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世纪工程与跨世纪人才_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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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世纪之交的中国正经历着深刻而伟大的社会变革,这种变革的理论基础和行动指南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种变革的总体目标是把中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种变革的政治保证 是把我们党建设成始终走在时代前列,能经受住任何风浪考验的真正马克思主义政党。上述三个方面分别构成了三个跨世纪的伟大工程,并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培养和造就千百万跨世纪的优秀人才提出了迫切的要求。本文仅就跨世纪工程与跨世纪人才的内在关系略述管见。

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就是要求全党同志系统地掌握这个科学体系,并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进而在指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将其不断推向前进。这是一项长期的历史性的战略任务,没有大批优秀的跨世纪人才便不能完成。

首先,从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内涵看,它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它的形成和进一步发展至少需要以下三个基本条件:一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原理,二是当代中国的基本国情和时代特征,三是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切实把握了当代中国的基本国情和时代特征,并把二者有机结合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人。其中,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原理和当代中国的基本国情与时代特征是基础条件,而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的系统掌握,没有对基本国情和时代特征的客观认识,便不会有二者的有机结合。换言之,没有大批忠诚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优秀共产党员和跨世纪领导干部,马克思主义绝不会自发地实现与中国现代化建设实际的结合。因此,与前两个条件相比,第三个条件起着更为关键的作用。这已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产生、发展的历史所充分证明。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为中国化、当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它的产生与形成,经历了一个从毛泽东到邓小平两代中国共产党人艰苦探索、不懈追求的发展过程。其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实际相结合,创立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从而把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引向胜利,并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期,为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作出重大努力,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重大理论创见并部分地付诸实践。然而由于“左”的错误滋生蔓延并日益占居主导地位,把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引入了歧途。事实告诉我们,能否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创造性地走自己的道路,是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而能否实现这种结合,则取决于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掌握程度和对国情的认识程度。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之所以能成功地开创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并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逐渐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正是在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理论、观点和方法,深刻认识当代中国的基本国情和时代发展最新特征的基础上,完成了二者的有机结合。由此可见,只有造就一大批真正掌握和精通邓小平理论的优秀跨世纪领导干部,才能完成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这一历史性的战略任务,我们党才能不断发现和掌握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客观规律,不断把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推向前进。

其次,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的过程,从本质上看就是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进一步结合、不断进行新的理论创造、不断探索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规律、新道路的过程。这一过程受制于特殊的国情条件将是极为艰巨和长期的,需要几代共产党人的不懈奋斗。近代中国由于外国侵略者的入侵,打乱了其历史发展的正常进程,由封建社会逐步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近代中国社会的经济结构、阶级关系、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既不同于封建社会,又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问题的实质在于,近代中国社会的基本特点并没有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而完全消失,而是延续到了社会主义时期,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具有明显的特点,其主要表现是生产力水平低,商品经济不发达,科学文化落后。这就决定了中国要经历一个长达上百年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这样的条件下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具有极大的特殊性。与此同时,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还要抛弃前人限于历史条件而提出的带有空想因素的个别论断和已经过时的个别结论,要改变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因此,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际相结合的历史进程不断向纵深推进,是一项极为艰巨复杂的科学创造工程,没有大批跨世纪的优秀人才和优秀领导干部不可能完成。

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按“三步走”发展战略把中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一项跨世纪的伟大工程,需要几代人的艰苦创业和不懈努力才能完成。

首先,党的基本路线是一个关系现代化建设战略全局的系统工程,能否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关系到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兴衰成败。正如党的十四大报告所指出的:“十四年伟大实践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毫不动摇地坚持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的党的基本路线,这是我们事业能够经受任何风险考验,顺利到达目标的最可靠的保证。”

党的基本路线,是党在一定阶段指导全局的总路线、总方针、总政策。它集中体现了党的基本政治主张,是各项具体工作路线和方针政策的“纲”。党的基本路线正确与否,对革命和建设的成败至关重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之后,要确立党的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关键是要解决好两个问题:一是我国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是什么?主要任务是什么?二是如何解决好这个主要矛盾和完成这个主要任务,也就是走一条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道路?在这两个基本问题上,我们党作过有益探索,取得过重要成就。同时也经历过多次曲折,付出巨大代价。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主要内容的党的基本路线逐步形成,并在党的十三大得到确立。党的这条基本路线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是一条解放和发展中国,把中国引向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唯一正确的路线。党的基本路线的形成集中体现了我们党政治上、理论上的成熟,表明我们党治党治国、驾驭和领导现代化建设的能力大大提高,今后,要使党的基本路线得到正确的贯彻执行,并坚持一百年不动摇,需要大批优秀跨世纪人才,所以我们要把培养和造就大批跨世纪优秀人才和千百万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作为保证党的基本路线的连续性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大计来认识和对待。

其次,我国分“三步走”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战略,是一个跨世纪的工程,在80年代经过全党的艰苦努力,顺利完成第一步的战略目标——摆脱贫困的基础上,党的十四大进一步提出了近期和长远的三个奋斗目标,即在90年代初步建立起新的经济体制,实现达到小康水平的第二步战略目标;再经过20年的努力,到建党一百周年的时候,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样的基础上,到下世纪中叶,建国一百周年的时候,达到第三步发展目标,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由此可见,本世纪90年代到下世纪中叶,是中华民族振兴的关键时期。纵观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大潮,以经济、科技为核心的综合国力较量正日趋激烈,既为我们提供了实现现代化的良好机遇,也给我们提出了各方面特别是人才方面的巨大挑战。

展望即将到来的21世纪,可以肯定地说,在资源不断减少、人口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国际竞争将更加激烈;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对经济和社会发展将产生更加巨大的影响,并将进一步导致世界战略格局的变化。在未来经济和科技激烈竞争的时代,哪个国家和民族能够在竞争中取胜,并不仅仅取决于自然资源和资金的能力,而是更多地依靠科技、知识和智慧。综合国力的竞争实质上是科学技术和人才的竞争。具有5000年文明历史的中华民族能否在即将到来的21世纪的激烈国际竞争中取胜,实现重振雄风、再造辉煌的民族夙愿,按照“三步走”战略顺利实现现代化的既定目标,除了必须坚持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全民族团结一致艰苦创业以外,很重要的就是必须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把经济发展真正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在注重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科学文化素质的同时,我们要特别注意提高各级领导干部的科技素质。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干部队伍朝着知识化、专业化的方向迈进了一大步,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领导干部都已熟悉和掌握了现代科学技术知识。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要有一个共识,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新发明、新理论层出不穷,只有锲而不舍地努力学习,不断吸取新的知识充实自己,才能不断提高决策水平和领导艺术。总之,从现在起到本世纪末,我们要实现“翻两番”的既定目标,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从总体上再上一个新台阶,进而为下个世纪的改革与发展奠定基础,面临的形势是错综复杂的,面对的任务是十分艰巨的。领导干部的整体素质如何,对于把党的路线长期坚持下去,对于我们各项事业的顺利推进,对于国家的长治久安,关系重大。因此,加速培养和选拔优秀年轻的跨世纪担当重任的领导人才,是摆在全党面前重大而迫切的战略任务。

培养和选拔德才兼备的跨世纪领导干部,按照《决定》要求和干部“四化”标准建设好各级领导班子,是我们党的“新的伟大工程”中的一个“关键工程”。聚精会神地建设好这项工程,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我们必须把它提高到关系党和国家命运前途的战略高度来认识。

首先,从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教训看,第二国际各国党整体素质不好,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在思想上、政治上蜕化变质,未能适应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纪之交形势变化的客观要求,搞好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这是导致第二国际最终破产的根本原因。这个沉痛的教训告诉我们,为实现工人阶级的历史命,必须建设一个坚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1918年10月,列宁在批判考茨基、总结第二国际经验教训时曾指出:“欧洲最大的不幸和危险在于它没有革命的政党。”(《列宁全集》第35卷第110页)这是对第二国际各国党整体状况的客观评价。以第二国际中最有影响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为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其党员人数达108万人,在国会选举中获得420万张选票,拥有110个议会席位。但是稍加分析便可发现,德国党队伍的迅速扩大是靠降低党员标准,发展大批不够党员条件的人入党而取得的。党章只规定“凡是承认党的纲领和基本原则,并持久以财力支持党的人,都可被认为是党员”,而并不要求党员必须参加一定的组织并服从党的统一纪律。因此党的成份复杂、组织涣散、纪律松弛。各党为适应合法斗争的需要,不得不尽量提高国会党团、工会等合法组织的地位和作用,致使党逐渐失去了对这些组织的领导。国会党团不仅是党的中央领导机构之一,而且还有党章赋予的某些特权,全党的许多重大问题,实际上都是国会党团内部决定的。总之,德国党的悲剧就在于,长期以来,党的领导集团的精力几乎全部消耗在选举和议会活动之中,忽视了对党员尤其是专职国会议员、工会官员等的正确引导和教育。机会主义倾向得不到纠正而且日益滋长、蔓延,终于导致党员变质,导致第二国际破产。这一历史教训是极为深刻的。

其次,从当代社会主义实践看,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资本主义生产力、生产关系在新技术革命推动下取得长足发展和进一步调整,整个世界政治、经济格局面临世纪之交深刻转换的历史条件下,一些国家的共产党没有搞好党的建设这一艰巨工程,党的各级领导权特别是中央领导权落入少数反社会主义的人手中,使整个党迅速发生蜕化变质。这是当代苏东剧变的根本内因。表现在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上,长期固守僵化过时的传统政治、经济体制,实行高度集中集权的计划管理模式,从根本上扼杀和窒息的社会主义的生机和活力,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压抑了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失去了对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信念和信心。表现在党的组织建设方面,苏共领导人长期背离列宁的建党思想和建党原则,肆意践踏党的民主集中制。布尔什维克党本来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第一个以列宁主义建党理论为指导,真正按民主集中制原则组织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并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帝国主义时代俄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成功地领导了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但列宁逝世后,在斯大林领导下,苏联逐渐形成高度集中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党的民主集中制成了片面的集中制,党和国家的一切权力高度集中于苏共中央政治局,并进而集中于党的总书记斯大林一人手中,党内外的民主机制和监督机制完全瘫痪,导致了党内非正常的派别斗争和所谓的路线斗争极为残酷,连绵不断,而且还通过共产国际高度集权的组织体系,波及和扩散到各国党内,致使各国党较普遍地犯了破坏和践踏党的民主集中制组织制度的错误,并进而导致了一系列重大决策的失误。表现在思想建设方面,苏共一方面长期以老子党自居,长期固守一套过时的理论思维,而反对随着时代条件和国情的变化对马列主义进行创造性发展,另一方面在时代条件和西方国家对外战略发生变化之后,无视西方国家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大肆渗透,听任反社会主义思潮的泛滥,特别是少数反社会主义势力打着“民主和人道的社会主义”旗号,利用手中掌握的最高领导权公然反对马克思主义、攻击社会主义事业,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失控、变质,最终导致丧失领导权、丢掉政权的结局。总之,党的整体素质不好,党的领导权没有掌握在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又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优秀党员手中,是原苏东各国共产党的最大悲剧所在。

再次,从社会主义国家及其执政党面临的外部环境看,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一球两制,共处竞争将是长期的世界历史现象。一方面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将继续发展,另一方面两制矛盾也将长期存在,演变与反演变、渗透与反渗透的斗争在社会主义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前也不会消失。在这种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下,党的整体素质的高低,党能不能培养和造就大批优秀年轻的跨世纪担当重任的领导人才,将直接关系到党的命运前途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综上所述,无论是党的理论建设和组织建设的跨世纪工程,还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距世纪工程,都急需培养和选拔大批优秀的跨世纪领导人才。因此,建设好宏大的跨世纪人才工程,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需要,是时代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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