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文》与《释名》声训之比较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说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本文探讨了声训产生的历史背景和发展分期，并从编排、数量、体例、方式、成就与不足等方面，对《说文》与《释名》的声训进行综合的分析比较，指出了它们的异同点。
关键词 语源学 声训 义类
汉代是我国训诂学的第一个黄金时代，相继出现了《尔雅》、《方言》、《说文》和《释名》等一系列训诂专著。在这些著作中，历来备受推崇的当属《说文》，有显学之称。自问世以来，为之作注诠释的就多达娄十家。而最受冷落的要算《释名》，研究者寥寥无几，甚至还一度被列为“唯心主义”、“应该批判”的对象〔1〕。本文试图从声训的角度，比较《说文》与释名《的异同，借以深入发掘和认识《释名》在语言学方面的真正价值。
一、《说文》、《释名》声训产生的历史背景
声训之学并非在许慎和刘的时代才出现的，远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开始了。最早的声训材料见于《周易》。《易·说卦》：“乾，健也；坤，顺也；坎，陷也；离，丽也；兑，说也。”在先秦诸子文中，也使用了不少声训材料。《论语·颜渊》：“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孟子·滕文公》：“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庄子·齐物论》：“庸者，用也；用也者，通也。”《荀子·大略》：“礼者，人之所履也。”当然，此时的声训尚处于萌芽状态，在运用的方法上还未具备条例，多数只是利用音义相关来阐说某些政治、社会见解，往往带有儒家说教的目的，还不是严格的语文学的声训。
到了汉代，训诂家继承了先秦的声训传统，在注释中大量使用“以声说义”的方法，声训材料在当时字书和传注中屡见不鲜。如《诗·小雅·巧言：“君子信盗。”笔传：“盗，逃也。”》《诗·召南·采蘋》：“于以采”。郑笺：“蘋之言宾也，藻之言澡也，妇人之行尚柔顺自洁清，故取名以为戒。”《白虎通交·号》：“霸，犹迫也，把也，迫胁诸侯，把特王政”。《春秋繁露》：“君者元也，君者原也，君者权也，君者温也，君者群也。”实际上，这类声训随意性还相当大，训词与被训词之间尽管声音相同或相近，但是意义上却毫无直接联系，它不是客观地解释语词的固有意义，而是说明某一事物在某种特殊场合的寓意，而且这种寓意往往过多地渗入个人的主观附会，对于语词来说，完全是外加的东西，离开这种特定的场合就不被承认了。因此，此类声训也不能算真正的声训，它在语言学上是没有多大意义的。
真正做到通假借、明方言寻语源的声训是从许慎的《说文》和刘熙的《释名》开始的。《说文》全书虽以形训为主，但不少地方使用了声训，在解字释义中明显以音为纽带。王念子说：“《说文》之为书，以文字而兼声音训诂者也。”〔2〕例如，《说文》：“天，颠也，至高无上，从一大。”段注：“此以同部叠韵为训也。凡门，闻也；户，护也；尾，微也；发，拔也，皆此例。”《说文》中的声训，已经逐渐突破了经学附庸的局限，成为一种有意识的词义研究。
《释名》作于东汉兴平元年至建安八年（即公元194-203年），比《说文》晚了大约一百年。刘熙总结了前人的声训经验，创造性地提出了“名之于实，名有义类”的声训理论〔3〕，并把这一理论付之实践，完成了我国第一部声训专著——《释名》。《释名》和《说文》同是汉代这个特定历史时代的产物，但比较而主义《释名》的声训数量之多，体例之完备都远远超过了《说文》。《释名》几乎人武部采用了声训方式，是汉代用声训最多的一部书。书中自觉地用语音来训释词义，以语源学的观点研究训诂，意在扒求事物命名的由末。可以说，汉代的声训至此才算真正定型。《说文》、《释名》广泛采用声训的方法来说解词义，这对后世《右文“说和声义同源”说、“声近义通”说的创立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综观两千年来声训的历史，我们认为大致可以分为以下4个时期（一）萌芽期—先秦时代，以《周易》为起端；（二）定型期—两汉时代，以《说文》、《释名》为标志；（三）发展期—宋代，以王圣美等人的“右文说”为代表；（四）兴盛期—清代，以段玉裁、王念子等人的“声义同源”说、“声近义通”说为代表。
二、《说文》和《释名》声训的体例特点
《说文》和《释名》，由于作者的语言观不同，因此在声训体制特点上也呈现较大的差异。
1、编排各有特点
《说文》的最大特点是创立了“据形系联”的原则，按字形部首排列，全书将9353字分为540部，以六书理论逐一分析形体，以形求义。同时，它还注意以声求义，使形训和声训紧密结合相辅相成。段玉裁认为：许君之书虽“主就形为之说解”，但是“兼字义、字形、字音而言之”，“一字必兼三者，三者必互相求”〔4〕。《释名》不同于《说文》，它是一部以声释义的训诂专书，作者认为世间万事万物的名称，“百姓日称而不知其所以之意”，所以他说著此书的目的是“叙论指归”〔5〕，即推究事物命名的由来。全书共8卷27篇，其编目和内容明显受到《尔雅》的影响，按词义系统分类编排。
2、声训分量不同
《说文》与《释名》在运用声训的比例方面，有较大的差距。黄侃认为：“《说文》义训只居十之一二，而声训则居十之七八。”〔6〕很显然，所谓《说文》“声训居十之七八”之说，是带有夸大万分的，其原因是把书中的形声混于声训。真正的声训必须符合“音同”或“音近”这个标准。因此，据统计，《说文》声训共有706例，其中单纯使用声训者102例，先用声训再用义训者60例，先用义训再用声训者106例，声训组合于义训之中者413例，声训与形训配合者25例〔7〕声训字约占全书总字数的8%；而《释名》全书共1502词，用声训就有1335例，其中同韵部或同韵类为训的1237例，声母相同或相近为训的98例〔8〕，声训字约占总字数的89%。由此可见，声训释词在《说文》中还只是一种解说的辅助方法，而在《释名》中却成了主要的训诂手段。
3、声训体例有别
《说文》的声训往往与汉字形体紧密结合在一起，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1）以同源词直接训释。如“祸，害也。”“剖，判也。”“侨，高也。”“慈，爱也。”
（2）以义界形式中的某字来表示。如“吏，治人者也。”治与吏同在第一部，此亦以同部叠韵为训也。“
（3）采用“从某某，某亦声”的训释方式。如“城，以盛民也。从土成，成亦声。”
《释名》的声训体例比较复杂，前人已略有探索。清人顾千里曾归纳其条例为10：“曰本字，曰叠本字，曰本字而易字，曰易字，曰叠易字，曰再易字，曰转易字，曰省易字，曰省叠易字，曰易双字。”〔9〕顾氏之概括可谓详尽，但却不免过拘泥字形。《释名》的条例分述如下：
（1）以同音字为训。这种声训在《释名》中占绝大多数，具体又可分以下5种情况：
①以同声符字相训。如《释言语》：“躁，燥也，物燥乃动而飞扬也。”按：“躁”属精母宵部，“燥”属心母宵部，声符字同为“喿”。
②以声符字训形声字。如《释言语》：“铭，名也。记名其功也。”按：“铭”为形声字，“名”为其声符，二字均为明母耕部。
③以形声字释声符字。如《释宫室》：“亭，停也，亦人所停集。”按：“停”为形声字，“亭”为其声符，二字均为定母耕部。
④以同字相训。如《释书契》：“籍，籍也，所以籍疏人名户口也。”按：“籍”为从母铎部，此以动词释名词。
⑤以字形无关的同音字相训。如《释丧制》：“丧祭曰奠。奠，停也，言停久也。”按：奠、停二字字形无关，但均为定母耕部。
（2）以音近字为训。
①声母相同，韵母不同，双声相训。如《释亲属》：“叔，少也，幼者称也。”按：“叔”属审母觉部，“少”属审母宵部，二字双声为训。
②韵母相同，声母不同，叠韵相训。《释衣服》：“领，颈也，以壅颈也；亦言总领衣体为端首也。”按：“领”属来母耕部，“颈”属见母耕部，二字叠韵为训。
③声韵母不同，但相近为训。如《释车》：“轺车，轺，遥也。遥，远也，四向远望之车也。”按：“遥”属喻母宵部，“远”属匣二母均为喉音，二字声韵相近，可以相训。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说文》的声训条例比较简单，多注重字形和字义的差异。而《释名》使用的声训材料比较严格，体例也比《说文》复杂得多，完备得多。《释名》的声训取字相释是以“音同或音近”为总原则的，在其中很难找出语音不相通而为训的例证。
4、释词着重点不同
《说文》重在以形立训，“六书”一以贯之，求其形义和声义之指归，属文字学式的训诂。《释名》则重于以声立训，求其声义同源之指归，属语言学式的溯源。试以几条同训之例来说明。如《说文·日部》：“日，实也，太阳之精不亏，象形。”《说文·月部》：“月，阙也，太阴之精，象形。”《说文·释天》：“日是以实也，光明盛实也。”“月，阙也，满则阙也。”《释名·释天》：“朔，月初之名也。朔，苏也，月死复苏生也。”“望，月满之名也。月大十六日，小十五日。日在东月在西遥相望也。”两相比较，训释词义的大不一样。《说文》一般在声训之后必标明六书结构，以明文字形义之联系。而《释名》在声训之后多阐明事物命名之所以然，旨在穷尽名物之源。 5、释名角度不同
许慎是一位古文经学家，“慎性实笃，博学经籍”，有“五经无双叔重”之称〔10〕。故《说文》重于释经，多“经艺之本”，释义往往较《释名》正统。而刘熙作书意图是为了解决“百姓日称不知其所以之意”，故“下及民庶应用之器”，〔11〕无所不谈。在释名角度上比《说文》更灵活多样，不仅比事理上训释，而且从事物的性质、作用、形状、特征等方面探索词义之间的关系，因此释义也较《说文》生动形象、明白易懂。例如《释宫室》：“楣，眉也，近前各两，若面之有眉也。”《释名》因屋和檐相连与人面之目和眉的关系相似，故以“眉”相训，显得比《说文》形象易懂。《释首饰》：“梳，言其齿疏也。数言比，比于梳，其齿差数也。”按：《释名》抓住了梳子齿疏这个最大特征来训释。而《说文》则训为“梳，所以理发也，从木，疏省声。”是从其作用的角度立训的。
三、《说文》与《释名》在声训方面的贡献和不足
《说文》是我国语文学史上最早综合分析汉字形音义的字典，它主要是从形义学的角度出发来研究声训的，它保留了许多珍贵的声训材料，对古音研究以及同源词研究具有特殊科学价值。
第一，创立了形音义互相推求的训诂方法，给《释名》等声训著作以启发。
段玉裁在《说文序注》中指出，许慎的《说文》不同于《三仓》、《急就篇》，“许君以为音生于义，义著于形。圣人之造字，有义以有音，有音以有形。学者之识字，必审形以知音，审音以知义”〔12〕。《说文》是一部形训兼声训之书，它对词义的训释始终贯穿着“以形音义互相推求”这一原则。
第二，运用声训来推求语源和系联同源词，推动了汉语语源学的发展。
《说文》在训诂方面最大的贡献是动用因声求义的方法，推求汉语语源和系联同源词。这种根据声义索源的该当，启发了人们从语源入手，以声为纽去系统地掌握汉语词汇，大大推动了汉语语源学的发展。
城然，《说文》是一部以形训为特点的书，但全书也明显地贯穿着声训这一线索，它比《释名》更重视从整个词义系统的系联上去考查语源。可惜的是，过去的学者对《说文》也存在一些缺点。许慎往往过多囿于字形，对某些字的声训有牵强附会这处。如“王，天下所归往也……孔子曰：一贯三为王”、“丙，位南方，万物成炳然”、“丑，纽也。十二月万物动用事，象手之形。”这些训释都是不够科学的。
《释名》是我国第一部完整而系统的声训词典。它的问世，标志着汉语训诂史一个新时代的开始。把《释名》与《说文》相比，我们认为下面几点是值得肯定的。
第一，真正确立了声训的基本形式，使声训趋于系统而科学，成为一部名符其实的集声训之大成著作。
如果说《说文》主要还是从文字学的角度研究汉语，那么《释名》则首次从语言学的角度研究汉语。刘熙吸收了前人声训的研究成果，把早期只是作为说话写文章的一种表述方式出现的声训，变成了后来寻求语义确定性的训诂所用的声训，使声训真正定型，并逐步走上了正轨。同时，他指出研究词义不一定拘于形体分析，应从语言着手来探求字词声义的关系，使语言学研究别开天地。
第二，提出“名之于实，名有义类”的音义理论，全面深入探求事物得名之由，开词源学专门研究之先河。
《说文》的声训已开始用于推求事物命名的由来，但所涉及的范围还是很有限的。其后，郑玄在《周礼序》中首次提出了“就其原文字之声类考训诂”的原则〔13〕，并在经书注述中强调了“声类”的作用由双声叠韵和音转以推见物名之原。可异他一生尽心力于注述，无暇写成这方面的专著。其弟子刘熙亲承师旨，得所启发，写成《释名》一书。书中总结性地提出了“名之于实，各有义类”的语言观，认为社会上的客观事物分为不同的类，语言中词的义类反映了客观事物的义类。这种关于词的类别的认识，的确高出时人许多。《释名》正是从义类出发，以探求每一事物的得名之由为宗旨，进行专门的、系统的词源研究。概言之，《释名》对词源的探源基本上是成功的，其可信率高达60%以上。
第三，最早尝试描写汉语读音，并且利用方音进行比较研究，开创了汉语语音学研究的新领域。
古人注音，或用直音，或用读若，几乎没有涉及语音的分析描写。《释名》问世后，才开始探索从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两方面去描写读音。例如《释天？：“天，豫司衮冀以舌腹言之，天，显也，在上高显也；青徐以舌头言之，天，坦也，坦然高远也。”“风，衮豫司冀横口合唇言之，风，汜也，其气博汜而动物也。青徐言风，踧开唇推气言之，风，放也，气放散也”。其中所谓舌腹、舌头、横口合唇、踧口、开唇等，都是根据发音对语音加以分析描写，并记录了不同方言区读音不一样的情况。虽然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释名》并未给后人留下一个确切的音值，但早在1700多年前已经能如此描写读音，实属难能可贵。
第四，成功地揭示了多数合成词的词源结构，对后世合成词研究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上古单音词占优势，合成词很少。因此，时人对合成词的分析也极少。《释名》对合成词的分析推源做了成功的深度全书共训释合成323词个，大多是言之成理的。如《释天》：“彗星，星光梢似彗也。”“彗”即扫帚，彗星尾部形状象扫帚，俗名“扫帚星”，故得名正以其“梢似彗”又如《释床帐》：“屏风，言可以屏障风也。”推求出“屏风”的得名实源于其挡风之功能。
第五，对《说文》等菱的声训材料有继承，又有创新。
刘熙当时是否乍到《说文》，今已无从确考。但据史书记载，刘熙和郑玄二人是同乡（均为后汉北海郡人），刘熙曾师从郑玄。而郑玄注《三礼》时，有多处引自《说文》（见于《考工记·冶氏注》、《仪礼·既夕礼注》、《小戴记·杂记注》），所以，按师承关系，我们推测刘熙可能是见过《说文》的。在《释名》中确有不少声训是与《说文》一致的。如实之训日，缺之训月，冒之训木准之训水，吐之训土，纽之训丑，孳之训子，微之训尾，仲之训中，依之训衣，苏之训朔，扪之训门等，都与《说文》相同。仅以《释天》为例，全篇共释97事，而训词与《说文》完全相同的就有12例，基本相同的又有18例。这说明《释名》对《说文》具有一定的继承性。但是，《释名》并非机械重复，而是在继承中有发展，有创新。它与《说文》等典籍声训的最大不同有于，其声训之后必作进一步注解，以明确其声训之由。因此，《释名》中不少字词的训释比《说文》更为准确。例如《释亲》：“嫂，叟也。叟，老者之称也。”《说文》“嫂，兄妻也，从女叟声。”对比显然《释名》对“嫂”的探源是成功的，而《说文》仅停留于“嫂”的表层意义上。又如《释丧制》：“少壮而死曰夭，如取物中夭折也。”《说文》：“夭，屈也。”相比之下，《释名》的解释确切易懂《说文》的解释则显得含混。
《释名》由于历史的局限，不足之处也很多。释义喜欢采用当时神权法典《白虎通义》的一些说法，有时滥用声训，任意取一字之音附会说明另一音近的名称，这就未免有主观臆断之嫌。如书中关于天干、地支、五行、八卦之类词的训释，多染上神学之气，这些正是《释名》的糟粕。
客观而言说文《的声训尚无系统的理论作指导，对声训的认识还是比较粗浅的。可是为什么《说文》的影响却比《释名》大得多呢？究其原因有二：一则《说文》从形音义三方面来综合说解文字，因此后世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等研究都可以《说文》为蓝本；而《释名》只是从声音来训释词义。二则《说文》是一部传统的经典性著作，释文大多引自古文经传，成书以后即广泛流传，唐代还曾把《说文》列入科举考试科目之上。因此，历来为学者所师法、传习不绝。而《释名》训释的多是“百姓日称”的一般词语，几乎与经典无关，故问世以后影响不大，直至晚清才开始稍被重视。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说文》和《释名》各有所长，又各有所短，《释名》对《说文》既有继承，又有发展，他们同是声训的奠基著作，在中国语言学史中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但总的来说，《释名》声训的成就超越了《说文》及其同时代的任何一部著作，其开创之功实不可没。《释名》的声训理论与实践对今后汉语语源研究将产生十分深远的影响。
收稿日期：1995-08-10
注释：
〔1〕 王力《中国语言学史》。
〔2〕 王念孙《说文解字序》。
〔3〕〔5〕〔11〕 刘熙《释名·序》。
〔4〕〔12〕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卷十五。
〔6〕 黄侃、黄焯《文字声韵训诂笔记》。
〔7〕 李传书《说文声训的特点和声韵的关系》，《湖南师大学报》，1986年增刊。
〔8〕 祝敏彻《从汉儒声训看上古韵部》，《兰州大学学报》，1984年第2期。
〔9〕 顾千里《释名略例》，《释名疏证补》卷首。
〔10〕范晔《后汉书·儒林传》。
〔13〕贾公彦《序周礼废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