法来研究命题或判断的，必须通过语言的形式才能发现语言形式所表现的思想方面及其相应的逻辑形式。亚里士多德没有把系词明确地看做是判断的一个组成部分，正说明了古代希腊语言中系词仅只具有语法意义，而不具有语义涵义。王路先生曾指出：“亚里士多德是逻辑的创始人，他针对古希腊辩论中的问题，想提供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以保证推理的必然性，从而形成了四谓词理论，而这个理论是围绕着‘是’展开研究的，因此可以说，逻辑学的形成和发展是从‘是’的研究开始的。”⑨ 由于古代汉语的文言性，特别是汉字形、音、义三位一体，始终摆脱不了意义的羁绊而无法实现形式化，先秦汉语中主谓结构的匮乏，虽然具有“兼异实之名以论一意”的命题，但它本身不具有古希腊语言的主谓结构，始终无法寻找出主语(主项)和谓语(谓项)之间的逻辑联系，或者说汉语的关注点不在于寻找主项与谓项之间的逻辑联系，也就无从盘旋出西方意义上的逻辑学来。
从语言的角度来看，既然“由于汉语中没有像印欧语系中的系词系统，因此在中国思想传统中并不存在西方意义上的哲学”⑩。由此推论开去，自然也就不应该在汉语中存在西方意义上的逻辑学。梁漱溟断言：“如果没有西方科学的主动入侵，中国文化凭自身盘旋不出科学来。这不是一个时间问题，而是一个文化特质的问题。”(11) 西方学者欧内斯特·范罗诺萨《汉字作为诗歌媒介的特征》一文认为，汉语在其自身发展中，由于其象形文字具有贴近“自然”的特殊“及物性”，而这种结构方式先后相继，从未中断，“葆有原始的活气”。相反，西方自发明了逻辑以后，由于中世纪逻辑学的统治，英语也渐渐丧失了印欧语系源头——梵语那种类似汉语的特征，从而造成了很多恶果。表现其一就是把活的语言变成死的思想。逻辑学家不肯直接地思想，比如说“人跑”，要为此生造出两个主体方程式陈述中的个体被包含在“人”这个门类，“人”这个门类又被包含在“奔跑的事物”这个门类，“这个方法导致的损失与衰败显而易见。即使就其自身而言，它也未能思及它想要思及的事物的一半。”(12) 范氏进一步认为，在西方哲学中最为重要的，居于语言金字塔顶的系词更加要不得，系词“is” 完全可以消灭，因为有了这个系词，语言中动词所表现出来的贴近自然的生动活力以及自然语言中的优先地位就被严重遏制了，主张拆除人为加在系词之上的种种语法枷锁，还其本来面目。“我们那些个词‘Being’ ，原意只是‘挺身而出’，就是用明确行动显示自己的存在，‘Is’ 则源于印欧语词根as，意为‘呼吸’，‘Be’源于‘Bhu’，即‘生长’。”(13) 还系词以本来面目，则罩在系词上面的种种神秘的晕随风而散。其表现之二就是与逻辑在哲学中的优先地位相呼应，由于逻辑的强制力的作用，违反自然形态的“句子”主宰了一切。只要符合语法，再怎么荒唐的话在英语里都是允许的，诸如“一只卷尾巴的狒狒不是天生的会众”等句子在英语中是可以成立的。依照范罗诺萨之见，正是语法使人们背离了语言的自然之法。对此，范氏曾有过极妙的解说：“我曾提到过中世纪逻辑的专制。按照这种欧洲文化的逻辑，思想似乎就是制造砖块那么一回事。首先它被烧制成很不牢固的概念单位。这种概念单位依尺寸大小一行行码着，并贴上词语的标签以备将来之用，而所谓运用语言，就是通过这种最易识别的标签，排出一些砖块，用肯定性系词“IS”那样的白色砂浆或否定性系词(14)“Is not”那样的黑色砂浆，把它们粘在一起，砌成叫做句子的那种语言之墙。”
而汉语是一种自然状态的语言，根源就在于汉语的动词性，而不是系词性。自然状态的语言无需“语法”，也无需盘旋出“形式逻辑”，也不可能盘旋出“形式逻辑”。范氏的研究得出结论说，英语需回到语言的源头，打碎“系词”的枷锁，需重写英语，就如同美国学者耿德华(Edward Gunn)所写的《重写中文》一书那样。在该书中，耿德华通过研究“五四”以后中国新文学的语言变迁描述了汉语如何在西方语言影响下被新一代作家重写的情形。我们寄希望抓住汉语的最本质的东西，正如郭绍虞先生所指出的那样，汉语精神的重心不单在句法，更在字词本身的形式藻采和组句功能，周汝昌先生认为这是汉语天生的“文言性”，依据这种汉语最为本质的特征重写汉语，实现汉语重写的否定之否定，并以此为契机，建立中国名辩学的逻辑新体系。
最后，逻辑东渐没有看到中西思维其实是存在着很大差异的，没有注意到中西思维的整体与分析的不同，没有看到中西思维的具象与抽象的转换，没有注意到中西思维的直觉与推断的相异性。由于西方逻辑是建基于对西方语言实际分析的基础之上，体现了西方民族的思维特征，所以使得中国人学习西方的逻辑学必然遇到这样两个困境：其一是语言习惯迥异的困境，其二是具体的思维方式、整体的思维取向、不同的困境，中国人学习西方的逻辑学，难免于变换汉民族的思维方式去适应西方的思维方式的窘境。汉民族思维中明明没有作为亚里士多德逻辑核心的三段论的思维形式、思维习惯，却要通过汉民族的思维方式去理解它、把握它。由于逻辑东渐忽视中西逻辑状况的发生、发展的具体环境、具体背景和具体特征的不同，一味强调逻辑学的所谓共性特征，使得我们学习西方的逻辑学，总是觉得不像是在学习一门课程，倒更像是在学习一门“外语”。学习外语，要用外语思维，而学习体现西方思维特征的西方传统逻辑却要用汉民族的思维方式，这难免有很多不相适应、不相协调的地方，所以，教者彰彰，学者藐藐。这也是西方逻辑学难以在中国文化中生根发芽的原因。时至今日，逻辑学的硕士点、博士点越来越多，而学习逻辑的人却越来越少，逻辑学作为解题功能很强的一门科学，越来越失去其“加油站”的社会功能，越来越走向“象牙塔”，真的是“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冬夏与春秋”了。
注释：
①②程宗棠：《逻辑要与中国现代文化接轨》，《社会科学战线》，1996年4期。
③《纪念爱因斯坦译文集》，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79年，第46页。
④章士钊：《逻辑指要·自序》，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1年。
⑤褚孝泉：《语言哲学——从语言到思想》，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138页。
⑥⑦潘文国：《比较汉英语语法研究史的启示》，《语言教学与研究》，1996年第2—3期。
⑧张志伟：《是与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
⑨王路：《“是”的逻辑研究》，《哲学研究》，1992年3期。
⑩(11)谭立铸：《从基督的汉化说开去》，《读书》，1997年6期。
(12)(13)(14)范罗诺萨：《汉字作为诗歌媒介的特征》，《漓江》，1998年终刊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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