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佛经翻译的汉译策略研究
张雪轲 西北大学
摘要： 佛教在中国发展历史悠久，佛经翻译在古代也比较盛行，尤其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学界对这一时期佛经翻译的研究多聚焦在某些具体佛教典籍的研究分析上。本文采用文献分析法、归纳法，通过对这一时期政治背景、社会生活以及有代表性的佛经翻译家的研究，旨在分析出魏晋南北朝时期佛经汉译的具体策略、原因以及影响，以期对古代佛经汉译研究和类似体裁作品的汉译提供参考和借鉴。
关键词： 魏晋南北朝；佛经汉译；译场；道安
佛教起源于古代印度，也有少数人认为其发源地为尼泊尔，是由释迦摩尼在公元前6世纪所创的。佛教在中国传播的历史悠久，已经近两千年了，且其影响力巨大。现在佛教界普遍认为汉明帝求法这个传说可以作为佛教最早传入中国的时间证明，不过具体说法仍有不同。佛教传入中国的路线大致有四条，一条是沿着茶马古道进入云南和川南地区；一条是沿着喜马拉雅山脉进入西藏地区；还有一条是沿着海路进入江南地区；最主要的一条便是经中亚西域和河西走廊进入中土，而这是佛教进入中国的主线，因此在这条线上面发生的故事合在一起，演变为一部中国佛教简史。[1]
普遍认为佛经汉译的创始人是安世高，他本来是安息国的太子，于汉桓帝建和初年来到中国洛阳，学习通晓汉语后开始译出了各种经论。但在汉魏时期，佛教虽在民间有很多信徒、广为流传，在士大夫阶层却还未受到重视，统治者们对其也持限制态度。直到公元4世纪才广泛传播起来，佛经的汉译也随之流行。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经汉译广为流传的原因
从东汉末年开始，长期战乱导致社会动荡不安，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长期生活在战争中，朝不保夕，没有稳定的生活，在这个时候，宗教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人们的避难所，用来逃避现实生活中的苦痛和灾难。信仰一个宗教，其本身的教条和经典就很重要，而佛经多是梵语等书写的，不能满足传教的需求，这样的社会环境，为佛教的盛行提供了可能性，因此外国僧人和本国僧侣对佛教典籍的翻译就有其可行性和必然性。
佛经汉译在这一时期能够广为流传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时统治者们的支持。由于人民大众对佛教的虔诚信仰，统治者为了更好地管理和控制人民，就用佛教的教义和思想来影响和约束人们，从而强化自己的统治，使其更集中、更有效，因此佛教依附于政权得到了发展。梁武帝萧衍时期使这一现象达到了极致，在他的影响下佛教寺院大量修建、佛教文化肆意盛行，甚至到了改变维护统治的初衷，反而影响国家正常发展的地步。杜牧的诗“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就是描写的梁朝侍佛误国的场景。[2]既然统治者将佛教推崇至国教的地位，那么无论是从政策还是经济上，朝廷对佛教的发展自然会给予很大的资助，甚至是为他们提供专门的佛经汉译场所或机构，这就很有利地鼓励了僧人们对佛教典籍的汉译。
寺庙林立，各寺院除了得到政府的支持，还得到了贵族士大夫们的资助以及人民群众的捐献，从而拥有了大量的土地和财富，进而形成了寺院经济。[3]僧侣们一跃成为了当时社会上手握大量财富的人，他们有能力也有条件进行大量的佛教典籍汉译工作。
除了内部因素，佛经汉译在这一时期得以迅速发展还得益于外部环境的影响。无论是中国僧人西行求法还是外国僧人前来中原地区传教，对佛教典籍传入中国并且进行汉译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经的汉译策略
译场开始只有口授、传言、笔受三个步骤，将传译和讲习结合起来，到后来发展为“十部”：译主、证义、证文、书字、笔受、缀文、参译、刊定、润文、梵呗十个步骤，[6]使佛经的翻译更专业化，也制定出了相应的原则和规范，促进了译经的发展，为译经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
他在《摩诃钵罗若波罗密经钞序》中提出了“五失本，三不易”的译经思想，其中“五失本”分别从句法、语序、文体以及行为习惯等进行了论述，表达了自己“案本而传”的译经思想。“三不易”又从习俗文化差异、译文可接受性以及译者地位三个方面阐述了译经的不容易。他主张翻译：“究其旨趣，殆归直译矣”，是佛经汉译直译的代表人物。[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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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经的大量系统化翻译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轰动热潮，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营造出了一种新的氛围和热潮。首先佛经汉译为这一时期的文学提供了许多新颖的题材，鬼怪奇异之说和许多佛教寓言故事都被应用到了小说中，加强了中国古代文学的故事性，形成了后来的志怪小说。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共中央1982年至1986年连续5年发布以“三农”(农业、农村、农民)为主题的中央“一号文件”，2004年至2018年又连续15年发布以“三农”为主题的中央“一号文件”，不断指导“三农”改革创新。“一号文件”某种意义上已成为中共中央重视“三农”工作的专有名词。
佛经汉译的发展促进了译经场的发展，刚开始佛经汉译都是私人的事情，大多都是因为爱好和自己的需求而进行的。随着执政者的重视和支持，佛经翻译逐渐形成了一定的翻译组织，就是译场。这样一种集体性的组织出现，不仅使佛经汉译在数量上有了明显的增长，而且就佛经汉译的质量来说，也比从前的私人翻译进步了不少。
鸠摩罗什博览群书，不光精通梵语，对汉语也有很高的造诣，因此在翻译佛经时，能很好地在两种语言之间进行转变。由于他本身文学功底深厚，在译经的过程中，既能保存佛经原本的意趣，又能保留其语趣。他主张，译经时采用意译的方法，只要不影响原文意义的表达，那就不用完全拘泥于原文形式等。在他的影响下，佛经汉译愈来愈有了文学色彩，向文学作品方面靠拢。
翻译事业在我国古代就是从佛经翻译开始的，而且在很长时间里面佛经翻译也是占了半壁江山，尤其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佛经的汉译，开创并发展了许多我国翻译史上的翻译策略，最为代表性的就是道安。道安是东晋时有名的高僧，也是一位佛教学者，他其实并没有直接翻译佛经，但是他主持道场，编纂经录，注释佛经，并且善于总结整理翻译经验、组织翻译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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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时期佛经汉译的影响
另一位佛经汉译的代表人物是东晋时的高僧鸠摩罗什，他青年时就名传西域，后来被迎至长安在草堂寺带领僧侣们翻译佛经，这才使佛经汉译系统化、规模化。在他之前，佛经翻译大都是追求中国古代传统的古风译法，而他在译经的过程中，更多地采用“达意”的方法，[5]这就更有利于普通大众明白和接受佛经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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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经汉译影响最大应该是汉语词汇和语言的发展，随着译经被广泛接受，汉译佛经变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学形式。因此汉译佛经中许多专有的词汇都直接被人们接收和使用，比如：世界、刹那、弹指等，本来都是典型的佛教用语，后来都演变为了日常用语。中文习惯用四字词语，这也跟佛经汉译联系紧密，佛教典籍的翻译的过程中，既为了使经文读起来朗朗上口，又为了增加其文学性，使用了大量的四字结构，这就形成了许多常用的四字词语，比如：叶落归根、随机应变、少见多怪等。
佛经翻译是佛教中的许多思想都逐渐渗透到中国古代哲学中，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古代哲学体系。佛教内部也出现了许多哲学派别，如般若空中思想、有宗思想等。[7]
采用SPSS 22.0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计数资料以相对数进行描述，RxC有序>2的计数效应资料分析采用秩和检验，其它计数资料用卡方检验，用Kaplan-Meier 法进行生存分析，Log-rank检验比较生存曲线差异，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双尾)。
佛经汉译在中国可以分为起步期、发展期和鼎盛期三个阶段，魏晋南北朝时期属于佛经翻译的发展期，[8]佛经翻译在这一时期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在许多方面都受到了当时魏晋文化的影响，同时也对中土文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本文通过分析前人的文献，归纳总结得出以下结论：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生活动荡，执政者为了集中统治，大力支持佛教发展，极大地促进了佛教典籍的汉译工作。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不同的佛经翻译家在译经时也会选择不同的策略，道安主张直译，而鸠摩罗什更偏向于意译；译场的成熟使佛经汉译取得了系统性的进步。佛经汉译的迅速发展对那一时期的文学、语言和思想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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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陈文博.梁武帝与佛教[J].历史教学(上半月刊)，2014(03)：69-7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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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闫艳.佛经翻译的译场及翻译程序[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02)：29-35.
[7]王征.禅宗对佛教中国化的影响[N].中国民族报，2018-09-25(006).
[8]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M].武汉大学出版，2008.
基金项目： 本文为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伦理学视阈下的陕派作家作品译介与地域文学英译理论构建”(2017J02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张雪轲(1996-)，女，汉族，陕西省渭南市人，在读英语笔译研究生，单位：西北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