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增长、低通胀：宏观调控的目标与归宿——近五年来中国经济持续高成长经验的理论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通胀论文,五年论文,中国经济论文,宏观调控论文,归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高增长、低通胀的政策操作经验分析
在一国经济处于起飞的阶段和买方市场条件下，能否实现低通胀下的高增长？这是一个世界性难题。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虽然有过韩国等后起市场经济国家实现起飞阶段经历高通胀、高增长的经验，也有过英美等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经受高通胀、低增长即滞涨困扰与磨难的经验，但真正成功经历持续低通胀、高增长的国家却不多。日本和原西德虽然在战后创造了低通胀条件下“奇迹的复兴，奇迹的增长”，但在1973年10月经受了第一次石油冲击之后也同样陷入了滞涨的困境。
高增长、低通胀难于实现的原因很多，但就主要方面而言，则首先是因为大多数国家都先后走上了“黄金非货币化”后的市场经济道路，或者本身已经是较发达的“黄金非货币化”的市场经济国家。在这类国家的正常发展条件下，“市场约束”也即“需求约束”从而“卖比买难”的问题是一种普遍存在。当着“卖”成为“买”的前提和生产得以实现的一个首要条件时，货币和以货币表示的需求就有了特别重要的意义。当然，对此也要做具体分析，特别要注意区分两种不同情况：一是在特定条件下，比如资源得到充分利用（即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所说的资源“充分就业”）的条件下，需求往往具有拉起物价、诱发通货膨胀的作用〔1〕；另一是在资源未实现充分就业的条件下，需求（注意，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需求首先是指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就成了供给增长从而生产得以实现的一个首要前提，这时需求不仅不会拉起物价，而且还会刺激和推动市场供给即有效生产迅速增长。不过，在资源未实现充分就业的条件下需求拉动供给增长的作用能否充分实现，关键要看市场是否有效、资源能否自由流动。这是需求拉动供给增长的一个充分条件。当着一个国家的市场还未成为这样一种有效率市场、资源也还不可能实现自由流动的时候，即使一国的资源还未实现充分就业，需求上升拉动供给增长的作用就仍然是有代价的，其中一个重要代价就是通货膨胀。这就是说，在不具备上述充分条件的情况下，要使一国经济获得“无通货膨胀的持续高增长”，几乎是不可能的。由于到目前为止世界上的所有市场经济国家，都不完全具备上述充分条件，因此，也就不可能有哪个国家能够实现无通货膨胀的国民经济长期持续高增长。换句话说，各国努力所能达到的要么是无通货膨胀的国民经济持续低增长、要么是高通货膨胀下的国民经济非持续性高增长。显然，这是一个两难选择。
有没有第三种可能呢？比如，能否实现低通胀下的持续高增长呢？对此，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宏观调控实践做出了回答。
根据1978—1989年中国经济实践，我曾做过一次实证性理论分析，并得出了一条反映“我国总需求变动的供给效应曲线”〔2〕。 这条曲线引出了如下四点推论：第一，当通货膨胀率低于6%时， 供给效应曲线的斜率较大，斜率较大意味着真实总供给增长的机会成本较低、获得高增长的代价较小；第二，通货膨胀率高于6%以后， 供给效应曲线的斜率开始变小，这时真实总供给增长的机会成本开始上升，获得高增长的代价也趋于上升；第三，通货膨胀率低于3%时， 供给效应曲线的斜率趋向于无穷大，真实总供给增长的机会成本则逐渐趋向于无穷小；第四，通货膨胀率达到或超过10.5—12.3%时，供给效应曲线的斜率接近于0，这时真实总供给增长的机会成本会迅速放大， 较低的经济增长必须以更高的通货膨胀为代价。
上述四点推论虽然是以过去的经验为基础得出的，但它们仍然适用于目前情况。因为，在中国现阶段，传统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速度已经加快但尚未完成，国民经济已经起飞但还未达到最高点，经济货币化程度已经相当高但还有很大余地，资源利用方面已经普遍就业但还未实现充分就业，在这种情况下，要使中国经济增长的引擎始终处于一个“高速度运转”〔（9±0.9）%～（9±1.9）%〕状态，3—6%的通货膨胀率就仍然是不可避免的。当然，实际上在这3—6%的通货膨胀率中有一部分并不是典型的通货膨胀。例如，根据我们曾经做的一份实证分析报告，在改革过程中国民经济市场化客观上要求物价年均上涨2.9 %左右〔3〕。虽然随着改革的逐渐深化与到位， 这种要求的强度将有所下降，但在未来一个较长的时期内仍然不会消失。因此，根据前述“总需求变动的供给效应曲线”所揭示的供给增长的代价比较，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比如未来10—15年内），在中国经济起飞阶段，保持国民经济以（9±0.9）%～（9±1.9）%速度持续增长，同时容忍3—6%的通货膨胀，在政策取向上将是最经济、最有效率的。这种选择既是前一个时期经济实践和政策操作成功经验的总结，已经为近年来的实践所证明，也是今后政策操作的一个首要目标与基本归宿。如果为了实现低于3%通货膨胀率而牺牲国民经济应有的适度高增长、甚至由此造成国民经济长期低速徘徊（比如低于8%），那么， 这种政策操作不仅不符合我国经济所处发展阶段〔4〕的客观要求，同时也是不经济的。
图1 1991—1997 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增长度与通货膨胀率比较（%）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1997年卷第42、267、292页；国家统计局：《关于1996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统计公报》，《中国信息报》1997年4月4日；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1997年6月份国民经济监测指标》，《经济日报》1997年8月8日第2版。
如上图所示，经过3年多的努力， 目前中国经济已进入了一个持续高增长、低通胀理想境界。它表明这一轮宏观调控取得了成功。之所以能够取得这种成功，主要是由于这次宏观调控与本世纪80年代后期那次宏观调控根本不同。80年代后期的那次宏观调控，虽然强调注意运用经济手段（如提高利率、实行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保值补贴等），但主要运用的却是行政手段（如强化对贷款发放和投资规模的直接控制等等）。也正是由于采取了那样一种政策操作方式，才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了“急刹车”，迅速制止了那次通货膨胀。在这次宏观调控中，虽然没有放弃运用行政手段，但操作重点却主要是正确和灵活地运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以及产业政策和收入分配政策等现代经济管理手段与政策工具。在反复“试错”与“微调”的过程中，使政策作用逐步到位，最终达到“软着陆”的目标。实现这一目标历经3年多时间。3年多来，先是在整顿金融秩序的过程中进一步强化企业内部管理、多次紧缩银根、然后是在严格实施“双紧”的过程中及时根据通货膨胀走势适时、适当地放松银根（如在1996年5月和8月分两次调低存贷款利率的基础上，1997 年10月23日再次大幅度下调存贷款利率），同时又在大量增加国债发行的同时加大贷款结构调整力度、适当扩大贷款规模、坚决实行向高效国有大型企业和中西部地区倾斜的信贷支持政策等等，为基本实现既保持较低的“民众能够容忍和可接受的通货膨胀”、又保证国民经济有一个持续高增长的目标提供了重要支持。经过对宏观调控政策理论与实践的大胆探索和各类经济活动主体的不懈努力，目前在中国已经形成了高增长（经济增长率接近或超过10%）、低通胀（通货膨胀率高于3%低于6%）格局，增长质量明显提高。如果能够持续获得更加有力的制度性和政策性支持，今后10—15年内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继续沿着3—6%的通货膨胀、（9±0.9）%～（9±1.9）%的经济增长轨迹持续健康高速发展是完全可能的〔5〕。
实践证明，1993年以来的这次宏观调控，是一次成功的宏观经济理论探索和宏观调控政策实践。取得这次成功原因主要有二：一是随着改革的深化，微观主体对市场信号的反应越来越敏感、越来越理性、越来越顾及自身行为的成本与收益，因此，宏观调控政策效应比较明显；二是随着宏观调控能力和操作水平的提高，决策层越来越重视对决策与调控理论的研究、越来越强调准确把握现实和审时度势、越来越注重理性地操作政策、越来越重视审慎灵活地运用宏观调控手段、从而使政策操作与经济实践越来越成熟。
问题是，从长期发展的角度看，仅仅学会甚至能够熟练地运用上述短期调控政策与手段，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经济长期持续的低通胀、高增长的实现问题。因为，如果没有良好的产业构造及其效率的支持，单纯的短期宏观政策调节，只能达到熨平国民经济短期波动、维持和推动国民经济实现短期低通胀、高增长的目的，却不能达到推动国民经济实现长期持续的低通胀、高增长的目标。出路何在？
二、跨世纪的选择：既要深层推进制度创新，又要普遍倡导技术创新
1.在国内市场供给比较充裕，相当数量的商品（包括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供求平衡或供大于求，“买方市场”格局已经显现、城乡居民高水平需求暂未形成、国内市场趋于疲弱的情况下，出口需求相对强劲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矛盾，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为，目前中国出口规模的扩大基本上是靠大量低附加值产品的出口来支撑的，对中国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及其市场潜力和前景不能盲目乐观。如果忽视出口产业的技术改造、不能大幅度增加高附加值产品出口的比重，那么，过不了多久中国货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就会丧失殆尽，最终同样会象在国内市场那样成为找不到销路的“处理品”。在这种情况下，国民经济出现低增长、低通胀（甚至高通胀）与市场销售偏淡、企业开工不足、社会劳动者失业率上升并存也就不可避免。对此，只能积极选择能够支持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低通胀的长期对策。这类长期对策虽然可以很多，但最重要、最迫切从而也是最具决定意义的主要是两条：一是制度创新，二是技术创新。
2.制度创新始终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库和发生源。这一点已被当代中国的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以及国外大量实践反复证明。不管是经济上发达的国家还是经济上欠发达的国家，也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概莫例外。一般来说，制度创新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个层次是总体制度创新，另一个层次是个体制度创新。所谓总体制度创新，在中国实际上就是体制的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而所谓个体制度创新，则首先是指企业内部财产组织形式、劳动与技术的组合方式以及管理制度与方式和企业行为规范的创新。两种创新都是推动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动力库和发生源。近20年来，中国一直抓住不放的就是这样两种形式的制度创新。党的十四大以来经济之所以能够获得持续高速成长与发展，原因之一也在于紧紧抓住了这样两种形式的制度创新。党的十五大对前一个时期的改革理论与政策实践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与总结，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明确提出了改革要有新突破的战略方针，实际上是进一步明确肯定了如下一个基本观点：一切小打小闹的改革是不能适应现阶段经济发展内在要求的，必须根据“三个有利于”标准、针对新情况，提出新思路，创造新模式，探索体制，构造新框架，要通过更深层次的制度创新，真正全面确立使聪明人更聪明、勤奋者更勤奋、实干家更有效率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制度不创新，产权不明晰，国民经济的高速成长就会缺乏人的推动，从而必然会严重贻误中国经济的应有成长与发展。当然，两种形式的制度创新、特别是允许和鼓励非公有经济发展，并不等于搞“私有化”，也不是搞“分散化”。“私有化”、“分散化”、“小型化”，虽然有助于克服“大锅饭”、“大帮轰”的弊端、形成以人为本的推动与动力机制，却无助于国民经济的长期成长与发展、从而有可能使产业整体成长失去长期推动。因此，在实现制度创新的过程中，“抓大放小”和实行“民营化”，关键是转制、改型，从经营企业转到经营资产、从经营资产转到经营资本上来，要以资本为纽带、通过市场创造大型企业集团，以此来培植实现国民经济长期持续高速成长的新的推动力。
不过，仅仅强调制度创新而忽略其他方面的创新，也是不可能使中国经济获得持续高速健康成长长期动力的。在这里，技术创新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3.技术创新迫在眉睫。所谓技术创新，首先是指先进技术的发现、发明与应用，其次也包括先进适用科学技术的有效引进与借用。考察一下中国国内市场和出口市场结构不难发现，目前中国加工工业产品的技术含量虽然比70年代末80年代初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总体水平仍然比较低，多数是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品，高附加值技术密集型产品所占比重比较小。例如，在国内市场上，虽然我们也能够看到一些国产名牌高附加值、高科技含量产品，但多数是中外合资或外国独资企业生产的，大部分市场淡销或滞销产品都是低附加值国产货。近20年来、特别是近5年来， 中国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初级产品出口所占比重从1980年的50.3%已经下降为1996年的14.5%，同期工业制成品出口比重则从49.7%上升为85.5%，上升了35.8%个百分点。与此同时，轻纺产品出口比重迅速下降、机械运输产品出口比重大幅度上升，药品和光学仪器出口也从无到有明显增加。但从总体上看，到目前为止中国的出口结构还仍然是以低科技含量和低附加值产品为主。在资本密集型产品生产与出口中，日用机电产品又占了很大比重，原油、原煤等产品的资本耗费高、技术含量却低，从而附加价值也相对较低〔6〕。
目前中国出口商品虽然已经进入欧美超级市场，但真正进入欧美专卖店的却较少，而且即使是进了超级市场的商品，其销售价格也低得可怜。这种产品生产结构与市场销售结构在短期内虽然可以维持，但长期下去则难以为继。
（1）在正常条件下社会对低附加值产品的需求弹性较低。因此， 在市场供给的初始阶段，在社会经济发展和人们的收入水平还相对较低、高档次消费偏好尚未形成的条件下，人们对低附加值产品的需求往往大于高附加值产品。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和高档次消费偏好的形成，人们对高附加值产品的需求弹性将相对下降、其需求则会明显上升。这就是说，低附加值产品的潜在市场具有随社会经济发展和人们收入水平及其消费偏好的提高而逐渐缩小的趋势，高附加值产品的潜在市场则具有随社会经济发展和人们收入水平及其消费偏好的提高而逐渐扩大的趋势。在经济发展的特定历史阶段，低附加值产品充斥市场具有客观必然性。但是，当经济发展超越这样一个特定阶段以后，低附加值产品市场就会走向疲软、出现销售偏淡，进而导致这类商品的生产加工企业开工不足、下岗职工迅速增加、造成社会经济增长明显乏力、甚至致使国家综合国力相对下降。在这种情况下，一般地责备“新的消费热点尚未形成”没有意义，市场供给结构不合理、生产结构升级换代和市场结构跟进调整的技术推动力不足，才是根本症结。
（2）引进、 借用别国先进技术对于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产品竞争力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是，简单地引进与借用，而不能认真消化吸收、进行再创新并再发现和再发明，那么就不可能产生技术性垄断效应，从而也就不可能造成真正的和持久的市场竞争力。毫无疑问，在特定阶段、特别是在中国经济成长进入起飞过程中的再推进阶段以后，单纯地引进或借用确实能够在较大程度和较大范围内改造中国现有生产结构和市场结构，但仅仅这样做是不够的。因为，这种做法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或提升中国经济的生产技术结构及其质量和出口结构及其质量。在这种条件下，虽然增加出口能够在短期内缓解国内市场需求疲弱与偏淡的压力，但由于出口产品的技术基础没有发生根本变化，这类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优势也还是数量和较低的价格。那么，随着这类低技术含量和低附加值商品在国际市场上逐步进入饱和态，其需求同样会大幅度下降。一旦国际市场需求不足重新反作用于国内市场，国内生产的大幅度收缩和经济增长能力的大幅度下降也就不可避免。
当然，我们强调技术创新以及制度创新并不意味着其他各种重大创新（包括组织与管理创新）不重要。恰恰相反，组织与管理的创新也是不可或缺的。只不过我在这里着意强调的是两个最重要的方面：既要高度重视总体制度和个体制度的创新以及其他创新，同时还要高度重视技术创新。因为，目前不仅国有企业的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不足，而且非国有企业的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也明显不足，外资企业将原有陈旧技术向中国转移的倾向又往往大于将核心技术向中国转移的倾向。1996年以来集体、私营和外资企业增长率大幅度下降、表现出明显的增长推力不足，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这一点。当前，多数轻加工企业开工不足、消费品市场以及生产资料市场销售不旺，已经引致基础工业增长率出现下降趋势，则从另一个侧面表明中国正面临着新的危机。从现在起如果我们不能在重视短期宏观政策有效调控的同时，高度重视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那么，新的危机很快就会来临。到那时，不仅谈不上高增长、低通胀，甚至连低增长、低通胀也难于维持。
综上所述，为了巩固改革开放20年来、特别是近5 年来中国经济发展与成长的成就，继续推动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健康成长，宏观政策操作必须审时度势。在今后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尽可能保持国民经济以（9±0.9）%～（9±1.9）%的速度持续增长，同时容忍3%、最多不超过6%的通货膨胀，将是最经济和最有效率的政策取向。为了能够实现这样一个政策目标，继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在继续大胆推进深层制度创新的同时，积极倡导技术创新，进一步强化高新技术创新，努力提高技术创新在国民经济成长中的比重等等，将是必不可少的。只有这样，才能适应国内外市场需求结构的变化、通过及时审慎的宏观调控，不断提高中国经济成长的质量及其国际竞争力。这是在当前和今后一个较长时期内实施宏观调控、实现中国国民经济长期持续高增长、低通胀的一个首要前提和基本出发点。长期持续的高增长、低通胀，既是宏观调控的目标，也是宏观调控的归宿。
注释：
〔1〕参见[法]莫昊斯·阿莱：《无通货膨胀的经济增长》（中译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0年版，第35页。
〔2〕参见刘迎秋：《中国需求总量变动的供给效应剖析》， 《经济研究》1991年第10期。
〔3〕在笔者主持并执笔完成的一份研究报告《论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健康增长的货币支持边界》（署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室，刊于《经济研究》1995年第1 期）中曾通过实证分析得出了一个重要结论，即“在1986—1993年间由市场化改革所导致的平均物价上涨率”或者说“市场化指数增长率”为2.93%（见那一期《经济研究》第15页）。由于目前中国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还处于深化与发展阶段，因此，这个结论至今仍然是适用的。
〔4〕根据美国发展经济学家钱纳里等人提出的标准， 目前中国正处于经济起飞阶段。实现经济起飞的国家的经验表明，这个阶段的一个突出特点是经济增长率比较高。根据历史经验，在中国国民经济起飞阶段，其经济增长率将保持在（9±0.9）%～（9±1.9）%这样一个较高水平（参见谷书堂、刘迎秋：《论中国经济的适度增长与跳跃式发展》，《经济研究》1993年第1期第44—46页）。
〔5〕参见谷书堂、 刘迎秋：《论中国经济的适度增长与跳跃式发展》，《经济研究》1993年第1期第44—46页。
〔6〕参见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1992年卷第630页， 1997年卷第589—5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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