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利益与东北亚合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北亚论文,利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前，世界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时而波澜壮阔，令人振奋；时而风雨如磐，惊心动魄。在世界格局的急遽变化中，各国不仅关注自身的国家利益，也关注着人类的整体走向，国家利益的战略性考虑日渐突出。战略利益是关乎一个国家和平发展的长远而重大的利益。尽管利益被视为一切行为的动因，尽管价值联盟最难建立起来，尽管世界多元化日益扩散，和平、发展、合作、人权、民主等普适性价值成为世界各国为达成合作而普遍追求的最大公约数，无论是在全球性问题的共同应对上，还是在地区和平与稳定等问题的处理上，所涉各国从战略层面更加关注共同利益。可以说，共同利益的汇聚及其制度化、所涉各国共担责任、大国承担主要责任已成为国际合作的基本战略路径。①
自19世纪中期迄今，东北亚一直是中、日、美、俄等大国战略利益的一个交汇点，因此自然成为诸大国竞争的焦点，尤以中国东北地区和朝鲜半岛控制权的争夺为核心。东北亚在冷战时期是两大阵营对峙的前沿阵地，冷战后亦是遗产犹存、热点频发的不稳定地带。这种形势的存在决定了东北亚相关各国均以安全诉求为核心，使得该地区安全压力远远大于世界其他地区，从而导致东北亚多边安全机制的形成困难重重。这种复杂的安全形势与逐渐缓和的国际大环境形成鲜明对比，并影响到了地区经济合作、能源合作乃至国家间正常关系。②所以，东北亚的安全困境看起来是无解之局。另一方面，由于中、日、美、俄等大国利益的卷入，东北亚的战略重要性正在不断上升。以朝核危机为爆发点的既有安全困境，触动了所有相关国家的神经。打破既有的安全困境，关乎相关各国的共同利益，已经成为包括蒙古在内的地区诸国的共同愿望。然而，长期以来东北亚各国将地区政策着眼于安全问题等矛盾点上，忽视了各国在该地区存在的共同利益，从而导致政治上缺乏互信、自由贸易区建设进程缓慢、国际制度建设匮乏。惟有所涉各国着眼于地区长远利益，从战略角度出发，寻求共同利益，促进共同发展，才可能打造东北亚和平与稳定更为坚实的基础。
共同利益的理论内涵与实践意义
(一)共同利益的理论内涵
中国人对共同利益的认知非常深刻，并且源远流长。自古以来，中国人就有对世界秩序与人类幸福的哲学思考和终极关怀。《礼记·礼运》提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③康有为在《大同书》中也提出要建立“人人相亲，人人平等，天下为公”的理想社会。④天下大同的政治理想，实际上是对“世界制度”的一种追求，⑤是对天下苍生共同利益的思考与关怀。“天下观”还造就了中国人“天下太平，和谐共处”的和平世界观。尽管中华文明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一直对周边保持着绝对优势，但是中国从未强调武力征服的作用，而是崇尚道德和文化的感召力。孔子曰：“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⑥即使作为兵家圣典的《孙子兵法》也展现出以和为贵的思想，“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⑦和平是全人类共同利益的基础所在，而摒弃武力、崇尚和平的理念至今仍然深刻地蕴含在中国对外战略之中。从古代的“天下主义”情怀和“大同世界”理想，到新中国成立以来相继提出的“共同富裕”、“小康社会”、“和谐社会”以及“和谐世界”等目标，表明中国人对共同利益的理解和追求深深扎根在其世界观和价值观里。
而在西方，对共同利益的认识和理解更多是基于对现实世界、社会交往和利益关系的思考。边沁认为，“共同体的利益，是组成共同体若干成员的利益的总和”。⑧奥地利法学家阿尔弗雷德·菲德罗斯认为，“共同利益是一个社会通过个人的合作而产生出来的事物价值的总和”。⑨而马克思则指出，共同利益“不是仅仅作为一种‘普遍的东西’存在于观念之中，而且首先是作为彼此分工的个人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存在于现实之中”。⑩可见，边沁所指的共同利益，不是独立于个人利益之外的特殊利益；菲德罗斯强调合作对于维护共同利益的重要性；马克思、恩格斯对共同利益的理解是深刻的，即共同利益是相互依赖关系的现实基础。
共同利益的概念发展至今，其内涵包罗万象。国家间在政治、经济、安全、文化等领域均可产生共同利益。在国际政治领域，国家间在互动中产生利益趋同的一面，便是共同利益。国内有学者提出“共有利益”的概念，并对“共有利益”与“共同利益”的概念做了区分，认为“后者是静态的利益汇合，而前者既包括静态的利益汇合，又包括动态的利益汇合，动态的利益汇合更加重要，它是指行为主体自愿、有意识地增进与对象的利益交汇”。(11)本文认为，这两种概念并无二致。司马迁曾写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12)，一切行为的动因皆为利益，有意识地增进利益交汇也是在扩大静态利益的基础，对共同利益的追求本身业已包含对现有共同利益的维护与拓展。
本文所阐述的共同利益，不仅仅是指共同收益(shared benefits)，还包含所面临的共同威胁和共同挑战。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世界各国相互依赖不断加深，各国不论是在地区还是全球层面上，均面临着一系列关乎世界和人类共同命运的威胁和挑战，如何应对这些问题，必然是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所在。因此，共同利益具有鲜明的特征。但在国际政治领域，共同利益首先应具有普遍性，应惠及交往国家的大多数甚至全部；要具有长远性和可持续性，符合大多数国家的长远发展，某些共同利益只重当前，并不符合长远利益；应具有可操作性，即可以通过现实途径维护并拓展共同利益的基础；还应具有可预期性，即能够通过相关国家的努力逐步实现并扩大合作。
作为社会科学中的一般概念，共同利益的概念存在于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其理论认知在社会学、政治学和哲学等领域，均有较多探讨。社会学家普遍认为，只要某一集团或共同体存在共同利益，其成员就会共同努力去实现这种共同利益，只有实现共同利益，才能保证自身利益在社会交往中的最大公约数。共同利益的存在和对社会治理的意义在政治学领域也早已成为共识。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总结道：“如果说个别利益的对立使得社会的建立成为必要，那么，就正是这些个别利益的一致才使得社会的建立成为可能……正是这些不同利益的共同之点，才形成了社会的联系；如果所有这些利益彼此并不具有某些一致点的话，那么就没有任何社会可以存在了，因此，治理社会就应当完全根据这种共同的利益。”(13)马克思的共同利益理论是历史的、现实的，更是开放的和发展的。同其他西方哲学家一样，马克思承认共同利益的现实存在，但他超越了西方两千多年来对共同利益的唯心判断，从唯物史观的角度肯定了共同利益是全体社会成员的利益，并存在于一切人类和一切历史中，是相互依赖关系的基础。
国际关系理论对共同利益的探讨早已有之。以摩根索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在对国家利益的概念进行界定时分析了其双层含义：一是如领土完整、国家主权以及文化认同等永久利益，这是核心利益，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二是可变利益或次要利益，可随环境而改变。(14)这里的可变利益或次要利益，就是国家间交往时可以短暂牺牲或者让渡的利益，摩根索称之为“驯服的”国家利益。在他看来，“国家利益只有受到国际社会接受的一套观念(包括道德价值)的束缚才可被称为是‘驯服’的国家利益，这套观念限制着个别国家权力冲动的释放”。(15)在论及政治道德时，摩根索也提到，“政治道德的要求，即一国之国家利益不仅要明白自己的利益，也要明白他国的利益，一国之国家利益的界定应与他国的利益相协调”。(16)新现实主义也承认国际政治中共同利益的存在并对此持谨慎态度。肯尼思·华尔兹指出，“国家间彼此竞争，但这种竞争并非是通过努力为共同利益而生产共同产品来进行的”，“当面对为共同获益而开展合作的机会时，感到不安全的国家必须要询问将如何对收益进行分配”，同时国家也担心由于合作的开展而变得依附于他国，这是国际政治结构限制合作形成的方式之一。(17)
新自由主义的兴起与发展突出反映了共同利益在国际关系发展中日益显著的作用。“相互依赖、国际机制(国际制度)、全球化(全球主义)、国际治理构成了新自由主义的核心概念。”(18)基欧汉指出，“世界政治中的相互依赖，指的是国家之间或不同国家行为体之间相互影响为特征的情势”，“当交往产生需要有关各方付出代价的相互影响时，相互依赖便出现了”。(19)他探寻了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是如何以及怎样才能基于共同利益组织起来，但也指出，“即使在共同利益存在的情况下，合作常常也会失败，我的目的就在于说明失败的原因和成功的理由，提高我们解决问题的能力”。(20)斯蒂芬·克拉斯纳在评论新自由主义时指出，“国际机制使各国在国际利益上的狭隘观念得以改变，它倡导长远利益，摒弃只顾眼前利益的做法，求合作，避冲突”。(21)这些理论的兴起均反映了国际社会共同利益的扩大，反映了世界各国对国家利益的重新思考与定位。
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建构主义强调，国际政治结构不仅是物质性建构，更是一种社会性建构，利益和身份都是在互动过程中建构起来的。基于社会认同理论，亚历山大·温特认为，“当今大多数国家把自己视为‘国家组成的社会’的一部分，它们遵循这个社会的规范，是因为内化并认同了这些规范”，“这不是否认国家在国家组成的社会范围内所做的许多事情是出于自私考虑的，但是在涉及许多共存的根本问题上，国家已经获取了某种程度的集体利益，这种集体利益远远超出了‘现实主义’的构想”。谈到国家利益，温特认为，“现实主义和理性主义的观点是强势观点，完全排除了国家在自己的安全没有受到直接威胁的情况下也可以帮助他国的可能，排除了国家可以内化国际规范的可能”。(22)
国际关系理论各个流派对共同利益的理论探讨，丰富了我们的理论视角，也加深了我们对利益本质的了解。同时，各种理论流派的争论也反映了国家利益的概念和内涵正在不断发生变化。“人们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国家利益是零和关系的概念，国家利益是可以调和的并且很多国家利益是人类的共同利益，合作比对抗能更为有效地维护国家利益。”(23)可以说，共同利益的汇聚催生了全球治理，也推动了地区主义的发展。从地区治理的角度出发，推动地区共同利益不断汇聚并实现制度化对地区长治久安至关重要。
(二)共同利益的实践意义
马克思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24)利益主体在交往过程中产生趋同和趋异两种趋势，前者产生共同利益，后者引发利益冲突。所以，国家作为国际政治领域最主要的利益主体，在交往中既会发生利益冲突，也会产生共同利益。长期以来，国际政治研究往往着眼于因利益冲突所导致的各种国家间纷争，而忽视国家间共同利益的价值。其实，自近代国际体系诞生以来，国家间互动所衍生的共同利益在推动人类社会进步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价值正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
共同利益的价值在双边关系、地区层面乃至全球层面都有展现，故而有广泛和狭隘的共同利益之分。狭隘的共同利益在双边关系中大量存在，但总体而言，广泛的共同利益在国际会议、国际法和国际组织的产生与发展过程中得到了体现。国际会议在19世纪欧洲国际关系的协调与稳定中发挥了巨大作用，而国际组织在促进20世纪的国际合作中功不可没，导致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各国在交往过程中逐步意识到，只有维护共同利益，各国的国家利益才有保证。国际会议在近现代历次国际体系的形成和维护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例如，维也纳体系的形成和成功运转，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列强通过四次国际会议有效平衡了大国之间的权力对比和利益分配，欧洲协调正是在此基础上创造了“百年和平”。国际法的诞生源于近代欧洲国家监督条约执行的需求，在长期的发展进程中成为国际交往的主要规范和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奥本海国际法》指出，“世界各国在一起构成了一个为了共同利益而结合的团体，这些共同利益使他们之间发生广泛交往，而文化、经济结构或政治制度的不同本身并不影响国际社会法作为国际法的基本因素之一的存在”。(25)连摩根索也指出，如果没有利益共同体，又没有权力均衡，那就没有国际法。20世纪以来，尤其是二战结束之后，国际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大量涌现，其根本原因在于世界各国普遍意识到在全球化和相互依赖逐渐加深的情势下，只有采取制度化的合作，才能适应共同利益不断扩大的现实，满足国家利益长远发展的需求。
当前，各国的相互依赖在全球化的推动下不断加强，世界作为一个整体的存在意义愈发凸显，国与国之间的利益汇聚已是世界潮流，共同利益的基础正在不断扩大。传统高级政治所强调的现实主义模式不足以维护国家利益，应对全球性问题、非传统安全问题的需要使得国家利益与整个国际社会的和平、安全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有鉴于此，各国追求的国家利益不再绝对，并融入了更多相对性含义，各国需要通过加强各领域合作扩大共同利益，国际合作的意识也得到了加强。国家之间的权力关系不再完全是零和游戏，也会出现积极成效乃至共赢。所以，国家间合作得到鼓励，国家间基于共同利益的合作因而具有更为基础性的作用。(26)
新中国自成立以来，共同利益理念一直贯穿于内政外交之中。在国内建设上，1955年毛泽东首次在论述农民问题时提出“共同富裕”的概念。(27)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28)将这一国内建设理念延续了下来。在对外战略中，1953年，周恩来在同印度代表团谈话时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处。(29)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反映了世界各国、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因而得到了广泛的认同。此后中国对外战略的历次调整，不论是“三个世界”的划分，还是“一条线”、“一大片”对外战略的提出，抑或中美建交，都体现了“共同利益”的理念。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全面参与国际事务，相关议程迅速扩展，与其他国家寻求共同利益的巩固和扩大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1997年9月，中共十五大政治报告中首次出现“共同利益”一词，提出与发达国家“寻求共同利益汇合点”；十六大政治报告提出，“扩大与发达国家的共同利益”；温家宝总理在200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进一步提出了“维护与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的主张。十七大报告用了29个“共同”阐述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初步形成了特有的共同利益战略框架。十八大报告用了38个“共同”进一步完善这一共同利益战略框架。这些政策立场表明，中国在对外开放过程中实现迅速发展的同时，也明确了对世界各国共同利益的关注和维护。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对共同利益的关注和维护逐渐上升到战略高度。鉴于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和东亚地区的利益攸关方，以强化和扩大共同利益作为国际战略指导原则有其可行性，符合中国的长远战略利益。中国需要以共同利益为思考基点，构建中国国际战略理论体系和国际战略框架。在此形势下，党的十七大和“十二·五规划”都在不同程度上提出了“互利共赢的对外战略”和维护共同利益的战略理念。“在全球变局下全方位构建‘利益汇合点’和‘利益共同体’，这已经成为中国政府的重大方针”，“21世纪第二个十年，中国将更加依靠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而成为世界发展更加重要的一部分，中国与世界也将形成更加系统和更可持续发展的共同利益”(30)。
东北亚地区的战略利益交汇点
在东北亚，对共同利益的追求并非没有。但是，对共同利益的追求无法掩盖东北亚地区的现有矛盾。造成这一现状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当前各国对共同利益的认识和共同利益所涵盖的内容与各国当前的核心利益诉求相比，依旧存在诸多不确定性，而且所占比重仍然偏小。基于共同利益对东北亚和平与发展的重要性，维护和扩大东北亚各国共同利益，探求东北亚地区战略利益交汇点，是符合地区长远利益的战略举措。
(一)共同利益对东北亚的意义
维护和拓展共同利益，对促进东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共同发展与共同繁荣具有深远影响。首先，共同利益的不断扩大是东北亚地区在冷战后保持和平稳定的重要因素。尽管存在朝核以及领土领海争端等问题，但冷战结束以来的东北亚局势总体上维持了和平，根本原因就在于东北亚各国尤其是大国之间的共同利益在交往中不断扩大并得到地区内各国的重视。其次，共同利益是稳定东北亚大国关系格局的关键因素。大国关系是东北亚格局演变的重要变量，大国在互动中衍生的共同利益，是建立稳定的双边、多边关系的基础。冷战后中、美、俄、日等地区大国之间逐步确立的各种战略关系，有效稳定了地区格局。第三，至关重要的是，共同利益的不断扩大是开展地区合作、推动一体化进程并在未来建设共同体的根本动力。这是地区内各国都无法忽视的长远利益，也是东北亚各国实现共同繁荣的必然选择。
共同利益对东北亚大国关系、特别是双边关系的影响格外值得重视。在当前的东北亚格局中，国家间关系多以双边为主，双边关系构成了该地区的主要互动模式。这些国家间关系主要包括：第一，中美关系是全球性竞争与合作关系，其发展变化对东北亚局势具有深刻影响。在地区层面上，中美双方关系的重点在于地区主导权的归属问题，只有中美两国有实力和意愿就此产生实质性竞争。“共同利益是中美关系发展的内生动力。当前世界重大问题的处理，离不开中美两国的参与和贡献，正如许多美国精英指出的，如果中美携手合作，就会出现共同的解决方案；如果两国发生分歧，全世界将被迫在相互冲突的做法之间做出选择”(31)。第二，中日关系是影响东北亚局势的重要变量。当前，中日关系已进入白热化状态，中国对日本战略走向保持高度警觉，但实质上中日关系在中国整体外交中的影响力下降已不可避免。第三，美日韩关系是美国力争获得和确保地区主导权的支柱，是美国用以软包围乃至遏制中国的战略框架。美日和美韩同盟对地区共同利益的排斥作用不容忽视，特别是2010年“天安舰事件”和“延坪岛炮击事件”之后，美日韩三方协作加强的趋势对六方会谈这一基于地区共同利益而创立的多边机制产生了不利影响，对东北亚局势的负面作用也值得警惕。第四，朝韩关系是东北亚能否保持稳定的核心要素。东北亚地区的稳定取决于朝韩关系的稳定，但是韩朝关系又受到其他大国政策的影响，命运决定权并不掌握在双方手中。第五，中朝关系是决定东北亚未来走向的核心要素。中国是朝鲜与国际社会发生关系的主要纽带，双边关系的稳定对整个东北亚稳定起着关键性作用。第六，中韩关系对地区的稳定和发展，从长远看，具有最直接的决定作用。中韩关系的稳定，对于防止域外大国搅动地区局势、破坏地区势力均衡和地区和平具有重要意义。而发掘、构建和维系国家间和地区层面的共同利益，对稳定和发展上述双边关系，以至整个东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合作与发展至关重要。
(二)东北亚各国的战略利益交汇点
东北亚所涉各国关系异常复杂，双边关系在其中发挥着关键作用，既有同盟，也往往具有排斥共同利益的倾向，但不可否认的是，共同利益在东北亚天然存在，这尤其体现在对半岛无核化、地区和平与稳定、地区开发与经济发展以及非传统安全等问题的应对上。经济上的高度相互依赖，不发生国家间或地区战争的最低安全追求，文化上相互借鉴融通的需求，都表明地区共同利益不仅存在，而且有增强的现实可能性。当前，东北亚各国在安全上的共同利益最为关键，而经济文化领域存在的共同利益可为东北亚未来合作奠定必要的基础，理应着重维护和拓展。具体来说，东北亚各国的战略利益交汇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无核化与半岛和平
和平解决朝核问题，消除地区安全隐患，关乎朝鲜半岛的和平与安全，也关系到东北亚地区乃至国际社会的安全命运。中、俄、日作为朝鲜半岛的周边大国，寻求和平解决朝核问题、实现半岛无核化是这些国家的既定目标。美国在东北亚有着重大利益关系，对朝鲜半岛无核化的立场是坚定的，朝鲜拥核对美国在该地区的政治利益、安全利益都会造成严重影响，因此历届美国政府都坚持要求朝鲜彻底弃核。韩国是安全利益诉求最为迫切的国家，明确表态要努力推动半岛无核化，以便在维系自身安全的同时，获得美国及周边大国的一致支持。朝鲜所处的安全环境极为不利，加之自身实力弱小，故而一直将发展核武器作为与国际社会讨价还价、特别是与美国进行谈判的筹码。朝鲜放弃核武器的前提是美国转变对朝政策并接受其成为国际社会的正常一员，以彻底避免武力对决，因此朝鲜并非不寄希望于和平解决问题。朝核问题久拖不决，发展核武器的高昂成本和漫长煎熬对朝鲜十分不利，因此朝鲜在该问题上仍有商谈余地。
2.东北亚和平与稳定
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是确保东北亚各国安全和繁荣发展的基本条件，也是解决地区一系列复杂问题、化解安全困境并促进地区合作朝向制度化和一体化发展的根本保证。尽管政治互信不足、安全困境难解，但在追求东北亚和平与稳定的目标上，各国的方向是一致的。首先，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是东北亚各国的既定目标。尽管东北亚各国在朝鲜半岛和平进程中的立场和政策不尽相同，但各国在六方会谈中都曾多次表示要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共同致力于构建和平稳定与繁荣的东北亚。其次，尽管冷战遗产犹存、朝核问题难解，但不可否认的是，冷战结束以来的东北亚地区保持了整体的和平与稳定。和平稳定的地区环境为东北亚各国的国内建设和持续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促进了地区内的国家间交往，增进了各国的相互了解和信任。受益于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形势，东北亚各国间的经济合作不断深化，自由贸易区建设已提上日程。未来东北亚一体化进程的推进和共同体建设，必然要求地区和平与稳定这一共同利益的长期化。
3.地区开发与经济发展
地区开发与经济发展的需求驱使东北亚各国深化经济合作，加深相互依赖程度，扩大共同利益基础，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政治和安全领域的不足。冷战结束以来，中日韩作为东北亚地区经济实力最强的三个国家，在各自取得经济增长的同时，相互依赖的程度也在不断加深。从图-1可以看出，除2008年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出现短暂下滑外，2001—2011年中日、中韩、韩日双边贸易额持续攀升。2007年，日本在欧盟和美国之后成为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而中国则在2002年取代美国成为日本的第一大进口来源地、第二大出口市场。同时，中国继续保持韩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出口对象国、进口来源国地位。(32)受益于地区开发和经贸往来，俄罗斯远东地区的经济十年来年均增长率4.94％，与亚太国家的贸易占其贸易总量的80％以上。2010年，远东与非独联体国家的贸易占到远东贸易总额的99.63％，而在滨海边疆区，中日韩美四国占该区贸易总额的87％，中国依然是其第一大贸易伙伴。(33)在蒙古，2011年其经济增速达到17.3％，(34)除中国作为蒙古第一大投资国外，蒙古丰富的矿产资源也吸引了日本、韩国和美国的投资。2003年朝韩开城工业园成立，对朝鲜吸引韩国企业投资、推动对外经济合作具有重要意义。2010年中朝双方就共同开发和管理朝鲜罗先经济贸易区和黄金坪、威化岛经济区达成共识，罗先将逐步建设成为朝鲜先进制造业基地、东北亚地区国际物流中心和区域旅游中心。但是，较之世界其他地区，东北亚经济合作进展仍显缓慢，制度建设匮乏，这是今后东北亚各国共同面临的重要问题。
图-1 中日韩三国双边贸易统计
资料来源：中日2001—2011年贸易额，参见http://jp.mofcom.gov.on/aarticle/zxhz/tjsj/201208/20120808288464.html；中韩2001—2010年贸易额，参见http://kr.mofcom.gov.cn/aarticle/zxhz/tjsj/201002/20100206776027.html；日韩2001—2004年贸易额，参见http://www.mofcom.gov.cn/aarticle/s/200512/20051201181241.html；中韩2011年贸易额，参见http://kr.mofcom.gov.cn/aarticle/zxhz/tjsj/201201/20120107936137.html；日韩2005—2011年贸易额，参见http://global.kita.net/。
4.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
随着冷战的结束和传统安全地位的下降，东北亚国家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广泛的共同利益价值愈发凸显。非传统安全具有行为主体多样化、价值主体多层次、跨国性和嬗变性以及强调合作安全等特点，各国在该领域更易于达成合作。尽管目前非传统安全合作的制度化程度还不高，但由于各国在经济安全、能源安全、环境安全、社会安全等方面拥有广泛的共同利益，东北亚国家必将通过现实可行的制度设计来加强非传统安全领域的紧密合作。(35)尤其在社会人文层面，除俄罗斯外，中日韩朝均属儒家文化圈，而蒙古在历史上也曾长期深受中国影响。儒家文化在历史上辐射整个东北亚，日本、朝鲜等积极吸收儒家文化的精髓，结合自身民族特点形成了与中华文化“同根源”的民族文化。如今，共同的文化根基、相似的风俗习惯、共有的文化素养、相近的审美和思维方式让中日韩三国更易彼此理解，从而提高了国家间行为的预期。“东亚三国关系之所以能够迅速改善，这个地区存在着的共同、共通、共有的文化素养、文化认知空间其实起着重要的作用。”(36)文化上的共同利益使得东北亚构建地区认同具有天然优势。“地区认同是开展区域合作的心理基础。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区域合作将是稳定的、牢固的。”(37)所以，加强社会人文领域的合作，将是维护和拓展东北亚共同利益不容忽视的重要环节。
(三)东北亚共同利益面临的威胁与挑战
东北亚地区共同利益是天然存在的，但是，东北亚各国也面临着一系列共同威胁和挑战。对共同利益产生威胁的主要因素有：潜在和显在的领土领海争端；历史认识问题；朝鲜的政策走向；经济合作的主导权等。
1.领土领海争端
东北亚地区地理空间狭小，但却是当今世界主要大国战略利益交织最为密集的地区，因此，任何问题的出现和摩擦都会导致地区内各国异常敏感。近年来，随着该地区对外开放程度的加深，各国海洋意识逐渐觉醒，加上民族主义情绪的滋长，使得领土领海争端时常引发国家间关系的剧烈波动和地区内强烈的对抗氛围，严重阻碍国家间正常交往与合作，甚至对和平与稳定的地区大局构成严峻挑战。领土争端主要有中日之间的钓鱼岛争端、韩日之间的独岛(竹岛)之争和俄日北方四岛问题；在领海争端中，中日之间关于东海大陆架划界问题的争议、朝韩两国与中国在黄海和东海的划界争议、朝韩之间的领海争议以及由划界所引发的油气、渔业等海洋资源的争夺，也时常引发相关国家间的矛盾和冲突。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日本国内右翼势力抬头，极端民族主义暗流涌动，“每当日本国内政治右倾化思潮抬头时，日本的国家利益观也随之摇摆”，(38)导致日本在岛屿争端和领海划界问题上与中俄韩等国的矛盾急剧恶化，其政策走向已严重影响、破坏地区合作大局。总之，这些领土领海争端是对东北亚地区共同利益的重大威胁和挑战。
2.历史认识问题
自近代开始，随着清王朝的衰弱和日俄的崛起，东北亚首先遭到日本和俄国的侵扰与蚕食，日俄的激烈争夺几乎主导了东北亚的整个近代史。俄国从列强的历次侵华行动中割走东北大片领土，日本在中日甲午战争后强行割占台湾，并从此开始了对朝鲜半岛的殖民化进程。日俄战争后，日本在东北亚逐渐取得对俄优势。二战前，日本入侵中国东北，扶植伪满洲国，并于1937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深重灾难。但是面对历史问题，日本始终不能承认二战罪行，内阁成员参拜靖国神社、修改历史教科书等事件一再上演，严重伤害了中国、韩国和朝鲜等国人民的感情。日本之所以在历史认识问题上一再倒退，其国内原因在于经济衰退导致的政治思潮右倾化以及民族主义情绪激化；而在外部，中国的迅速崛起与日本国际地位不断下降形成的巨大反差，进一步刺激了日本朝野；美国的怂恿和支持也是日本在该问题上不进反退的重要因素。而近年来韩国对其民族历史的认识和采取的相关做法，也同样引发了周边其他国家的抗议。对历史问题认识的偏差，与一些现实争端交相夹杂，使得东北亚各国均陷入较强的民族主义情绪中，严重影响了国家间的正常交往和合作的进一步深化。
3.朝鲜政策走向
作为朝核问题的当事国和朝鲜半岛对峙之一方，朝鲜的政策走向一直备受国际社会关注。冷战结束后，朝鲜试图打破美国的孤立和封锁，但美国始终未能放弃对朝敌对思维，美韩同盟的强化又进一步加剧了朝鲜的安全危机，并在相当程度上刺激了朝鲜发展核力量维护国家安全的行为，从而导致半岛局势恶化。为此，通过宣扬“拥核”的极端方式彰显自身存在，已成为朝鲜的主要政策选择。2002年第二次朝核危机爆发之后，虽然历经四次六方会谈，但朝鲜仍先后于2006年10月和2009年5月两次进行核试验；2010年“天安舰事件”和“延坪岛炮击事件”使得东北亚局势更加紧张。纵观冷战后朝鲜半岛和东北亚局势的发展变化，可以肯定的是，东北亚局势稳定的关键在于朝鲜半岛，而朝鲜半岛局势发展变化的关键在于朝鲜的政策走向。金正恩上台后，朝鲜不顾国际社会反对，先后于2012年4月和12月两次发射卫星，并于2013年1月进行了第三次核试验，随后放言进攻美国，导致东北亚局势陷入极度紧张。如果朝鲜不能申明和平意图，并在弃核问题上迈出实质性步伐，朝核问题的解决和半岛的和平进程仍将是漫长的。
4.经济合作主导权
东北亚经济合作的深入发展，以及东亚一体化进程的展开，引发了美国对能否维持其地区主导权的担忧。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在整个东亚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影响力显著提升，随着对外贸易的迅速增长，中国逐步成为这一地区其他经济体出口的重要市场，已经具备积极推动东北亚经济合作和东亚一体化的基本实力，中国的东亚一体化战略也正在有条不紊地展开。但是，“美国一直以矛盾心理对待东亚内部的合作，对东亚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保持着表面的欢迎和审慎的关注，确保东亚安全的主导权、分享东亚发展的红利、以安全控制寻求经济主导权、防止其他大国在经济上主导东亚似乎是美国必然的战略目标”。(39)而维持东亚的稳定和经济增长、推动地区经济合作的进一步深化、通过地区制度化合作构建战略依托地带，是中国的既定战略。中美在地区经济合作上的考虑，显然存在战略性和结构性的矛盾，中国与其他东亚国家推动的经济合作和一体化进程，自然成为美国东亚战略的潜在障碍。应当看到，中美之间也存在巨大的合作空间，中美合作符合东亚乃至全球利益，而两者之间的冲突，势必损害双方乃至地区整体的共同利益。
基于共同利益的东北亚合作要点
在探寻东北亚合作之路的同时，地区各国形势也在发生变化。自2011年以来，东北亚各国均实现了领导人更替，新上任的各国领导人和政府对该地区的很多问题有了新的思考。面对纷繁复杂的地区形势，各国均感到加强地区合作的必要，因而共同利益有可能被各国纳入政策议程之中。考虑到东北亚地区共同利益的现实状况、影响因素以及面临的威胁与挑战，构建基于共同利益的东北亚战略合作框架，应秉持由易到难与重点突破相结合的原则。有鉴于此，该框架的构建至少应包含以下五个要素：
第一，合作确保朝鲜稳定，促其走向开放。在外部环境保持稳定的状况下，朝鲜国内的稳定是朝鲜对外政策不出现较大变动的根本保证。半个多世纪以来，美韩等国一直未放弃颠覆朝鲜政权的企图。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后，朝鲜失去了原有的安全保护，加之中国日益走向对外开放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之路，美日韩对朝鲜政权的威胁骤然上升。美国继续对朝鲜实施封锁和制裁，美韩、美日军事同盟对朝鲜政权形成了强大压力，强烈的不安全感和对其他国家的不信任感成为朝鲜戮力走上发展核武器以求自保的外部诱因。因此，维护半岛和东北亚稳定的关键在于朝鲜的政策走向及各国的应对之策，坚持通过和平手段解决争端，恢复半岛无核化，并通过各领域的合作，尤其是经济援助和经济合作，引导并促使朝鲜走向包容与开放。
第二，推动朝鲜半岛实现无核化。妥善解决朝核问题，实现半岛无核化，是维护半岛局势稳定和破解东北亚安全困境的必然要求。尽管朝鲜距离真正掌握核武器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但东北亚各国对此不可麻痹大意、等闲视之。一方面，不能低估朝鲜发展核武器的强烈意愿，尤其是美国要避免过分刺激朝鲜而导致产生严重后果；另一方面，也要充分洞悉朝鲜发展核武器的动机，发挥中国在朝核问题上的重要作用。此外，要继续推动六方会谈复会并向前迈进，“六方会谈的特殊性在于其使东亚各大国为解决一个重要的安全问题而全部坐到谈判桌前”。(40)作为解决朝核问题唯一的多边机制，六方会谈的成就不容否定，通过多边安全对话约束了各国的单边主义行为，缓和了彼此间的疑虑，为东北亚和平与合作作出了制度化准备。总之，在半岛无核化问题上，各方应尽最大努力，采取包括鼓励、约束乃至制裁的各种手段，促使朝鲜最终放弃核武器。
第三，深化经济合作，加快自由贸易区建设。经济合作是东北亚合作中最为迅速、成效最为显著的领域，在东北亚共同利益中最能产生外溢效应。中日韩三边经济合作的深化，尤其是中韩在自由贸易区建设上的突破，是东北亚共同利益基础不断扩大的主要动因。2001年中日韩三国首脑会议期间，朱镕基总理正式提出建立中日韩三国自由贸易区的设想。随后，三国经贸部长会晤机制的建立开启了经济合作的制度化阶段。目前，中日韩三国GDP总量已达15万亿美元，占全球GDP的20％，占东亚GDP的90％，已超过欧盟成为世界上最活跃的地区之一。中日韩三国应以此为基础，推动东北亚地区的自由贸易区建设，并确定制度化的合作框架。但是，中日韩三国之间的贸易总量尚不足20％，内部贸易依存度只有25％，远低于欧盟的63％和北美的40％。(41)建设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民间研究率先开展。在2009年10月举行的第二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上，三国领导人就尽快启动三国自由贸易区官产学联合研究达成共识。同年10月，三国在泰国举行的第六次中日韩经贸部长会议上发表联合声明，提出三国于2010年上半年启动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官产学联合研究。2012年5月，中日韩投资协定签订，这是中日韩第一个促进和保护三国间投资行为的法律文件和制度安排，为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建设提供了重要基础。2012年5月，第五次中日韩三国领导人会议提出三国将于年内启动自由贸易区谈判。2013年3月26—28日，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第一轮谈判在韩国首尔举行，三方讨论了自由贸易区的机制安排、谈判领域及谈判方式等议题，三方商定2013年举行三轮谈判，共同努力为谈判创造有利的环境，推动三边自由贸易区谈判早日取得成果。展望未来，中日韩应在完成自由贸易区建设后，推动地区经济合作朝着更高层次的一体化方向发展。
第四，将地区和平与安全问题纳入战略对话框架。东北亚地区的矛盾特征在于，经济整合30年来不断加深，但政治领域却停步不前。(42)东北亚地区向来缺乏有效的多边政治与安全合作，而形成区域化的多边合作机制在历史上更是未有先例，双边条约和协议长期以来维系着东北亚各国间的复杂关系。即便在双边合作上，东北亚各国也很少就地区和平与安全问题展开战略对话。因此，缺少多边合作传统，在地区和平与安全问题上尚未建立对话机制，使得各国难以发现战略利益汇合点，战略互信当然无从谈起。东北亚相关各国应对安全困境的战略途径以解决进程性困境为着眼点，在功能性领域着力不够，尚未从根本上触动结构性困境。(43)为此，各国应将和平与安全问题纳入本地区的战略对话框架之中，包括在一轨半层面和二轨层面的广泛研究和深入讨论，以凝聚共识。各国应充分体认地区和平与安全同各国安全利益的紧密关系，逐步形成地区安全问题的危机管理意识，寻求开展安全合作甚至创立地区安全机制的有益途径。
第五，加强社会文化交流，培育东北亚地区意识。维护东北亚共同利益，还需要加强地区内各国之间的社会文化交流，逐步培育地区意识和地区认同，塑造地区内各国的东北亚身份，从而在认知上形成命运相连、患难与共的共同体。地区认同和地区意识是地区合作顺利进行并推动地区一体化乃至共同体构建的心理基础，而社会文化交流则是培育地区意识、构建地区身份认同的主要推动力。“事实上，包括观念、文化和认同在内的主体互动因素并非是第二性的，这些主体互动因素在对外政策互动中起着决定性作用”(44)。共同的文化渊源，意味着东北亚国家在培育地区意识上具有天然优势。但是，各国应清楚地认识到各自所处的历史境遇以及当前各种矛盾对东北亚合作造成的破坏性影响，珍惜这种人文条件对推动地区合作不断深化的有力支持。
中国与基于共同利益的东北亚合作方案
随着中国全面参与国际事务，相关议程迅速扩展，与其他国家寻求共同利益的巩固和扩大是可能和必要的。中国已逐步确立和平发展、追求共同利益、互利共赢的对外开放战略，推进以结伴而不结盟为核心的新型国家间关系，积极参与地区合作，重视多边主义，强调利用国际制度维护和拓展国家利益，正在实现从主要为自己的发展利益服务向与世界谋求共同发展与安全的战略转变。这一战略转变以经济主义和地区主义为基点，以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加强国际合作为途径，以拓展国家战略利益、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为目标。(45)这些变革表明，中国在设计和实践和平发展的新道路，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道路，一种不同于西方的发展模式，从而融入世界发展大潮，全面开放、全面创新。(46)
中国将为东北亚的和平与繁荣担当越来越重要的角色。鉴于东北亚安全与中国的未来密切相关，明确进行基于共同利益的战略调整、与地区诸国达成以共同利益为导向的建设性合作符合中国的战略利益，逐步通过合作安全确立具有集体安全特征的多边安全机制、促进东北亚次地区安全秩序的逐步形成符合中国的长远战略目标。中国的东北亚战略可描述为：增强国力但不谋求霸权，重视合作但不放弃寻求主导地位，强调制度约束但不放弃扩大战略空间，以制度性力量促进符合中国战略利益和东北亚和平与繁荣的基本框架。(47)具体来讲，中国的东北亚战略选择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政治上，与主要大国构建基于共同利益的战略协调框架。中国应加深与东北亚各大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协调与合作，尤其是与主要大国开展常设性双边安全、经济战略对话，发展良性互动关系，巩固中国塑造东北亚情势的整体优势。
第二，在安全上，巩固双边成果，推动多边机制向前迈进。在安全层面上，中国应巩固双边安全合作成果，遵循结伴而不结盟的战略路径，继续推动恢复六方会谈，为东北亚多边安全机制建设奠定必要的基础。目前，东北亚已排除一国独霸的可能性，军事同盟、均势和大国协调并存，通过和平合作缓解东北亚安全困境成为各国共识，未来确立以集体安全为特征的多边安全机制受到各方的密切关注。(48)将六方会谈与东北亚多边安全机制挂钩，通过六方会谈的制度化建设促进各国对话、协调，是东北亚安全机制建设的可靠路径。
第三，在经济上，致力于建设东北亚自由贸易区。中国应以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为突破口，促进东北亚自由贸易区的形成，锤炼将经济实力转化为国际影响力的能力。当前，中国仍应创造条件，排除障碍，着力推动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建设，尤其是推动中韩自由贸易区先行，争取在东北亚经济合作乃至地区一体化进程中发挥主导作用。
第四，在社会人文层面，以交流促进理解，以合作培育共识。为此，中国应树立开放包容的大国心态和文化心态，尊重文明的多样性，既要坚持东北亚各国同属儒家文化圈的事实，又要尊重东北亚各国各民族在长期发展中所形成的不同特点。同时，中国应积极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交流平台，促进东北亚各国在人员、文化和学术等方面的交流，在增进各国对中国了解的同时，为各国间的相互理解和信任提供契机，从而为构建和增进地区认同和地区意识拓宽基础，深化对共同利益和共同命运的认知。
不可否认，东北亚地区的现实不容乐观，历史遗留问题尚未解决，领土领海争端波澜又起，朝核问题更是一筹莫展。在这种形势下开展合作，其道路必然漫长而曲折。但是，共同利益的天然存在是东北亚各国无法否认的事实，深化并扩大合作也是东北亚各国长久以来的热切期望。惟其如此，扭转这一困难局势需要中国和东北亚各国立足长远，拿出足够的战略勇气，在重新审视地区共同利益的前提下真诚以待。
注释：
①门洪华：《中国东亚战略的展开》，《当代亚太》，2009年第1期，第53—67页。
②门洪华：《东北亚安全困境及其战略应对》，《现代国际关系》，2008年第8期，第16—53页。
③王文锦：《礼记译解》，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287页。
④康有为：《大同书》，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56年，第275页。
⑤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43页。
⑥《论语·季氏篇》。
⑦《孙子兵法·谋攻篇》。
⑧边沁：《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时殷弘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58页。
⑨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17页。
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37页。
(11)阮宗泽：《试析共有利益与国际秩序的稳定》，《国际问题研究》，2006年第6期，第41—46页。
(12)《史记·货殖列传》。
(13)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32—49页。
(14)Hans J.Morgenthau,In Defense of the National Interest,A Critical Examination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New York:Alfred A.Knopf,1951,p.116.
(15)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徐昕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8页。
(16)同上，第12页。
(17)肯尼斯·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信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11—113页。
(18)门洪华：《建构新自由主义的研究纲领——关于〈权力与相互依赖〉的一种解读》，《美国研究》，2002年第4期，第111—122页。
(19)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第四版)》，门洪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9页。
(20)罗伯特·基欧汉：《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苏长和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页。
(21)Stephen Krasner,International Regimes,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3,p.28.
(22)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02页。
(23)阎学通：《国家利益的判断》，《战略与管理》，1996年第3期，第35—44页。
(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2页。
(25)詹宁斯、瓦茨修订：《奥本海国际法》，王铁崖等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第6页。
(26)门洪华：《开放与国家战略体系》，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1页。
(27)《毛泽东选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187页。
(28)《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3页。
(29)《周恩来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63页。
(30)郑必坚：《全方位构筑利益汇合点》，《人民日报(海外版)》，2011年6月4日，第1版。
(31)门洪华：《关键时刻：美国精英眼中的中国、美国与世界》，《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7期，第182—202页。
(32)参见中国商务部网站：http://www.mofcom.gov.cn/aarticle/i/jyjl/j/201201/20120107915095.html。
(33)孙晓谦：《俄罗斯远东经济形势分析》，《西伯利亚研究》，2011年第5期，第23—29页。
(34)参见世界银行网站：http://data.worldbank.org/country。
(35)肖晞：《东北亚非传统安全：问题领域及合作模式》，《东北亚论坛》，2010年第2期，第42—48页。
(36)王柯主编：《东亚共同体与共同文化认知——中日韩三国学者对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序言”，第1页。
(37)方浩范：《儒学思想与东北亚“文化共同体”》，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99页。
(38)刘江永：《日本的国家利益观、对外战略与对华政策》，《外交评论》，2012年第5期，第13—29页。
(39)胡鞍钢、门洪华：《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中美日战略关系》，《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06年第1期，第53—61页。
(40)Robert Ayson,"The Six-Party Talks Process:Towards an Asian Concert?" in Ron Huisken,ed.,The Architecture of Security in the Asia-Pacific,Canberra: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2009,p.61.
(41)孙江元：《中日韩自贸区是东亚一体化的关键》，《人民日报(海外版)》，2012年7月20日，第2版。
(42)Kent Calder and Min Ye,"Regionalism and Critical Junctures:Explaining the 'Organization Gap'",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Vol.4,No.2,2004,pp.191—226.
(43)门洪华：《东北亚安全困境及其战略应对》。
(44)阿米塔·阿查亚：《构建安全共同体：东盟与地区秩序》，王正毅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6—37页。
(45)门洪华：《中国和平崛起的国际战略框架》，《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6期，第14—19页。
(46)门洪华：《中国国际战略导论》，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20页。
(47)门洪华：《东北亚安全困境及其战略应对》。
(48)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