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业技术效率及其对策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农业技术论文,对策论文,效率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农业技术效率的内涵界定与基本形态
对于效率(Efficiency)的分析和描述,人们经常运用经济效率(Economic Efficiency)的概念。经济效率指生产过程中当投入大于产出时的状态或结果,具有产出效率的意义。经济效率一定意义上描述了生产过程中的投入产出关系,但它未能更深刻地揭示出生产过程中的要素配置关系。实际上,生产中的产出效率固然重要,但要素配置效率更具有决定意义,而要素配置效率取决于生产中的技术及其运用状况。这里把由技术因素作用所形成的生产率称为技术效率(Technology Efficiency)。农业技术效率(Agricultural Technology Efficiency)即是指农业生产过程中,基于农业技术进步及其运用所能够形成的生产率。农业技术效率通常被用来分析在给定要素投入(土地、劳动、资本)下,农业生产由于技术差异所决定的可能产出(Possible Output)与实际产出(Actual Output)之间的差距,该差距越大表示农业技术效率越低,反之,则表示农业技术效率越高。农业技术效率通常可包含下列三类基本形态:
(一)要素节约效率(Resources Saving Efficiency)。农业技术进步是一个不断创造新知识、发明新技术并不断推广运用于生产实践,进而提高农业经济效益、生态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动态发展过程。技术进步对促进农业发展的作用,首先表现为要素投入节约的数量效应:同样的要素投入能够生产出更多的产品;或同样的产出水平只需更少的要素投入。可见,要素节约效率反映的是农业生产过程中要素的投入产出关系。具体来说,要素节约效率可分析为以下几个方面:
1、劳动节约效率(Labor Saving Efficiency,LABSE)。指农业生产中由技术进步及其创新运用所形成的劳动投入节约,可用“劳动投入节约系数”来表示,即:LSE=AL[,AB][INEST][,Wi]/A[,Wi][GDP]。该系数越大表示劳动投入节约效率越高,反之则表示农业劳动投入节约效率越低。
2、资本节约效率(Capital Saving Efficiency,CSE)。指农业生产中源于技术进步及其运用的资本投入节约,可用“资本投入节约系数”来表示,即:CSE=AC[,Wi][INVEST]/A[,Wi][GDP]。该系数越大表示资本投入节约效率越高,反之则表示资本投入节约效率越低。
3、土地节约效率(Land Saving Efficiency,L[,AN]SE)。指农业生产中源于技术进步及其运用的土地投入节约,用“土地投入节约系数”表示,即:L[,AN]SE=AL[,AB][INVEST][,Wi]/A[,Wi][GDP]。该系数越大表示土地投入节约效率越高,反之则表示土地投入节约效率越低。
4、综合节约效率(Comprehensive Saving Efficiency,[,OM]SE)。上述三种节约效率在农业的实际经济中同时存在,形成农业综合节约效率。即:COM[,SE]=(AL[,AB][INVEST][,Wi]+AC[,Wi][INVEST]+AL[,Wi][INVEST])/A[,Wi][GDP]。综合节约效率取决于三种要素节约效率的高低。如给定某单一要素投入节约效率,则其他两项节约系数越大,要素投入的综合节约效率就越高(注:以上要素节约效率定义中,A[,Wi][GDP]表示农业总产值增长率,AL[,AB][INVEST][,Wi]、AC[,Wi][INVEST]、AL[,AN][INVEST][,Wi]分别表示劳动、资本和土地三种基本农业生产要素的总投入增长率,w、i分别表示增长率和年份。)。
要素节约效率可以通过农业技术进步乘数(Agriculture Technological Advance Multiplier)得到说明:假设农业生产过程中的要素投入是给定的,且要素配置结构具有经济合理性,则农业生产过程中的投入产出关系可运用“索洛——斯旺总量生产函数模型”加以描述。若以Y表示总产出,L[,AB]、K、L[,AN]分别表示劳动、资本和土地要素的初始投入,定义ωL[,AB]、ωK、ωL[,AN]分别为劳动产出弹性、资本产出弹性和土地产出弹性,定义Л为农业技术进步贡献率,Л=△Y/C[,OM]SE定义为农业技术进步乘数,则有:
Y=F(L[,AB],K,L[,AN])
△Y/Y=ωL[,AB]△L[,AB]/L[,AB]
+ωk△K/K+ωL[,AN]△L[,AN]/L[,AN]
△Y=Y(ωL[,AB]△L[,AB]/L[,AB]+ωk△K/K
+ωL[,AN]△L[,AN]/L[,AN])
Л=△Y/C[,OM]SE
△Y=ЛC[,OM]SE
Y=ЛC[,OM]SE(ωL[,AB]△L[,AB]/L[,AB]+
ωk△K/K+ωL[,AN]△L[,AN]/L[,AN])
上式表明:如果农业生产中的初始要素投入给定,且配置具有结构效应,则总产出水平取决于ЛCOMSE数值,即:总产出增长取决于农业技术进步所创造的乘数效应(注:实际上,索洛之后的经济学家如丹尼森、乔根森等人,对“索洛——斯旺总量生产函数模型”进行了改造,提出了所谓的“余值增长模型”,认为农业中的技术进步效应并不完全体现为要素节约效应,在更深刻意义上,技术进步体现着对整个生产函数的改进、修正与全面提升,不仅对存量要素投入而且对增量要素投入同时形成节约效应。)。
(二)要素配置效率(Resources Allocation Efficiency)。指农业生产基于初始技术条件的制约,通过对生产过程中的技术开发导致要素禀赋改善或要素配置结构改进所形成的价值增值效应,是农业要素投入通过在一定时间和一定空间内,基于技术进步及其创新运用的增殖能力。通常包含:
1、“农业技术进步驱动的流动效应”(Flowing effect of Agriculture Technological-advanced)。指农业生产过程中,技术进步及其转化运用所形成的要素流动性集聚(Flowing Agglomeration),通过农业生产自身组织体系的运营而形成的收益增长能力。在给定初始要素投入的条件下,农业技术进步的驱动力越大,则其流动性集聚效应也越大。
用G表示农业技术进步状态(技术进步的成果及其转化运用),N表示农业生产者集合,S∈N表示使用G的农业生产者集合。用F[,i](X[,i])表示生产者i的生产函数,F[,i](V[,i])为生产者i的收益函数,其中X[,i]是能够使用的生产要素。把X[,i]记为X[,i]=Q[,i]+G,Q[,i]是生产者i拥有的私人投入要素。由于G的公共性、不可分性、非排他性等特点,随着G的转化运用必将促进农业生产者初始要素投入的流动与集聚,不仅所有生产者的私人投入要素得到改善,而且对所有的生产者来说,同样能够在这种流动性集聚中实现对G的共享。这样,对S∈N来说,X[,i]=Q[,i]+G必然具有增函数性质。即:
X[,i]=X[,i](S)
F[,i](X[,i])≥∑X[,i](S)
Q[,i]≥∑Q[,i](N)
G(S∈N)≥G(N)
引入农业技术进步及其转化运用成本,记为C[,i](G),C[,i](N)≥C[,i](S),S∈N,则
F[,i](V[,i])≡F[,i](X[,i])F[,i](C[,i])
S.t:minC[,i](G)
maxF[,i](V[,i])
也就是说,当农业中存在某种技术进步及其转化运用机制时,所有参与这种经济活动的生产者,不仅能够同时实现私人投入结构的改进与公共技术资源的分享,而且能够实现私人投入与公共技术资源收益的均衡增长。
2、“农业技术进步驱动的规模效应”(Scale effect of Agriculture Technological-advanced)。指农业生产过程中,由于技术进步及其转化运用所形成的吸纳、引导社会其他类型的资源(如金融资源等)进入农业生产领域的吸引力。在给定条件下,农业技术进步的吸引力越大,则其能够实现的农业经营规模效应越大。
在上述流动效应分析的基础上,引入“经营机制”概念,假设农业生产者面临两种基本经营机制的决策:分散经营(D);集中经营(A)。定义它们各自经营的收益函数分别为F[,i](D[,i])和F[,i](A[,i]),则:
F[,i](D[,i])=F[,i](X[,i])-F[,i](C[,i])
X[,i]=X[,i](S,S∈D)
F[,i](A[,i])=F[,i](X[,i])-F[,i](C[,i])
X[,i]=X[,i](S,S∈A)
F[,i](A[,i])≥F[,i](D[,i])
3、“农业技术进步驱动的置换效应”(Shifting effect of Agriculture Technological-advanced)。指农业技术资源在其被开发或被配置过程中所形成的对农业其他生产要素(或经济资源)的替代、置换与重组能力。在给定条件下,农业技术资源的“置换力”越大,则农业生产经营的技术密集度越大。当越来越多的技术资源被配置到生产中去的时候,就会形成技术资源(资本)对劳动要素的替代或置换,从而推进农业由劳动密集型产业不断向技术(资本)密集型产业的提升或转换。
(三)技术溢出效率(Technology Out-over Efficiency)。技术资源不仅本身是促进农业发展的重要资源,而且技术资源具有“经济核心”(Economic core)作用,当它们在农业生产中被“内生化”(Internalizion)运用时,将形成或创造出其他任何配置不能“优超”的效率状态,这就是技术溢出效率。技术溢出效率通过要素的集聚性或流动性配置,不断促进农业综合效率或全要素生产率的持续提高。综合节约效率越大,技术溢出效率就越高。
农业技术效率的作用机制
发展经济学认为,在二元经济结构下,发展中国家要想彻底摆脱经济增长落后的境况,就必须从战略上进行好三个方面的基本决策:第一,增加经济资源投入;第二,合理配置经济资源;第三,推进制度和体制的改革与转型。通过对农业增加“新经济资源”(主要指资本和技术资源)的投入,使其能够形成新的资源结构和资源配置机制,从而实现一种经济状态向另一种经济状态的转型。这一转型过程包含“资源再配置”和“量——质转换”两个基本部分:“资源再配置”即通过对农业生产过程增加新的资源投入,使其不仅能够实现资源存量效应,而且能够实现再配置的整体增长率效应。对于劳动资源相对丰裕而资本和技术资源相对短缺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资源再配置”的核心内涵将主要集中在如何实现追加资本和技术资源方面。“量——质转换”所显示的则是“资源再配置”效应的具体体现,即农业资源配置状态的改善或农业质态的改善。“量——质转换”既是农业经济结构转变、升级的过程,同时也是农业经济中高效率资源对低效率资源的置换过程。简单地说,就是实现对传统农业“低效率均衡”向“高效率均衡”的持续改进,而农业技术进步正是实现这种效率改进的基本路径,从而成为提升农业经济效率的关键性要素。所以,农业技术效率的意义正在于通过技术创新有效突破农业中的资源约束,从而为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持续提高建立一种基于技术创新与技术变迁的诱导机制。
从农业技术经济学的角度分析,技术因素的引入形成了对传统农业劳动密集型生产函数的全面修正与提升,这一过程可称之为“技术集约化效应机制”(Technology Intensivlizion Effect Mechanism)。具体地说,“技术集约化效应机制”可包括以下两种基本形态:
1、技术集约化质性效应机制。技术进步通过对农业中的资本——土地比率、资本——劳动比率、资本——技术比率的改变,提高农业的技术构成,并通过改善农业初始资源禀赋,提高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促进农业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转型。
2、技术集约化质态效应机制。技术进步通过对农业要素配置状态和配置结构的改进,在提高其全要素生产率的基础上,进一步诱导农业的技术创新与技术变迁,并通过技术创新诱导出农业的经营方式、增长方式、发展路径以及经营机制等的转变,从而促进农业由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的转型。
我国农业技术效率的比较分析
技术效率对改善农业的产业弱质、提升农业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但不同形态的技术效率在促进农业发展中的作用强度有所不同。一般认为,在促进一国农业的发展中,要素节约效率的作用强度较低,而要素配置效率(技术溢出效率)的作用更大,因此在一国农业技术效率的结构中,要素配置效率将直接决定整体效率。为增进一国农业技术效率整体水平的改善,就应该更关注配置效率,而不能将视野仅仅限定于较低级的要素节约效率。从我国当前农业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我国农业技术效率的整体水平相对较低,其中的要素节约效率相对较高,且仍占相当比重,而要素配置效率却十分有限。例如,劳动投入系数1980年为0.138,2002年下降到0.087,下降了近1.8倍,也就是说在20年的时间内,我国农业的劳动投入节约了180%以上。资本要素的节约效率也达到了150%。但同样时期内,我国农业的综合生产率(配置效率)仅提高1.3倍,低于劳动和资本的节约效率。美国农业经济学家西奥多·W·舒尔茨将农业技术效率划分为“一般技术效率”和“复杂技术效率”,并论述了两类技术效率的不同意义。根据舒尔茨的观点,要素节约效率属于一般技术效率,它通常产生于较为低级的技术如简单机械技术、土壤改良技术、耕作技术等的运用,而配置效率属于复杂技术效率,它的产生需相对高级的机械、生物化学技术如联合机械技术、灾害防治技术、物种基因技术、农业信息技术等的合理运用。由此观之,我国当前农业技术低效率的主要原因,在于我国农业技术体系中占主导地位的众多低技术以及由此导致的技术结构不合理,特别是现代高新技术的运用能力弱。这是直接形成我国农业粗放式经营和外延式增长的根源。
东、中、西部的地域差异是我国农业发展的最显著特点,这一特点也明显地表现在农业技术效率方面。改革开放初期,东部地区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于中部地区,从1983年开始超过中部地区并与西部地区的差距进一步拉大。例如,按农业劳动力人均计算的农业增加值(1990年可比价格折算),东部地区由1980年的1041元增加到2000年3167元,增长了近220%以上,而中部、西部地区仅分别增长140%和138%。统计资料显示,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东部地区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更快,到2000年,东部地区的劳动生产率超出全国平均水平近40%,超过中、西部地区约35%。土地生产率的变化也显示出东部地区的显著增长势态。通过对土地综合生产率的分析表明:东部地区由1980年的211元增加到2000年的678元,增长了3倍以上。另外,综合要素节约效率也同样显示出一定的差异。20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初,东、中、西部三大区域的综合要素节约系数相差无几。1980年分别为0.127、0.133、0.141,1988年则分别为0.121、0.129、0.137,但进入90年代以后,综合要素节约系数持续拉开,1991年分别为0.122、0.134、0.139,1998年则分别拉开为0.119、0.137、0.143。造成技术效率区域性差异的原因,固然有区域自然条件和历史因素的作用,但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不同区域内农业技术进步和技术运用的差别。
对我国农业技术效率分析的另一个视角是国际比较。客观地说,我国虽然是农业大国但并非农业强国,与世界农业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农业的技术低效率更见显著,如农业劳动生产率,1998年我国与美国相差近100倍,排世界第95位;目前我国农业科技贡献率平均为35%,而发达国家达到80%以上;我国化肥利用率平均为30%,世界平均水平为60%,发达农业国家如美国、以色列等超过90%;农业水资源利用率我国平均为40%,美国等达到80%;良种普及率我国为30%~40%,而发达国家几乎100%。在世界农业进入科技农业的时代,技术落后已经显著构成我国农业发展的关键障碍。
制约和影响我国农业技术效率的主要因素
究竟存在哪些因素制约和影响我国农业技术效率?现有的文献并没有统一的结论。对于像我国这样一个地域辽阔、自然条件复杂多样、农业资源禀赋差异巨大、劳动力资源相对过剩、整体上处于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阶段的农业大国而言,情况就更为复杂。一般认为,农业生产或经营形式、农业技术投入、农业技术推广机制、农业管理与服务机制、农业人力资源、农业产业化水平以及农业外资与技术引进等,对形成我国农业技术效率具有显著影响。
(一)农业生产或经营形式。我国目前实行的以土地承包关系为基础的农户家庭经营,在提高生产效率或经营效率的同时,却一定程度降低了技术效率。这是因为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实行分散化的小规模经营方式,必然产生一系列的“不经济”,造成“土地碎化、容量过小、流通不畅、经营不活、效益不高”的状况。这种“均包制”的结果是:农业技术投资受到极大限制。因为很显然,在家庭经营的形式下,农户技术投资的边际效率递减。
(二)农业技术投入和技术推广机制。一国农业的竞争力归根结底取决于技术能力,而提升农业技术能力的根本途径是不断增加对农业技术的投入,所以技术投入成为技术效率的关键因素。目前,国际上用“农业科研强度”(ARI)来衡量一国农业的技术投入状况。如按“ARI”指标分解,我国1980~2000年间的人均农业劳动力科研经费平均仅为3.98美元,每公顷农业科研经费平均为1.76美元,分别只是美国的1/500和1/700;在1990~2000年间,我国用于农业技术推广的经费占农业增加值的比重平均为0.33%,相当于发达国家的1/6。另一方面,我国十分有限的农业技术成果,又因为推广机制不健全而陷入低效转化,平均转化率只有40%,仅为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一半不足。
(三)农业科技管理与社会化技术服务水平。技术管理与技术社会化服务是技术效率的重要因素,而管理与社会化服务需要按照市场农业的原则,这就需要培育各种中介服务市场和机构。但在我国目前分散经营的形式下,农户却难以获得技术支持,对技术运用的专业管理和社会化服务水平相对较低。据分析,我国专业技术服务机构的平均服务人数达到14000人,而美国平均只有2200人,且服务范围和提供的服务职能也十分有限。
(四)农业产业化发展。发展农业产业化需要三个条件:土地必须能够作为基本要素进入市场;资本投入;技术支持。三者缺一,农业产业“化”不起来。显然,在家庭经营的制度框架下,农户难以创造其中的任何一个条件。所以,需要借助于政府的力量,需要集体经济的支持。但是,家庭经营制度不仅使土地难以市场化,更重要的是,农户因为自主经营,不愿意对有关农业的基础技术设施、农业公益性技术设施进行投资。这种情况不仅削弱了农业的发展基础,而且也最终使得农业的创新技术运用成为“空壳”。
(五)农业人力资源。农业人力资源是“科技兴农”的关键。农业人力资源短缺是造成我国农业技术低效率的基础性因素。目前,我国按农业经济活动人口计算的农业人力资源密度为0.77人/万人,按农业耕地面积计算的农业人力资源密度为0.79人/万公顷,而发达国家上述两项指标分别达到24.58人/万人和14.7人/万公顷。同时,我国农民整体的科技素质低,也在很大程度上使农业和农村科技机制难以有效运行,并最终影响技术进步及其创新在促进农业发展中的深度运用。
(六)农业引进外资。农业外资与技术引进存在显著的技术外溢效应,例如,伴随FDI进入的适用技术、FDI的技术学习效应与管理学习效应等,对我国农业结构调整、提高产出水平、改进农产品品质等具有显著作用,但在过去的经济中,我们对农业外资与技术只注重于引进数量,而对其进行消化吸收却并未给予足够重视。这就使得我国农业外资与技术引进的外溢效应受到极大限制。
提升我国农业技术效率的若干对策建议
提升我国农业技术效率是实现以农业技术化带动农业产业化发展的根本途径。那么,如何提升我国农业的技术效率?笔者认为,应坚持“科技兴农”战略。在这个基本战略指导下,针对我国农业科技发展的现状,结合对“增收”、“增效”和“结构调整”的实践,应做好以下基础性工作:一是根据我国农业发展的实际,优先选择开发和研究适应我国农业自然条件、资源特点和生产特点的实用性技术,同时结合实现现代化农业发展的需要,加强重大科技项目的研发;二是建立健全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体系和组织,加强先进适用技术的示范和运用,努力做到“科技下乡、示范到户、运用到田”,促进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三是建立农业技术教育和培训体系,通过“干中学”和“学中干”,不断提高农民群众的科技文化素质;四是结合农业产业化的实践,建立“农业科技园区”、“科技示范区”和“新技术实验区”,积累经验,创造符合中国农业实际的科技成果转化机制;五是推进农业技术研发机制的创新,建立各种形式的技术研发联合、协作和合作机制,不断增强农业技术的综合竞争力;六是加强和提高农业技术成果的转化、推广、运用的管理,这方面应该充分发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各种专业协会组织指导生产经营管理的职能和作用;七是积极创造条件,加强国际农业技术合作,积极引进国际先进适用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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