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埃落定后的重新审视——评朱栋霖等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1997》，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史论文,尘埃落定论文,中国论文,重新审视论文,评朱栋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由朱栋霖、丁帆、朱晓进主编，主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8 月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1997》是教育部“高等教育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计划”的一个重要成果。
首先，这套文学史的视角是宏观的。它试图站在古今中外的交叉点上来审视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以此实现了对中国现代文学历史的一种全新的言说。 从纵的方面说， 它的上限是1917 年， 但它又不局限于1917年，而是以1898年为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起点，用一定的篇幅论述了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发生过程，使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与中国古代文学的历史相互接续起来。或者换句话说，它把中国近代文学这一古今交替时期的文学发展也纳入了其视野，从中找到了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发展的充分的根据。它的下限为1997年，就是说，它打通了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的界限，使中国现代文学不再局限于30年的时间段落中，而呈现出面向未来的开放格局，这就为史家对中国现代文学历史的从容梳理提供了充分的空间。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从文学性质上说是一致的，没有必要将二者分离开来。中国当代文学仍然是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环节。
在这样一种上下开放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格局中，著者展开了横向的比较。事实上，中国现代文学正是在对外开放的格局中发生和成长的。没有对别的民族的文学的借鉴，就没有中国现代文学。这部文学史在每一个章节，都随时展开横向比较，把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放到世界文学发展的大格局中加以审视，从而说明本民族的内在要求借助外来的影响变成现实以及将外来的影响内化为自身的追求的过程。当然，既有的文学史教材中偶尔也提及外国文学的影响，但谈得很不充分。在这部书中，这种比较在各个层面全面展开。比如在文学观念层面，既论述了一个时代的总的文学观念受到的外国文学观念的影响而不断展开的过程，又论述了作家评论家对外国文学观念的个体接受的差异以及这种差异在其评论及创作活动中的作用。像以梁实秋为代表的中国人文主义文学思潮，在旧的文学史著中就缺乏认真的分析，仅仅把它作为革命文学思潮的对立面作了简单化的批判，而在这部文学史中，著者探讨了它与外国文学思潮在诸多方面的影响关系，如梁实秋的美国新人文主义学术背景，朱光潜的美学观与克罗齐等人为代表的西方美学思想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些影响如何与“五四”文学的人文主义思潮相联系而形成30年代中国人文主义思潮的新景观。通过这种比较分析，为我们勾画了一幅受外国文学多种思潮影响而出现的中国文学观念的多元化图景。在文学创作层面，既论述了外国文学作品与中国现代文学作家作品之间的共同点，又揭示了其相异处，既论述了创作思想的影响，又说明了创作手段技巧上的影响，从而形成本教材与别的教材相区别的一大特色。比如曹禺的创作与西方现代戏剧的重要影响，就论述得相当细致。通过这种比较分析，说明中国现代戏剧是怎样借助对西方戏剧的摹仿而迅速走向成熟的。把中国现代文学放在古今中外文学发展的大格局中来加以审视，中国现代文学就在一种巨大的参照系中确立了自己的明确的座标，也彰显出自己所特有的价值。
不仅如此，即便在中国现代文学内部，这部书也表现出一种包容的气度。过去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往往是站在某种意识形态立场上的写作，因而对其间符合其立场和需求的作家作品大谈特谈，把那些没有价值或价值不大的作品捧得很高，而不符合其派别立场和需求的作家作品则稍提一下甚至略而不谈，仿佛根本没有出现过那个作家一般。符合其立场的文学观念便大加推崇，而不符合其立场的文学观念则严厉地加以批判。这部书则对现代文学历史上所出现的各种文学观念、文学风格流派都客观地加以交代和评价，认定其价值，指出其不足，从而在很大程度上破除遮蔽，实现了文学史的还原。
首先是关于文学观念的论争。文学史上的多次论争，在阶级斗争的年代曾被无限上纲，甚至使读者在阅读文学史后把论争的双方看作是你死我活、不共戴天的两个阵营。该书较好的处理了这些论争。它既不回避论争事实，又冷静、具体地对这些论争加以分析，试图做出客观、公正的评断。例如，论者从文学现代化的发生阶段中拎出了梁启超的文学社会功用观与王国维的文学独立价值观两种近代文学价值观，于是，我们清晰地看到，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历史，正是这两种价值观不断地发生着磨擦、又不断地实现着融合的过程。 对应于梁启超的文学观念， 在30年代有重视文学的宣传功能的左翼革命文学，有“血和泪的文学”，而对应于王国维的文学观念，则有梁实秋、苏汶、胡秋原、朱光潜等的人文主义的审美的文学观念。到了30年代，“无论怎样，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成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指导思想，而人文主义文学思想也对左翼作家的创作发展产生了影响。‘五四’文学的‘人’的观念与现实主义，又有了新的生发。”这样的结论就比较切近了30年代文学发展的事实。再如，以茅盾为代表的文学研究会作家的“为人生”的文学观与鸳鸯蝴蝶派的“消遣”的文学观之间的冲突及其在创作中严肃文学与通俗文学的矛盾消长，在过去是一边倒地褒前者贬后者的。人们在教材中能见到的全是文学研究会的批判文字，而见不到鸳鸯蝴蝶派的辩解文字。这本新著则客观地对每种话语都加以分析，还通俗文学作家作品以本来面目，还他们的文学观以本来面目。不仅如此，其中的多产作家张恨水还列了专节加以介绍。严肃文学与通俗文学的相互影响与吸收也是这部教材介绍的一个重点。它既使我们看到了通俗文学在严肃文学的影响下渐次增强的使命感，也使我们看到了严肃文学吸收通俗文学的长处而努力走向大众的过程，说明即便是在中国现代文学内部也发生着各种观念与创作的相互影响，正是在这种相互影响中，中国现代文学迅速走向成熟。
其次是对不同风格流派作家的包容。过去的现代文学史著中只有一个风格，就是战斗风格，只有一个流派，就是革命派。80年代，这种格局有了改变，并部分地反映在现代文学史教材中，但它只是局部的小修补。这部新著把80年代以来对于现代文学不同风格流派的研究的新成果都纳入了其体系中，使诸如戴望舒、卞之琳的象征派、现代派诗歌、穆时英等人的新感觉派小说等，都被纳入现代文学历史视野中。
此外，这部教材的视野还越出内地，将台港文学也包容进来。台港文学在过去的视角中，只能作为一个另类。80年代，已经有人试图将其纳入中国现代文学史格局中，但是，在原有体系中，它只能是一个游离的成分，因为既然把中国当代文学界定为社会主义性质的文学，在同一时段中，非社会主义性质的文学是无法纳入其体系中的。这套书以现代性来重新组织中国现代文学体系，则台港文学就成为中国文学现代性展开过程的一个有机部分。它说明中国现代文学的多元格局在50～70年代所有的特殊组成方式，即审美的多元借助地域的多元而达成。
与宏观的视野相应，这部新著的另一个特点是较为成熟、定型。中国现代文学已经有了百年的历史，站在世纪的交汇点上，尘埃落定之后，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经典作家作品浮出水面。当然，价值的确定，是需要一定的标准的。如果没有一个有效标准，宏观的包容态度适足以使文学史编成一个杂乱无章的大杂烩。对于文学而言，它的最高标准自然是审美标准。这套教材的包容性，是一种以审美为尺度的包容。首先，以审美标准来衡定经典，这本部新著大胆扫除了那些历史的尘埃，发掘了被埋没的优秀作家，沈从文、钱钟书、张爱玲、穆时英、刘呐鸥等作家纷纷进入文学史中，并占有了相当的篇幅。其次，未被埋没的优秀作家也从当代的新视角进行了评述。比如徐志摩，这位写出了脍炙人口的篇章的诗人，过去只是被当作反面人物简单提一下，而在这部新著中，与闻一多共同占有了一节的篇幅，并获得了较高的评价。再次，对于同一个作家的不同作品的艺术价值也进行了重新认定。曹禺的《原野》和老舍的《猫城记》过去曾被认为是失败的作品，现在则重新划入经典作品之列，而曹禺的《明朗的天》、老舍的《龙须沟》等作品过去被抬得较高，现在则一提而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