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莉娜[1]2017年在《山东根据地及解放区的中等教育》文中研究说明山东抗日根据地及解放区教育是对传统教育进行改造的基础上,在争取民族解放、民主发展的艰苦环境中逐步发展起来的。从总体上看,这一时期的教育经历了从国防教育到全面贯彻新民主主义教育再到普通教育改革叁个阶段。其中中等教育,对中国教育的近代化起了积极的作用。要了解中国教育的近现代化进程,具体研究不同地区近代中等教育的发展史,是十分必要的。由于山东的独特文化传统,抗战前的中等教育又有一定的基础,因战争的残酷程度又表现得尤为剧烈,所以山东根据地及解放区教育的发展又呈现出许多不同于其他根据地和解放区教育的特征。考察山东根据地及解放区的中等教育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论文全面系统考察了山东根据地及解放区的中等教育。首先,从背景入手,简单的介绍了抗战前(1928—1937)山东的中等教育发展状况,并且从它的教育学制概况、教育措施、教学效果、教育概况等方面进行分析。其次,简要介绍抗战时期山东根据地中等教育发展背景和机构,结合当时残酷的战争背景,教育的特殊性,对当时的实施机构作深入的剖析。再次,山东根据地及解放区的中等教育包括:普通中学教育、师范教育、职业教育,所以从这几种教育类型的学校创建情况、教育方针政策、教学内容、师资力量、教育效果等多个方面深入研究和分析。最后,将山东根据地及解放区的中等教育与其他根据地及解放区的中等教育作一比较,总结归纳出这两个时期中等教育的改革趋势、教育特点、利弊得失。重点突出对当代的教育启示和借鉴意义。山东根据地及解放区的中等教育,是从国防教育到普通教育的转型期。试图通过对这一历史时期各实施教育机构制定的有关中等教育法令、法规的分析,从而对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时期山东的中等教育学制、所设学校情况、教学效果、师资问题、教育经费状况等进行学术考察,结合典型案例对其中的利弊得失做归纳总结,进而力图还原这两个特殊时期山东中等教育的原貌。
王荣花[2]2011年在《中共革命与太行山区社会文化的变迁（1937—1949）》文中提出1937——1949年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对于现代中国历史进程无疑具有重要的转折意义,这一战争不仅实现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也从此导致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走向变迁,这种变迁的发生,最主要的因素,是由于革命根据地的存在和发展,为中国共产党社会改革提供了必要的历史舞台,根据地成为坚持民族解放战争,刷新社会的“实验基地”,通过战争期间不断积累的社会变革而实现了社会的质变,彻底改变了农村原有的社会格局,缔造了一个新型的社会。太行革命根据地是1937年抗日战争初期八路军挺进华北后,创建的以太行山脉为依托的革命根据地,地跨山西、河北、河南叁省交界处,不仅是晋冀鲁豫边区的发轫地和中心,也是晋冀鲁豫边区首脑机关——中共中央北方局(嗣后是晋冀鲁豫中央局)和八路军前方总部的驻地,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太行根据地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广阔的敌后战场上对入侵的日本侵略军进行了持久、顽强、艰苦卓绝的斗争,为夺取抗日战争胜利做出了重大牺牲和巨大贡献,太行根据地人民的抗日斗争,是中华民族抗战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解放战争时期太行根据地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继续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英勇的斗争,最终赢得了这场战争的伟大胜利。然而,这一地区由于地处偏僻、交通不便、信息不畅,在根据地建立之前长期处于封闭、落后的状态之中。劳动群众沿袭着旧有的生产方式,民众生活因循守旧,老百姓世代承传着小农社会中固有的乡土文化。随着太行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发展、壮大以及中国共产党在该地区所发动的一系列革命性改造,这块落后、愚昧、封闭的土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会各个方面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变迁,成为近代中国民族、民主意识觉醒的鲜明亮点。乡村社会文化的变迁与乡村社会改造是20世纪叁四十年代根据地社会的两大主题。太革命根据地创建之后,当务之急就是对根据地区域内的乡村实行新的社会整合,“把落后的农村造成先进的巩固的根据地,造成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伟大的革命阵地,借以反对利用城市进攻农村区域的凶恶敌人,借以在长期战斗中逐步地争取革命的全部胜利”。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进行经济、政治改革的同时,又成功地控制和倡导一种新的文化,这种新文化的建立和发展对于根据地的巩固、壮大和发展无疑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由于抗日根据地建立在广大的乡村,尤其是抗战的政治领导力量与活动范围转入乡村,根据地文化宣传教育的对象主要是农民,充实文化建设队伍的也是农民,正因为如此,根据地农村文化运动便是根据地新文化运动的主体。战争爆发后,随着官方力量向乡村社会的渗透,政府对基层社会的控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在这种特殊的战争环境下,文化作为战争宣传动员的阵地受到了极大的重视,以共产党抗日救亡主张为主导的,以动员民众抗日救亡为主要任务的抗日文化成为这一时期乡村社会的主流文化。所以,太行革命根据地蓬勃发展的新文化运动的特点,是农村的、战争动员的、统一战线的,是同敌人的奴化宣传、同封建迷信思想搏斗的,是走向新民主主义道路的。战时蓬勃发展的根据地农村文化运动,作为根据地政权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根据地政治、经济、军事建设相辅相成,有力地促进了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在根据地建设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太行根据地农村文化不断发展的过程,也是对广大农民群众不断教育的过程。文化走入乡村,真正启发了广大农民群众的思想觉悟,培育了农民爱国主义情感,张扬了民族精神,活跃了民主空气,有力地破除了在农村广泛存在的封建迷信思想,促进了军民团结,推动了抗日战争,形成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通过根据地的文化建设,强化了农村基层政权,贯彻了新民主主义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为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繁荣积累了宝成经验。太行革命根据地农村文化建设,不仅是文化宣传、普及和建设运动,同时也是农村社会改造运动。根据地农村文化建设直接冲击了农村中旧的封建统治秩序和旧的风俗习惯,促进了社会风气的好转。封建礼教开始被冲破了,买卖婚姻开始被废除了,广大妇女开始摆脱了被压迫的境地,家庭地位和社会地位有了较大的提高。旧的风俗、习惯、道德,凡是不利于人民的解放,不利于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人民生活的改善的,都被不断地清算和扫除着,新的事物、新的社会道德和新的品质,开始成长起来。广大农民群众在摆脱了旧习俗、旧文化的束缚的同时,逐渐认同和接受了中共的意识形态和道德观念,并自觉地将其行为纳入到新政权为他们规划的政治模式、经济模式及文化模式中,而这一过程最终的结果表现为民众力量与国家政权的结合。通过社会文化革命,中共权威逐渐向民间渗透和并最终达到了对民间的控制。无疑,战争改变了社会,战争孕育着新生。与军事斗争和暴力革命不同,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从乡村社会文化入手,将束缚在农民日常生活中旧的思想、文化体系打破,从而进行了一次乡村革命,这里的革命并非单纯意义上的政权变革,而是涉及到农村社会方方面面的变革。从文化变革入手对乡村社会进行改造,是依靠乡村社会中的文化张力来完成的,是发生在乡村社会中静悄悄的革命,所以通过这一研究路径可以凸现文化变迁在区域社会发展中的意义。太行根据地乡村社会文化变迁,是太行根据地社会变革的一个缩影。透视太行根据地乡村社会文化变迁,可以为人们了解与研究根据地社会变革的具体情形和普遍意义,提供具体生动的现实标本。本文通过对20世纪叁四十年代革命根据地建立前后太行山农村自然经济状态、土地占有状况、乡村权力结构、人文历史变迁以及对农村社会文化诸方面,如思想意识、道德观念、宗教信仰、风俗习惯、文化教育、戏剧娱乐、家庭婚姻等内容进行了详细地考察,并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农村实行的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改革政策相结合,对太行革命根据地区域社会文化演变的形式、特点与规律等展开深层次全方位的研究。在详实的史料和充分实证的基础上将中共革命中太行山农村社会文化变迁与社会改革的过程予以“实相”的描述。在研究方法上,本文运用区域社会史研究的理论,并结合社会学、经济学、文化学、以及生态学等学科方法,从文化变迁的视野研究在严酷的战争环境下,在一个以小农经济为主、被传统意识形态束缚着的落后的社会中,中国共产党是如何控制和倡导了一种新的文化,并将这种新的文化纳入政权建设与社会变迁的过程中,并且以超然的政治力量来唤醒和组织民众完成乡村社会改造的。
申绥改[3]2003年在《论抗日民主根据地高等教育的特点和地位》文中提出抗日民主根据地的高等教育是指实施高级专门教育，为抗日战争培养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人才的干部学校。特殊的战争环境和战争的紧迫需要，不允许抗日民主根据地创办四年制或叁年制的所谓正规大学，而必须实行新制度、新课程，以大学、学院、公学或干校为名，为新型的短训班式的革命的高等学校。学校从领导体制上，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叁类：中央直属学校；陕甘宁边区直属学校，其他各抗日民主根据地直属学校。 抗日战争期间，抗日民主根据地的高等教育，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教育为抗战服务的原则，打破中外传统的教育模式，从中国革命战争和根据地实际情况出发，形成了自己的特点。主要有：(一)教育目标的时代性。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各个阶级或政党的历史任务是不同的，这就决定了教育的发展目标具有时代性。抗日民主根据地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就是要造就一批具有政治远见和牺牲精神的革命先锋队。(二)教育与实践统一。教育教学活动是教育目标实现的主渠道，抗日民主根据地的高等教育适应战争的需要缩短学制，课程设置少而精，教学中坚持学以致用，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原则。(叁)培养民主习惯，实施自治管理。没有民主传统的中国要养成民主的生活习惯，是比较困难的，但是抗战中的中国必须扩大民主来增强抗战的力量，并准备将来的民主共和国的坚固基础。因此，抗日民主根据地的高等教育，正确地运用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充分发扬学员学习工作的积极性，养成了民主习惯。(四)学校生活军事化。为适应抗日战争的需要，抗日民主根据地的高等教育加紧军事训练与学习，培养能为民族解放战争服务的人才。 抗日民主根据地高等教育是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红军教育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教育的规模、对象、内容、方法以及正规的程度上都大大超过了红军教育，在整个革命根据地的教育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是新民主主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为战争和建设培养了大批人才，而且也为我们进行现代教育提供宝贵借鉴。 当然，抗日民主根据的高等教育并非十全十美，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由于整风运动及时纠正了这些不足，从而使其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
苏志明[4]2017年在《抗日根据地的高等教育研究（1937-1945）》文中研究表明全国抗战期间,烽火连天,硝烟弥漫,但中共大力发展高等教育,使得抗日根据地的高等教育工作进入了一个兴盛时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的局面,成绩斐然,培养了大量军事、政治、文化、经济等方面的干部与人才,对抗日战争胜利、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和新中国的建设起到了重大的作用。本学位论文选取“抗日根据地的高等教育研究(1937·1945)”为研究课题,主要有两方面的考虑:一是抗日根据地的高等教育在中共教育史中占有十分特殊的地位;二是就现有学术成果来看,有关抗日根据地高等教育的研究还十分薄弱。本学位论文主要由绪论和正文两个部分组成。绪论部分主要介绍了选题的原因与意义,研究现状,研究方法,论文的创新点与难点等,并对抗日战争、抗日根据地、高等教育等概念进行了界定。正文部分共由五章组成。第一章主要介绍了全国抗战爆发前后中共兴办高等教育的背景。建党至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时期,中共逐步举办高等教育,为革命培养了不少干部和人才,积累了一些办学经验。全国抗战期间,中共期望通过发展高等教育,解决干部短缺及本领恐慌问题,以适应抗战需要;提高党的理论水平,以反对教条主义,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新民主主义文化。鉴于此,在全国抗战爆发前后,中共积极主张发展高等教育。第二章详细回顾了抗日根据地高等教育的兴办与发展情况。本章主要回顾了全国抗战爆发前后陕北兴办的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文学院、延安自然科学院、中国女子大学、中国医科大学和马列学院等院校的酝酿与发展过程,回顾了整风运动发起后陕北改组的中共中央党校与成立的延安大学等院校的发展历程,介绍了华北联合大学、江淮大学和雪枫军政大学等院校的基本情况。抗日根据地创建高等院校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培养干部,为赢得抗日战争做准备。在一些院校的酝酿与发展过程中,毛泽东起到了重要作用。第叁章对抗日根据地高等教育的教育方针与教育构成做了比较详细地梳理。理论联系实际是抗日根据地高等教育的基本教育方针。教学实践中呈现出的教学特点有领导干部授课,强化政治教育,采用少而精、重点讲授与启发教学的教学原则,勤俭办学等,这些教学特点具有鲜明的时代烙印。此外,本章对抗日根据地高等院校的课程与教材、教员与学员也进行了介绍。第四章对抗日根据地的高等教育进行了简要评述。本论文认为,抗日根据地高等教育的成绩斐然,这主要基于以下叁点:一是培养了大量干部与人才,二是促进了抗日斗争与根据地建设,叁是为新中国高等教育事业奠定了重要基础。在看到成绩的同时,也要正确认识抗日根据地高等教育的局限性,主要体现在学制短、院系设置简单、课程设置不系统、办学条件差等方面。第五章对抗日根据地高等院校的办学经验进行了较为详尽地阐述。这些经验包括高度重视发展高等教育、制定了与抗日战争相适应的教育方针和政策、紧紧围绕抗日办学、注重教员队伍建设、坚持党的领导、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教学方法灵活多样、逐步完善教育制度等。
张炜达[5]2010年在《陕甘宁边区法制创新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陕甘宁边区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资料整理、研究范围及研究重点都主要集中在抗日战争时期,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政治和经济两个方面,其中不少都涉及到陕甘宁边区法制建设。在陕甘宁边区法制研究中也涌现出了一批代表人物。具体到本文的研究,相关论文、教材和专着不少,都从正面角度对陕甘宁边区法律制度进行归纳与考察,通过阶级分析的方法对研究对象进行定性。在研究思路上,始终将陕甘宁边区法律制度的产生和发展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紧密联系在一起来考察,将原本零散的史料系统化、清晰化,为进一步深化陕甘宁边区法制研究奠定了基础。不过,囿于篇幅字数所限或研究视角的选择,许多论文都难以或没有对陕甘宁边区部门法制创新展开论述并进行系统研究。教材和专着方面研究的重复性比较大,研究角度基本上是单向度的,研究过多强调法律同政治间的关系,大都没有提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陕甘宁边区法制创新的理论根源,也没有将当时陕甘宁边区的法律制度置于国民党法律制度这一大背景下去考察和分析,进行有深度的比较,更缺乏从整体上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背景下的陕甘宁边区法制创新进行专门研究。从国外研究现状来看,其研究成果多以纪实的手法描述陕甘宁边区革命的发展历程以及陕甘宁边区领导人的革命生涯与历史贡献。其中不乏有民主政治建设方面的描述,但都非常零散,没有形成系统、整体的论述,只对陕甘宁边区法制创新研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迄今为止,史学界及理论界尚无一本对陕甘宁边区法制创新进行专门论述的专着问世,相关文章研究也较为分散,难以形成系统的研究成果,对陕甘宁边区法制创新总体发展情况缺乏一个具体详细的说明。陕甘宁边区法制创新研究滞后,影响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法制实践经验的及时总结,对其进行系统梳理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这也是本文选题的缘起。本文通过运用历史与逻辑相结合、实证分析、比较分析的方法,突出研究的“本土性”、“实证性”、“部门法”和“整体性”特色,从“理论溯源—制度考察—现实启示”的逻辑进路,对陕甘宁边区法制创新进行系统的梳理,以期对当今法治建设有所启示。本文共分八章：第一章“绪论”。本章介绍了选题的背景和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研究的主要内容,相关概念的说明,研究的基本思路,研究的重点、难点与创新,研究方法,研究框架等。重点在于对研究现状的阐述,以此表明对陕甘宁边区法制创新研究还有待于全面和深入的展开。第二章“陕甘宁边区法制创新理论溯源”。本章从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的内涵和精神实质入手,对马克思主义的宪政观及其部门法律观进行考察和分析,认为它们是陕甘宁边区宪政及部门法制建设和创新的理论渊源。然后具体介绍了苏俄法制思想、中央苏区法制思想和国民党法制思想,认为在陕甘宁边区,无论是对苏俄法制思想、国民党法制思想还是中央苏区法制思想都或兼有吸收和改造,其法律制度是在打碎旧的传统的基础上创建的崭新的制度,它们是陕甘宁边区法制建设和创新的理论来源。第叁章“陕甘宁边区宪政法制及创新”。本章从民主制宪理念之构建入手对边区宪政法制及创新进行考察,认为边区对宪政内涵进行了科学定位,提出了符合边区实际的新的宪政理念,即当时情况下的宪政应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反动派的专政。为此,边区独创了民主政治制度——参议会制和“叁叁制”政权形式。同时,建立了以选举为核心的民主制并创造了许多新的符合边区实际的选举方式。第四章“陕甘宁边区刑事法制及创新”。本章以边区惩治与宽大教育相结合的刑事法制理念与实践为视角,考察和分析了边区创造性地废止无期徒刑,创设强制教育和苦役的“轻刑”思想以及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的平等观念基础上所形成的人人平等和区别对待的原则。第五章“陕甘宁边区土地立法及创新”。本章对边区土地政策及基本原则的演进及新变化进行考察和分析,从边区土地立法的内容入手,探讨了进入抗日战争时期,为适应新形势,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方针,边区及时调整土地政策,废除苏区土地政策及法令,承认富农和富农经济的存在以及将土地革命时期实行的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变为减租减息的政策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从对边区有关土地所有权、减租减息、交租交息、保障佃权、对地主土地的和平征购等规定,得出边区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统一的土地立法思想及创新实践是夺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最终胜利的决定因素之一。第六章“陕甘宁边区诉讼法制及创新”。本章从边区便民利民的诉讼指导思想,保障人权的诉讼原则,实行群众路线的审判方式,人民司法的诉讼制度,对国民政府诉讼法律制度的援用等方面去考察分析边区诉讼法制及创新。认为边区在继承、接受和吸收马克思主义诉讼法律思想、苏俄法制思想和国民党统治区进步法律的可取之处的基础上,经过长期司法实践,形成了许多特有的诉讼法律制度和原则。这些制度和原则以及所体现出来的和谐公正的司法理念,为准确及时地打击敌人,惩罚犯罪,维护边区的安定团结,巩固和发展边区民主政权,保障边区民主制度与各阶层人民的根本权利和利益,最大限度地便利群众参与诉讼活动奠定了基础。第七章“陕甘宁边区婚姻家庭立法及创新”。本章从婚姻家庭立法的本旨出发,通过对婚姻家庭立法的新变化来考察和分析变革与稳定协调下的边区婚姻家庭立法及创新。认为边区基于马克思主义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的思想,在继承苏区婚姻法的优良传统,兼顾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需要,考虑战时政权稳定与减轻前线战士后顾之忧的基础上所创建的具有边区特色和符合边区实际的婚姻法律制度和原则,对于摧毁封建婚姻制度、解放广大边区妇女、发展边区生产、支援前方战争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也为新中国婚姻法的制定积累了宝贵经验。第八章“陕甘宁边区法制创新的现实启示”。本章认为陕甘宁边区所形成的许多切合实际的独特的法制思想、法律制度、指导原则和方针政策,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下的法制创新实践和在创新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升华。论证了民主政治对法制建设及创新的基础作用以及边区法制创新对构建现代民主和谐社会,对“一国两制”下的法制协调,对司法独立与党的领导二者关系的厘清等的现实启示。
姚尚右[6]2007年在《安徽抗日民主根据地教育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抗日战争时期,在党中央“抗战教育”思想的指引下,安徽抗日民主根据地党委和政府,面对教育基础极其落后的现状,进行了艰辛的教育拓荒工作,最终克服各种困难,建立起主要包括干部教育、社会教育和普通教育在内的较为完备的教育体系。在教育事业的开展过程中,安徽抗日根据地军民和民主政府结合抗战需要和根据地的实际情况,进行教育教学体制的改革和创新,逐渐形成了具有抗战时期特色和安徽抗日民主根据地地方特色的新型教育制度。当时的教育既满足战争需要,为全面抗战这个最大的政治服务,又在教育对象、教育体系、办学路线、教育模式、管理制度以及加强教育统战和注重党的领导等方面都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点。可以说,安徽抗日民主根据地教育是党中央关于新民主主义教育理论的一次伟大而成功的实践。安徽抗日民主根据地教育事业的开展,最终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并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通过教育,提高了党员、干部和群众的文化水平和思想素质,团结了大批知识分子,为战争和根据地建设培养了各类人才;推动了根据地新文化事业的发展,改变了根据地的人文面貌;促进了根据地的社会进步和各项事业的顺利开展;加快了根据地社会意识的变迁、社会风俗的嬗变以及社会的相对和谐发展;赢得了民众对根据地民主政权的广泛认同,党的各项政策也更加深入人心。认真回顾和深入探讨安徽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教育,能够为我们新时期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启迪和借鉴。当然,由于历史和时代的局限,安徽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教育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不足和缺陷,因此,对于其价值和意义要有一个客观准确的认识和评价。
王亚莉[7]2015年在《陕甘宁边区妇女婚姻生活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陕甘宁边区的建立和发展是长期政治和战争非常状态下的历史产物,而非本地政治和经济自然发展的结果,其政权的建立并不意味着人民生活与革命前完全隔断了联系,原有的传统文化习俗依然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起着主导作用。这种特征表现在婚俗上,便呈现出长期以来受中原正统文化对妇女束缚的一面,又受北方少数民族遗俗影响相对自由开放的一面,革命年代又出现了外来文化与当地文化相互冲突融合的一面,边区逐渐成为一个多种文化理念相互交融的地方区域。近代的婚姻家庭变革是社会变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女性觉醒的重要标志,边区女性的婚姻生活随着政治与经济的发展显现出阶段性特点和新常态。本文从六个部分展开论述。第一部分是研究的基础,包括绪论和第一章。绪论介绍选题缘起及研究意义,进行概念阐释,综述国内外研究现状、框架内容、资料方法、研究的难点与创新之处；第一章介绍边区的自然与人文环境、传统婚姻形态、陋俗与禁忌、择偶观与婚姻礼仪、乡村女性的家庭角色与精神面貌,以及边区政府建立前妇女解放运动、与陕北有关的婚姻法令和中国共产党的妇女观。这部分是全文内容展开的背景及革命政权介入后婚姻生活变化的参照。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利用和整合多种原始资料探讨革命根据地女性婚姻革命与变迁的内在逻辑。第二部分提出婚姻新政是相对封建社会旧的包办买卖婚姻制度而言的新型自由民主的婚姻制度,也是边区政府动员妇女参与革命与生产的一种政治策略。介绍边区政权稳定后婚姻法的颁行情况及新旧观念的冲突,通过多次修订婚姻法令及重塑妇女在政治、经济、教育及身体上的角色以保障女性社会权益与婚姻法实施的现实接轨,使婚姻改革趋于合理合情。第叁部分从四个方面分析女性婚姻与革命的关系,边区掀起了“离婚”高潮突出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一是普通群众的婚姻问题,妇女把离婚“想象为一种革命的证明”, 政府处理一般妇女离婚问题时向传统男权势力妥协。二是抗属婚姻问题,政府在战争与革命的背景下塑造模范军属及实施拥军优抗策略,有效缓解了政府与抗日军人的矛盾。叁是边区新女性“我的身体我做主”的情感生活与革命婚姻及男性干部的离婚问题,毛泽东的革命话语确立了“革命高于爱情”的价值观。四是以小说和诗歌为例介绍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婚姻与革命的叙述；第四部分以女性、家庭与革命的关系为考察中心,进而得出：一边区政府重塑妇女的家庭角色,促使其在家庭劳作和社会建设中发挥了“半边天”的作用。二是在集体主义引导下塑造“贤妻良母”、“模范家庭”和改造“女二流子”等社会实践中形成“新家风”。叁是农村妇女从被动觉醒到主动走出封闭环境,实现解放。第五部分指出生育是家庭的基本职能之一,是女性价值的具体体现,与人口问题息息相关。早婚生育、卫生观念和疫病困扰使得边区妇婴健康处于恶性循环状态,政府制定了妇婴保健政策,开展妇婴卫生运动以改变民众生育观。婚姻法中体现了儿童本位思想,但又出现了革命女性子女问题的非常态,政府建立保育制度以保障儿童身心健康,妇婴问题的解决有助于政权稳定与人口可持续发展。第六部分得出全文结论：一是边区婚姻新政下女性婚姻关系的重构。二是革命遭遇爱情与爱情遭遇革命的思考再现女性婚姻权益声张的时代困境。叁是以婚姻自由与“一切为了战争”两者相辅相成的关系解析阶级、民族与革命话语下对女性身体的认同。四是边区女性婚姻家庭变革与国家建构蓝图为新中国成立后婚姻家庭制度的改革提供了经验借鉴。本文以“女性、婚姻与革命”为视角,在革命外力的“催化”下,从女性生活本身出发,把女性的经验、经历和两性关系的发展变化作为研究的主要线索,对边区政府婚姻新政下女性的具体社会活动进行考察,解析其思想解放程度和婚姻家庭变迁。第一,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边区政府所颁布的相关婚姻政策法规相对于苏维埃时代在若干问题上做出更具体灵活的规定,亦更容易为社会接受,初步动摇了传统的婚姻制度,引起了婚姻家庭关系特别是两性关系的重大演变。这些政策法规既是中国共产党政权建设的一种“制度安排”,又是其社会治理的一种“策略选择”,既关注了女性在政权建设中的“社会力量”,又注意到她们在革命或战争时代的“身体力量”。中国共产党在广大革命根据地所进行的婚姻制度改革使得长久以来处于社会和家庭底层的妇女地位发生了转变,使她们在一系列的变革中从私人领域逐渐走向公共领域。边区妇女解放运动的进程与内容成为中国共产党社会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女性通过妇女解放运动完成了从家庭到社会的自身解放,最终加入到了社会主义革命的队伍中,为我国社会主义革命而努力奋斗。第二,婚姻制度作为社会制度的一个重要方面,其法律政策选择的价值取向关涉民众利益,或者说婚姻在本质上是一种最基本的民生安排,如承载太多的政治意义则会越来越远离人性并导致自身崩溃。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时期试图将“婚姻自由”原则彻底植入家庭,但婚姻变革绝非简单的新旧观念更替,其发生变革的基础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条件在内的社会制度的总体变革及妇女身体观的变化。虽然中国共产党努力尝试阻断封建婚姻的源头并实行“婚姻自由”,但这种实践在现实中屡屡受挫并引发了中共、妇女与男性农民在离婚问题上形成微妙的对抗,激起女性对自身权益的保护和声张,折射出婚姻家庭制度的战时性与共时性。第叁,此时的婚姻立法与实践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不仅发展了苏维埃时代的婚姻制度安排,而且奠定了建国后叁部婚姻法的基本内容和实践走向。
陈伟[8]2010年在《华中抗日根据地冬学运动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动员全国军民开展民族解放战争,实行全面抗战的路线。然而,我国农村民众文化素质的普遍低下与全面抗战的需求形成矛盾,这尤其表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广大敌后抗日根据地。为充分动员广大民众投入抗日洪流,巩固抗日根据地,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对抗日根据地的民众进行社会教育,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和文化素质尤为必要。冬学,作为利用冬季农闲时间为广大民众实施的一种补习教育形式,因其适应了抗战教育的要求及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的特点而在抗战时期迅速发展,成为各抗日根据地社会教育中最大量、最经常、最有效的方式。抗战前中国共产党关于民众教育的理论与实践,为日后抗日根据地大规模开展冬学运动提供了理论和实践的准备。华中抗日根据地在借鉴其它根据地开展冬学运动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使冬学运动开展的有声有色,其发展大致经历了起步、发展、繁荣叁个阶段。根据地冬学采用了灵活多样的教学形式,各级地方政府高度重视冬学工作,在冬学教材、教学内容、冬学教师的选拔与培训、冬学经费及教学设备等方面都做了大量细致工作,有力推动了冬学运动的发展。华中抗日根据地冬学运动历史作用主要在于:改造传统社会文化和社会心理,推动民众的政治觉醒,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激发他们的抗战爱国意识和民主意识,使根据地农民的现代性得到极大提升;在华中各根据地抗日民主政权的施政过程中,冬学运动作为发动群众抗日和领导农村革命的重要手段之一,有效锻炼和提高了党在局部地区的执政能力;立足当时的抗日实际,植根于群众生产生活实际,采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在坚持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同时,始终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华中地区冬学运动的成功开展离不开根据地领导的高度重视和有力的宣传组织工作,同时根据地结合当地实际情况有针对性的开展工作,逐渐探索出有地方特色的冬学形式。当然,冬学运动也存在着作为战时体制下开展起来的社会教育又不可避免地存在以下不足:学习的有用性强调得不够;过分强调了阶级教育和时政教育,忽视了教育的全面性;计划不够周密,工作重点的不够突出。这些不足不可避免地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冬学的质量和效果,值得总结和思考。
黄卉[9]2016年在《华北抗日根据地中国共产党道德建设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符合社会历史进步要求的道德文化会对社会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研究华北抗日根据地的道德建设,其意义在于揭示它对建设抗日根据地和战胜日本侵略者所起到的精神力量与社会贡献。同时,华北抗日根据地是敌后战场的重心和中流砥柱,解剖和总结这一根据地的道德建设,可以窥见整个敌后抗日根据地道德建设的全貌,以及所积累道德建设的丰富经验。当然,研究华北抗日根据地的道德建设对丰富道德文化建设理论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对当前我国道德建设也具有一定的启迪作用。本文从华北地区道德状况的实际出发,遵循党的奋斗目标和道德建设理念以及指导思想,运用伦理学、历史学、社会学多学科知识,以整体考察和个案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基础上对华北抗日根据地中国共产党的道德建设进行了系统考察,并全面阐述了道德建设的内容、核心观点、举措、经验教训、成就和意义。正文分为叁个部分:第一部分:论述了华北抗日根据地中国共产党进行道德建设的历史背景。从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入手,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道德现状进行了描述,揭示了其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对根据地生存产生的消极影响,指出了道德建设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并且阐明了道德建设的理念和指导思想。第二部分:主要阐述了道德建设的内容。其中包括:第一,提升道德意识,凝聚精神力量。从高扬爱国主义精神,倡导艰苦奋斗精神,弘扬勇敢战斗精神等诸多角度阐释了革命英雄主义和献身精神,中国军民如何激发出民族意识和抗日斗志,如何正确对待生死观,从而成为国家、民族的忠诚捍卫者和建设者。第二,加强道德修养,提升人文素质。首先加强自身修养,塑造个人良好形象。其次,倡导人文关怀,加强社会治理。根据地的党员、干部和一切公职人员必须尊重人,发扬人道主义精神,从思想、政治、经济、文化多方面关心人民群众的利益和诉求,向危害人民的公敌(如土匪、烟赌)进行坚决斗争。最后,提高文化科学水平,摆脱愚昧落后。提高文化、科技水平是摆脱愚昧落后状态的根本之举,是从封建迷信牢笼中解放出来的重要途径。第叁,倡导公平正义,保证民主权利。首先根据地实行普选制、保证了人民群众的民主自由和政治权利;其次实行减租减息,保证了农民的经济利益,再次,建立廉洁、清明高效政府。第四,改造不良风习,树立新风良俗。根据地在道德建设中提高妇女在家庭、社会中的地位;倡导婚姻自由,反对买卖婚姻;反对缠足;反对溺婴等内容,从而实现了家庭和睦、婚姻幸福、社会安定、良习新风的形成。第叁部分:总结了道德建设的经验、教训和启示。首先,党在华北抗日根据地的道德建设中取得了丰富的经验,例如,把道德建设放在重要地位;教育和法制相结合;抓典型、树榜样;多种方式方法等,这些经验使道德建设取得了辉煌成就。但在道德建设中也有深刻的教训,例如,对道德建设的理论研究不深刻,工作安排欠全面;教育内容有疏漏,教育措施不规范;干部作风有问题,道德建设打折扣;违背道德建设规律,强迫命令没有耐心等。当前我国已进入改革开放的新阶段,党中央正在构建道德建设的体系,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华北抗日根据地道德建设的精神资源,如爱祖国、爱人民、爱科学、爱劳动、无私奉献、自律自省、廉洁高效、团结互助、艰苦奋斗、革故鼎新、移风易俗等都有着重要的现实价值。当然,其中的教训也是我们应该汲取的。
汪玉明[10]2013年在《战后中国学生运动研究（1945-1949）》文中提出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学生群体怀揣着理想与责任,随着时代脉搏的跳动而表达诉求,先后演绎了一幕幕扣人心弦的时代剧作。尤其是在抗战结束后的1945-1949年间,学生运动告别战时的相对平静,在中国大地抒写波澜壮阔的画卷,成为这个时代社会变迁的"晴雨表"。事实上,战后学生运动既是社会变迁的重要推手,也是社会变迁的时代产物。在社会变迁视野下考察战后中国学生运动的发生发展,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战后中国社会剧变的内在机理。本文试图从社会变迁视野考察1945-1949年间中国学生运动发生发展的内在逻辑。除绪论和结语外,正文共五章。绪论主要介绍选题缘起及资料依据,综述前人研究成果,厘清本文的研究思路和框架。第一章主要探讨国际化影响与学生运动兴起的外因。从根本上说,近代学生群体的形成就是中国从封闭走向世界的产物,无论是早期的学生拒俄、拒法运动,还是战后的历次学生运动,国际化影响都或显或隐。近代以来中国深受国际化影响,尤其是抗战极大提升了中国国际化程度,世界大国特别是美苏对中国的影响日深,随着战后美苏对华政策的调整及战后世界社会运动的蓬勃发展,为战后中国学生运动的兴起提供了外部环境。第二章主要探讨地域底色差异与学生运动类型的多样。战后学运发展最终呈现高度趋同性,但在战后学运爆发初期乃至其后一段时间,学生运动的类型则是多样化的,而这种多样化与发生地的地域底色差异有着密切联系。长达八年的抗战对中国地域发展影响巨大,沦陷区、国统区、抗日根据地叁大地域呈现出明显差异,这致使战后学运主题选择不尽一致,尤其是战后初期的北平、昆明两地学运类型差异颇有代表性。第叁章主要探讨政治生态演化与学生运动走向的嬗变。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展开了对"和平民主"旗帜的激烈争夺,国内政治生态也更趋复杂。同时,两党都对教育界尤其学生群体给予了相当关注,其结果,国民党因其政策过于功利化、强迫化,激起学生群体的抵触;共产党则因其政策手段的温和理性,在潜移默化中获取了学生的同情、好感以至支持。当然,在国内政治生态演变中,国共两党对学运个案的态度也不尽相同。在战后两场具有民族主义背景的反苏游行和抗暴运动中,国共两党基于不同的政治考量,分别采取了不同的处理态度,这极大影响了两场学运的走向,反苏游行迅速兴起又迅速趋冷,抗暴运动则狂飙突进且影响深远。第四章主要探讨知识阶层分化与学生运动参与的扩大。事实上,知识阶层虽承继了中国传统士人的社会责任意识,但其对政治的参与更多是建设性的,是以诤友的姿态来与政府对话,特别是教育界知识分子深受西方教育独立思想的影响,他们虽对学生运动表示理解但却不赞成罢课游行的举动。然而,由于国民党推行独裁政治,战后中国社会面临空前的民主危机,一向被知识分子视为公共空间的舆论界生态也日趋恶化,加之其服赝的民主价值受到独裁政治的冲压,基于民主情结的"反独裁"诉求迅速高涨,这令知识分子与青年学生产生了思想共鸣。第五章主要探讨社会全面危机与学生运动动力的持续。中国现代经济发展本属薄弱,加之抗战的破坏及战后接收的蹂躏,中国经济陷入日益严重的危机中,这使得教育界面临空前的生存困境,教职员和学生群体的不满在淤积,进而演化为持续不断的学运。国民政府应对学运时始终低效而尴尬,这与国民政府高层派系斗争、中央与地方龋龉、学校与地方当局隔阂有很大关系。当国民政府尝试"运动学生"失败后,便以党团特务应对,在学生的抗议升级时,暴力镇压又频频出现,最终埋葬了政府的合法性。概言之,战后学生运动呈现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一篇篇充满战斗激情的文告宣言和一幅幅令人血脉喷张的游行画卷,它更是一个时代发展的缩影。在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下,各种势力、各种影响都卷入其中,从而对战后学运的起源、类型、走向、参与者、动力等产生重要作用,它既是社会变迁的产物,也影响着社会变迁的进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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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陕甘宁边区妇女婚姻生活研究[D]. 王亚莉. 山西大学. 2015
[8]. 华中抗日根据地冬学运动研究[D]. 陈伟. 扬州大学. 2010
[9]. 华北抗日根据地中国共产党道德建设研究[D]. 黄卉. 河北师范大学. 2016
[10]. 战后中国学生运动研究（1945-1949）[D]. 汪玉明. 南京大学. 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