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诗赋略》到《文集录》——论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目录的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赋论文,两汉论文,文集论文,魏晋南北朝论文,目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两汉魏晋南北朝是古代文学目录形成、发展的重要阶段。这一时期，刘歆《七略》设立《诗赋略》，首创文学目录；晋宋“文章志”兴盛，标志文学专科目录的产生；阮孝绪《文集录》分别集、总集等子目著录文学文献，开启古代文学目录的主要形式“集部”，在目录学史上作出了重大贡献，并形成了中国古代文学目录的基本特色。
关键词 诗赋略 文集录 两汉魏晋南北朝 文学目录 发展
文学目录是文学发展、文学文献积聚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我国古代自唐初所撰《隋书·经籍志》正式确定经、史、子、集四部分类，并在集部较为全面地著录各类文学文献以后，历代官修或私撰综合性图书目录中的集部遂成为文学目录的主要形式。然而，在此之前，自先秦以来至魏晋南北朝的千百年间，古代文学目录却经历了一个颇为复杂的形成、发展与演变的漫长过程。通过对这一过程的考察探究，我们可以了解不同时期文学创作、文学批评的基本状况，可以了解当时社会的文学地位和文学观念，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把握我国古代图书分类及其理论体系的发展演变和古代文学目录的某些重要特点。
一
中国古代文学的历史源远流长。早在先秦时期，上古的神话传说，商周以来的诗歌、散文，战国时代的楚辞作品等，已经得取得了重大成就，构成了我国文学史上光辉的第一页。但先秦时期，文学还没有与学术分开，未能奠定独立的地位。社会上没有出现专门的文学作家，文学作者个人的文学作品还没有独立成集，所以，专门载录文学文献的文学目录也尚未出现。
先秦时期产生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是我国文学的源头。结集的《诗经》305篇作品，各篇均系有一则小序，少则几个字， 多则数十、上百字。这些序文，大多能依作序者的理解而言各篇之“作意”，且予以评论。如《卫风·氓》的小序曰：“氓，刺时也。宣公之时，礼义消亡，淫风大行。男女无别，遂相奔诱，华落色衰，复相弃背。或乃困而自悔，丧其妃偶。故序其事以风焉。美反正，刺淫佚也。”如将这样三百多篇小序集为一卷，就颇似一部《诗经》的解题目录。因而有的目录学家认为：“目录之学，由来尚矣！《诗》、《书》之序，即其萌芽。”〔1〕但这毕竟只是简括《诗经》各篇内容的一书之序， 还不是经过类聚区分、记载多种文学书籍的文学（群书）目录。
在我国古代目录学史上，文学目录是随着第一部综合性图书分类目录《七略》的产生而出现的。《七略》是西汉末年著名学者刘向、刘歆父子共同完成的目录巨著，在图书分类上确立了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六略三十八种的分类体系。《七略》亡于唐末五代之乱，宋初已无人见到。但东汉史学家班固的《汉书·艺文志》，是在《七略》基础上“删其要”而编成的，它保留了《七略》的分类体系和图书著录。因此从《汉书·艺文志》中可以了解《七略》的概貌和刘向父子在目录学、文学目录学等方面的重要贡献。他们创立了撰写叙录、大序、小序的目录学方法，编辑了第一部综合性的分类图书目录，同时也开创了我国最早的文学目录——《诗赋略》。
《诗赋略》著录屈原以来至西汉的诗歌与辞赋，分为屈原赋、陆贾赋、孙卿赋、杂赋、歌诗五种，共著录屈、宋等楚辞作家和秦代、西汉赋家作品78家、1004篇，著录西汉朝野歌诗28家、314篇。凡所著录，只载作者姓名及其作品篇数，一般不记作品篇名，如云“屈原赋二十五篇”、“司马相如赋二十九篇”等等；所载作家作品也不列简介内容体例的叙录、提要，但间有对作者事迹的注释，如在著录“宋玉赋十六篇”后注曰：“楚人，与唐勒并时，在屈原后也。”这些著录和注释，虽然很简要，但对了解、研究作者及其作品却极有作用。
《诗赋略》第一种“屈原赋”之属，著录屈原、宋玉、贾谊、枚乘、司马相如、刘向、王褒等楚汉辞赋共20家、361篇； 第二种“陆贾赋”之属，著录汉初陆贾至朱宇赋21家、274篇， 其中较重要者有司马迁、扬雄等西汉著名赋家；第三种是“孙卿赋”之属，收战国荀况至西汉路恭赋25家、136篇，较重要者有“孙卿赋十篇”、 “秦时杂赋九篇”等。此类中还著录有称为“颂”的作品，如“李思《孝景皇帝颂》十五篇”，汉代“赋”、“颂”通名，“颂”亦是赋；第四种是“杂赋”，著录无名氏《客主赋》以下共12家、233篇， 其中载有《杂中贤失意赋》、《杂思慕悲哀死赋》、《杂鼓琴剑戏赋》及《隐书》之类作品。此类作品，今皆亡佚，但因其记载有赋作篇名，可大致推知赋的内容。如近人顾实《汉书艺文志讲疏》云：“此杂赋尽亡，不可征，盖多杂诙谐，如《庄子》寓言欤？”第五种为“歌诗”，著录汉高祖歌诗至南郡歌诗28家、314篇，其中有帝王、贵族的作品，但更多的是采自吴、楚、燕、代各地的民间歌谣。
至于《七略》、《汉志》“诗赋略”为什么要将诗赋分为上述五种，因刘、班叙论缺焉无闻，后世学者多所推究分析。如清代目录学家章学诚《校雠通义·汉志诗赋等十五》分析说：屈原、陆贾、孙卿“三种之赋，人自为篇，后世别集之体也。杂赋一种，不列专名，而类叙为篇，后世总集之体也。歌诗一种，则诗之与赋固当分体者也。”近代文学史家刘师培《论文杂记》，在章学诚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论，认为“客主赋以下十二家，皆汉代之总集也（此为总集之始），余则为分集。而分集之赋，复分三类”，屈原赋以下二十家是“写怀之赋”，陆贾赋以下二十一家是“骋辞之赋”，荀卿赋以下二十五家是“阐理之赋”。刘师培分析详细，似乎合理，但终究仍是推论之辞。不过，通过《诗赋略》对于诗赋的分类和著录，我们可以清楚编者对诗赋体例的看法是：诗歌之体与辞赋不同，而楚辞之作则同属赋体。
《诗赋略》在著录诗赋之后，尚系有一篇约三百字的序文，概述诗赋发展流变。序文首先说明赋的特点是“不歌而诵”，这是赋与诗在形式上的区别；接着概述赋的渊源和发展历史；最后概述歌诗时，把论述重点放到乐府机关采集的民歌方面，从而指出：自汉武帝“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正确分析了乐府民歌的产生和基本特点，肯定其所具有的教育与认识作用。
刘向父子和班固所生活的汉代及此前的战国末期，是诗赋繁荣的时代。以屈原、宋玉等为代表的楚辞作品，以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张衡为代表的汉赋，以及那些“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汉乐府民歌，是那个时期最普遍的文学形式和最重要的文学成就。而且，刘向、刘歆、班固等目录学家本身也是当时很有成就的著名辞赋作家。刘向作有辞赋30篇，其代表作《九叹》及其所编辑的诗歌总集《楚辞》流传至今，班固《两都赋》、《幽通赋》、《咏史诗》等更是文学史上的著名篇章。正因为上述这诸多原因，《七略》及后来的《汉书·艺文志》中能专门设立“诗赋略”，将诗赋文学作品与儒家六艺、诸子等并列为六大图书类目之一，从而创立了中国古代的文学目录。这是中国古代文学目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要一页。
《诗赋略》的出现，反映了由于文学创作的日益丰富发展，人们需要将文学与一般学术著作区别开来的必然要求和历史趋势，说明当时社会对诗赋作为文学作品的确认和文学地位的提高。《诗赋略》对诗赋的分类著录及其序文对诗赋的论述，同时又具有文学批评的性质，如郭绍虞先生《中国文学批评史》就认为：“文学批评的产生和发展，是在文学的产生和发展之后。在文学产生并且相当发展以后，于是要整理，整理就是批评。经过整理以后，类聚区分，一方面可以看出文学和其他学术的不同，一方面也可以看出文学作品本身之‘本同而末异’，于是也就认清了文章的体制和风格。所以《诗赋略》在《艺文志》中占一席地位，也是批评的开端。”
当然，由于时代的局限和当时文化学术思想的影响，《诗赋略》并没有全面著录各类文学作品。例如，《诗赋略》没有包括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也没有著录一些具有文学性的散文著作及萌芽状态中的小说作品。《七略》及《汉志》的编撰者，不是从真正文学作品的角度来对待《诗经》，而与当时大多数儒生一样，以“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的政治功利标准，将它作为儒家六经之一，著录在《六艺略》内，共著录“诗”六家、四百一十六卷。对于先秦以来十五家被称为“小说”的作品，则置于《诸子略》之末，并指出“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在“诸子十家”中，“其可观者九家而已”，小说是不入流的琐屑言论。《汉志·诗赋略》对小说家的分类著录及其关于小说的观念，对后代产生了很大影响，并由此奠定了小说在中国古代目录学史上一直未进入文学类目而在子、史之间徘徊的地位。
二
历史的发展，呼唤着新的文学目录形式问世。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的发展已进入到一个“为艺术而艺术”的自觉时代。文学创作除西汉以来继续发展的诗赋外，散文、骈文、小说等文学样式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在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方面，先后出现了《诗品》、《文心雕龙》等一批重要著作，成为这一时代文学自觉的重要标志。由于文学创作、文学批评的发展和文学鉴赏的需要，各类文集的编纂也适时兴起，文学文献日趋丰富。这一系列文学上的发展变化，必然要求在文学目录中得到反映，这就使得《七略》始创的仅载录诗赋二体的《诗赋略》不再适用了。因此不少目录学家或文学家都纷纷起来探索改革，寻求图书分类体系和编目方法上的新变与突破。改革的结果，就是文学专科目录的产生和综合性图书目录中“文集录”的形成。
文学创作之有专门目录，始自汉末建安文学家曹植。两汉时期文人侧重诗赋，包括其他文体（如散文）的个人创作尚少结集，独立的文学专科学目录也未出现，直至三国曹魏时曹植才开始自己编定文集、编制目录。现代目录学家如王重民先生就曾指出曹植自己删定的文集“是有目有序”的〔2〕。 据《晋书》卷五十《曹志传》记载：魏陈思王曹植之子曹志在晋时为国子博士，晋武帝“尝阅《六代论》，问志曰：‘是卿先王所作邪？’志对曰：‘先王有手所作目录，请归寻按。’还奏曰：‘按录无此。’曹植所自编的个人著述目录体例已无从考知，但它是确实存在过的，曹志以它著录的有无，辨明《六代论》非曹植所作，并且使武帝确信不疑。曹植是建安时期著名文学家，《三国志·陈思王传》载其“先后所著赋、颂、诗、铭、杂论凡百余篇”，所著大多为文学之类。所以，可以说曹植生前所作目录是文学创作专门目录的开端。又《三国志》卷二十一《王粲传》裴松之注也引有魏晋之际文学家嵇康的“康集目录”。曹植和嵇康的作品目录都属于个人作品目录。这一时期个人文集日益增多，可以推想当时文人自编或由他人代撰的个人著述目录一定不少，这是魏晋南北朝文学目录的成就之一。
入晋以后至南朝时期，则产生了许多“六章志”一类汇集诸家作品篇目的文学专科目录。这类目录，仅《隋书·经籍志》簿录类就著录有六种之多，其他古籍所记载称引者尚有不少，从而形成了我国古代目录学史上文学专科目录的繁荣局面。
“文章志”之类文学专科目录的兴盛，始自西晋荀勖《文章叙录》和挚虞《文章志》。荀勖《文章叙录》，《隋志》著录为《杂撰文章家集叙》十卷，《新唐志》作“《新撰文章家集叙》五卷”。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分析说：“叙、录二字古义相通，故《三国志·王粲传注》又引作《文章叙录》。新撰云者，前此诸家文章多单篇散行，今始撰为一集也。新集叙云者，新集之叙录也。故推原文学创作总目录之渊源应以荀勖为滥觞焉。”〔3〕
挚虞与荀勖同时而稍晚，曾撰集古今文章，类聚区分为《文章流别集》。所撰《文章志》四卷，《晋书》本传和《隋志》均有记载，此目录亦佚，但裴松之《三国志注》等书还保留有部分佚文。如《三国志·陈思王传》注引《文章志》曰：“刘季绪名修，刘表子，官至东安太守。著诗、赋、颂六篇”；《后汉书》卷三十七《桓彬传》注引其佚文曰：“（桓）麟文见在者十八篇，有碑九首，诔七首，《七说》一首，《沛相府君书》一首。”可见《文章志》是既著录作者姓名和文章篇数篇名，亦有作者生平事迹及文章流传存佚情况简介的传录体式文学专科目录。
荀、挚二人所著录的都是晋以前诸家文集之文章篇目，此后又多有续作。如晋末顾恺之的《晋文章纪》，南朝宋时傅亮的《续文章志》二卷、宋明帝《晋江左文章志》三卷、丘渊之《晋义熙以来新集目录》三卷（《世说新语》注引作《文章录》、《文章叙》或《新集叙》），梁沈约《宋世文章志》二卷。这些目录都没有完整地流传下来，但从《世说新语注》所引佚文来看，各书体例大都近于挚虞《文章志》，是传录体的提要目录。它们传记作者，品赏人物，评论创作，可称一时之盛。这是当时崇尚文章、重视文学、文章结集日益发展丰富的必然结果。
晋宋齐梁时期，一方面“文章志”、“文章叙录”一类文学专科目录不断涌现，一方面各种综合性图书目录也仍然著录文学文献，并且在文学类目的设立上进行了调整和变革。如撰有《文章叙录》的荀勖，又在其不同于《七略》体例的四部分类综合目录《中经新簿》中，以“丁部”著录“诗赋、图赞、汲冢书”；东晋李充在《晋中经簿》基础上编成的《晋元帝四部书目》内，亦“以诗赋为丁部”。至宋王俭与梁阮孝绪两位目录家，则又以为“诗赋之名不兼余制”，丁部著录文学文献仍有很大局限，于是另辟“文翰志”、“文集录”于其不同四部分类的《七志》、《七录》，以探求新的文学目录体制。
王俭《七志》有意改变魏晋以来的四部分类，而上承《七略》体例，分为经典志、诸子志、文翰志、军书志、阴阳志、术艺志、图谱志七大类，并附录有道经、佛经。然其文学类目不称“诗赋略”而名“文翰志”，这在文学目录发展史上是一个重要的变化。先秦两汉以诗赋为重，魏晋以后，文学概念发生变化，诸如奏议、书论、铭诔等与诗赋一样皆谓之文，非“诗赋”之名可以概括，所以王俭“以诗赋之名不兼余制，故改为文翰”（阮孝绪《七录序》）。此外，《文翰志》各书均有解题。自东汉至刘宋以来官修目录大多只记书名而无解题（叙录）。王俭编《七志》则尽可能弥补了这个缺陷。《隋书·经籍志序》称：《七志》“不述作者之意，但于书名之下，每立一传。”这所谓“传”，就是一种侧重作者生平事迹的提要，王重民先生称之为“传录体的叙录”〔4〕。《七志》传录体提要体制，是晋宋以来“文章志”传记作者、 评论著作的做法的继承和发展，其中有些提要就是本自“文章志”的。
继王俭《七志》之后，梁代目录学家阮孝绪又“斟酌王、刘”，更撰《七录》，分为经典、记传、子兵、文集、技术、佛、道七录〔5〕。《七录》虽分为七大类，却不因袭《七略》，它将史传从《七略·六艺略》中独立出来成为“记传录”，将佛、道二录作为外篇附录，其内篇五录实际上是一个经、史、子、集、术技五部的结构。这一体例与后来正式以经、史、子、集四部分类另附道经、佛经的《隋书·经籍志》已相当接近，现代学者都指出，《七录》表现着《七略》分类法向四部分类法发展的必然趋势。
《七录》在文学目录方面，已开创了集部。其《文集录》析分为楚辞部、别集部、总集部、杂文部四个子目，共著录图书1042种、 10755卷。其中楚辞五种27卷，别集768种、6497卷，总集273种、3587卷，相当全面地反映了当时文学文献的丰富与发展。象《文集录》这样区分子目、详尽著录，是此前文学目录所未有过的，甚至比其后的《隋书·经籍志》集部还多了“杂文”一类，著录图书的数量亦有超过《隋志》之处。
《七录》“文集录”的设置，还表现了阮孝绪创立独立文学目录的自觉意识。其《七录序》说：“且《七略》诗赋不从《六艺》诗部，盖由其书既多，所以别为一略。”“王（俭）以诗赋之名不兼余制，故改为《文翰》。窃以为顷世文词，总谓之集，变翰为集，于名尤显，故序《文集录》为内篇第四。”在阮孝绪看来，《七略》独立设《诗赋略》是因为当时诗赋作品丰富发达之故；而文学发展至王俭、阮孝绪所生活的南朝时期，文学的范围扩大了，《诗赋略》已不足以概括诗赋之外的各种文学样式，故王俭要改《诗赋略》为《文翰志》。但当时文集日多，“顷世文词，总谓之集”，“文翰”之名也不妥当，只有“变翰为集”，才是名副其实。所以，阮孝绪才在《七录》内设立《文集录》企图统括当时的文学作品和文学著作。这相对于《七略》以来综合性图书目录中的文学类目，是一种明显的进步。虽然由于时代的局限诸种原因，《文集录》最终也未能全面著录包括《诗经》、小说在内的所有文学文献，但它首次确定“文集录”之名以及楚辞、别集、总集等文学文献子目，突破传统的著录范围并实际记载空前丰富的文学书籍，从而正式开启了《隋志》以后综合性书目中文学目录的基本形式《集部》，为中国古代文学目录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有如清代目录学家章学诚所说：阮孝绪撰《七录》，“已全为唐人经、史、子、集之权舆；是集部著录，实仿于萧梁，而古学源流，至此为一变”〔6〕。自此以后， 从《隋志》以至《四库全书总目》的集部，除先后改《文集录》之“杂文”类为“文史”或“诗文评”外，其余三目均历代相沿，千古未变。
在阮孝绪《七志》以后，陈代释智匠撰有《古今乐录》一书（《隋志》“乐”类著录为十二卷），现代目录学家认为这是“乐府解题”一类的文学专科目录。此书今佚，但其内容大都因宋代郭茂倩《乐府诗集》所引用而被保存下来。从《乐府诗集》的大量引文来看，《古今乐录》继承《诗序》、《楚辞序》的体例而介绍乐府诗，或著录作品，或解释乐府题目，或评述诗歌内容特点，颇具文献参考价值。如《古今乐录》云：“《神弦歌》十一曲：一曰宿阿，二曰道君，三曰圣郎，四曰娇女，五曰白石郎，六曰青溪小姑，七曰湖就姑，八曰姑恩；九曰采菱童，十曰明下童，十一曰同生。”《古今乐录》所载，历来受到研究古代乐府诗者所重视。此录作为专述古今乐府的专题目录，对此后唐宋《乐府古题要解》，《乐府古今题解》之类专录一种文学体裁的目录的产生，具有很直接的影响。这是魏晋南北朝文学目录的又一重要成果。
三
总结两汉魏晋南北朝的文学目录，可以概括出这样几个方面的特点：首先，这一时期文学目录形式多样，成就突出。不仅综合性书目中的文学类目走完了“集部”正式产生以前的发展演变历程，产生了《诗赋略》—《文翰志》—《文集录》等一系列影响深巨的文学目录；而且还出现了个人著述目录、乐府解题目录和“文章志”一类文学专科目录。同时也开始了对文学目录的理论思考，如阮孝绪提出，文学书目分类应注意到文献数量的增减，类目名称要与文学文献实际情况相符合等。
其次，因为“文章志”一类文学专科目录大多亡佚，就留存下来的书目而言，综合性图书目录中的文学目录是这一时期的主要形式。但此期综合性图书目录中的《诗赋略》、《文集录》等，并没有全面著录当时各类文学作品和著作，同时也大都兼收了部分非文学性质的文献。例如古代最早的诗集《诗经》、一些具有文学性的散文著作和古小说，都没有收入文学目录，却分属于儒家经典、史籍、哲学著作等非文学部类中。与此同时，如《晋中经簿》的丁部、《七录》的《文集录》等又著录了“汲冢书”、图赞之类书籍或者一些并非文学性质的别集和总集。这是自两汉以来占统治地位的儒家传统学术思想影响所致，也与中国古代学术文史哲不分、图书分类类目不明的特点不无关系。这一现象，是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目录的明显局限，也是整个中国古代文学目录的一个共同特点。
正因为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目录有以上这些成就和特点，这一时期文学目录的研究也就显得重要和复杂。我们不能完全照搬现代赋予文学目录的标准来对待古代文学目录，而应该根据古代学术文化的特点和文学目录的实际情况，在中国古代学术、古代目录学的大范围内，对古代文学目录进行科学的研究和评价。
收稿日期：1995年9月25日
注释：
〔1〕余嘉锡：《目录学发微》，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页。
〔2〕〔4〕王重民：《中国目录学史论丛》，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69、60页。
〔3〕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上海书店，1984年6月版， 第335页。
〔5〕阮孝绪：《七录》今佚， 但唐释道宣《广弘明集》卷三载有其《七录序》及《七录目录》；《隋书·经籍志序》亦记载有《七录》分部题目。
〔6〕叶瑛：《文史通义校注》上册，中华书局， 1985 年版， 第29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