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主体：文化殖民的基础和源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源泉论文,主体论文,权力论文,基础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权力的角度来考察问题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视角。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以代表与权力的关系为主线分析了大革命时期的法国农民由于没有权力，“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①俞吾金教授也注意到马克思考察问题的权力视角，他提出了“马克思的权力诠释学”这一新概念。在《马克思的权力诠释学》一文中，俞教授把“马克思的权力诠释学”的内容归纳为四个方面，并解释了马克思的权力概念以及马克思权力诠释学的当代意义。②众所周知，福柯从权力的视角解构主体、分析知识、考察规训性社会的震撼力和影响力可以说是西方近现代思想史上力度最大的，他不仅影响了他同时代的后现代主义思想家，还为其他社会文化思潮提供了思维范式。受福柯权力理论的熏陶，后殖民主义也注重从权力的角度来重新解读东西方之间的文化关系，为我们开拓了理解东西方文化关系的新视野。从权力的角度来分析文化殖民(霸权)其实也是文化霸权(殖民)③的应有之意。文化霸权中的霸权(hegemony)与权力(power)的英文词虽然不同，但霸权与权力却具有大致相近的含义。《牛津现代高级英汉双解词典》(1988年版)和《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1997年版)对霸权(hegemony)一词的英文解释都强调了该词的领导权的含义，中文解释都有领导权和支配权的含义。在葛兰西那里，霸权具有强制和同意两个方面的含义。④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霸权(殖民)本身就内在了一个权力问题。基于此，我们认为权力主体是文化殖民的基础和源泉。西方之所以能对东方实施文化殖民，就在于西方是一个权力主体。正因为西方具有权力，它才能够“表述”、“建构”东方。表述、知识与权力具有实质性的关系。
一、关于权力的一般分析
综合起来，人们对权力的界定可以主要归纳为以下几种情况：权力的力量(能力)说；权力的资源说；权力的关系说；权力的结构说；权力的“眼睛”说；权力的媒介说；权力的硬软说。⑤
以上关于权力界定的七种主要观点，有的是从权力的本质，有的是从权力的表现，有的是从权力的属性，有的是从权力的存在形态等不同的角度来解释权力。本文认为，权力既是一种力量或能力，又是一种资源，正因为权力主体占有这种资源，它才有力量或能力来对权力的他者实施殖民统治，才会在有权者与无权者的权力结构性关系中呈现一种不平等的关系态势。本文所说的权力既指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政治、法权中的权力、宏观权力，又指媒介权力以及后现代主义意义上的话语权力、微观权力，既指政治、军事、经济等所谓的“硬权力”，又指文化、制度、价值观等方面的“软权力”。之所以作这样“笼统”的“大而全”的指认，主要是出于以下三点考虑。第一，二战以后尤其是冷战结束以来，时代发生了重大变化，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在此背景下，文化、价值观、制度、话语、媒介等的作用日益彰显，传统的那种赤裸裸的依靠政治、经济、军事等“硬权力”来强行推行殖民统治的行为日益遭到人们的谴责，“软权力”的存在和作用已是不争的事实。第二，后现代主义对微观权力的挖掘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微观权力观把对权力的研究指向社会的最边缘、最底层，关注社会的弱势群体，注重微观政治研究，注意到性别政治、种族政治中的权力问题，这些无疑扩大了我们对权力实施范围的认识。但微观权力观的提出不能以否认宏观权力的存在为前提，当今社会，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军事权力以及法权等宏观权力，不仅依然存在着，而且是其他权力(微观权力、媒介权力、软权力等)得以实施的强有力的“后盾”。权力虽然具有不同的形态，但这些不同形态的权力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媒介权力、知识权力、软权力、微观权力是依附性权力，总体上是供政治、经济、军事权力、硬权力驱使的，但后者在要求前者依附的同时，也深深依赖于前者，前者装饰了后者的社会形象，证明着后者的合法性。第三，文化殖民的实施是多形态权力共同作用的结果。表面上看，文化殖民依靠文化手段，通过文化价值观、意识形态等的渗透来进行殖民侵略和统治。但实际上，文化殖民不是靠单一的文化手段就能奏效的，在“软权力”的背后有“硬权力”的支持，在微观权力之侧有宏观权力相伴。不仅如此，文化等“软权力”要起作用如没有“硬权力”作基础，它是失效的。“软权力”本身不能称其为权力，它只有建立在“硬权力”基础上才能成为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权力。正如亨廷顿指出的，只有硬的经济和军事权力的增长才会提高自信心、自负感，更加相信与其他民族相比，自己的文化或软权力更优越，并大大增强该文化和意识形态对其他民族的吸引力。⑥西方对东方以及世界其他地区的文化殖民，从根本上说是资本主义现代性合乎逻辑的结果，它主要不是源于对东方或其他非西方民族的文化偏见，而是因为资本本身的扩张逻辑。资本的本质就是扩张。东方及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之所以被文化殖民，从根本上讲，是由于它们在文化、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结构性落后和边缘化，是由于它们“硬权力”的不足。
通过以上的权力界定，我们认为权力具有以下特征：第一，权力具有相互依赖性。权力体现出权力主体与权力客体在资源占有上不对等的关系以及权力主体与权力客体在能力上的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没有权力客体，权力主体就失去了权力作用的对象，也就失去了权力；权力客体也依赖于权力主体，不对称的依赖导致服从，导致权力的产生。第二，权力具有等级性。由于权力总是存在于有序结构之中，因而居于不同层次的权力也就有了等级之别，权力主体的权力总是大于权力客体的权力，权力指令的发出者的主体与权力指令的接受者的客体之间的权力是不平等的，权力的行使者比权力的接受者拥有较多的权力。第三，权力具有强制性，也具有非强制性。作为一种宏观权力和“硬权力”，权力具有强制性，权力的行使就是使权力客体的意志服从权力主体的意志，而且这种服从无须征得权力客体的同意。作为一种微观权力和“软权力”，权力又具有非强制性，它是隐性的、潜移默化的，是以“同意”的方式得以实施的。正如哥伦比斯和沃尔夫所说，“‘权力’是否直接等同于‘强制力’这个问题，我们倾向于把‘权力’看作是各种不同制服因素的混合物，其中包括军事上的强制、经济上的诱惑、意识形态的同化和道义上的制服等等”。⑦但权力的非强制性最终要以强制性为基础。第四，权力的扩张性和侵略性。任何权力的实施总是与一定的目的相联系，这种目的使得权力主体的支配意志不断地转化为支配行为而施加于权力客体，以实现和维持权力主体的特定利益。因此，权力不可避免地具有扩张性和侵略性。权力在运行过程中总是表现为权力的自我膨胀、扩大、越权和对权力客体权利的侵犯。权力的扩张性和侵略性是权力特征的最重要的体现。
无论是相互依赖性、等级性的权力，还是强制性、扩张性和侵略性的权力，权力的实施总是要预设权力主体和权力客体双方的存在。一直以来，西方总是以权力主体自居，这不仅是西方中心主义观念的使然，更是西方具有宏观权力、“硬权力”的产物。西方占据了世界上绝大多数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资源，这也就夯实了它的坚固的实力——作为力量或能力的权力，决定了它在不对等的东西方权力关系中处于主宰、支配、控制和统治的地位。正如赛义德所说，“知识或信息和媒体形象生产的分布是不均衡的；其地点和最大势力的中心都坐落在被争论的双方称作宗主国的西方”。德里克也注意到权力在东西方之间的不平衡关系，正是西方处于优越的位置，东方主义者才有了解他者、谈论他者、“为他者说话的权力”。⑧西方以权力主体自居，也就同时把东方作为权力的他者了。作为权力他者的东方之所以被他者化，实际上也与它所占有的权力资源状况，与它在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中的地位相关。“身处贫穷就是身处于一个别人有权处置你的位置”。因为，“弱肉强食和权力与财富的悬殊是人类历史上永恒的事实”。赛义德告诉我们，“在今天的世界里，可以把这些事实与帝国主义及其历史和形式联系起来看。当代亚非拉国家虽然政治上已经独立，但在许多方面仍然受人主宰，没有主权，跟欧洲帝国直接统治的时代没有两样”。⑨这是否就是作为权力他者的东方的历史宿命呢？问题似乎没有这么简单。
由此看来，要摆脱东方作为权力他者的命运，解构在东西方权力关系中处于主宰、支配、控制和统治地位的西方权力主体，除了增加东方社会的权力资源，改变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秩序，提升东方社会在国际关系中的话语权，重建东方民族文化以外，也许更为艰巨的任务还是要彻底破除长期存在的主体主义观念。我们知道，后现代主义在反思现代性时批判了现代性中的基础主义、逻各斯中心主义、主客二分的本质主义、理性主义等在场的形而上学，反对了主体的极权性、专制性和压迫性，而后殖民主义也讨论了文化霸权的主体性根源、主体性表现，强调了基于文化“杂交”、“模拟”等反文化霸权策略基础上的文化的非纯粹性、互融和共存等问题，将二元对立的主体主义观念视作帝国主义文化的标志，并对此进行抨击。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的研究给我们提供了些许有益的启示。我们强调重建东方民族文化、解构西方权力主体，并不是要建立一个类似于西方自我中心式的文化，不是摧毁一个西方权力主体后再树立一个东方权力主体，不是击溃西方的“霸权”后重新建立东方的“霸权”，而是要统统打倒像“主体”、“中心”、“霸权”这样的具有宰制性的东西，走向东西方文化之间的交融互生、平等共生。实现这一目标虽然任重而道远，却是一条富有生命力的路径。
二、表述与权力
“表述”是文化帝国主义的一个重要问题，在文化殖民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对东方的“表述”不仅是文化殖民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而且通过对东方的“表述”为文化殖民进一步摇旗呐喊、鸣锣开道。“表述”与文化殖民是遥相呼应的。
西方在文化殖民之始就已经在建构、表述东方了。通过对东方的“东方化”、妖魔化来为自己的殖民主义行径提供合法性的论证。西方人认为，东方无法表述自己，东方是一块斑驳破烂的画布，等待着西方人去修复，东方的材料只有经过西方之手才可以信赖。那么，东方又是被表述成什么样的形象呢？东方人缺乏自治能力、一直都是在专制和独裁的统治下度过的；东方思维的主要特征是缺乏精确性，很容易蜕变为不可信赖；东方人的大脑，就像其生动别致的街道一样，缺乏对称性，他的推理属于最不严谨的描述一类；东方人或阿拉伯人容易受骗，“缺乏热情和动力”，大都沦为阴谋和狡诈的奴隶，对动物不友好；东方人无法在马路或人行道上散步(他们混乱的大脑无法理解聪明的欧洲人一下子就能明白的东西：马路和人行道是供人们散步用的)；东方人对谎言有顽固的癖好，他们“浑浑噩噩，满腹狐疑”，在任何方面都与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清晰、率直和高贵形成鲜明对比；东方阿拉伯人是“再次堕入野蛮状态的文明人”，其文明、宗教和礼仪是如此低级、野蛮、与欧洲相对立，简直没有重新征服的价值；阿拉伯人热衷于血腥复仇，打内心里不愿意和平，天生地与一种实际上与正义相悖的正义观相连，因此，是不可信赖的，必须像对付任何其他致命疾病一样与其殊死相争；阿拉伯人是冥顽不化的野蛮人；阿拉伯语是一种危险的意识形态；阿拉伯人是麻木混杂着无可救药的过分清晰、贫穷混杂着奢华的符号象征；⑩等等。总之，东方是在静态的、几乎是理想的想象中得到表述的，既没有发展的潜在可能性，更没有发展的历史性。
西方人为何能够表述东方？或者说，为何西方是表述的主体，而东方却成了被表述的客体、他者？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给我们提供了一条明确的思维路径。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中，马克思提出了“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的著名论断。马克思这里的“他们”是指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保守的法国农民，“别人”是指大权在握、处于主宰地位的波拿巴。法国农民之所以不能代表(11)(表述)自己，要由波拿巴来代表(表述)他们，是因为波拿巴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头上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波拿巴与法国农民之间的代表(表述)关系归根结底是由代表(表述)与权力之间的关系决定的。表述与权力是密切相关的。一定的表述并不是纯然的客观描述，表述中总是渗透着一定的意识形态、政治和权力。
马克思的上述思想深深影响了后殖民主义的主干将赛义德。在《东方学》中，赛义德把马克思的上述论断置于该书的卷首扉页，作为全书的指导思想，他接受了马克思关于代表(表述)与权力关系的思想。不过，他把马克思所批判的法国农民“换成”了“东方”，把波拿巴“换成”了“西方”，他意欲要说明的是为什么“东方无法表述自己；东方必须被西方表述”。在《东方学》中，赛义德详细地研究了东方主义的“殖民话语”，批判了西方对受殖民主义控制的那些地区和文化所进行的编码和意识形态迷雾的制造。他认为西方对东方的“建构”和“表述”，是为了西方对东方的殖民化服务的。东方之所以“无法表述自己”、“必须被西方表述”，是因为东方没有“权力”；西方之所以能够对东方进行“表述”，是因为西方殖民者占有“权力”——归根结底是“表述”和“权力”以及两者的关系问题。为此，他对表述与权力的关系作了缜密地探讨。
在赛义德看来，之所以是西方人建构、表述和书写东方，东方人的世界之所以能为人所理解，并非由于东方人自身的努力，而是因为有西方一整套有效的操作机制，通过这些操作机制东方才得以为西方所确认。这些操作机制也就是强力、权力和权威机制。他说，对东方的表述，“由于是从强力中产生的，在某种意义上创造了东方、东方人和东方人的世界”。(12)为此，赛义德提醒我们，要研究文化、观念和历史这类东西就必须同时研究其力量关系、权力结构，否则不可能得到认真的研究或理解。不能仅仅把东方看作是人为建构起来的，如果相信观念、文化、历史这类东西仅仅出自想象，将是不严谨的。由于西方与东方之间存在着一种权力关系、支配关系、霸权关系，所以表述、建构、想象也必定渗透着权力意识。他以法国作家福楼拜与埃及妓女库楚克·哈内姆的关系为例来说明表述与权力的结合。埃及妓女从来不谈自己，从来不表达自己的感情、存在或经历。相反，是福楼拜在替她说话，把她表现成这样。福楼拜是外国人，相对富有，又是男性，正是这些起支配作用的因素使他不仅能够占有库楚克·哈内姆的身体，而且可以替她说话，告诉他的读者们她在哪些方面具有“典型的东方特征”。“福楼拜在与库楚克·哈内姆关系中所处的有利地位并非孤立的现象。它很好地体现了东西方之间力量关系的模式，体现了在这种力量关系模式影响下产生的论说东方的话语模式”。(13)正因如此，赛义德相信，将东方学视为欧洲和大西洋诸国在与东方的关系中所处强势地位的符号比将其视为关于东方的真实话语更有价值。他强调指出：“我们必须尊重并试图把握交织在东方学话语中的各种力量关系，其与实权社会经济和政治机构之间的紧密联系，以及它们所具有的令人恐惧而又挥之难去的持久影响力”。(14)
东方学对东方的表述归根到底是从权力的角度察看现实的一种方式。结果，熟悉的东西(西方、“我们”)与陌生的东西(东方、“他们”)之间的差异扩大了，东西方两个地域被人为地强行分开：西方是强大的，有自我表述能力的；东方是战败的，无表述能力的。而行使这一分隔、表述特权的不是一个傀儡，而是一个大权在握的创造者，这一创造者所具有的生死予夺的权力表述、激活并建构了自己熟悉的边界之外的另一个地域。这一想象、表述和分隔在某种意义上创造了以这种方式构想出来的两个世界，而这种想象、表述和分隔的自由总是西方人的特权，由于他的文化处于强势地位，他可以窥探东方的巨大秘密，他可以无休无止地纠缠这一秘密，他可以对其进行任意的塑造和解释。
由此，我们可以说，任何表述的背后或许都存在着一种借助文化殖民而体现出来的权力关系，所有表述都离不开这一权力关系的支配。表述者在书写和表述文化之间差异的时候，都无法避免在文化之间拉开距离，划分层次和等级，所谓的传统与现代、野蛮与文明、过去与现在、东方与西方，这些“被表述”出来的文化差异，背后都隐含着一种层次性和等级性，这种层次性和等级性是被书写和表述出来的，而非真实的存在。的确，在一个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中，有必要提出这样的问题：“谁表述出对谁的看法？”、“谁有权表述其他谁的什么样的故事？”、“谁表述，而谁又被表述了但又缄默不语？”。这些问题不仅是饶有兴趣的，而且是非常富有意义的。可以说，回答了这些问题，也就基本上明晰了表述的实质，理清了在殖民主义的境遇中表述与权力的勾连。米歇尔·德·塞尔多的《历史的著作》的一段文字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表述与权力的勾连。探险者阿美利哥·韦斯普奇刚刚登陆，偶遇海滩上一名侧卧在吊床上的裸体女人，于是，这个裸体女人就代表“美洲”。对此，塞尔多评述道，“征服者将写下他者这个躯体并从这里找寻自己的历史。从她那里，他将制出‘有历史记载的’躯体……她将是‘拉丁’美洲……她是个地图上尚不存在的新领地——一个未知的躯体，命中注定用其创造者阿美利哥的名字。但是这里真正开创的是权力的话语把这具躯体殖民化了。这是征服了的文字。它将改变他者的空间……这种文字虚构了西方历史”。(15)塞尔多是对的，殖民主义话语中的历史表述是虚构的，表述者站在行为主体的位置上即权威的位置上，其目标是“制造历史”，当然，这种对历史的“制造”是与殖民化联系在一起的。表述历史的权力问题与文化殖民主义的核心问题是一致的。
东方学对东方的表述本身就是一种话语，作为一种话语，表述像所有的话语一样，都由符号构成，但它所作的不仅仅是将这些符号用来指明事物，在对东方的表述话语中，存在着一种权力，正是这种权力，才可以使西方人对东方智慧、神秘的东方和衰退堕落的东方等等作出判断说明。最重要的是，对东方的表述话语对被指定为“东方”的一切事物、一切人都有控制生和死、在场和不在场的认识论和本体论的权力。话语也意味着写的和说的东西，而写和说就是从控制者和被控制者之间的权力关系出发的，不仅如此，还内含着这一权力关系。在西方，随着欧洲统治范围的扩大，话语权力也相应的增长，殖民话语与殖民权力是相伴随的。
对他者的表述一般要通过塑造他者的形象来得以进行。塑造他者形象的过程体现出形塑者与他者之间的关系。在这一关系中，是前者形塑后者，而后者则被前者形塑。对后者来说，其假定的角色是被动接受；对前者而言，则具有观察、研究等权力。他者被形塑为僵化，一成不变，需要形塑者对其加以考察，甚至需要形塑者提供有关其自身的知识。在这里，存在着一种信息，简言之，就是一个形塑者和一个被形塑的对象，没有形塑者的激发，对象永远只能处于惰性状态。“二者之间的关系本质上是一种权力关系”。(16)
对他者形象的塑造，形象学(17)的研究可以为我们提供进一步的佐证。形象学是近年来在欧洲兴起的一门学科，现已成为一个极具影响力的前沿性学术研究领域。形象学是在比较文学意义上把“形象”作为研究对象的，但它并非一般性的关于形象的总体研究，而是关于异国形象即以国家为单位的他者形象的研究。他者形象的出现是作为主体的塑造者主动形构的产物。因此，形象学必然涉及他者形象与形塑者之间的关系问题。在这种关系中，虽然形塑者与他者表现出了某种互动性，但形塑者始终占据优势地位，处于主动态势，而作为异国的他者则处于被动地位，被形塑者塑造。这种关系显然也是一种不平等的关系，在这一关系中也渗透着权力的因子，或者说，这一形塑与被形塑的关系和权力本身就是合二为一的。形塑者在塑造他者形象时，他者是作为形塑者的欲望对象存在的，通过这个欲望对象，形塑者来确认“自我”，展示“自我”，表现“自我”。他者形象的塑造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形塑者对他者在符号或象征领域中行使权力，对其进行等级化的置位，操纵、控制、欲望化他者，最终将他者形构成如其所愿的那种形象。结果，形塑者“自我”往往以美好的形象呈现出来，而他者则被极力丑化和妖魔化，其形象具有显而易见的漫画化特征。
由此可以看出，形塑者对他者形象的构造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客观”化的过程。形象学的研究表明，他者形象的产生具有坚实的社会基础，他者形象总能映照出社会现实的影子。这一社会基础通常是由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科学技术及文化的实力构成。当实力较强的形塑者塑造实力较弱的他者形象时，形塑者倾向于将他者放在次要的位置上，采取俯视的角度，居高临下，以傲慢的态度并用低劣、愚昧、贫穷、落后等词汇来妖魔化他者。殖民者常以这种形式来塑造殖民地国家的形象。
三、知识与权力
依据西方中心主义观念和二分思维模式，西方把自我建构为主体，把东方建构为他者、客体。西方所建构的自我“主体”，按照毕尔格的话说，就是“透过自己的特殊性来感知自己为普遍性的代表”。(18)西方作为“主体性”和“普遍性”的化身，也就决定了西方有资格、能力和义务来“代表”东方，替东方说话，安排东方人的生活，拯救东方人于水深火热之中。因此，西方这一“普遍性的代表”身份中也就暗含了殖民主义的意蕴。
在他们看来，西方作为主体性和普遍性的代表，自然意味着西方的知识也具有主体性和普遍性。这种具有主体性和普遍性的西方知识能够代表人类知识的最高成就，它就像一束灵显的上帝之光，普照人类存在的各个角落，使愚昧变得文明，落后变得进步，传统成为现在。如同主体对客体、普遍(共相)对特殊的“同一”一样，作为具有主体性和普遍性的西方知识“代表”、“同化”作为他者的东方知识不仅是合情合理的，也是合法的。
被赋予“普遍性的代表”身份的西方知识是对知识类型化的产物。它不仅把知识分为优劣高低、文明与原始的不同等级，而且贬低甚至排斥其他的知识类型。如同海德格尔在《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中指出的，罗马时期人文科学研究的计划总是依赖于在合乎人性的人的规范观念与原始人的畸形的观念之间所作的区分。他认为，所谓合乎人性的人在罗马共和国时期就是指罗马人，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继承了罗马人的这个偏见。(19)从这一意义上看，西方殖民主义话语的知识观不仅体现出对所谓原始人、劣等人的排斥，而且体现出它对这种人所拥有的知识施加了一种强制性的标准。这一标准就是作为主体性和普遍性的西方知识。依据这一标准，殖民主义话语自称能够代表其他的非西方的知识，代表“被制服的知识”(用福柯的话说是“被剥夺了资格的知识”、“在等级体系中地位卑微的知识”、“天真幼稚的知识”)，而这些“知识”体现的正是被支配性知识体系强行“驱逐出境”的思想与文化。殖民主义话语对西方知识代表身份的确认，对普遍性的虚妄声称，其实是一种欲盖弥彰的效应，它掩盖了知识与权力、知识与统治利益之间的关系。正如马克思指出的，统治阶级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装扮成全社会与全人类的利益，从而赋予自己的观念以普遍性的形式。
因此，知识的主体性和普遍性根源于权力的主体性和普遍性。要探明知识的实质，权力是一个重要的根源性视角。西方是权力主体，虽然西方主体的权力是强制性和排斥性的，但它的运作却常常是隐藏的、迷惑人的。权力的运作常常经过了一系列令人迷惑的“自我包装”。通过这一包装，权力既可能通过强力的展示与实施而表现自己，又可能以“无功利”的文化启蒙的面目出现。权力既是有权者与无权者之间的本质区别，又表示出一个可以占据的想象空间，一个可以模仿的文化模式。最有效的权力运作是通过其对象的协作来实施的，这种表面上的“协作”实际上是权力的渗透性与普遍性的征兆。一旦权力使自己潜入他者内部，“协作”现象就是不可避免的，权力的普遍性得以实现。正如福柯所说的，权力的排斥形式是与它的网状的包容性相配套的：权力是通过网状的组织而被使用与实施的。(20)没有什么外在于权力的东西，权力是无所不在的。“权力的无所不在，不是因为它包容万物，而是因为它来自所有的地方”。(21)也就是说，只要存在着社会关系的地方，就有权力的存在，每个人都在受着权力的制约。无所不在的普遍性的权力孕育着普遍性的知识。像“眼睛”一样的权力(22)在四处张望、到处探视，同样，作为主体性和普遍性的西方知识也在随时随地地教导着东方、规训着东方。
从内在性权力的角度看知识，知识本身就是权力。知识中徘徊着权力的幽灵，知识中存留着权力的东西，其本身仅仅是一种工具，一种行使权力的工具。知识的目的不再是概念和图景，也不是偶然的认识，而是方法，对他人劳动的剥削以及资本。不仅如此，知识本身也是一种权力形式，我们可以把这种权力形式叫做“软权力”(约瑟夫·奈语)，知识权力(福柯语)或符号权力、符号资本、符号暴力(布尔迪厄语)。布尔迪厄十分注重对符号资本或符号权力的分析和运用，他指出，“符号权力，一种次级的权力形式，是其他种权力的一种经过变形、改造和合法化的形式”。(23)所谓符号资本就是被接受和被认同了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资本。符号资本具有两面性，它既是一个权力话语系统，同时又存在自身的合法性问题，即在一定的社会范围和文化秩序中，是否和为什么应获得社会成员的认同和信任问题。在《关于电视》一书中，布尔迪厄明确地将传播知识文化的媒体电视指认为符号暴力。他认为，电视在当代社会并不是民主的工具，在某种程度上却恰恰是带有霸权和压制性质的大众文化工具。他分析和揭示了电视所具有的符号暴力和权力话语的特征。与鲍德里亚一样，布尔迪厄也认为，电视不是一种“录制工具”，而是“成为一个制造现实的工具”，它已成为主宰社会生活的权力所在，它甚至对社会事件和社会行为有着决定性的作用，“电视成了进入社会或政治生活的主宰”。(24)在现代社会中，殖民统治和权力是隐性的、结构化的，也就是说它们往往不是通过传统意义上的警察、军队等“硬权力”来强制执行的，而是通过符号资本或符号暴力这一“软权力”来行使的。
从内在性权力的角度看知识，知识中充盈着无处不在的权力。福柯视域中的权力是一种全景式的网络化存在，这个权力网络监视、判断、评估和矫正着网中存在物的一举一动，任何东西都逃不出“权力的眼睛”。知识也不例外，知识也存在于弥散性的权力之网中。既然逃不脱“权力的眼睛”的凝视，知识也就不可避免地受到权力的侵染和渗透。福柯在运用知识“考古学”的分析方法中发现，每一知识断层都充满着无处不在的权力，每一话语系统都含有权力的运作和规范，人类所有行为都成了现代话语“帝国主义”和权力/知识体系的控制对象。福柯的系谱学研究也指出了知识和权力的不可分割性，他认为，“权力和理性嵌刻于种种话语和制度性场址之中”。(25)凡是知识所及的地方也是权力所及的地方，知识是无处不在的，权力也是无处不在的。
从内在性权力的角度看知识，知识与权力不仅是密不可分的，而且是相互依存的。知识产生权力，没有知识的生产、积累和流通，权力就不能建立起来并得到巩固。“话语传递着、产生着权力；它强化了权力”。(26)知识的再生产是权力的再生产的一种基本形式。知识为权力划定范围，权力作用的渠道主要是通过知识，知识总是以真理的形式为权力作辩护的，权力只有依凭于不断创新的知识才能维持、延续、扩张其影响力和地盘。正如福柯所指出的：“在我们这样的社会和其他社会中，有多样的权力关系渗透到社会的机体中去，构成社会机体的特征，如果没有话语的生产、积累、流通和发挥功能的话，这些权力关系自身就不能建立起来和得到巩固。我们受权力对真理的生产的支配，如果不是通过对真理的生产，我们就不能实施权力”。(27)
权力也产生知识，没有权力的维护，知识不仅不能形成，而且也不能持续地留存下来。权力为知识确定形式，权力要求知识的承担者不断地去发现知识和创造知识。在每一个时代，权力都起着一种知识生产的作用。知识是“一个生产、规范、分布、循环和操作命题的有秩序的程度系统”，正是权力系统“生产和支撑了它”。(28)知识和权力是相互关联的，没有权力便没有知识，没有知识也没有权力；权力控制了知识，知识也能给人以权力。知识与权力是狼狈为奸的。
倚傍着权力的知识必然具有无穷的力量，它将使出浑身的解数去周游世界，去观察、探视、评判、殖民、同化作为他者的知识。一个负载着权力的知识主体诞生了。这个知识主体通过设立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东方与西方之间、文明与野蛮之间、发达与不发达之间的知识的永久等级秩序而实施一种殖民——知识与文化的殖民。或者说，正是知识与权力的牵连，才使得文化殖民主义行径一路高歌猛进，凯旋而至。在文化殖民主义者的眼中，他者已经不再真正地拥有知识，处于衰退状态，因此他们便只能在现实世界中保持沉默，接受作为具有主体性和普遍性的西方知识的“拯救”。正如赛义德指出的，“东方文本最终处于一个没有发展或者没有权力的领域，一个恰恰同欧洲文本和文化殖民地地位相符的领域”。(29)
正是由于东方文本没有权力，它才沦为“被制服的知识”、“被剥夺了资格的知识”。而后殖民主义的理论旨趣就是尝试重新肯定东方知识的价值，拒绝把西方文化特权化、普遍化，指出西方的知识与文化在提出普遍性要求时，从来没有考虑东方世界的知识以及自己对于东方世界的无知。据此，后殖民主义提出了东方社会的“知识领土化”任务：撕破殖民主义话语关于知识活动非政治化的伪装，把被帝国主义普遍化的西方知识重新地方化。后殖民主义所做的这项工作体现了哈贝马斯所说的“知识的解放旨趣”：追溯被压制知识的历史踪迹，意欲重建被压制的内容。后殖民主义对西方文化霸权的批判，在今天看来，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它为我们进一步分析文化殖民尤其是文化殖民中的权力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和理论视野。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78页。
②参见叶汝贤、孙麾主编：《马克思与我们同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258-268页。
③文化霸权也可以叫做文化殖民，是指文化强势方通过意识形态、生活方式、价值观等的渗透，利用文化方式对文化弱势方的控制，从而取得政治霸权、军事霸权和经济霸权所不能达到的效果。参见拙文《关于文化霸权概念的再思考》，载《广东社会科学》2005年第5期。
④关于文化霸权概念的详细讨论请参见拙文《关于文化霸权概念的再思考》，载《广东社会科学》2005年第5期。
⑤关于此问题的详细分析请参见拙文《对几种典型权力观的评析》，载《广州大学学报》2008年第8期。
⑥转引自王缉思：《文明与国际政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84页。
⑦哥伦比斯、沃尔夫：《权力与正义：国际关系学导论》，北京：华夏出版社，1990年，第78页。
⑧罗钢、刘象愚主编：《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14、89页。
⑨爱德华·W.赛义德：《赛义德自选集》，谢少波、韩刚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204页。
⑩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第48、222、395、396、412、413页。
(11)英文“represent”既有“代表”、“代理”之意，也有“表现”、“描述”、“表述”之意。中共中央编译局把“represent”译为“代表”，而《东方学》的中文翻译者王宇根先生则把“represent”译为“表述”。故此，本文认为，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represent”(代表)也有“represent”(表述)之意。
(12)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第54页。
(13)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第8页。
(14)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第9页。
(15)戴维·莫利、凯文·罗宾斯：《认同的空间——全球媒介、电子世界景观与文化边界》，司艳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85页。
(16)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第396页。
(17)关于形象学的分析，参考了张月发表在《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期的《观看与想像——关于形象学和异国形象》一文，谨此致谢。
(18)彼得·毕尔格：《主体的退隐》，陈良梅、夏清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58页。
(19)孙周兴编：《海德格尔文集》(上)，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第136页。
(20)M.Foucault,Power/Knowledge:Selected Interview and Other Writings,1972-1977,Harvester Press,1980,p98.
(21)米歇尔·福柯：《性史》，姬旭升译，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5页。
(22)“眼睛”是福柯在分析权力时所使用的一个独特的词汇，他为此干脆把其一本访谈录名为《权力的眼睛》。参见米歇尔·福柯：《权力的眼睛》，严锋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
(23)参见萧俊明：《布迪厄的实践理论与文化再生理论》，载《国外社会科学》1996年第4期。
(24)皮埃尔·布尔迪厄：《关于电视》，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0页。
(25)转引自于文秀：《“文化研究”思潮导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10页。
(26)福柯：《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严锋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88页。
(27)福柯：《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严锋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28页。
(28)Michel Foucault,Power Knowledge:Selected 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s 1972-1977,edby C.Gordon,New York:Pantheon,1980,p.133.
(29)爱德华·W.赛义德：《赛义德自选集》，谢少波、韩刚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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