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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及其生命力
闫威(经济学院博士生)
马克思主义有三条相互联系、不可割裂的最基本原则。一是价值原则，就是为全世界大多数人谋利益。二是认识原则，就是实事求是。三是实践原则，就是改造世界。这三条原则不仅鲜明地体现在《共产党宣言》中，而且贯穿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任何一个社会历史问题的看法中，它们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内核。
马克思主义的这三条最基本原则内在地规定了马克思主义形成和发展的理论机制。在马克思主义形成的过程中，马克思中学时代就已经很明确的价值取向一直影响着他理论研究的方向。而实事求是的认识原则，则是马克思走上社会后，步步深入社会实际生活，以实际检验着他先已接受的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哲学，转向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过程中形成的。随着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特别是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研究，他看到了实践在人类发展史上的重要作用，由此又进一步了解了实践对于人的认识的重要作用，了解了实践是理解黑格尔辩证的否定的契机，是扬弃思辨哲学的武器，这样马克思既继承了费尔巴哈又超越了费尔巴哈；吸取了黑格尔又扬弃了黑格尔。正是马克思主义这三条最基本原则，给马克思主义的形成提供了理论的内在动力。运用实事求是的原则和方法对客观事实进行研究，对自然科学的最新成果进行整理，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唯物辩证法，揭示了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类思维发展的最一般规律；通过对历史事实的实事求是的研究，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从而实现了哲学史上最伟大的变革。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特别是它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规律的概括，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现实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的结果。同时它的结论也代表了 大多数人的利益。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和基本结论，则更充分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认识原则与价值原则的有机统一。
马克思主义的这三条最基本原则，反映的是人类社会最大时空范围内存在与发展的最一般规律。这些规律是一直客观地存在于人类现实社会生活之中的，但是只有到了19世纪，只有当无产阶级作为历史发展前途的代表，自觉地以自为阶级的姿态走上历史舞台的时候，人类才具备了发现它们、概括它们和自觉地运用它们的条件。马克思主义就成了明确提出和自觉运用这一人类思想发展高峰才能达到的认识的代表。马克思主义最基本原则的生命力很可能是与人类共始终的。而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将这些最基本原则运用于更为具体的层次，则形成了一系列的处于不同层次的次基本原则，例如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则、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无产阶级解放的战略原则和策略原则等等。这些次基本原则的适用范围有的可能是几个社会形态，有的也可能只是一个社会形态，有的甚至可能只是一个社会形态中的某个具体阶段。与这些不同适用范围的次基本原则相一致，马克思主义又形成了一系列的个别结论。个别结论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原则于具体实际而得出的认识。
马克思主义这三条基本原则，使马克思主义具备了自我发展、自我超越的机制，马克思主义内在生命力也就在于此。生命力的表现一是发展自己，一是保持自己的特有性质。不能发展，则必定会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死亡；而不能保持自己的特有性质，在发展过程中变异为其他思想，虽然与死亡不同，但是发展的结果已经不是自己。因为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原则是实事求是，因此，当实事变化了的时候，马克思主义也要根据新的历史条件、新的历史问题形成新的答案。
马克思主义的三条最基本原则之间的关系是有机统一的，相互规定的。为大多数人谋利益，规定着马克思主义改造世界的实践的方向，决定着马克思主义对各种社会改造方案是肯定或否定，是取还是舍。而要实现这一价值目标，就必须实事求是，必须将其付诸于改变世界的实践。实事求是的原则决定了马克思主义提出的一切主张都应当反映客观规律，而不是不着边际的空想。要真正做到实事求是，就必须投身于人民群众的实践。而实践既是实事求是的重要环节，也是实现人民利益的手段。没有实践，既不可能得出符合客观规律的认识，也不可能检验这些认识是否具有真理性，更不可能把为大多数人谋利益的价值取向变为现实。
马克思主义是如何发展的呢?
从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理论机制来看，则表现为如何在无产阶级改造世界的实践中处理好马克思主义最基本原则与次基本原则的关系。这三条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马克思主义。但是一些以最基本原则为指导、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概括出来的次基本原则，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随着人们认识领域的扩大和认识能力的提高，是可以做出适当的修正和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的自我超越，就是在坚持最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在次基本原则和个别结论上的发展、纠正与创新。这里有三种情况。一是将马克思主义的这三条最基本原则运用于新的历史条件和历史任务，得出新的次基本原则和个别结论；二是根据新的历史经验进一步完善过去已有的次基本原则与个别结论；三是运用马克思主义那些仍具有真理价值的次基本原则，解决特殊的具体历史条件下的具体问题，修正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已经不适宜的具体结论，提出一些新的具体结论。
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来源于它对人类存在与发展的最一般规律做出的正确的概括。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对这些最一般规律的阐述总是与具体的历史条件、历史任务结合在一起的，但是反映这些最一般规律的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原则，却总是能在人类发展的新的阶段、新的问题面前，为代表人类进步要求的历史主体提供最一般的也是最深刻的思想武器。中国共产党人经常讲的坚持与继承马克思主义，就是要在生生不息的人类进步实践中，坚持和继承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原则和仍然有生命力的次基本原则；而他们所说的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与创新就是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和历史任务，补充不够用的次基本原则，抛弃已经过时了的次基本原则，提出新的符合马克思主义最基本原则的次基本原则。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就在于此。
知识经济时代马克思主义面临的两个问题
唐伟(经济学院博士生)
在知识经济转型时期，马克思主义理论面临两个重要问题。
第一个问题：西方传统社会主义社会基础的削弱即无产阶级没落论
如果仍然把传统的体力工人作为实现社会主义的核心力量，那么社会主义社会基础方面的危机无疑是致命的。“无产阶级”并不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不断壮大，而是在不断“萎缩”，这还能成为“掘墓人”吗?实际上，多数社会主义者抛弃了这种传统认识，他们把各领域、各部门不断增加的雇员包容到工人阶级的行列，并得出结论：工人阶级的扩大意味着社会主义社会基础的扩大。
从逻辑上讲，这一认识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现时代，劳动本身也存在“泛化”，既包括体力劳动，还包括脑力劳动和管理劳动。马克思曾论述“三大差别”的消灭问题，其中一个就是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差别的消灭。消灭这种差别，决不是脑力劳动向体力劳动的回归，而只能是体力劳动向脑力劳动的升华。这种差别消灭后的劳动必然是脑力劳动，所以脑力劳动应属劳动范畴，那么，脑力劳动者自然应属工人阶级或无产阶级，这个无产阶级则必是随着资本主义和知识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壮大的。
莱斯特瑟罗评论说，在马克思所说的社会发展“五阶段”论中，奴隶社会的奴隶主和奴隶，取代奴隶主的不是奴隶，而是封建地主；封建社会的地主和农民，取代地主阶级的不是农民，而是“第三阶级”；那么，资本主义的资本家与工人，取代资本主义的将不是工人阶级，而是“知识阶级”，这个知识阶级，就是工人阶级的未来，就是知识工人阶级。这一认识的积极意义在于：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重新确立社会主义的社会基础。但如果过于简单地认识上述变化趋势，就是没有看到问题的关键。这个关键就是：这些扩大了的工人阶级队伍是否具有共同的社会主义政治认同感和集体动员意识?正是在这一点上，西方社会主义面临着巨大挑战。
第二个问题：知识创新的飞速发展与剩余价值消失论
知识创新是新经济发展的第一推动力。知识经济引起生产力的大革命，在制造业中引发智能系统和机器人取代劳动者的趋向。无人工厂不断出现，那里几乎没有活劳动投入，那么剩余价值产生的基础没有了，何来剩余价值的剥削呢?在当今第三产业占GDP的比例越来越大的情况下，是否还可以说只有物质生产领域的活劳动才创造价值?面对新的挑战，我认为，劳动价值论一要坚持，二要发展。
价值量，有密度上的差异，而且这种密度是随科学技术的发展而不断提高的。马克思就认为熟练劳动力和不熟练劳动力每小时劳动量所产生的价值量是不同的。那么，现代高科技武装的工厂中，每小时劳动量所凝聚的价值量，较之19世纪的工厂所凝聚的价值量要高出几十、几百、几千甚至几十万倍!所以不能简单地用工人减少来说明剩余价值的消失。
生产的高度社会化和一体化，使得经济活动的各个阶段之间的分工与协作更加细致与紧密。在知识经济条件下，设计阶段是剩余价值的主要创造阶段。但是，只有设计，还是不能实现其价值，还必须有生产、流通、分配、销售等其他阶段，自然也包括无人工厂。正如马克思所说，某些商业活动不创造价值，而是由生产领域让渡一部分剩余价值。以此逻辑类推，无人工厂的利润，应是上一个或几个阶段、特别是设计阶段所创造出来而在本阶段让渡的剩余价值。
从总体上看，第三产业也同样在创造价值。这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没有矛盾，也符合当今的现实。马克思在评述亚当·斯密的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观点时，肯定服务劳动有两种：一种服务劳动可以物化，“把自己的劳动固定在某种物上，并且确实使这些物的价值提高了”，如上门服务的裁缝、厨师、修理家俱的木匠等。这种劳动是生产商品，创造使用价值和价值。另一种服务劳动为纯粹的服务，如医生、牧师等提供的服务，“它不采取实物的形式，不作为物而离开服务者独立存在”，这种服务劳动所提供的消费品是一种无形产品。对于提供这些服务的生产者而言，服务就是商品。“服务有一定的使用价值(想象的或现实的)和一定的交换价值。”而交换价值是商品价值的表现，因此，服务劳动也必然形成价值。但这个推论似乎又与马克思的价值定义相矛盾，即“纯粹服务”劳动提供的无形商品也有价值与价值是物化在商品中的一般劳动相矛盾。我们所熟知的价值定义是专指表现为物质产品的商品而言的，对于纯粹的服务形式存在的商品是不适用的。就纯粹的服务这种无形商品来说，它的价值并不以物化的形式存在，而是“一个想象的即纯粹社会的存在形式”。
在马克思时代，绝大部分商品都是物质产品，以服务形式存在的商品为数不多，所以马克思分析商品时，只考察物质产品形式的商品，舍去无形的服务商品，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在第三产业日益重要的今天仍坚持只有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才创造价值这种观点，虽然可以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找到根据，但并不能完全概括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学说的全部内容。
凯恩斯主义与纳粹德国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比较
欧永生(经济学院博士生)
西方世界，自由资本主义经历了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的高速发展并盛至极点之后，遭受了一次大萧条的“洗礼”。大萧条导致了现代宏观经济学的产生，其标志是凯恩斯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面对大萧条，凯恩斯反思了西方的新古典理论，承认分配不公、失业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两大缺陷，认为新古典理论所强调的市场的调节机制不能解决上述两大缺陷，进而把经济学的研究目标转向充分就业和经济增长，改变了“新大典”只强调物价稳定的目标。他用“有效需求原理”代替古典的“萨伊定律”，从而形成了其理论核心——有效需求理论，主张国家干预——国家运用财政政策来调节经济。
凯恩斯主义用简单的总需求模型来解释大萧条的产生。认为大萧条源于投资机会的减少和投资需求的大幅下降，且货币需求陷入流动性陷井，于是财政政策就成为摆脱危机的良方。以萨缪逊为代表的后凯恩斯主义者将“新古典理论”和“凯恩斯主义理论”综合，形成新古典综合理论。后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主张的实施，给资本主义经济带来了1946—1970年的长期、高速、持续的经济增长。
其实，国家干预主义和财政调节论是20世纪30年代西方经济学界和政界所流行的一个非理论化的思潮，该“思潮”以所谓的“新政派”进行没有具体理论基础的实际操作。新政派人物、著名的芝加哥经济学家亨利·西蒙斯，一方面主张国家调节经济，另一方面却把工资过高说成是萧条的原因，他甚至担心《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有可能成为法西斯运动的经济圣经。
可见，我们有必要把凯恩斯主义与纳粹德国的军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作一比较。
1933年，希特勒成为德国总理后，为了保护垄断资本的利润，纳粹政府一方面不断扩大军费开支，另一方面不断采取一系列措施强化卡特尔化和国家干预调节。这些政策措施客观上稳定了危机中的德国经济，并使之迅速增长。
通过比较我们可以发现：第一，凯恩斯主义和纳粹德国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出现，客观上都起因于“大萧条”。第二，两者都是大垄断资本集团出于自救的目的而出现的。第三，两者都主张国家干预。第四，客观上，两者的经济政策的实施都给西方世界及希特勒德国带来了一定时期内的经济稳定和繁荣。
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凯恩斯主义与纳粹德国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最根本的区别在于，纳粹主义的经济是一种极端的军事化经济，而凯恩斯主义盛行的其他西方国家(美、英等)的经济则不是，极端的军事化经济必然导致经济的畸形发展，导致各部门发展的极端的比例失调，进而导致更深刻的危机。
对虚拟世界的哲学认识
张舜(经济学院博士生)
一、虚拟实践的哲学依据
虚拟实践第一次使人的实践对象不再是纯粹形式的外部物质世界，而是以信息符号处理转换成为实践手段，将在人工智能和感官体验基础上扩展的语言符号系统“再造”成虚拟的语言符号系统，来构建人的创设对象。要讨论虚拟实践的哲学依据，我们至少需要回答两个问题：(1)从哲学向生活世界回归的层面引入虚拟实践，是否构成对实践唯物主义世界观(对人类基本生活方式的理解)的突破?(2)从科学认识论的角度看，虚拟实践能否被视为人类既往实践(主要是社会交往实践)活动合乎逻辑的发展?
1.实践唯物主义对人类基本生活方式的哲学理解。实践唯物主义肯定自然界对于人的优先地位，肯定人的“类本质”对于人作用外部世界的前提意义，但却更强调人通过实践对现存感性世界的理论批判和实践改造，进而推崇对理想世界的观念建构和实际建构。同时，生活世界又是丰富多彩的，以劳动为核心的实践只是其中一种基础性的生活方式，它无法包容也不能取代在世世代代交往中出现的其它生活实践方式。虚拟现实技术所构成的虚拟世界是与虚拟实践主体所能获取的知识及对象化体验相对应的，是对人类既往社会实践基本生活方式的重大发展和突破。人能通过有意识的实践活动改造、创造、控制客体，使自己处于支配者、利用者的地位，人在实践活动中可使客体具有原来没有(甚至不可能有的)物质形态和运动形态。在信息网络时代，虚拟实践的创造性活动已成为人类“优化”自身的手段。
2.从认识论的角度看虚拟实践是否具有历史合理性。过去我们描述认识发展的螺旋式上升过程有一个公式：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以至无穷，反复强调物质对意识的决定作用，用以突出实践的本体论地位；然而，公式只是从直观形式上表述了实践的发展过程，并不能取代内容的细节和真实。公式中的每一个实践，一旦进入具体的日常生活世界，必带有目的性和计划性，即作为主体活动内在前提的“实践意识”。而实践意识的产生以及随之而来的对象性活动的进行、对象化产品的完成，才构成完整的实践过程。实践意识源于人的生存和发展需要，人的切身利益成为实践的内在驱动力。实践并非单一的线性系统，它同时又与人的社会属性相联系，当我们把人类实践活动归纳为物质生产实践、精神生产实践、社会交往实践、日常生活实践这几个主要形态时，依据的乃是由社会交往的日常生活所沟通的、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互为表里的人类技术史的图景，社会交往实践不仅仅关系到技术方面，还包括基于物质交往关系之上的思想、观念、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的交流和整合，并通过日常生活表现出来。全球化和因特网的发展，正是人类利用经济和科技手段创造的多层面的文化生存和价值意义，这就为虚拟实践提供了包括技术支持和交往关系在内的发展条件。
二、虚拟实践的基本特征
1.客观实在性。客体自身根本不可能是孤立的自在之物，任何事物的实在性只有在主体与客体的相互联系和作用中才能显示出来。因此，虚拟实践也是人的意识和意志对象化的客观产物，而事实上虚拟实践的对象乃是基于虚拟集成系统的一种技术存在，是对现实的模拟、仿真、复形、缩微或扩张。因此，虚拟实践的对象仍然应被看成是基于实存的存在，是宇宙复杂系统中某一子系统的关系实在。
虚拟实践具有独立性，即它的对象物不再是常规实践的经验对象，而是非常条件下通过特殊手段去把握的各类事物“不可言说”或“难以名状”的关系实在。虽然物质实体与关系实在并不一定构成因果联系，但主体只要意欲建构关系实在，就必定要以物质实体的自在形式做蓝本。因此，关系实在也就成为主体欲望对象化的基石，并推动虚拟实践为工具操作，使人的生物感受器系统、功能效应器系统和观念符号系统在虚拟现实技术下完成有机统一的自为运动，最后在现实的效用性中证明虚拟实践达到主体创设对象的客观实在性。
2.感知超验性。虚拟现实技术创造的“人化世界”已经能把人的感知和反映能力提高到在真实世界达不到的“亦真亦幻”、“虚无飘渺”的程度，这是导致虚拟实体主体产生感知超验性的直接技术原因；然而对虚拟实践的感知超验性加以证伪并不轻松，因为技术的可靠性和确定性往往构成对超验性真实的反证。因此，虚拟世界也只有在人的介入后才会有意义，将人的本质特征置于脑后，虚拟实践的研究便失去了意义。
3.创造开放性。虚拟实践活动不能是不开放的，因为只有开放性才能带来多样性的选择，当然也与虚拟现实技术的长足进步相关。虚拟实践活动意味着人类已完成农业和工业技术条件下的“体智型”实践结构向当今信息技术条件下的“智能型”实践结构的转换，由于虚拟环境的建立和虚拟实践的介入，首次打破了在物质实体条件下只能依赖单一途径选择发展可能的旧模式，使实践的内容发生了质和量的双重变革，从而在虚拟实践中，使现实性的发展兼容了多种可能性，在新的智能型实践结构中，过去孤立的实践已被系统的实践所取代，直接的实践已化于间接的实践，原型的实践则反过来成为虚拟实践的补充手段，稳态单一的实践通道，必然延伸为跃迁多样的实践模式，从而使主体在与环境的交流互动中获得更多的自由。
开放经济条件下社会浮躁现象的思考
杨卫东(经济学院博士生)
中国社会的浮躁现象，可上溯至1840年鸦片战争后。“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外来侵略者可恨，但问题主要出在我们自己身上。一是盲目的民族自大，或者是受压抑的民族自尊心郁结为自大、自卑和排外交错的盲目情绪，成为自己身上的沉重包袱；因而自我封闭，顽强抗拒世界一体化过程。二是犯了自由恐惧症，处处设防，把自己卡死了。看来，我国古代辉煌的成功，使得我国成为农业社会的典范——这就很难适应1840年后这个已经变化了的世界。其原因在于：中国古代社会善于优化而不善于创新(或不需要创新)，不善于打破陈规。在一个和平的外围大环境中对渐进主义的偏好在逐步改变的世界里也许可以得到谅解，但处在一个“数千年来未有存之变局”的跳跃或改变的时代，不能处理好渐进和革新的矛盾关系是不可饶恕的。必败的条件很简单：永远把更多精力投入到优化现有事物上。
正是这种传统文化负面作用的传延性，时至今日，还在影响着我们中国人的思考问题的方式。
1、没有把自身的历史放到世界全局下对其弱点进行深刻的反思。在一些人笔下，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最优秀的文化，无所不包，不假外求。谈及近代的落后，则把主要责任推到侵略者身上，不敢从内因——制度和思想文化上寻找落后的根源。不敢正视大清帝国的建立和17世纪的英国革命刚好同步，而此后几百年间两国的命运迥然不同。“人贵自由，国贵自主。”中国与西方贫弱与富强的差距来自“自由不自由”，一语道破百年中国问题的症结。
还有一些人喜欢宣扬中华民族有特殊的民族凝聚力，都对两个重要情况视而不见：一是与侵略我们的日本比，八年抗战，中国人一分为四(国、共、汪伪，伪满)；而大和民族却没有出现大的分裂。二是与侵略过我们的西方列强比，他们通过建立统一的全国大市场，建立以法治和民主为基础的政治制度，加上星罗棋布的社会团体，并让无数此类民间团体中的人在自由空间中表现出的微观的活力相加而体现出来的整体活力，依靠制度整合形成了强大的国家凝聚力。
2、在世界几大文化体系中，我们的文化体系喜欢听虚夸的说教，而乏独立缜密的思考。说到历史，有人一开口就是侵略，说到现在，动辄以殖民、反殖民的思维模式来引导人们观察西方国家对非洲、中东国家关系问题，以“西化”、“自由化”的思维模式来观察、处理西方国家与我国的国家关系问题这种高论很可能成为新的封闭盔甲，它们可以满足民族浅薄的虚荣心理，却于改变落后现状无补。人们跟你平等交流，你不以开放心态对待，认认真真学习，待到人家远远超过你，你再感到民族自尊心受到压抑，再自卑、自大和盲目排外，这种思维定势来返往复作用在中华民族身上，这个民族肯定会沦落为让别人嘲笑的民族。
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的成绩有目共睹。最重要的并不是坚持了什么，而是逐步恢复和扩大了经济自由，学术和政治等领域的自由也有所改善，被束缚的力量得以迸发。加入WTO，首要的仍在于解除束缚，按照WTO的规则和法治的内在要求去解除束缚，把这件事认认真真做好，中国就一定有不可限量的发展。因为它会打破“天上地下，惟我独尊”这种讲究等级和服从的东方文化，培植起有“自由思想，独立人格”的公民，中国人的创造力才可能充分发挥。
当代中国社会的浮躁依然源于导致中国没落的两大障碍：民族自大与封闭情绪。开放社会与经济发展吸纳浮躁。经济发展如何带来民主化?按照享适顿观点，首先，经济富裕了，可以培养一种“公民的价值观和态度”，以及人际间相互信任感、生活满足感和凭能力竞争的性格；其次，经济发展提高社会教育水平，提高人的素质，教育水平较高的人容易形成相互信任、追求满足和注重个人能力的性格；第三，社会集团之间有更富足的资源可供分配，因而提高了融合、和解与妥协的可能性；第四，促使社会更全面地对外开放，更深度地卷入世界经济，由此可产生一些非政府的财富来源和影响，并使社会受到更多的在工业化社会流行的民主观念的影响。最后，经济发展将促进中间阶级的扩大(城市中产阶级增加到一定规模，就意味着民主对中产阶级的潜在威胁减少了，各集团有了通过选举政治来促进他们的利益的信心)。由此可见，入世将为中国政治民主化开辟更宽阔的道路。而随着中国民主化的延伸，民主化所需要的最重要的政治文化特质之一——互相信任的、善于宽容和妥协的政治态度和性格(这正是我们所缺乏的)就会在中国培植起来。也即是渐进的、保守主义的观点，能够在中国重新培植起来。目前中国现在实际上存在着不同的社会阶层，各阶层利益分殊，各有各的呼声，应该承认并肯定社会各阶层利益的分殊，采取渐进的、保守主义的观点，逐步推进社会前进。马克思说：存在决定意识。目前，我们要推进存在，就要先推进经济发展这个存在。一句话，老百姓可以浮躁，但哲学家、经济学家要保持清醒的认识，不能浮躁，这样的政治文化环境的存在可以决定政治精英的素质。
现时代的价值困惑和信仰问题
陈永忠(经济学院博士生)
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正在全方位地从保守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变，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在市场经济的热潮中，在追求效益的竞争中，在金钱利欲的诱惑下，如何看待他人和自己，如何看待过去和现在，如何看待道德和利益，如何看待成功和幸福，如何看待人生的目标和意义，这些问题困扰着我们，有许多人都深切感受到价值失落的痛苦和没有信仰的迷惘。我想谈谈我对价值失落与信仰危机问题的一些看法。
一、价值失落与信仰危机的现实表现
1、躲避崇高。现实生活中，总是理想引领人们从世俗不断地走向崇高。所以在人们的精神结构中，现实与理想之间总是保持适度的结合，保证着人们处于良好的信仰状态。处于良好信仰状态的人们富于理想，并时时刻刻用理想规范和牵导着自己的现实生活。 但是，在现阶段，现实与理想脱节了，人们表现出对现实的困惑、忧患甚至幻灭。人们从“政治统摄”中脱离出来后又走向另一个极端，以远离政治为清白，陷入互不沟通、互不交流状态，没有了那种“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积极心态了。
2、极端自利。“文革”时代，以社会群体的价值否定个人的价值，导致个人与社会正常关系的扭曲。在当前向市场经济过渡阶段，这种扭曲关系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极端自利。首先是极端自利的个人主义的胜利。许多人的自我观念就是一旦碰到现实的厉害关系，他们什么都可以放弃，什么都可以出卖，甚至灵魂。哪怕是有多年党龄的人民公仆，在私利面前往往置大众的利益不顾而中饱私囊。其次是社会道德感的丧失。人们似乎失去了倾向于用“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来宽慰自己，姑息他人的败德行为。再次是社会凝聚力的弱化。极端自利的个人主义的盛行，使物欲膨胀，人们不再有共同的利益指向，各人的行为之间甚至相互抵触，社会对个人的凝聚作用因无法找到“共同点”而弱化甚至丧失。
3、崇尚非理性。人们普遍认为理性难以说明问题，以感觉取代思考，凭感觉在多变的社会中寻找前进的方向。人们变得喜爱追赶潮流，而无暇思考，让生活变得很热闹但又不明白原因，表面上看似乎在自主安排生活，实际上独特的个性已被完全淹没在时尚的潮流中。现实生活中，人们的生活被日益深厚的市场气氛笼罩着，人格和行为趋于市场化，人生选择不再由人生信念导向，而被市场行情所取代。
二、价值失落与信仰危机的原因
现时代人们普遍的价值失落感和信仰危机，背后有着各种各样的原因，我想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
1、世界性文化背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已不可能在孤立的文化氛围中发展，西方的种种文化思潮纷纷涌入，使我们处于世界性的文化氛围之中，以西方社会为主流的人类精神世俗化，必然对我们产生重大影响。信仰的世俗化有种种表现，如信仰的完全实用化和短期行为化；对非理性和神秘主义的依恋；原始宗教和封建迷信的复活等，这些表现绝不是西方社会所特有的，在我们周围的现实生活中处处可见。以西方社会为主流的人类精神世俗化，是我们现时代信仰危机的文化大背景。
2、中国传统文化的终极关怀难以深入人心。中国传统文化并不缺乏终极价值观，如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但在现实生活中它并没有真正落实到广大民众身上，缺乏应有的普遍性；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的终极价值观每每在关怀与现实的冲突中都退守到“明哲保身”的境地。因此，它没有产生应有的社会影响和回应，广大人民群众仍处于无终极价值关怀的状态之中。
3、经济生活的变迁。东欧剧变、前苏联解体使人们怀疑被我们坚持了几十年的、具有世界普遍性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合理性，并且进而怀疑为这种制度提供最高精神和理论支柱的共产主义信仰。过去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人们把共产主义信仰与计划经济及其观念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当计划经济在经济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时，它强化着人们对共产主义的信仰；但当它越来越不适应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需要而暴露出明显弊端的时候，人们就很难把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信仰与这种经济体制区分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