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渠四句”与中国人的宏伟抱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宏伟论文,抱负论文,四句论文,中国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十六大报告指出，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民族精神不可能无中生有。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也就是民族精神的培育、发展的历史。一代代有识之士为培育民族做出重要贡献。宋代的思想家张载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横渠四句在继承儒家自强不息精神的基础上，又特别强化了治世救民的情怀，集中体现了知识分子使命感
横渠四句是张载提出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四句话的简称。张载是宋明新儒学（理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他在继承儒家自强不息精神的基础上，又特别强化了治世救民的情怀，提出了集中体现知识分子使命感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集·近思录拾遗》）的宏伟抱负。
要为天地立心，缘于“天本无心”。天地是客观必然的代表，它虽生养了万物，却并非有意为之，所以天地之心或天地的本质只能是因人而有、由人来确定。人既为人，何以能“为天地立心”？张载认为，人能通过自己的自觉活动来概括和揭示天道运动的本质和规律，即人为天地“立心”。“立心”不是强加人的意志于自然，而是“人谋之所经画，亦莫非天理”（《横渠易说·系辞下》）。人谋突出的是人的智慧，它体现的是对必然“天理”的把握和向自由的转化。张载也正是据此规范了儒家“天人合一”的命题。认为其实现的道路不论是“自明诚”还是“自诚明”，结果都是一致的，即达到天人之间的完全融通。
所谓“自诚明”与“自明诚”，是儒家人生追求的两条道路。“明”、“诚”大约相当于我们通常所说的认识（知）与实践（行），当然中心围绕的是道德的进步。“自诚明”（由诚而明）的道路是作为道德至善的代表——圣人所特有的，“自明诚”（由明而诚）则是除圣人之外的一切凡人的道路。后者意在通过充分认识什么是天道、至善（明），最终能够在实践中走向对它的真实无欺，即诚的境界。所以为天地生民立心、立道的重心，实际上都是在“立”人。
张载的“诚明”又是他的著作《正蒙》的一部分，就是说“诚明”是为“正蒙”即纠正蒙昧服务的。而纠正蒙昧就离不开对“道”的领悟。虽然中国思想家都认为无处不有道，但对道的自觉意识却不是与生俱来的，这就需要为生民“立道”，即让“道”真正在人们内心之处树立起来。“立”道的意义，在于为生存于天地之间的万民树立正确的行为准则，找到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就是说早晨知晓了道，晚上即便死了也不会有遗憾。为什么？因为人生的境界已经得以实现，可以死而无憾了。
按照张载的观点，以孔孟为代表的先秦儒学本来就是以“道”为中心，但这“道”却在汉唐被人们所丢弃，所以他们立志“继绝学”，于是开始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否定汉学、复兴先秦儒学的运动，力图重新接续起秦汉以来已几尽中断的儒家道统，这也可以说是中国版本的“文艺复兴”。事实上，宋代儒学较之于前代，的确是风格迥异的“新”儒学。学者们在政治伦理方面要求重振长期低落消沉的儒家纲常，在学术风格上不拘泥于经义训诂而凭自己的意识进行阐述，在哲学理论上则垂青不可得而闻的“性与天道”，利用和改造先秦儒家文献来讨论有关宇宙和人生的根本问题。因此，所谓继绝学，就是回复到孔孟的本旨而重新发掘儒学的精蕴，张载终其一生，都是在从事他这一事业。
张载继绝学，绝非空谈心性，而是重在实用实行。张载把《中庸》所说治理天下国家的“九经”，与《周易》的“精义入神，以致用也”联系起来，强调利用安身，崇德广业。这样，他实际上已经把继绝学与开太平融为一体。即便是个人的德行修养，它也不止于自身人格的完善，而是要直接为天下国家的太平盛世提供政治蓝图。张载是从青年时代起便立志做一番事业以报效国家的，但时势和条件使他不能如愿，他也因此将重心放在了治学弘道的事业上，著书立说，培养学生。“为万世开太平”的使命虽然由于受限于社会政治环境和相应的职权，往往不能遂其所愿，但这并不影响思想本身的价值，关键在这些思想能否有益于国家民族，能否有助于人民树立起坚定的信念。
为天地立心的基点是在处理好个人志与气的关系的基础上，将个人的生命融入到整个民族和社会国家的命运之中，为国家为民族承担起历史的重任
志与气的概念为孟子最先提出。“志”是谓发于内心的志向、理想，“气”则指生于形体的情感、欲望，二者之间是相互作用的关系，孟子提出了影响深远的“浩然之气”的概念。他强调，从社会国家的教化到个体的修养，目标都在培养人的精神境界和道德情操，即养“浩然之气”。“浩然之气”由于与“义与道”相配，是一种崇高的精神境界，是志、气和合的最终目标所指，所以孟子提出了“集义”的养气之方，集义而成“气”。
由道义集成起来的浩然之气，对人生和民族的意义是巨大的。人若确立了这样的精神境界，他就不会被外在的物欲和威胁所左右。得意时能够推其所得与天下百姓共享，不得意时也能笃守正道洁身自好。孟子为此提出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的“大丈夫”的标准。之所以能如此，在于浩然之气至大至刚、塞于天地之间，也就必然使人身心充实，“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这种不淫、不移、不屈作为崇高的气节的精神力量，高于人的物质生命的价值，它的最高表现就是舍生取义。
孟子举例说，鱼和熊掌都是人爱享用的美味佳肴，但当二者不可得兼时，只能舍轻而取重，舍鱼而取熊掌。所以人们的一般行为都是趋生而避死，追求生命的快乐和躲避死亡的来临。现在所以不躲避死亡，是因为道义的价值已经重过生命，故在二者不可得兼时便选择了道义。即便是濒临死亡的饿人、乞丐，如果在人格遭受侮辱的前提下被施以饭食，也是不会屈从接受的。
张载还提出了“为天地立志”（《张子语录中》）的主张。“为天地立志”是“为天地立心”的最初版本，“志”被转变为“心”，强化了志向源出于内心的事实。但不论是志还是心，焦点都是道德、正义。为天地立心或立志的基点，是在处理好个人志与气的关系的基础上，将个人的生命融入到整个民族和社会国家的命运之中，为国家为民族承担起历史的重任。中华民族精神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志气”为内核，才能几千年一贯而维系着民族的生生不息。
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二者辩证统一。这种统一在历史观表现为忧患意识。忧患意识是社会理想人格的中心要求和中华民族精神的基本要素
立志养气不是一事一时，而是贵在“不息”地坚守，持之终身。《周易》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自强不息是生生不息的宇宙精神在人生、人事的体现。君子朝夕警惕、积极进取的德、业“进修”活动，就是既要具备诚信的品德，又是掌握见几而作、居安思危的智慧和本领，才有可能实现崇德广业、治国平天下的目的。
《荀子·大略篇》中记载了孔子曾与他的学生子贡谈人生实践是否有“息”的故事。能言善辩的子贡，在孔子学生中是最有文采的，与另一学生子路一文一武，为孔子的左右手。可正因为如此，子贡似乎感到满足了，终于有一天对孔子说道：“赐（子贡）倦于学矣，愿息事君（停止学习侍奉君主、服务于国家之事）。”学生的厌学之举，与“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论语·述而》）的孔子的不懈进取精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孔子对子贡不是简单地批评，而是引来《诗经》循循善诱，重在启发。
孔子提出了“自强不息”、死而后己思想，在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言行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结合孟子的“集义”，张载主张，“勿息”才能“生气”，张载自身的人生追求正是这不息精神的写照。北宋著名史学家司马光曾称赞张载不息的“钻研”精神是“羲农及周孔，上下皆贯穿”，“人生会归尽，但问愚与贤”（《又哀横渠诗》）。恰当地评价了张载身体力行的继绝学和立志立道的精神。
张载去世后，南宋思想家胡宏对张载的“不息”思想之义进一步作了发挥。他认为，天地间其实没有一物有息，孔子的“学而时习之”是“不息之端”，“时习”其实就是“不息”，有时习才有不息。凡有志于道的人都应当由此“不息”而取法。那么，不论是子贡还是张载，都必须学以终生，至死方可。
“自强不息”在传统文化的辞典中，不是单独发生作用的，它与“厚德载物”的精神密不可分。《周易》讲：“地势坤（顺），君子以厚德载物”。天道的刚健进取与地道的柔顺退让相辅相成。像大地一样忍辱负重的品格和宽厚博大、吸纳百川的胸怀，是事业成就和学术发展的基础。“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君子既要不断积善，又必须时刻警惕积恶，“履霜，坚冰至”的自然规律也适用于人事。但柔弱退守只是手段，刚健进取才是目的，二者的辩证统一构成传统社会理想人格塑造的中心要求，构成中华民族精神的基本要素。
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的统一在历史观中表现为忧患意识。中国哲人从“亢龙有悔”中引申出来的教益是多方面的，“物极则反”正是由人为天地确立之心，所以刚健自强也有自己的度量界限。知上而不知下、知刚而不知柔，最终会危及自身，所以智慧之人于此时常有忧患，才能防微杜渐。忧患意识不等于消极悲哀，它表达的是“吉凶与民同患”、“先天下之忧而忧”的人生抱负和使命感，它是创建盛德大业的原动力，它激励着人们为民族和国家的前途而不断奋斗，并在这种奋斗中完成自己的人格的塑造，最终实现人生价值（自强不息）与宇宙价值（生生不息）的完美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