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霞消失的时候》：历史反思的文学方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晚霞论文,方式论文,历史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手抄本”说的更正 《晚霞消失的时候》(下文简称《晚霞》)，中篇小说，刊于《十月》(北京)1981年第1期。中国青年出版社几乎同时出版单行本。80年代初曾引起轰动的小说，许多已经风光不再，不再被人提起，但《晚霞》在发表后的三十多年里，仍常受到褒贬不一的关注。这部小说在很长时间里，被诸多研究论文和当代文学史称为“文革”后期著名的手抄本小说。但现在证实，所谓“手抄本”的说法是子虚乌有。 我也是传播这一子虚乌有的信息者之一。80年代末在北大，和90年代初在东京大学讲当代文学，都把它说成是手抄本小说。根据讲稿整理出版的《当代文学概说》(1997)，说它是“曾以手抄本流传的三部中篇”①的一部。《中国当代文学史》②第二十章“历史创伤的记忆”，也再次把它归入“‘文革’后期以‘手抄本’形式流传”的作品。有文学史著作和搜索网站词条，也有称之为“地下小说”的。 “地下小说”和“手抄本小说”说法的错误，2009年乔世华的文章已经提出③，但那个时候我没有读到。艾翔2012年的文章，进一步用翔实材料，指出将《晚霞》说成“地下小说”与“手抄本”的谬误，他并梳理了多部论著在这个问题上出现的差错，包括杨鼎川的《1967：狂乱的文学年代》(1998)，许子东的《为了忘却的集体记忆》(2000)，也特别指出我的《中国当代文学史》(1999)。艾翔说，“大概由于这几部(篇)研究成果的一致认定，尤其是洪史的广泛传播，《晚霞》作为‘手抄本’的‘地下文学’特质在学界及高校师生的印象中已根深蒂固”④。 从我这方面，显然是研究工作缺乏严谨态度造成。当然，也正如艾翔等指出的，包括我在内的一些研究者，在一个时期存在这样的一种“文化心理”：秘密流传的、“地下的”作品具有更值得重视的思想/美学价值；在布满裂痕的时代里，时间界限，以及特殊的写作、传播方式具有更高的等级，也更动人心魄。因此也就乐于去寻找、认定更多的这一类型作品。其实，在完成《中国当代文学史》写作之后，对这种心理我已有觉察，在1999年讲课录音整理的《问题与方法》(2002)中，就有将自己包括在内的反省：“对50-70年代，我们总有寻找‘异端’的冲动，来支持我们关于这段文学并不单一、苍白的想象”。不过，这个觉察，并没有落实到对《晚霞》的处理上。 去年，针对有关“手抄本”的错误，已告知出版社更正《中国当代文学史》两处地方的表述，这里感谢艾翔等的批评，也向读者致歉。修改的文字有两处。之一是： 在“文革”后期的“手抄本小说”中，还有《波动》《公开的情书》《晚霞消失的时候》等作品。 在“文革”后期的“手抄本小说”中，还有《波动》《公开的情书》等作品。⑤ 另一处是： ……除此之外，“文革”后期以“手抄本”小说流传的几个中、短篇小说，也是最初的反思性讲述的重要例证。 ……除此之外，“文革”后期和“文革”刚结束时的几个中、短篇小说(有的曾以“手抄本”方式流传)，也是最初的反思性讲述的重要例证。⑥ 所谓“三部手抄本中篇”，还包括赵振开(北岛)的《波动》，和靳凡(刘青峰)的《公开的情书》。《波动》说是1974年初稿，以手抄本形式流传，但具体情形仍有晦暗不明的地方。倒是《公开的情书》的作者提供了这方面的具体材料。靳凡60年代初在北大中文系上学时，本名刘莉莉，应该是“文革”期间改名刘青峰。除了这部中篇之外，在八九十年代影响最大的是她和金观涛的“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的论述⑦。2009年，刘青峰访谈中说到这部小说的写作经过⑧。她并非严格意义的红卫兵，“文革”开始已经是大学生。1968年分配到贵州的中学教书，丈夫金观涛(北大化学系毕业)则在杭州的塑料厂当工人。她说，1971年林彪事件后，许多人感到迷茫、压抑，“在公开场合，人的内心真实世界，思想，隐藏起来，而交流采取的特殊方式：读书交流、信件往还，来建构一种精神生活”。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相信不少都有这样难以磨灭的精神记忆。刘青峰说，小说写成后以手抄本形式在清华、北大同学中流传，也通过她妹妹传到在内蒙古插队的知青。“文革”结束后有油印本，曾刊于杭州师范学院的学生刊物《我们》上，然后才登载于《十月》1080年第1期。不过，这已经是1979年9月修改完成的第二稿，和“文革”间流传的手抄本肯定不同。因此，即使《公开的情书》曾是手抄本，“文革”后正式发表(即我们现在读到的版本)的已经修改过，难以再是严格意义的手抄本了。在文学史叙述层面上，要将文学史出版、传播方式的“手抄本现象”，和文本意义上的“手抄本”加以区分。现在正式出版的，在文学史上被称为“手抄本”的那些作品：如《第二次握手》《波动》《公开的情书》等，在正式发表(出版)时都有情况不很清楚的修改，便不再属于文本意义的手抄本。这个区分，相信不是咬文嚼字。 二、持续的关注 这些小说中，《晚霞》在80年代初影响最大。由四十三封信构成的《公开的情书》也一度有很多读者，在知识青年中反响热烈，但持续时间不是很长，主要是“新启蒙”思潮涌动的阶段。虽说是“情书”，但难以发现通常意义上的情爱内容。它延续的是“当代”，特别是“文革”写作上的那种“藐视”日常生活的精神崇拜的“传统”，以至《十月》的编辑曾有在结尾安排爱情中的主人公见面的建议，但没有被接受。 相比而言，《晚霞》在关注度和关注的持续时间上，都要强于《情书》。程光炜教授2005年在人民大学课堂上，讲到他二十多年后重读《班主任》和《晚霞》的情景。重读《班主任》感到枯燥无味，而“其实非常粗糙，技术也不好”的《晚霞》，他却控制不住情感：“我是不断擦着流到脸上的眼泪把《晚霞》读完的，心里的真实感受是‘震撼’、‘震惊’，还有‘难受’。那天我坐在自家的阳台上，读完小说已是黄昏，楼下道路上已陆陆续续有住户的汽车从城里返回，是下班回家，给人非常生活化的感受。但我还是陷入在小说的情绪里，拔不出来……”⑨程光炜不是那种见花落泪，望月伤心的性格，也早已过了轻易掉泪的年龄。我们当然不好揣测有多少读者像他那样，事实上重读的读者中也有严厉批评的。但是，感动、批评都是基于作品能触发强烈情绪反应的前提。这个情况，除了小说思想的某种复杂性和深度而外，程光炜归结的原因是，《班主任》写的是“问题”，而《晚霞》写到人；后者不是“伤痕”“揭露”小说，而是“救赎小说”。 《晚霞》发表当时，就有争议，受到批评。并为政治、思想文化界高层人物注意，如胡乔木、王元化、冯牧等。90年代之后，“高层人物”对具体作品再也不会那么关心，主要是文学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地位的下降。据说，中国作协副主席、党组书记冯牧有“才华横溢，思想混乱”八字评语。当年对它的尖锐批评主要是两点，一是“美化罪恶累累的国民党战犯”，二是宣扬了宗教。不过，有宗教界人士和信仰者并不认可里面写的是“宗教”，无论是基督教还是佛教。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就说它“写的不是宗教”；大概信仰不能是那样理性的条分缕析，况且南珊在是否信仰基督教问题上犹豫不决：这大概是那个时候，公开正面写到宗教信仰，还是禁忌吧。 影响很大，现在仍被经常引述的批评文章，是王若水的《南珊的哲学》⑩。王若水当时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参与起草引起激烈争议的周扬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纪念会的报告，在人道主义论争中发表《为人道主义辩护》(11)的论著，被认为是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推动者之一。按照“当代”思想文化界划界分派的逻辑，他似乎应该支持同样被看作属于“思想解放”潮流的《晚霞》，事实却不是这样。不过这也有助于我们了解80年代思想主流的错综复杂一面。在异化、人道主义问题上，当年对周扬、王若水的批评，从方法论层面，是指责他们将“人道主义”剥离具体历史情境的抽象化；这有点像60年代阿尔都塞的《保卫马克思》，批评当时以反思“斯大林主义”为主要动力而出现的“新马”将人道主义当作“意识形态火焰”。但令人深思的是，身陷“抽象化”指责的王若水，也同样以“抽象化”的理由批评《晚霞》，依据的也是相似的思想逻辑。他认为，《晚霞》作者没有很好学习马克思主义，在思考、处理文明与暴力、阶级性与个性、爱和恨(情与理)、人与神关系上，用固定不变、抽象的道德、人性尺子去衡量、判断(12)。从这看似矛盾的现象里面，可以看到80年代前期，“思想解放派”的思想主轴虽说是新启蒙的人道主义，但其内部的不同构成，在历史反思上也各有其不同出发点，也有不同的尺度。说起来，对周扬、王若水，还有《晚霞》的历史抽象化的批评，确实于理有据，不过，批评者也有同样的问题，也是将王若水的人道主义、将《晚霞》中的人性论述，从具体情境中剥离，而无视这些论述所由发生的“文革”的历史背景，无视点燃“意识形态火焰”的某种历史合理性。 《晚霞》的影响，除了“严肃”的一面，还有“有趣”的另一面。小说虚构的楚轩吾这一人物，以及虚构的楚轩吾儿子被黄伯韬下令枪决，还有黄伯韬自杀“以身殉国”的悲壮场景，后来在诸多网站的历史网页中，以至在若干纪实性的历史书籍(13)中，被作为史实征引。如果在某一著名搜索网站输入“楚轩吾”的人物词条，可以看到这样的显示：“原为国民党国防部高级专员，后任国民党第25军代理军长。其父楚元，原系军阀冯玉祥旧部。1944年洛阳陷落时阵亡”——这段话完全抄自《晚霞》。这个词条人物没有生卒年，没有籍贯，要是代为添加，那便是：“生于1981年，籍贯北京《十月》杂志，卒年永远不详”了。历史为文学提供题材，文学转而参与历史的叙述，这在中外都不稀罕。不过，时间如此靠近，文学虚构就被作为史料征引，确实相当少见。 《晚霞》再次被一些人关注，是21世纪这十几年，并成为思想文化界有关历史记忆，有关当代史和“文革”评价的争论的组成部分。当然，关注《晚霞》本身，也由一些畅销的出版物——若干部知名人士回忆他们七八十年代经历的图书——引起。它们是：《八十年代访谈录》(查建英主编，北京三联2006)，《七十年代》(北岛、李陀主编香港牛津2008，北京三联2009)，《暴风雨的回忆：1965-1970北京四中》(北岛、曹一凡、维一编，香港牛津2011，北京三联2013)。其中，《暴风雨的回忆》也收如刘辉宣(礼平)回忆“文革”红卫兵运动的文章；他和北岛当年都是北京四中的学生。这些图书的撰写者，曾以不同身份、(“正面”或“反面”)角色参与当年的政治/文化运动，也是后来思想文化领域的有影响的“成功者”。他们的追忆，涉及如何重现、评价“文革”和思想解放的80年代这一有争议的问题。由于《晚霞》既写到红卫兵在“文革”初期的活动，又写到对这一历史事件的反思，也就很自然被纳入“新世纪”这一当代史争议的潮流之中再次受到注意。 重评《晚霞》的文章、论著，我读到的主要有徐友渔的《人道主义支撑在哪里——对五种文学文本的解读》(14)《晚霞消失之后的道义》(15)，陶东风的《一部发育不全的哲理小说——重读礼平〈晚霞消失的时候〉》(16)，艾翔的《被话语绑架的历史反思——重读〈晚霞消失的时候〉》(17)。这个时间，礼平也发表了长篇访谈《只是当时已惘然——〈晚霞消失的时候〉与红卫兵往事》(18)。另外，一些研究“文革”题材文学的著作，也涉及《晚霞》这部作品，如许子东的《为了忘却的历史记忆——解读50篇文革小说》(北京三联2000)、《重读“文革”》(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张景兰《行走的历史——新时期以来“文革”题材小说研究》(台北秀威2008)等。还有大量的论文这里不一一列举。 上面的论著，对《晚霞》评述的角度、方法互异，或侧重思想观念的提取，或借助叙事学、症候分析等方法揭示其中的矛盾、裂痕，它们对这个中篇的思想艺术评价也不尽相同。但有一点是一致的，这就是都聚焦于小说如何处理“文革”的历史记忆，如何看待这一“精神债务”的问题。这正如徐友渔所言，“虽然时间已经过去了30年，但小说提出的问题，争论反映的问题，至今还没有解决，而且与今日中国充满矛盾的社会密切相关。” 三、《晚霞》的几个特征 因为职业(上课和编写教材)的关系，我读这个中篇不止一次，也就积累了一些印象。《晚霞》在80年代虽然很有名，但一般读者，包括不少研究者对作者的情况所知不多；这是文学史上作品大于作家，或是“一本书(一篇作品)作家”的那种情形。“新时期文学”中，《公开的情书》《伤痕》《神圣的使命》等都有相似之处。当然，产生的原因不尽相同。靳凡是很快将注意力转到理论、历史研究方面，不再涉足文学创作，卢新华、礼平此后虽说仍有作品发表，却没有产生处女作那样的轰动效应，而被忽略不计。对于礼平，许多人是过了好多年才知道他刘辉宣的本名，知道“文革”发生时他就读北京四中，和北岛同学，是早期红卫兵的积极参加者，是流行一时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歌曲的谱曲者，知道他80年代还发表有中篇《无风的山谷》、电影文学剧本《含风殿》，并一直在文学相关部门任职……这些传记材料，相当一部分来自他2012年接受访谈的披露。《只是当时已惘然》的访谈长文，可以为我们解读《晚霞》打开更大的空间，但并非《晚霞》的注释；事实上，在“文革”历史记忆的讲述上，两者存在值得辨析的，有趣的差异。 在80年代，批评家一般都被《晚霞》里面表达的观念吸引，艺术方面谈论不多。近十几二十年来的重评文章，对艺术方面就有较多涉及，总的说是评价一般偏低，不会出现冯牧那样的“才华横溢”的评语。陶东风说，“毋庸讳言，在今天看来，《晚霞》在艺术上讲乏善可陈”(19)——“乏善可陈”的评语显然过于苛刻严厉。《晚霞》艺术上确有粗糙、明显缺陷之处，有些纰漏不是只有“经验读者”才能发现。譬如说，节奏缓慢、拖沓；较善于叙述，而场景、对话描写上显得稚嫩，有唯恐读者弄不明白的急促和冗繁；还有就是情节上的过分构造性。虽是典型的“写实小说”模式，有的安排和细节描写，并不合乎“写实小说”的情理。第一人称叙事有助于观念表达和情感抒发，但限制性叙事在涉及叙事者未曾经历的事态的时候，就会带来阻碍。在这个矛盾上，《晚霞》采用的方法是让当事人出面做完整讲述(如抄家和插队出发火车上的长篇叙述)，而这显然难以吻合具体情境。举个很小的例子吧，第二章写红卫兵晚上抄家，开始写借着门缝，“里面黑洞洞的，什么也看不清楚”，但进入院子，却描写了院子长宽各二十步，铺着平整方砖，中央摆着盆松和夹竹桃的精确状况。当然，这是小小的瑕疵，但有经验的作家大概不会出这样的差错。 陶东风的“在今天看来”的说法值得分析。这里提示的是，不仅思想认知，而且艺术感受，都会有时间的内涵和刻度。作品的有些特征，在发表的时候曾经激动人心，或者里面存在的问题没有被意识到，但时过境迁，看法可能会改变，一些当年未被意识到的问题会成为凸显出来，甚至成为败笔。当然，并不是说事情都以这样对立的方式转化，不是否认存在比较恒定的标准，把艺术标准的“历史化”推向极端。 《晚霞》艺术的时期特征，可以举两个方面来讨论。一是作品处理“知识”的态度，另一是在人物描写和叙述上的方式。小说借助李淮平、楚轩吾、泰山长老，触及众多重大话题，历史的，哲学的，宗教的……而提到的书籍、学派，历史和文学人物，也可以开列颇长的清单：黑格尔、马克思、恩格斯、杜威、罗素，魏晋玄学，宋明理学，印度婆罗门，日本禅宗，清代考据；普希金(《渔夫和金鱼的故事》)，莎士比亚(《李尔王》)，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奥德赛》中的特洛伊战争，希腊传说，《自然辩证法》《资治通鉴》《清史稿》《庄子》《淮南子》《吕氏春秋》《章氏丛书》《胡适文存》《大藏经》……面对这样的有点大杂烩的，带有炫耀色彩的描述，无怪乎“今天”的批评家会有这样的感慨：“不少地方像是贩卖阅读‘灰皮书’时获得的思想碎片，知识碎片，似是而非生吞活剥。这些‘民间思想家’知识资源相当混杂，信仰宗教，又崇尚科学，可能相信不可知论，又懂点马克思主义”，“高谈阔论，自命不凡，不可一世，谈的都是惊人大题目，与日常生活隔着十万八千里。”(20)这是有道理的。不过，放在80年代初，这种高谈阔论“惊人大题目”，是城镇读书热的构成部分，是当年激动人心的潮流，也是对“知识无用论”时代的背离和批判；因而，相信当年不少读者对此有激情的呼应。《晚霞》罗列的是确是思想碎片，知识碎片，饱读诗书者如王元化、王若水一眼看到其中的“错谬”(“只能怪他读书不多”)，却足以吓到我这样的读书不多者，让他们体味到书籍、知识的拥有在获得认知、言说、情感超越的权力，感知由此获得的精神富足，以及在面对“文革”债务上可能展开思考的思想、人生问题。 另一个印象，是存在一个强势的叙述者。“强势”不仅指拥有某种“全知”的视角，而且叙述者与作者，与人物经常重叠，对人物的干预显得“露骨”。《晚霞》的这一艺术征象，也普遍存在于“新时期”的小说中，因而也可以看作是艺术的时期风尚。那个时候，闸门刚刚开启，对压抑已久的写作者来说，自我控制是一件痛苦的事，也就很难，就出现“感伤”(情感的，思想观念的，价值判断的)的艺术倾向。这样说只是印象，有研究者的分析就深入，也专业。譬如上面提到的艾翔的论文(《被话语绑架的历史反思》)，和张景兰的著作(《行走的历史》)。如果从小说叙事学的角度分析，综合他们的观点并做一点延伸，那么，“强势叙述”的体现有二：一个是叙述者的自我介入，另一个是对其他人物的干预。 《晚霞》的特点和问题在于，作家、叙述者与对象、与素材缺乏距离，导致常常失去纤细透视的能力。它是第一人称叙事，叙述者又是作品的主要人物。这里就存在叙述者的李淮平与被叙述的李淮平之间的关系，这在张景兰的著作中采用了“叙述自我”与“经验自我”的概念。毫无疑问，“叙述自我”对“经验自我”的不同程度的介入、渗透，是这一叙事类型的写作普遍存在的，但《晚霞》这样的情况，也还是特例。叙述者成为“不安分力量”，常常自觉、不自觉化身为其他人物，借他们之口讲述自己的观点。而叙述者的自我介入，也自然产生对当年事态情状“修改”的结果。这种“修改”，既存在有的批评家指出的反思的削弱(许子东分析了抄家场景的对暴力的某种省略、掩饰)，但也有可能增强反思的深度(火车上楚轩吾与南珊谈话的一幕)。 至于对其他人物，《晚霞》的干预就更明显。在一些地方，楚轩吾、泰山长老是李淮平(也是作者)的代言人。艾翔指出，楚轩吾对淮海战役的叙述，在心态、语调上具有双重性，一方面是失败者的，另一方面则是胜利的历史书写者的；是“革命胜利者豪情万丈的大战略的表述方式，而不像一名被俘的国民党军人的记忆”，“正面人物的叙事功能被成功注入反面角色”(21)。这就是掌握“革命”“正面”的叙事话语的李淮平，与楚轩吾本应是“反动”“反面”的叙述的置换、混淆。当然，比较起处理楚轩吾来，对其他人物的“干预”、投射的方式有所区别，特别是对南珊态度远较复杂，李淮平与南珊之间，这种重叠也同样存在，但同时也保护着距离。这个问题，下面还会谈到。 四、历史反思的文学方式 礼平说，写这篇小说是为了反省当年红卫兵行为，因此，作品在这一问题处理上的深度和局限，在不同时间就被一再提出。较早(2000年)时候，徐友渔在一篇文章中说到，“文革的积极分子”真实忏悔的也有，但稀少，不忏悔成为主流。他将《晚霞》与其他四个作品放在一起作为例证(22)。其实，无论是“文革积极分子”，还是列举的这些文本情况都很复杂，之间差异也颇大。2011年，在另一篇文章中，他进一步以《晚霞》为例讨论忏悔(23)。他说，虽然已经过去30年，但小说提出的问题还没有解决，而且，“与今日中国充满矛盾的社会密切相关”。文章引述小说结尾的那个有名段落：李淮平问南珊：“你从前受过我那样的对待，难道你连一个歉意的表示都不想看到吗？……(抄家)对于我一直都是一个不小的折磨，你应该给我一个解脱的机会。”南珊回答是：“真想不到，你把那些微不足道的事情看得那么沉重。……毕竟，你是抛弃了自己的一切在为理想而奋斗，虽然它并不正确”；她表示“并不需要任何的抱歉和悔恨的表示”。针对这个情节，徐友渔的批评是：“这是一个施虐者编造出来安慰自己良心的故事”；虽然小说要表达一种忏悔意识，但认识的局限和缺乏足够反思，使忏悔像在做表面文章，宗教形而上学的层面，减轻受虐者仇恨痛苦，也让善恶界限模糊，淡化恶行本身。——这个批评过于简单粗糙，也不完全符合作品的实际情况。 陶东风2013年对《晚霞》的重评，是重要文章(24)；他的分析深入，富启发性。重评是双向的，既面对《晚霞》，也面对《南珊的哲学》。他以作品中的几个人物的言论作为分析对象，从文明与野蛮、历史与道德、宽恕与仇恨、理性与宗教等方面，指出作品在这些方面存在的缺陷，更指出王若水围绕这些问题对《晚霞》的批评的失误。文章表达了这样的一层意思：《晚霞》的思想探索“尽管发育未成熟，却不乏深刻的思想因子”；而王若水的批评，反倒抑制了这些“思想因子”的“成熟”。这个判断值得重视，揭示了80年代“思想解放”思潮内部的差异。陶东风指出，其实在某些问题上，《晚霞》的反思、批判，要比王若水深刻。这个看法很有道理。 王若水、徐友渔、陶东风等对《晚霞》评论，基本上都聚焦于人物言论这一层面。这是自然的，因为这些议论是作品的核心，很大程度也是作家所要表达的观点。但既然是文学作品(如果不是很概念化)，即使仅就历史反思的问题，人物的言论也不能全部说明一切。也就是说，还可以从文本构成的艺术角度，来观察这个作品被忽略的复杂、有时也矛盾的方面。譬如： 情感基调。作为叙述者的李淮平，因为重视观念，且描述聚焦上过于涣散，人物显得单薄，缺乏层次感。在涉及“文革”行为的反省(徐友渔使用“忏悔”)上，可能也没有达到人们期待的程度。但是，其叙述的基调，有着自省的诚恳，贯穿思考历史和人生的专注和激情；这一点有着同期许多作品未曾达到的深度。1981年，严文井写道：“我们现在各种年纪的好心人，不正苦于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思想在人们的内心深处作为推动历史迅速前进的动力吗？因此我们查阅经典，回溯过去，捕捉那些已失去的岁月……企图掌握那即将到来的每分每秒，重新布置自己的命运。”(25)这种精神特征和焦虑探求的基调，在当年的“青年文学”中有最突出表现。除《晚霞》之外，也体现在《波动》《公开的情书》，以及《南方的岸》《大林莽》《北方的河》中。这是一种“不知所终的旅行”(其实，“行走”也是《大林莽》《北方的河》的情节/主题模式)。相对于关注所给出的“答案”，这样的叙述、情感基调同样值得重视。 人物关系。前面已有涉及，作为叙述者的李淮平与其他人物的距离过近，不少时候重叠，常常代替他们说话，导致将“革命回忆录”式的叙述方式、话语，移植在设定为“反面”角色的人物身上。不过，和批评者的感受有点不同，这既可以看作艺术上的缺失，思想上的错谬，也可以看作是无意中对当代僵硬，需要反省的政治、意识形态尺度的超越。 在人物关系上，李淮平与南珊的部分有点例外。没有疑问，也存在重叠的情况，冰清玉洁式的理想化描写，读者、批评家也会有微词。但是，人物塑造上的这种干预性在南珊身上有很大减弱，叙述者出于“畏怯”而保护着距离，一定程度增强了人物的独立性(虽说仍是有限的)。优越的强势者意识到与曾经的社会地位卑微者之间的精神差距。这就是清醒的反思。它的深度，不比直接发言谴责当年的暴力行动差。人物这一精神位置的转换，南珊在人物价值位置上的“胜利”，意味着对独断教条，对“动辄以改革社会为己任，自命可以操纵他人”，以致实施暴力的理念和方案的拒绝。 结构。《晚霞》这方面显得很“古典”。四个“乐章”分别以季节的春、夏、冬、秋匀称安排。“夏”意味着暴烈，事实上“文革”的暴力也集中在这个季节(多多的诗句：“八月是一张残忍的弓”)。礼平把明净的秋放在最后，看起来好像就要落入“有情人终成眷属”的俗套。所幸的是没有这样做。情爱固然落空，也未得到宽恕表示的期待。南珊的回答，以及叙述者的“她并不需要任何抱歉和悔恨的表示，因为她的心从来就不曾在那件事情上徘徊过”议论，常被看作是宣扬虚无主义，是对历史责任、对“文革”批判的回避。但我感动的则是，从这里见到当时文学较难一见的自尊，而作者也在保护这种尊严。没有疑问，尊严需要他人承认，给予，但同样要强调的是，也必须把轻蔑和侮辱交还给他人。她拒绝被哀怜、被同情，她不需要怜悯。她帮助李淮平认识到应超越那种肤浅、廉价的“赎罪”表达。南珊的态度，也在提示历史经历者的反思(不论是当年处于何种位置)，首先要回到个人，回到自我，经过渗透于自身血肉的自我辨识、否定，以建立历史的主体。否则，只能是外在观念、姿态的戏法般的翻转。 经历过“文革”的巴金先生应该早于我们许多年就深切认识到这一点。这也许是这位早年巴枯宁崇拜者，在生命即将结束的时候却把大量精力都付与《往事与随想》(赫尔岑)翻译的原因？ 2016年1月 注释： ①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概说》，香港青文书店，1997年版，第107页；广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5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04页。 ②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初版，2006修订版。 ③乔世华：《关于〈晚霞消失的时候〉》，《粤海风》2009年第3期。 ④(21)艾翔：《被话语绑架的历史反思——重读〈晚霞消失的时候〉》，《上海文化》2012年第2期。 ⑤⑥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修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第183页，第260页。 ⑦这些论述，结集为《兴盛与危机——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1984长沙、1992香港)、《开放中的变迁——再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1993香港)、《中国现代思想的起源——超稳定结构与中国政治文化的演变》(2000香港)等著作。 ⑧刘青峰：《〈公开的情书〉与七十年代》，《上海文化》2009年第1期。 ⑨程光炜：《文学讲稿：八十年代作为方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94-295页。 ⑩上海《文汇报》1983年9月27、28日连载，署名若水。 (11)王若水(1926-2002)，《为人道主义辩护》刊于1983年1月17日上海《文汇报》，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版。 (12)陶东风在《一部发育不全的哲理小说》中指出了这一点：“被批判的人道主义思潮的代表之一(这点很讽刺)，王若水在驳斥南珊的抽象人性论和抽象人道主义的同时，不经意间也会滑进自己所否定的那个主义。”陶东风认为王若水在批评《晚霞》时只有历史视野而欠缺道德视野，其实，王若水在随后为人道主义辩护的时候，坚持的则主要是针对历史情境的道德视野。 (13)陈冠任的《国民党十大王牌军》(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第四章《攻守双料军——第25军》，梅世雄、黄庆华的《开国英雄的红色往事》(新华出版社2009)的“黄伯韬自杀——老战士追忆淮海战役中歼灭黄伯韬兵团”，都原封不动照搬《晚霞》中楚轩吾的绘声绘色的讲述，且都不注明材料的出处。事实是，1948年黄伯韬升任国民党扩编第七集团军司令之后，由陈士章担任25军军长。黄伯韬是自杀还是被击毙，也一直没有定论。 (14)《南方周末》2000年7月27日。 (15)《信睿》2011年第7、8期。 (16)《文艺理论研究》2013年第4期。 (17)《上海文化》2012年第2期。 (18)《上海文化》2009年第3期，2010年第1期连载。 (19)(20)(24)陶东风：《一部发育不全的哲理小说——重读礼平〈晚霞消失的时候〉》，《文艺理论研究》2013年第4期。 (22)徐友渔：《人的道义的支撑在哪里——对五种文学文本的解读》，《当代作家评论》，2000年第5期。除《晚霞》外，另外的文本是《我不忏悔》(张抗抗)、《一个红卫兵的自白》(梁晓声)、《金牧场》(张承志)、《人啊，人》(戴厚英)。 (23)徐友渔：《晚霞消失之后的正义》，《杂文月刊(文摘版)》2014年第4期。 (25)严文井：《给孔捷生的信》，《当代》1981年第3期。这段话，我1991年的《作家姿态与自我意识》中曾征引过。标签：文学论文; 中国当代文学史论文; 晚霞消失的时候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晚霞论文; 小说论文; 艺术批评论文; 读书论文; 波动论文; 王若水论文; 十月论文; 班主任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