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传播系统的结构、功能与困境分析——基于政治结构—功能分析方法的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结构论文,政治论文,功能论文,视角论文,困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政治系统如何通过政治传播构建政治秩序、实现政治整合、维护政治统治是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国家亟须解决的现实课题。本文拟从政治系统论中的政治结构-功能分析方法的视角出发，探讨政治传播学这一新兴学科。沿袭阿尔蒙德、多伊奇、伊斯顿等学者的研究道路，探寻政治传播系统的结构、功能与现实困境。
一、政治传播与政治传播系统
对政治传播的研究初始于20世纪50～60年代，到了70～80年代，西方对政治传播学研究形成三大学派：以研究政治选举为主要内容的主流学派(说服选举范式学派);对政治传播进行解构性价值批判，试图说明媒体如何使民主衰落的批判学派(文化研究学派)；强调媒介系统与政治系统的关系，以制度的政治和文化的政治为研究重点的中程学派。但是对于政治传播的研究至今仍然尚未建立全面的理论体系和独具特色的研究方法。施拉姆曾感慨道：政治传播学是一个“许多人路过，但少有人驻足的大交叉路口之一”。
政治系统论学者对政治传播的关注始于近代，出现过伊斯顿和多伊奇的政治系统研究和政治沟通研究、阿尔蒙德把传播看成维持政治体系的功能的比较研究等。中程学派继承政治系统论学者的某些观点，强调媒介系统与政治系统的关系。①而国内对于政治传播学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从媒介系统与政治系统的关系的角度展开对政治传播学的研究著作更是寥寥可数。②
本文沿袭了阿尔蒙德、多伊奇、伊斯顿等学者的研究道路，认为：所谓政治传播是与每种政治系统功能相关的具有政治意图的政治信息在政治系统各结构之间的传递与处理过程，它包括政治系统内部的政治信息传递与处理，政治系统与公众之间的信息传递与处理，政治传播系统与社会环境之间的政治信息的传递与处理，其中又以政治系统向公众的政治信息流动为重点。所谓政治传播系统就是由政治系统、传播媒介和公众三个政治互动要素所构成的有机整体。
从政治系统论角度对政治传播展开研究，其最大贡献在于将政治传播与政治过程紧密联系，并将其提高到了一个高度，即政治系统的功能由传播来执行，它为后来的学者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方法论研究视角，已然成为学术史上不可忽视的里程碑。其不足在于：(一)政治系统论学者对政治传播的研究是一种宏观上的子系统之间互动，缺乏对政治传播系统的微观模式和功能的进一步探讨；(二)它将政治系统看作是一个由目标导向的自我驾驭系统，忽视了现实中其他系统要素的反控制要求。这些不足使得本文的研究成为必要的补充。
二、政治传播系统的结构与功能
戴维·伊斯顿曾将系统论应用于政治过程分析，认为政治过程是一个输入-输出-反馈的循环过程，并由此提出了著名的政治系统的输入-输出系统模型。③在整个政治过程中，政治信息的流动贯穿于其中：政治始于传播，政治系统要达到自己的目标，需从各方面接受涉及体系目标、有关环境变化的信息，这些信息即是语言、符号化的政治支持与政治需求，因此，无论什么样的政治要求的提出都离不开政治信息的传递；政治运行于传播过程，政治系统内的政治转换是政治精英相互之间运用各种传播形式交流和沟通的复杂过程，政治系统对所接收的信息加以选择、储存、分析和处理，形成政治决策；政治止于传播过程的结束，政治输出是语言符号对转换结果的反映和描述，也可以说是政治信息从政治系统中的流出，它以权威性的决定、法令、政策等为形式公布并执行；反馈是新的传播过程的开始，政治系统通过反馈过程，获得决策执行过程和决策在环境中引起的信息变化，使政治系统及时了解反应，正确地调整自己的决策和执行，从而形成新的政治过程和传播过程。因此，政治的过程即政治传播的过程。
根据对伊斯顿输入—输出政治系统模型的传播分解，本文构建出以下的政治传播系统模型(见图一)：
图一 政治传播系统模型
Fig.1 Model of Communication political System
(一)公众传播(Mass Communication)
公众传播主要指公民之间的政治传播。包括一般的大众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等一切在民众间的政治信息流动。这种政治信息的流动传播影响逐渐扩大，成为公众意见的结合，最终形成具有足够影响力的政治需求与支持输入政治系统或将信息反馈给政治系统。当然，这种政治信息的来源(“信源”)可能是民众的自发，也可能是受到政治权威或舆论领袖的有目的引导，转化为公共舆论。这两类政治需求的形成过程实际上是相互转换的。因此，可以说公众传播构成了政治决策体系的决策环境，是政治决策体系输入和反馈的来源。公众传播在很大程度上受控于决策中心的输出量。
(二)精英传播(Upper Communication)
精英传播即政治体系内政治精英间的传播。政治系统从可被感知的各个信息源感知政治信息，并以其作为信息运行和博弈的载体，通过政治信息模式即“信息控制-编码中心”，政治系统对信息进行规范的筛选、翻译、解释和分析，认可或强化合乎规范的信息(信息正控制)，搁置或纠正不合乎规范的信息(信息负控制)，将处理过的源信息和反馈信息以政治决策的方式输出。
精英传播过程是政治系统的“黑箱操作”过程，政治精英在此黑箱中对政治信息的正控制或负控制，处理后的政治信息往往体现为一种象征或意识形态，其决策从传播学的角度来说是一种经过包装的体现公共利益的信息，在决策执行过程中体现为政治行为的作为或不作为。当然，在特定的精英系统中，这种政治信息也可能迎合公众及环境的反馈，发生改变。
政治信息在精英传播中的输入-输出模式在一定程度上由政治精英的结构所决定。政治精英的结构决定了从公众传播中流出的信息、符号或者说民意、政治需求能否进入政治系统。政治学家阿普特认为，在专制系统中，政府便是输入，社会的变化便是输出。政府对来自社会的反馈信息完全采取排斥态度，而在民主系统中，输入就是社会系统的变动，输出是决策，来自环境的信息的输入-输出就比较畅通。
精英传播以两种形式运行：正式的制度化形式、非制度化的形式。前者包括演说、讲话、讨论、辩论、投票等，通过这些活动交换、发布、获取和处理政治信息；后者包括私下的会晤、交流等，这种私下交流和传递政治信息形成了政治精英自我决策的重要基础。精英传播的畅通受制度化程度的影响。一般认为，制度化程度越高，精英传播越正式、越公开、越频繁，政治体系就越健康，反之亦然。
精英传播在政治体系和政治传播体系中处于极其重要的地位，发挥着重要作用。它使政治体系的决策得以进行并左右着政治体系的行动方向。公众传播、媒介传播尤其是公众传播必须通过精英传播才能对政治系统的行为施加影响。从政治传播的角度来说，精英传播对政治体系具有决定性影响，扮演着“控制者”的角色。
(三)媒介传播(Medium Communication)
媒介传播指政治精英与公众之间的传播，它一般通过政治传播媒介来完成。人际传播中的一般平民与政府官员、政治家之间的交流，政治家、政府官员与公众之间的某些交流以及政府的某些面对大众的政治传播都是媒介传播。
政治系统、传播媒介和公众是媒介传播中的三要素。政治系统在整个政治传播系统中是政治传播的控制者，在媒介传播中是政治信息的传播者；政治传播媒介在整个政治传播系统中是政治系统控制政治传播的控制机能，在媒介传播中是政治信息的传播中介或者说是公众和政治系统之间信息交流的通道；公众在整个政治传播系统中是政治传播的控制目标，在媒介传播过程中是指政治传播的受众，即接受信息的民众。
政治传播媒介包括人际传播媒介、组织传播媒介和公众传播媒介。人际传播媒介是指通过个人尤其是意见领袖经由组织或大众传播媒介，或者偶尔寻求直接方式在公众与政治系统之间进行的信息传播的中介。组织传播媒介是指通过团体、组织或政党经由组织或大众传播媒介，或者偶尔寻求直接方式在公众与政治系统之间进行的信息传播的中介。人际传播媒介和组织传播媒介体现了传播学中的“二级传播模式”或“多级传播模式”的相关研究成果。大众传播媒介是指用以向广大的受传者传递各种信息的技术手段，通常指报纸、广播、电视、网络四大媒介。根据受控程度的不同，本文将公众区分为“参与者”和“观看者”。在需求输入过程中，参与者指那些能表达者，观看者指那些不能表达者；在决策输出过程中，参与者指受控且反馈者，观看者指受控但未反馈者。
图二 媒介传播模型
Fig.2 Model of Medium Communication
媒介传播在政治传播系统中充当了政治系统与大众之间信息交流的通道。
(四)环境
政治系统论强调环境的作用，认为政治系统都处于特定的环境中，系统是开放的、动态的，不断与外部环境进行交流。其他政治系统面临的环境相类似，政治传播系统处于一定的政治环境、经济环境和文化环境中。其中，对政治传播系统产生具体影响的环境生态主要是传播环境和政治环境。前者是指由各种传播媒介营造出的一种社会情境，这种社会情境是传播者、受众以及广告商等多种力量综合作用的结果。随着大众传播的日益发展，大众传播也出现一种“异化”现象，它用各种手段搭建起一种“虚拟环境”——李普曼将其称为“拟态环境”——人们借助于政治信息中介，间接地体验和感受；后者主要是指政府生态，即政府行为和政府结构的平衡系统。所有社会制度都对它们的媒介进行控制，但不同的社会制度下的政府，对它们的媒介实行不同的管理和控制，从而也就产生不同的传播制度。政治环境与媒介环境之间存在着有机的联系。
本文从政治系统的视角展开，认为政治传播系统的功能在不同层次上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传播政治信息 这是政治传播系统最基本、最重要的功能。通过传播政治信息的功能，其他功能才能得以实现。
2、引导公共舆论 政治系统收集、储存、整理来自环境的政治信息，对其进行筛选和处理。同时，政治系统也将根据需要引导大众传媒对特定事件作广泛而深入的报道，利用大众传媒的影响力引导公众对该事件的关注与讨论。而大众传媒对政治事件的报道又常常是带有政治评论的，这种评论既有新闻性又有引导性，对公众的政治思想与政治态度可能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制造“同意”、改变舆论导向甚至转变公众的政治行为，这一过程即是政治传播系统引导和构建公共舆论的过程。
3、设置政治议题 大众传播媒介将某一社会问题设置为公众议题。它在一定时间内选择某个议题进行强化处理，强调报道，使选择的问题成为社会舆论的中心议题，从而使传播媒介选择并强调的问题对改变或坚定公众的态度产生强大影响。政治系统在公共舆论的压力下，认定这些社会问题列入政策范围内是有必要的，从而将这一公众议题上升为政府议题。另外，政治系统往往通过引导和控制大众传播媒介，传播政治意图，使议题具备公共舆论的基础，从而将政治系统所需要的议题上升为政治议题。
4、政治社会化 政治传播系统实现政治社会化功能主要通过两个途径：一是政治传播系统引导政治传播媒介通过大量报道使政治事件引人注目；二是直接宣传某种政治观念、政治态度与政治情感，久而久之这样的政治态度与情感成为现有政治系统的政治文化得以代际传承。政治传播系统的政治社会化功能，其实质是在公众的头脑中力图塑造出一种政治秩序和政治合法性，形成对现有政治系统的认同的政治心理和政治思想，从而实现政治系统长期的平衡与稳定。
5、塑造政治形象 即利用政治传播媒介通过各种形式的宣传和形象设计，把政治家、政府组织或国家本身塑造成可以信赖的、权威的、良好的形象。塑造政治形象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在国内公众中，政治家及政府形象的塑造；二是在国际社会中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
6、实现政治统治 政治传播系统所能实现的是凭借政治社会化过程进行软性的思想和舆论统治。政治传播系统通过这种隐性的政治秩序实现政治统治，比硬性的统治影响更大、成本更小，它所进行的这种“攻心之术”，是除政治传播系统之外的其他系统所不能体现的。
三、政治传播系统的困境——控制与反控制的冲突
正如所有的系统论所陷入的困境般，政治传播系统也将陷入这样一种困境：它是一个目标导向，强调信息控制的系统。但在社会这个大系统中，信息的流动具有不确定性，尤其是在转型分化的社会中，这种冲突以更加放大的形式表现出来，甚至出现信仰危机和价值危机。这种冲突困境具体表现于政治传播系统中各要素之间控制与反控制的冲突上，由于前文对政治系统的控制已有详细论处，本章节将详细讨论政治传播受众与政治传播媒介对政治系统的反控制表现：
(一)政治传播受众对政治系统的反控制
首先，政治传播受众对政治系统的反控制表现于其信息选择的主体差异。公众是政治信息的读者、听众和观众，即政治传播系统的控制者目标。但这并不意味着在信息接收过程中人们被洗脑，成为不会思考的“机器人”。政治传播受众受主体性因素的制约，如心理构成、价值观念、政治信仰、利益关系、政治需求等等，对于政治信息的接受是有选择性的。且由于政治传播受众的个体性差异，政治传播对于公共的政治态度与行为的介入程度也往往存在差异。这种差异在转型的社会当中，由于大众的利益分化较大而体现得尤为明显。
其次，政治传播受众对政治系统的反控制表现于其信息接纳的感官延伸。在信息化时代，大众传播媒介以无与伦比的社会穿透力取得了绝对的政治传播媒介的地位。“文字是人视觉能力的延伸，广播是人听觉能力的延伸，电视、多媒体则是视觉、听觉和触觉能力的综合延伸。”④可以说，大众传播媒介改变了由政治系统垄断资源的状况、扩展了公众接纳信息的领域、增强了政治传播受众接受信息的能力和信息选择的自主性。
(二)政治传播媒介对政治系统的反控制
首先，政治传播媒介的反控制表现于其多层次的价值取向上，即它是政治的或商业的，政治传播系统所倡导的主流价值往往是以国家利益为取向的，而传播媒介遵从的价值取向往往是社会价值、政治价值与商业价值的综合考虑。传播媒介传播系统社会价值取向决定了传媒对信息的采集与编排不仅仅侧重于政治意识形态，同时也侧重于与公众更接近的民生、经济、社会等方面的信息；传播系统的商业价值取向使得传媒的政治传播必须考虑传播的效果，传媒所构建的新闻具有某种娱乐的效果。
第二，政治传播媒介的反控制表现于它对自由权利的追求上，即它是倾向的或中立的。政治系统有对政治信息传播的控制权，与此同时传播媒介从未放弃过对新闻自由的追求与争取。在现代社会中，新闻自由是宪法赋予公民的民主权利，是公民的言论、出版自由在新闻活动中的体现。这对于政治系统的控制权起到了监督与制约作用，是政治传播媒介对政治系统控制的反控制的体现。
第三，政治传播媒介的反控制表现于传媒的权力亦称“第四权力”上，即它是权利的或权力的，大众传播媒介掌握了大范围受众表达思想的话语权，能通过对某些信息的强调与广泛传播影响公共舆论。在美国，大众媒介被称为政府、国会与法院之外的“第四权力”机构。在一定程度上，大众传媒成为了一种控制社会意志的力量，成为一种广义的权力形式。政治传播媒介与政治系统的权力冲突构成了“两个控制者”的冲突困境。
如何解决政治传播系统中这种控制与反控制的冲突困境呢？本文认为，政治系统、政治传播媒介、公众应当保持一种合理张力与统一。其一，政治系统、政治传播媒介、公众应当保持适当独立的张力距离，政治系统的控制性、传播媒介的独立性与公众对政务信息的知情权都应该得到一定程度上的保障；其二，传播媒介尤其是大众传播媒介为三者的统一提供了可能性，它既可作为政治系统与公众之间信息传播的通道，也可成为政治精英与公众交流探讨的平台；其三，政治系统应塑造出一种多元化的政治传播体制，使政治传播得到政治系统的合理引导，从而实现政治系统、政治传播媒介和公众之间的统一。关于保持政治系统、政治传播媒介与公众之间合理张力与统一之具体途径，则是本文遗留下的问题，希望在将来的研究中能提出更具实践性的解答。
注释：
①其相关著作包括戴维·伊斯顿的《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1965)和《政治分析的框架》(1965)，卡尔·多伊奇的《政府的神经：政治沟通及控制的模式》，阿尔蒙德与科尔曼的《发展地区的政治》，阿尔蒙德、鲍威尔的《比较政治学》，费根的《政治与传播》，L.Pye的《传播与政治的发展》等。
②有所涉及的著作包括李元书的《政治体系中的信息沟通——政治传播学分析视角》，吴欣煦的硕士学位论文《我国政府过程中的政治沟通》等。
③戴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第37页
④王敏：《思想政治教育接受论》，第8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