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有产权保护是否有利于减少污染排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产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260(2015)05-0001-10 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快速工业化进程和日益严峻的环境污染问题受到了专家学者的广泛关注，大量有关环境和污染问题的研究集中于经济增长、国际贸易、外国直接投资、就业、人口迁移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①，本文则试图对“资源过度开发”问题产生的内在机制给出理论解释和经验验证。 对资源过度开发和环境污染的解释通常以外部性理论为基础：由于公共自然资源具有非排他性，人们可以自由使用而不受他人阻碍，在这种情况下，开发公共资源的私人边际成本低于社会边际成本，而私人边际收益则高于社会边际收益，人们会尽力开发这些资源以使得自身的利益最大化，从而导致资源的过度开发利用。该现象被Hardin(1968)称为“公地悲剧”(tragedy of the commons)。 经济学家认为，解决公地悲剧的基本途径有两条：一是对资源的开发利用实施管制，通常由政府负责制定和实施，如确定资源的开发速度，实行许可证管理，或者对开发活动征收相应的税收(庇古税)；二是明晰资源的产权归属(specifying property rights或者privatizing the commons)。环境管制是在经济活动存在负外部环境影响的条件下，通过政府干预应对环境恶化的重要途径。包群等(2013)利用中国省际数据的研究发现，在环保执法力度严格的省份，环保立法能够起到明显的环境改善效果。Gray和Shimshack(2011)对有关美国环境监测措施实施效果的经验研究进行梳理总结后发现，环境监测有效降低了受监测企业的违规概率和污染排放水平。 主张明晰资源产权的研究强调政府并不能有效地管理公共自然资源，这是因为：政府指定的管理者并非自己投资于这些资源，其管理活动的边际成本也并非由这些官员完全承担；在对待这些资源的长期价值方面，官方指派的管理者相对于私人所有者存在短视行为(Anderson and Leal，1988)。相反，私人资源拥有者会更为谨慎地做出资源开发决策，对自然资源的主观贴现率通常低于公共资源管理者，从而对资源会做出更长期的开发决策或者更好的保护。 两种主张并非根本对立，环境管制和明晰产权都是有成本的政策活动，在特定的经济社会环境下，采用何种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政策成本的权衡。例如，资源产品本身的特性会影响明晰产权的成本，确定鱼塘的产权相对容易，而对整条河流或者海洋实行私有化却并非易事，后者的成本远远高于前者。在这种情况下，对海洋开发实施行政性管制可能是更好的选择。 大量文献对环境管制的效果做了深入研究，但基于产权理论的探讨近年来并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不仅缺乏严格的经济学理论模型推导，而且通常采取基于个案的经验研究方法，几乎不采用计量经济研究。为弥补上述不足，本文构建一个两时期资源开发模型，分析不同产权制度下的资源开发时间路径和污染排放强度的差异，为环境问题的产权分析法提供更为坚实的理论基础，并利用EFW数据库和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WDI)数据库提供的数据进行计量检验。 二、环境污染的产权理论分析 本文首先假设在资源开发不会造成环境污染的条件下，分析资源私有和公有两种产权模式下资源开发时间路径的差异，发现资源公有模式会导致过度开发问题，降低社会福利水平；然后放松假设，允许资源开发过程存在污染排放，发现资源公有将导致更为严重的过度开发和污染排放问题。 (一)产权模式 产权是与资源使用有关的一系列权利，包括资源开发、收回、管理、排他和转让的权利，这些权利可以分别指派给不同的个人，也可以看作是从简单的使用到完全所有的累进关系(Ostrom and Hess，2007)。虽然理论上资源的产权模式可以简单地被划分为私有产权(private)、公共产权(common)、国有(state)和完全开放获取(open access)四大类，事实上，真实世界的产权制度更为复杂，是上述不同所有制类别各项特征的相互结合。 在不同产权模式下，资源的开发模式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如：在私有产权下，资源拥有者可以自己开发资源，也可以通过协议委托他人开发资源，即将产权中的开发权利让渡给他人；在公有产权下则一般通过公共资源管理者决定开发者的人选。即便是后者，公共管理者的权限、收入分配、污染治理等具体问题也有不同的决策模式，这往往取决于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政治法律体制。因此，资源开发模式本质上是资源财产权利的分割、配置和重新组合。 资源产权模式和开发模式的多样化为理论分析带来了巨大的困难，为简单起见，本文只考虑两种典型的资源产权模式：(1)完全私人所有，由资源所有者自己从事开发的模式；(2)资源公有，通过公共资源管理者开发的模式。从下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在不同的产权制度下，资源开发决策者主观贴现率的差异会影响到资源开发的时间路径，进而影响污染排放水平。 (二)基准模型——资源私有下的最优资源开发时间路径 资源拥有者通过开发资源获得收益。在跨时期决策模型中，理性的资源所有者需要在现在和未来的消费之间做出选择，决定最优的资源开发时间路径。这取决于决策者的主观跨期贴现率——如果该决策者有较高的主观跨期贴现率，则会倾向于现在加大开发力度，甚至出现“不顾子孙后代”的过度开发现象。 1.生产与消费 过度开发实际上是人们在现在还是未来开发资源的跨期选择中，更偏向于现在，因此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现在”和“未来”的两时期模型进行分析。代表性的经济人生存于“现在”和“未来”两个时期，分别用
和
表示。经济人投入资源和劳动生产产品获得收入，经济人既是劳动所有者又是资源所有者。资源由私人所有且产权得到了明确的界定，资源的总量是有限的，用R表示，两个时期的资源开发量分别为
和
，并且有
+
=R，两个时期的资源开发量之和为资源总量，提高
时期的开发规模必然导致
时期开发规模的下降。两个时期的劳动投入量分别为
和
，为简单起见，假定
=
=L。生产函数为C-D形式
其中，
为经济人投入劳动L和资源R获得的产品产量，α∈(0，1)，β∈(0，1)，且α+β=1。显然，该生产函数满足
的性质，其中f∈｛R，L｝。 经济人的效用水平取决于两个时期的消费，效用函数为
其中
和
分别为
和
两个时期的消费。效用函数满足一阶导数大于零、二阶导数小于零的性质。由于两个时期的消费之间的边际替代率递减，无差异曲线凸向原点，经济人倾向于在时间过程中平滑地消费，具有稳定消费的偏好。 2.无污染排放条件下的跨时期均衡 首先在资源开发不会产生环境污染的假定下分析经济人的最优资源开发时间路径，这一时间路径用有序偶(
，
)表示，即
和
时期的资源开发规模分别为
和
。经济人面临的预算约束是其一生中的收入总额，是两个时期实际产出的贴现值之和②，即
其中r为跨期贴现率(利率)。假定经济人的消费决策对其永久收入(permanent income)做出反应，其永久收入为
经济人既不从上一代人继承遗产，也不给下一代人留有遗产，此时其最优消费等于永久收入，即
由式(5)和效用函数(由式2给出)可知，给定跨期贴现率r，经济人的效用水平、各个时期的消费水平取决于终身收入(W)。为实现效用最大化目标，经济人要合理安排其资源开发的时间路径，以实现终身收入最大化。解经济人终身收入最大化问题，令
图1 数值模拟：G vs.r 由于资源总量R和各时期的劳动投入量L是不变的，式(7)中终身收入W仅是跨期贴现率r的函数，且W随着r的上升而下降。虽然这种关系在W的一阶导数表达式中并非一目了然，通过数值模拟的方法可以很清楚地展示。令
，图1给出了α分别取值为0.5、0.6和0.8时的数值模拟结果，G在跨期贴现率r上是单调递减的。 下面，本文以资源私有条件下的资源开发时间路径(公式6)以及在此条件下的经济人的终身收入(公式7)作为基准，探讨资源公有模式的影响。如果在资源公有模式下
时期的资源开发规模大于私有模式下的开发规模，则存在资源过度开发；如果在资源公有模式下，经济人的终身收入水平低于资源公有模式下的收入水平，则表明经济人的福利出现了恶化。 (三)资源公有条件下的最优资源开发时间路径 1.无污染排放条件下的资源开发时间路径 现在考虑资源公有且由公共管理者决定开发安排的情形。资源公有的条件下，个人不直接参与资源开发决策，而是通过一个公共资源管理者(public resource management agency，用下标M表示)决定资源开发的时间路径。假定管理者在
时期期初获得资源管理权力，
时期期初由公众决定其是否继续保有该权力。在这种模式下，一个非常贴近现实的假定是，公众与管理者之间就资源开发的时间路径安排等关键问题存在着信息不对称，公众在
时期期初才能观察到
时期的实际开发效果并推知管理者的开发安排，进而决定其
时期的去留。 信息不对称产生了道德风险，公共资源管理者会利用公众无法事前了解资源开发时间路径安排的事实为自己牟利。管理者能够获得的额外利益有多种可能的形式，如通过资源开发收入的提成获得经济利益，或者通过
时期的经济增长表现获得晋升等政治利益。经济利益的获得也有多种途径，比如通过向私人出售资源开发权利而获得收入，或者通过自己开发直接获得利益等。 存在信息不对称和管理者具有追求私利动机的条件下，管理者个人的主观跨期贴现率会高于社会跨期贴现率。用
表示管理者的主观贴现率，并将其代入式(6)，可以得到资源公有且由公共管理者负责开发条件下的资源开发时间路径为
由于公共资源管理者的主观跨期贴现率高于私人贴现率，即
时期存在资源过度开发问题。公共资源管理者的主观跨期贴现率并不影响社会公众的跨期贴现率r。在这种情况下，由于生产可能性边界凹向原点，对最优开发时间路径的偏离将导致终身财富规模的下降和社会福利水平的降低。资源公有模式下，经济人终身财富规模由下式给出：
将式(8)代入上式可以得到公共资源管理者开发模式下经济人的终身收入规模为：
2.有污染排放条件下的资源开发时间路径 现在放松资源开发不会产生污染的假设，资源开发伴随着污染的排放，并且
时期排放的污染需要在
时期进行治理，导致
时期的资源开发净收入下降。一个非常贴近现实的假设是，污染排放量和资源开发规模正相关，污染治理成本也与
时期的资源开发规模正相关，用τ(τ∈(0，1))表示反映
时期资源开发规模与污染治理成本之间数量关系的参数，则经济人的终身收入可以写成
图2 数值模拟：
和G的关系
图3 数值模拟：
上单调递增 图3的数值模拟结果表明，
上是单调递增的④。这说明在公共资源管理者的跨期贴现率高于公众的情况下，存在资源过度开发问题。而且公共资源管理者的跨期贴现率越高，资源过度开发问题就越严重，污染排放也越严重，社会福利水平也就越低。 (四)理论分析结论 本文理论分析表明：(1)资源私有模式下，资源所有者会更谨慎地处理当前消费和未来消费的路径安排，有相对较低的主观跨期贴现率，不存在资源过度开发问题；(2)资源公有和公共管理者开发模式下，管理者和社会公众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管理者相对于社会公众有更高的主观跨期贴现率，倾向于现在开发以最大化个人福利，进而导致资源过度开发和污染过度排放，社会福利水平降低。 上述结论的政策含义非常直观，随着资源产权的明晰化和私有产权保护程度的提升，资源过度开发和污染过度排放程度会逐渐减轻。现实世界中，明晰资源产品的产权也是有成本的，而且这种成本在不同类型的资源产品上存在差异，比如森林、矿山、草原和农业用地产权明晰化的成本对于河流和海洋来讲要低得多，明晰空气产权的成本极其高昂。在一定的交易制度下，一部分资源产品必然要以共有或者公有的形式存在，私有化程度取决于交易制度的效率以及在产权明晰成本和由公共资源管理者进行开发带来的效率损失之间的权衡。 三、计量经济检验 (一)模型设定、变量测度与数据说明 理论分析表明，私有产权保护和污染排放之间存在密切关联。本文需要检验的命题可以表述为： 待检验命题：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私有产权保护水平较高的国家污染排放强度较低。 为检验理论分析结论，构建如下计量模型：
式(12)中，下标i表示样本国家，下标t表示年份。其中：PINT为被解释变量，表示i国在第t年的污染排放强度；PPR为核心解释变量，表示i国第t年的私有产权保护水平；CTRL为其他控制变量，包括经济发展水平GDPPC及其二次项GDPPC2、工业化水平INDVA、贸易开放水平TOPEN和新技术吸收能力NTECH。本研究旨在分析私有产权保护对污染排放水平的影响，因此需要重点检验PPR的回归系数及其显著性。 对于污染排放强度的测度，本文采用两个维度的四个指标：第一个维度是空气污染排放强度指标，分别用每单位GDP中包含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PG)和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
PC)测度；第二个维度是水污染物排放强度指标，分别用产业工人人均水体有机污染物(BOD)排放量(BODPW)和每单位GDP包含的BOD排放量(BODPG)测度。为了消除通货膨胀的影响，国内生产总值用2005年不变美元衡量。
图4 经济发展水平与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WDI数据库。 对于私有产权保护度指标，本文选用EFW数据库⑤中“法律系统与产权”(Legal System and Property Rights)中的二级指标“私有产权保护”，其基础数据来源于全球竞争力报告(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问卷调查⑤，较高的数字代表较高的私有产权保护水平。在覆盖的时间范围方面，2000之前该数据库只提供了1980年、1985年、1990年和1995年的数据，而在2000年之后则提供了每一年的数据。在经验研究中，本文并没有对该数据做进一步处理，而是将其看作是在时间上连续的数据。在计量方法上，本文使用时刻固定效应模型，这种做法并不会对回归结果造成明显的偏差。 对于经济发展水平的测度，本文选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来衡量。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假说认为，环境污染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倒U型的关系，当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污染排放水平较低，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污染排放水平上升，但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之后，污染排放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呈负相关关系。图4展示了经济发展水平和用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衡量的污染排放强度之间的关系。显然，两者之间存在明显的倒U型关系。因此，本文在回归模型中加入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二次项。 对于工业化水平，本文采用工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衡量。通常认为，工业化过程中会消耗大量的资源，加剧了环境污染，因此需要在计量模型中加入这一控制变量。一般而言，工业化程度的提高会带来更高的污染排放，因此该变量的预期符号为正。 对于新技术采用吸收能力，本文采用具有中学教育背景的人口占劳动人口比重衡量。在生产中采用更先进的技术需要更高素质的劳动力(而不仅仅是研发人员)，较高的劳动力素质意味着更高的新技术采用能力。但先进技术的使用能否降低污染排放强度存在着不确定性，其回归系数符号可能为正，也可能为负。 对于贸易开放度，本文采用货物与服务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衡量。开放条件下，专业化生产带来的产业扩张和生产跨境转移对环境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例如“污染天堂假说”(Walter and Ugelow，1979；Walter，1982)认为，由于发展中国家的环境规制水平较低，这将导致污染产业由发达国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这种转移不仅通过国际直接投资进行，还会通过公司间的公平交易(arm's length trade)实现，无论采用何种方式，都会扩大对外贸易的规模。 上述变量中，除了私有产权保护数据源于EFW数据库之外，其他变量均来自世界银行WDI数据库。所选样本共包含143个国家1980年、1985年、1990年、1995年、2000-2011年的数据，所有变量都存在一定程度的缺失，是不平衡的面板数据。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
(二)回归方法与计量检验结果 对回归模型进行F检验的结果表明固定效应模型优于混合面板模型，豪斯曼检验结果表明固定效应模型优于随机效应模型。在样本期间内，虽然各国私有产权保护水平有一定的变化，但作为一国最基本的制度因素，其在较短的时期内这种变化并不十分显著，考察不同的时点上国家间私有产权保护度的差异对污染排放强度的影响更具意义。因此，本文选择固定效应模型并在回归中固定了时刻效应。 表2至表4给出了以“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作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表5至表8给出了以“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为了保证结果的可靠性，本文采取逐渐增加解释变量的方法，并且给出了全部样本回归、2007年及以前子样本回归、2008年及以后子样本回归三部分结果。 表2中，模型(1)考察了在控制环境库兹涅茨效应和开放效应的条件下，私有产权保护对污染排放的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经济发展水平变量一次项回归系数为正，二次项回归系数为负，表明经济发展水平和被解释变量之间呈倒U型关系，存在明显的环境库兹涅茨效应。私有产权保护度变量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说明随着私有产权保护度的上升，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显著下降。在逐步添加工业化水平和新技术采用能力以后(模型2和3)，私有产权保护的影响仍然保持显著为负。 表3和表4将全部样本分为两个时段，分别是2007年及以前和2008年及以后，这主要考虑到2007年开始的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影响。可以看出，在分时段回归之后，私有产权保护对污染排放的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同样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表5至表7分别给出了在控制环境库兹涅茨效应和贸易开放效应的条件下，全部样本和分时段样本私有产权保护对污染排放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私有产权保护度变量回归系数显著为负，随着私有产权保护度的上升，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显著下降。
图5 经济发展水平与人均BOD排放量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WDI数据库。 表8和表9给出了以水污染物排放强度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表8中的被解释变量为产业工人人均BOD排放量指标，表9中的被解释变量为单位GDP BOD排放量指标。通过观察散点图发现，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工人人均BOD排放量之间并不存在环境库兹涅茨效应(见图5)，因此在表8和表9的计量模型中没有包含经济发展水平变量的二次项。并且由于人均BOD排放量数据缺失严重，样本容量较小，这部分研究没有采取分时间段估计。 可以看出，私有产权保护对水污染物排放强度也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特别是在表8中，在依次控制了经济发展水平、贸易开放度、新技术应用能力和工业化水平之后，私有产权保护变量的系数始终保持显著为负。在表9中，虽然回归系数的显著水平稍低，但总体是可以接受的。
综上，用空气污染和水污染指标的回归分析都表明，在控制收入水平和其他因素影响后，私有产权保护对污染排放强度都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从而验证了本文理论分析的结论：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私有产权保护水平较高的国家污染排放强度较低。 四、研究结论 本文构建了一个两时期资源开发模型，探讨不同的产权制度下资源开发和污染排放的时间路径，为资源开发和污染排放问题的产权分析法提供了更为坚实的理论基础。理论分析表明，相对于资源私有模式，资源公有和公共管理者开发模式会导致严重的资源过度开发和污染过度排放问题，利用跨国二氧化碳和水污染物排放强度数据所做的经验检验支持了理论分析结论。 上述研究结论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明晰资源产品的产权归属并加强保护是应对环境恶化和污染的重要途径，环境与污染问题中的“外部性”因素是产权不明晰的结果，应当从明晰资源产品的产权归属入手，从根本上解决污染问题。进一步讲，资源产品本身的特性会影响明晰产权的成本，对于产权界定成本较低的资源，可以通过明晰产权解决过度开发和污染过度排放问题，而对于产权界定成本较高的资源，可能会出现明晰产权的成本高于公共治理成本的情况，此时公共治理可能是更好的选择。 作者感谢Daniel H.Cole教授(印第安纳大学Maurer法学院)对本文提出的建议，感谢评审人提出的意见和修改建议。所有疏漏由作者负责。 ①陆旸(2012)对开放条件下的环境污染问题作了详细且富有见地的综述。 ②由于经济人既是劳动所有者又是资源所有者，其收入为工资收入与资源收入之和。生产函数式(1)为一次齐次生产函数，根据欧拉定理可知经济人每个时期的收入为产品产量Qt。两个时期实际产出的贴现值之和即为式(3)。 ③改变参数α和公众跨期贴现率r的取值并不会改变该结论，但本文为了图形简洁并没有给出参数取其他数值的模拟曲线。如有需要可以向作者索取。 ④为保证图形简洁，图3只给出了τ=0.2和α=0.6的数值模拟结果，改变这两个参数的取值不会影响结论。 ⑤The Economic Freedom Dataset，该数据库由James D.Gwartney、Joshua C.Hall和Robert Lawson发表在Economic Freedom of the World:2014 Annual Report上。 ⑥在问卷中，受调查者被要求对一国私有产权(包括对金融资产的产权)的界定和法律保护水平进行评分，最低为1分，最高为7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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