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不是分享就可以度过的——“新现实主义小说”之我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实主义论文,我见论文,就可以论文,艰难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时当90年代中期，中国的改革开放与社会转型进入关键或者也可以说是艰难的时刻；而文学作为社会生活的“晴雨表”，也恰逢其时地涌现出了一批反映此类“艰难”的小说，或称之为“分享艰难的文学”，或称之为“新现实主义小说”。
“分享艰难”，一个多么美妙动听的词！它甚至使人想起60年代初期中国人民勒紧裤腰带共同抗饥荒的情景，想起社会主义大家庭、互助合作，等等，等等……；然则岁月无情，历史不会简单地重复。90年代中期的艰难是什么样的艰难，90年代的分享又是什么样的分享呢？怎么分享？由谁来分享？为什么要分享？
在分享艰难者的行列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形象是基层领导干部（农村中的乡镇领导以及城市中的国有大中型企业领导），如《分享艰难》中的西河镇党支书孔太平，《大厂》、《大厂续篇》以及《年底》中的国营企业的厂长书记们。他们奋斗在社会的基层与改革的第一线，最深切地感受着艰难，因而也必然是分享这种艰难的关键人物。作为对自己属下的百姓最直接负责的父母官，分享艰难之于他们主要表现为：在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呈现高度紧张与冲突的情况下，以责任伦理为重，而抑制自己的信念伦理（“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是社会学大师马克思·韦伯提出的、用以解释人的行为规范的两个著名范畴。信念伦理属于主观的价值坚执，根据信念伦理，一个行为的伦理价值在于行为者所认定的信念的价值，行为者把这种终级的价值奉为行为的唯一标准，把保持信念的纯洁性视为最高的责任，拒绝对于行为的后果负责，属价值理性；而责任伦理则相反，它认为评论一个行为的伦理价值的只能是该行为的后果，行为者必须对于自己行为的后果承担责任。为达此目的，他可以采用在伦理上不可欲的或不善的手段，因为善的后果可以补偿不善的手段所可能带来的负面作用。由此，责任伦理更为关注的是对于客观世界及其规律性的认识乃至“屈从”，更为关注行为的可能性与现实条件，审时度势，更具客观的理性精神，属工具理性）。无论这样做对于他们本人的内心而言是多么痛苦。这表明，中国的基层领导已经不能再以原则教条与个人感情作为行为选择的标准，他必须审慎地考虑自己行为的后果（对于他人的影响），把责任而不是信念放在首位；他们必须“兼济天下”而不能“独善其身”。换言之，他们必须、也只能分享艰难并为此而饱受灵魂分裂之苦，他们别无选择。
《分享艰难》中的孔太平十分厌恶道德败坏的流氓企业家洪塔山；但由于洪是镇里的经济支柱（镇的财政收入主要来自他的养殖场），所以孔太平不但奈何不得这位财神爷，而且还要违心地为他“擦屁股”。当洪的客户因嫖娼而被派出所抓获时，孔太平不得不亲自出面，求派出所所长放了洪的客户。更有甚者，就是在洪强奸了孔太平心爱的表妹田毛毛以后，孔太平虽然“气疯了”，但最后还是忍气吞声，打他一顿了事。显然，支配孔太平的行为准则是责任伦理而不是信念伦理。毕竟，这是一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对于孔太平来说，最大的艰难莫过于经济上的贫困与老百姓的温饱。因此，为了分享艰难，孔太平就不能惩治洪塔山，否则经济就要垮台。对于罪犯的纵容与姑息现在成了对于人民负责的行为，而惩治罪犯倒是对于人民的不负责。这正是一个让人哭笑不得的逻辑。
谈歌的那些以国有企业为题材的作品（如《大厂》、《大厂续篇》以及《年底》），同样突出了责任伦理与信念伦理之间的紧张、冲突，以及为了“分享艰难”而必须以责任伦理为重。小说告诉我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决定国营大厂命运的那些订户都是一些吃喝嫖赌、无恶不作之徒；但是，为了工厂与工人的实际利益，又不能不违心地讨好他们，奴颜媚骨，刻意逢迎，陪吃陪喝，甚至还要为他们提供犯罪机会（如找妓女玩）；而当他们真的犯了罪被公安局抓起来后，还要想尽办法走后门、拉关系、甚至用党费请客，把那些不法之徒从公安局中“请”出来。这里，责任伦理与信念伦理之间的紧张被极其尖锐地凸现了出来，并走向其极化的形式：要想把工厂维持下去，让工人有饭吃，就必须包庇坏人、款待罪犯。
以上就是所谓“分享艰难”之第一义。
与孔太平、吕建国他们不同的是，第二类分享艰难的人物是处于社会底层、并且在改革开放与社会转型中利益受到损害的普通群众，比如《分享艰难》中孔太平的舅舅、《大厂》中的退休工人、原劳动模范章荣等。如果说基层干部们为了“分享艰难”表现而不得不从信念伦理走向责任伦理，这在当今的社会转型时期尚属可以理解；那么，这类普通群众对于艰难的分享就显得更加匪夷所思。好人为了分享艰难，就必须放弃自己起码的尊严与权利。在《分享艰难》中，田毛毛的父母为了“分享艰难”而放弃控告强奸田的洪塔山，让他继续当经理。为什么呢？“为镇里多赚些钱，免得大家受苦。”在《大厂》里退休劳模章荣患有重病，却坚决不住院，不要厂里的钱，就连市里专门为他拨下来的钱他也拒绝接受，要捐给工厂的卫生所（有意思的是，厂里没有钱为章荣这些人治病，同时又挥金如土地为郑主任这样的大客户找妓女玩）。为什么？当然是为厂里分享艰难，“我没困难，我是说厂、厂里现在挺难的，你们千万要顶住这一段困难。”多么深明大义的劳苦大众啊！可是在为这样的好人深深感动的同时，我们仍然不禁要问：他们付出的代价是不是太大了？更重要的，他们为什么非要付出这样的代价？为什么要放弃自己的基本权利来分享所谓艰难？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艰难？是由什么造成的艰难？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
分享艰难的第三类人物最值得注意。与孔太平的舅舅以及章荣他们正好相反，他们是一些识事务者也是利益分配中的得利者，是商业大潮中的弄潮儿，热心地投入时代的洪流；然而，他们基本上都是一些道德败坏流氓痞子，或者是像洪塔山（《分享艰难》）这样的流氓企业家，或者是像齐志远、魏东久（《大厂》）这样的假公济私、中饱私囊的国家干部。然而，即使是这些人，也在与大伙一起分享着艰难，作品特意赋予这些“反面人物”以所谓“复杂性”。比如，在《分享艰难》中，作者安排了洪塔山的几次捐钱，尤其是结尾时卖车捐钱的细节，这样一来，洪塔山就不再是一个十足的混蛋，而是似乎他也在“分享着”艰难，也一样有人性；《大厂》中的纪委书记齐志远虽然忙于搞女人、谋私利，但关键时刻同样为厂子、为群众出力。《年底》中的小李——一个放荡的女人，甚至以嫁给一个傻子为代价，为厂里搞到一千万的业务。
人都是复杂的，这不错；但是，如果着意制造这种“复杂”，以体现所谓性格二重性，是否又陷入了新的概念化、公式化？
通过以上三种人的三种对于艰难的分享，我们可以发现：“分享艰难”的文学（姑且沿用这一称谓）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揭示社会转型期物质与精神、历史与道德、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的背离、冲突与紧张。这也是大家不得不分享艰难而不是乐于分享艰难的一个根本原因。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当前中国的经济转型明显缺乏道德基础，这是此类小说给人的突出印象。人们为了物质生存与经济发展（这是所要分享的最主要、最根本的“艰难”），就必须违心地作许多事情，甚至必须丧尽天良、放弃自己的基本权利。历史的发展如果是以经济成就为主要标志的话，那么可以说，这种进步在道德上的合法性是颇为可疑的（至少在当前的中国）。基层单位的经济命脉全部掌握在流氓痞子手里（如《分享艰难》中的洪塔山以及《大厂》中的赵明、谢跃进），掌握在专门吃喝玩乐的各方客户手中。能赚钱的人都是一些道德败坏的流氓痞子（用吕建国的话说，“钱都让混蛋赚走了”）；而道德高尚的人又往往无权无势、人微言轻，陷于生活的困顿之中，保障不了基本的物质与生命需要（如《大厂》中的章荣、小魏及其他工人）。物质与精神的分裂令人吃惊。应当承认，这基本上是中国目前的事实（虽然在小说中不无夸张）。在道德与经济的较量中，一般情况下都是道德向经济投降、信念伦理向责任伦理屈服、价值理性向工具理性称臣，这似乎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无可奈何之举。不但基层的领导是如此，就是一般老百姓也如此。这就是所谓分享艰难。
但是，“分享艰难”作为事实的描述或许是真实的，而作为我们的小说家与评论家在面对这一事实时开出的药方则是误导的甚至危险的。问题的关键在于：道德与历史、精神与物质、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责任伦理与信念伦理的冲突与紧张是怎么造成的？虽然在西方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同样存在相似的紧张，我们却不能离开中国的具体社会环境，尤其是体制环境来抽象地谈论这一问题。固然，金钱会使人堕落，这里有人性的深层原因，不是社会环境或社会体制所能全部解释的；但是在此我更愿意强调：像中国目前存在的经济与道德、物质与精神的背离与紧张，恐怕更多地出于社会转型期特定的体制方面的原因。像洪塔山这样的人之所以不能不用，郑主任这样的订户之所以不能得罪，不是因为他们有真本事，而是因为体制为他们提供了为非作歹的土壤；而这一点在“分享艰难的文学”中恰好没有得到深入的揭示。相反，我们看到，绝大多数此类小说常常未能将矛盾的根子尖锐地揭示出来，而是在表现道德与经济、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对立与紧张的同时，试图人为地通过道德主义的思路来化解这种紧张，表现出明显的妥协倾向。比如，挖掘人物的复杂性就是化解紧张的显例（这种“复杂性”在孔太平、吕建国这样的基层领导身上表现为内心分裂的痛苦，他们虽然在行为上最终选择了责任伦理，但是其心灵深处的信念伦理使得他们为此而备受良心的煎熬；而在洪塔山这样的人物身上则表现为关键时刻良知未泯），尤其是在《大厂续篇》写到两厂合并的时候，以吕建国为象征的道德力量终于战胜以章东民为代表的经济理性，使得章东民最后答应在兼并红旗厂的同时吸纳红旗厂的所有成员。小说安排了吕建国的“人有情”的价值理性与章东民的“市场无情”的工具理性的较量场面，最后当然是信念伦理战胜了工具理性，吕建国的一番话深深地打动了章东民，“他没想到吕建国心里会有这么重的东西，他一时感觉自己在吕建国面前很低下。”这实际上是说，工具理性在价值理性面前很低下。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未尝不是一个十分感人的场面。
但是，不能不指出的是，小说在这样处理的时候，实际上恰恰弱化了其现实主义的力量，回避了社会矛盾的本质，把复杂的社会问题简单化、道德化了，虽然有时触及一些现象，如权钱交易，但是未能进入深层的理性反思（顺便指出，绝大多数“分享艰难”的文学都停留在现象罗列的层次，在主题与形式上均缺乏提炼，对此批评界已多有警示），似乎只要把人们心中仍然残存的道德信念发扬光大，大家一起分享艰难，就可以共度难关。其实问题决不是这样简单，改革所遇到的阻力决不仅仅是人们的道德信念在金钱的大潮下泯灭，因而道德主义的思路绝对解决不了中国的现实问题。艰难绝非只要大家凭着良心分享就可以克服的，更不是安排几个“以身殉职”的人就可以解决的，因为这种艰难从根本上说是一种结构性的现象，其中有着深刻的社会体制方面的原因，诉诸人的良知可能一时能够解决问题，但是决不能永久性地解决问题，而只能永远陷于拆东墙补西墙，问题的实质毋宁是，为什么在中国赚大钱、发大财的人，不是流氓成性就是背后有人（撑腰）？为什么企业的命运掌握在只知道吃喝嫖赌而根本不问产品质量的订货人手里？而一旦产品的的销售（从而企业的命运）是以真正的市场规律为基础时，吕建国等人的办厂方针还会是这样的吗？他们还会分享这样的艰难吗？答案很简单，是权钱交易、假公济私等中国特色的现象扭曲了经济规律与市场经济，使之不能正常地调节企业及人的行为；而权钱交易、假公济私的背后是不正常的体制在起作用。因而，改革体制而不是诉诸良知才是中国社会转型的出路，是度过艰难的关键，也是克服精神与物质、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背离与紧张的关键。否则，一味地用道德主义的眼光看问题，不但无法找到问题的症结，而且会造成误导，似乎市场经济本身使得中国的改革走上了绝路，导致好人饿死，恶人撑死。市场经济本身当然也会带来许多社会问题，但那将不是（至少主要不是）中国目前的问题，也不是“分享艰难”的文学所揭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