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与政治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化与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在现代化进程中，随着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变化，政治系统也必然会经历一个变革过程。政治发展概念便是对这一过程的描述和概括。社会动员的加剧和经济的持续发展，要求并推动着政治变革。而政治系统的发展变革反过来又成为支持社会其他要素发展进步的条件与保证。本文主要分析了现代化过程中政治发展的动因及其深变的一般趋势。
关键词：现代化 政治 经济发展 发展 社会 变革
从社会的政治层面审视和分析现代化进程，乃是一种有价值的研究视角。长期以来，人们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十分专注于现代化过程的经济方面，把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当作社会发展及现代化的首要目标，甚或是唯一的目标。从而对现代化运动所引起或追求的社会政治系统的变革，未能给予足够的重视和充分的研究。这不能不说是一大缺憾。事实上，正如美国著名的现代化理论家布莱克所分析的那样，尽管现代化的经济方面十分引人注目，但实际上“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现代化过程的知识和政治方面”〔1〕。
现代化作为一个全面而系统的社会变迁过程，其内部各项因素高度揉合、有机关联，相互影响。一个因素的变迁必然会引起其他因素的连锁反应。其中的任何一种内容遭到忽视，都会影响到其他内容的发展，从而影响现代化过程的整体演进。正因为如此，我们认为，重视并加强对现代化过程中政治发展的研究，既是理论建设的需要，也是实践的要求。
（一）
战后以来，随着发展问题日渐突出，发展理论逐渐兴起。不同学科从不同角度和侧面关注、研究发展问题。发展成了各学科谈论的热门话题。政治发展理论便是适应这一趋势而产生的一个新的分支学科。
从字面上看，“政治发展”这一概念的涵义如此简单，以致于似乎没必要作更多的解释。然而，实际情况正好相反。从这一概念问世以来，学者们一直对它的定义争论不休，迄今仍未形成共同结论。派伊曾开列出有关政治发展的十多种定义。分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政治发展是否等同于政治现代化。许多人认为“政治发展”同“政治现代化”是同一概念，二者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政治发展不过是现代化整体的一个方面。而亨廷顿则认为，这两个概念完全有区分的必要。在他看来，政治发展仅仅体现政治进化的实际状况，它既包含着可能导向政治现代化的积极发展，也包含着同现代化目标相逆的政治衰败。而且，将二者等同起来，也限制了政治发展这一概念的时空适用性。比如，我们无法用政治发展的概念来讨论古希腊城邦国家的政治变革〔2〕。 第二，“政治发展”究竟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概念。换言之，政治发展是指某种特定的政治现象，还是多种政治现象的综合？流行的看法是，政治发展是一个包含多种现象的综合变迁过程。这是因为，“没有任何一种单一的‘天平’能够用来测量政治发展的水平”〔3〕。当然， 政治发展究竟应该包括哪些内容，仍属见仁见智，难有定论。与此相反的看法是：政治发展如果包含了宠杂的内容，也就降低了其作为分析工具的有用性。它意味的东西太多，以致于它什么都不能意味。因此，政治发展应当是一个一元的概念，它只标示某种现象的演进。例如亨廷顿就坚持认为，政治发展仅仅是指政治体系制度化程度的提高〔4〕。 第三，“政治发展”究竟是一个描述性概念，还是一具目标性概念？也就是说，它到底是指一个社会政治变革的实际状况，还是目标？如果是描述性概念，政治发展是指政治系统变迁的内容。如果是目标性概念，则是指变迁方向，亦即朝着某种特定目标演进的过程。如派伊就认为，政治发展是朝着下述三个方向运动的过程：个人的日趋平等；政治系统效能的日趋增长；政治系统体制和结构的日趋分化〔5〕。
本文所讨论的政治发展，指的是一个社会的政治系统在现代化过程中的演变趋势。也就是说，本文所着力探讨的是现代化这一特殊社会历史阶段中，政治体系带有某种必然性的变革过程。它既可能是变革的实际状况，也可能是变革的必然趋势。我们在这里不打算把现代化进程中政治领域内的一切变化都包括在“发展”的概念之内。我们所关心的是现代化过程所造就的历史力量将把政治推向何方，以及政治体系如何变革才能成功地回应现代化所提出的挑战。
（二）
前已述及，政治发展是现代化进程中的必然现象。那么，深藏在这一必然现象背后的根源是什么？对此，有的学者认为，政治体系发展的动力主要来自政治领导人的“狂热和努力”。因为每一位统治者都希望“利用他或她掌握的统治工具来扩大和维护其权力基础。增加其管理和动员社会资源的效能和权力”〔6〕。如此便促成了政治发展。 这种观点显然有失偏颇。造成政治发展的因素固然很多，而且也包含着政治领导人的变革努力。但最主要的，或是更深层的因素，必须到政治以外的领域中去探寻。
现代化是一个多方面的变化过程。它涉及范围之广，几乎包括了人类思想和活动的一切领域。根据亨廷顿的观点，在现代化所涉及的诸多因素中，与政治关系最密切的相关内容有二：
一、社会动员。社会动员这一术语由多伊奇首先提出。它指的是人们所承担的绝大多数旧的社会、经济和心理义务受到侵蚀而崩溃，并开始逐渐获得新的社会化模式和行为模式的过程〔7〕。 随着现代化的迅速推进，社会生活开始发生一系列深刻的变化，如城市化的发展，识字率的增加，大众传媒的公开化，沟通渠道的日趋畅达等。这些变化为人们的生活和工作提供了新的背景、条件和内容。传统的价值与规范受到猛烈冲击而渐趋瓦解。人们开始告别传统，逐渐接受与这些变化相适应的新的行为模式、价值、规范、观念、态度和期望。这是一种深刻的生存方式上的转变。它意味着人们对生活有了新的理解，并以这种新的理解来对待和追求生活。这样，社会的政治体系开始面临社会动员所产生的压力和挑战。
首先，政治系统如何整合以适应社会成员新的政治期望和政治要求。社会大众新的政治理念无论如何难以在旧的政治框架内得到体现。如社会动员激发了大众的参与冲动，而传统政治则从机制上排除了广泛的政治参与的可能性。因此，随着社会动员的加剧，来自社会大众的政治变革呼声，必然会日益强烈。政治体系如果不能通过变革来回应这一要求，冲突甚或流血就很难避免了。
其次，政治系统如何面对和应付社会动员所产生的新的力量与因素。社会动员所造就的新的生活内容，乃是无法回避的客观事实。降低甚至完全无视它的存在是不可能的。选择只有两种：抗拒或顺应。如果是后者，还有一个如何顺应的问题。如果是前者，社会将为之付出沉重代价。不管历史最终作出了何种选择，都不能否认这样一个事实：社会动员为政治系统的重新整合提供了基础、契机和动力。
再次，政治系统和如何应付社会动员期所难以避免的种种社会问题和“失范”现象，恢复、建立有效的社会控制机制。社会动员是一个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传统社会的价值和规范体系受到直接冲击并渐趋瓦解，逐渐丧失了其社会调节的权威和功能。而新的社会规范、价值观念、行为模式又一时很难为社会成员所普遍接受，并立即发挥调控作用。这样，社会转型期自然会出现某种失控甚至无序状态。人们无所依从、漫无目标，产生了信仰危机、道德危机，从而导致大规模离轨行为的发生。因此，尽快有效地恢复社会控制能力，便成了政治系统在这种局面下的唯一选择。而社会控制能力的提高又有赖于以现代法制和道德规范为核心的新的社会控制机制的形成。政治变革的动因也就由此而生了。
二、经济发展。历史唯物主义认为，政治属于上层建筑。它是由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并服务于这个基础。经济增长是现代化进程的中心内容。离开经济的发展，其他的社会变化，如工业化、城市化、教育的普及、通讯的便捷、人口的大规模流动等无从谈起。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发展是瓦解旧的传统社会，缔造新的现代社会的根本性力量。当社会的经济基础发生变化后，作为上层建筑重要组成部分的政治体系，终究会发生相应的变化。也就是说，经济增长蕴涵着政治发展的动因和力量。
首先，经济发展不断动摇和瓦解着传统政治形式赖以建立的基础，为新的政治形式的生成积累因素。经济增长是推动政治系统走向现代化的最为有力的催化剂。经济发展及相随而来的一系列深刻的社会变化，使传统的统治形式变得无效和不可能。传统的行政方式无法满足新的经济生活的要求。这二者之间的差距随着经济的不断增长而日趋扩大。于是，政治领域内体制创新的冲动也就孕育而生了。借用阿尔蒙德的说法，“当政治体系现存的结构和文化非经过进一步的分化和世俗化就不能应付新面临的问题或挑战时，发展就会来临”〔8〕。在现代化过程中， 经济因素的成长要求行政管理更具效能；要求政府具有全方位的体制创新能力；要求国家有能力建立和维持与社会变迁相适应的新的经济和社会秩序；要求政府努力为本国的经济成长创造更有利的国际条件；要求政治权力确保其以法制为基础的权威性，以便更有效、更充分地动员社会资源，支持经济增长；要求政治系统运用行政力量消除内部关卡及地方贸易壁垒，为商品的自由流通创造条件；要求政府建立和维持大规模的教育体系，通过政策杠杆促进科技发展，为经济的进一步起飞提供动力；要求政府集中有限资源发展重要基础产业，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此外，经济发展还要求政治系统的运作力求规范化，以保证行政力量对经济的干预不致妨害经济的成长，如此等等。正是这些源自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成了推动政治发展与变革的决定性因素。在现时代，维持经济的增长，使社会大众摆脱贫困、走向富裕，仍是一个政权建立其合法性的首要基础。所以，如果政治体系对经济发展提出的挑战缺乏有效的回应，甚至完全拒绝变革，势必会严重危及自身的生存。正如有的学者所说，“政治的安定性只有在工业化发生以后才开始受到最大的考验”〔9〕。
其次，经济发展也为政治变革创造着条件，准备着基础。从人类历史的发展看，政治进化的程度总是和经济发展的水平密切相关。这已为许多西方学者的实证资料所证明〔10〕。在小生产的自然经济基础上，只能产生封建的政治形式。而现代的政治体系只有在社会化大生产的基础上才会形成。经济发展对于政治发展的作用和意义，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其一，经济发展将逐渐打破传统的地域和身份界限，加剧社会结构的分化，促成广泛的社会流动和社会各单位之间的日益相互依赖，这就为统一的政治体系的形成提供了可能。其二，经济发展资将逐步提高社会大众的教育和文化水平，这是广泛的政治参与和民主政治建设的最基本的条件。对此，列宁早就告诫我们：“文盲是站在政治之外的，……不识字就不能有政治”〔11〕。而沟通手段的进步和大众传媒的发达则使广泛的政治参与在技术上成为可能。其三，从趋势上看，经济发展有助于平等的经济和社会关系的形成，这将促使政治系统开放性的增强，使政治权力的基础有可能更为扩大。人们普遍认为，贫穷会加剧不平等，而经济的发展则有助于社会绝大部分成员在收入和地位方面更趋平等化，因此“平等主要是经济发展的结果”〔12〕。平等的发展将更多的人卷入政治过程，政治权力为世袭特权集团所垄断的传统政治格局将越来越难以维持。其四，经济的发展也为政治的发展与变革提供物质技术基础。物质手段和设施是行政活动的要素之一。经济发展为国家机器的运转提供着日趋先进的装备和技术，推动了行政模式的转变。如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等信息传播媒介的发展，交通通讯工具的改进等，对政治系统运作模式的变革有直接的促进作用。
总之，经济的发展从各个方面要求并推动着政治的发展。在任何一个社会里，其经济的运作都要求有与之相适应的政治形式来配合。所以，当经济起飞以后，政治方面的变革乃大势所趋。否则，如果经济要求和政治形式之间的差距太大，其中的“一种制度终将毁坏另一种制度”〔13〕。
（三）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在现代化过程开始后，由于社会动员、经济发展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社会政治系统不可能不为所动。在原先的社会基础已经发生变化的情况下，统治机器要维持其基本功能，必须作某种形式和某种程度的变革。然而，这种变革的方向和内容是什么？这依旧是一个需要具体分析的问题。亨廷顿曾就这一问题提出过一个著名的观点。他认为，现代化过程必然会瓦解传统的政治体系，但未必意味着向现代政治体系的大踏步前进。我们所能预料的与其说是新的政治形式的到来，不如说是旧的政治形式的崩溃。简而言之，现代化的展开只是“迫使改造和放弃传统的政治体制，而不是决定用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取代它”〔14〕。
亨氏的分析是有道理的。传统政治形式瓦解后，政治系统的发展走向及其具体样式，取决于多种相关变数，如社会的传统文化、具体的国情、大众和精英的取向、外部环境的影响等。
然而，现代化毕竟是一个客观的历史过程，有其自身内在的规律。尽管我们很难断定一个社会的政治系统在现代化进程中变革、进化的具体状况，但至少在理论上还是能够把握其发展的一般趋势的。这就是说，现代化进程本身对政治系统提出了一些规律性的要求，从而客观上规定着政治系统变迁的基本方向。而政治系统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成为推进现代化的有力杠杆，取决于它在现代化所要求的变革方向上能走多远。通观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历程，政治发展与变革的一般趋势应当包括以下一些内容：
第一，政治权威的强化。政治权威的强化主要指政治体系功能的有效性和约束力的增强。在现代化浪潮的冲击下，旧的规范体系迅速瓦解和失效，而新的规范体系一时难以形成并立即填补空缺。这时极易出现“失范综合症”。因此，迅速有效地强化政治权威便显得十分必要和迫切。东亚现代化成功的经验说明了这一点。从某种意义上讲，政府对社会的调控能力与程度，本身就是政治发展水平的一项重要标准。亨廷顿甚至认为，政府统治程度的差别要比“民主制和独裁制之间的差别更为显著”〔15〕。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一点是，政治权威的强化只是意味着政治系统对社会干预程度的加深和职能行使有效性的强化。它既可能和极权统治相联系，更可以和民主化的进步相吻合。有权威的政府未必就是专制的政府。
第二，政治系统职能范围的扩大。在现代化进程中，社会的组织程度逐渐提高。国家不再只是一个纯地理意义上的概念，而是日益被整合成一个有机的体系。社会的各个要素和单位之间的联系日形密切，以致于每一个问题似乎都具有全局性的意义，都必须借助于政治途径才有可能获得解决。由此，政治决策与活动的对象开始包罗万象，职能范围大为扩展，政治的触角逐渐伸到了居民生活的几乎一切领域。人们处处可以感受到国家的存在。韦伯把这种现象称之为政治上的pragma（意为爱管闲事）。政治权力运用范围的广为扩散，乃是现代化进程中的普遍现象。
第三，政治体系科层化。科层制是指作为统治机器的政治体系的一种组织机制。它通过分层设科的组织制度，将承担管理任务的众多机构和人员以严格、规范的形式组织成一个分工明确、协调良好的体系，从而有效地完成大规模的管理任务。
科层制并非从来就有，也不可能产生于工业化社会以前，韦伯认为，商品货币关系的发达，管理任务在数量和性质上的变化，是科层制赖以建立的基础。现代化是以工业化为中心的。在这一过程中，社会分工日趋细密，社会生活日益复杂，传统的管理形式在组织制度上无法适应现代管理的需要。管理领域发生革命性变革便成了现代化的内在要求，而科层制正是适应这需要的产物。它以其传统的管理组织体制无法相比的严密、合理、有效、稳定等优越性，而成为“国家履行其复杂多变的管理职能的特别有效的形式”〔16〕。因此，政治体系的科层化是各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其管理组织体制演变的必然归宿。
第四，政治运作制度化。政治运作的制度化是指政治系统能够保持稳定的、受到尊重的和反复重现的行为模式，亨廷顿为政治制度化确立了四项标准：政治组织和程度的适应性、复杂性、自立性和凝聚性。在他看来，政治制度化是政治发展的基本内容，也是衡量一个社会政治发展水平的首要标准。只有提高政治制度化水平，才能应付现代化所带来的各种问题和混乱失控现象。因此，制度化程度低的政府不仅软弱低能，而且不道德〔17〕。政治制度化包括三个要素：政治权力的非个人化；政治运作的程序化；政治组织的一体化。这三项要素有机关联，互相影响、缺一不可。
第五，政治参与大众化。社会大众的广泛参与，是现代化过程中政治发展的又一必然走向。随着现代化的发展，传统的地位、身份、门第等差别逐渐消失，这就为平等的社会关系的形成提供了必要条件。而平等的社会关系又是大众普遍参与政治过程的基础和前提。同时，现代化日益将大众利益卷入其中，从而客观上激发起社会各阶层日趋强烈的参与冲动。人们希望通过参与政治来维护和扩大自身权益。政治系统对社会各个层面的全面开放，成了社会大众的普遍的诉求。最后，如前所述，经济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又为广泛的政治参与提供了物质技术基础，从而使政治的民主化成为可能。
总之，现代化是一个全面的社会变迁过程。政治的发展和演进是这一过程的基本内容和重要条件。没有政治发展，现代化不仅是残缺不全的，而且也是不可能成功的。惟其如此，保持社会各要素的协调与平衡，从整体上全面推进各要素的发展，便成了关乎现代化成败的关键。（收稿日期：1995年4月6日）
注释：
〔1〕C.E.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 年，第27页。
〔2〕S.P.Huntington，“Political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Decay”，参见C.E.Black， “Comparative Modernization ”， NewYork，1976，P.41
〔3〕L.W.Pye，“Communications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Princeton，1963，P.16
〔4〕参见S.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华夏出版社， 1988年版，第4—5页；C.E.Black，“Comparative Modernization”，P.43
〔5〕L.W.Pye，“Aspects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Boston，1966，P.31—48
〔6〕G.Poggi，“The State：Its Nature ， Development andProspects”，Polity Press，1990，P.101
〔7〕参见S.N.艾森斯塔德：《现代化：抗拒与变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页。
〔8〕加.A.阿尔蒙德、G.宾.鲍威尔：《比较政治学》，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26页。
〔9〕金耀基：《从传统到现代》，广州文化出版社，1989年版，第211页。
〔10〕参阅罗.达尔：《现代政治分析》，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116；R.Wesson，“Politics:Individual and State”， Prentice-Hall，1988，P.19-21；G.Poggi ， “The State ：ItsNature，Development and Prospects”，P.62
〔11〕《列宁全集》，第33卷，第59页。
〔12〕托.R.戴伊、哈.齐格勒：《对平等问题的国际研究》， 《国外政治学》，1989年第6期； 同时请参阅前引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第58页；前引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第115页，前引R.Wesson，“Politics：Individual and State”，P.20-21.
〔13〕阿.托夫勒：《权力的转移》，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68页。
〔14〕S.亨廷顿《民主政体发展的历程和民主化的历程》，《国外政治学》，1989年，第5期；《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第35—39 页。
〔15〕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第1页。
〔16〕G.Poggi，“The State：Its Nature ， Development andProspects”P.89
〔17〕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第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