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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社会领域内越来越频繁地提到逆反心理，然而，国内外有关研究对逆反心理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作者认为；逆反心理作为态度反应并不等于逆向思维，后者仅仅是一种思维方式；逆反心理也不等于国外心理学界涉及的对抗心理（resistance），尽管逆反心理也是个体对外界引导在态度方面的逆向反应，也属于对抗心理；但是逆反心理反应的性质却是非常规的，其特征不仅在于不接受外界引导，更重要的是不接受应该接受的外界引导甚至故意对着干。在态度引导中，诱发逆反心理的原因可以是对象固有的态度障碍（如认知归因的偏差），也可以是对象特有的人格障碍（如偏执型人格），但直接的诱因却是引导者、引导内容和形式以引导情境的相关特征。当我们对逆反心理的具体类型进行分析以后，就不难得出上述结论。
一、与引导者特征有关的逆反心理
态度理论认为，在态度引导模式中，目标对象会不会接受传播的信息从而形成或转变相应的态度有许多因素，其中，引导者的可信度是重要的原因。
由牧童发出的“狼来了”的信息本来会引起人们的积极态度，但是由于消极经验（牧童撒谎）的定势作用，当信息再次出现时，人们的反应却是消极的（尽管这次信息是真实的）。岂不闻“假作真时真亦假”？我国古代著名的“烽火戏诸候”即是信度逆反的一例。
除了经验的积累外，在临场的态度引导中，引导者作为信息源，其人格、仪表、语言等特征也可使对象形成消极的否定的定势，从而怀疑引导信息的可信度，诱发信度逆反。阿伦森（E.Aronso）的研究则说明了这一现象。[1]
除了引导者的信度外，引导者与对象之间的人际关系也可诱发逆反心理，我们可以称之为平衡逆反。
费斯廷格（L.Festinger）提出的认识失调论和海德（F.Heider ）提出的平衡理论都认为，人们总是倾向于平衡一致的状态，在态度体系中，一个人如果有几种彼此不协调的信念或观点，他将力图使之趋于协调，即态度的不同成分之间存在着趋于一致的压力。与认知失调论相比，平衡理论偏重于人际关系对态度形成和转变的影响，其中包括因人际关系的不同而导致个体作出非常规性质的逆向反应。
尽管费斯廷格和海德夸大了这种平衡机制，但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确实可以观察到“只要你赞成，我就反对”的逆反心理现象。某厂在民主选举厂长时，职工与有关领导原来都一致认为某工程师是适当的人选，但是由于职工与有关领导存在着对立的情绪，当他们了解到预选人是有关领导提出的后，就转而对这位人选进行抵制。
对平衡逆反的分析涉及到引导者人选的不同意义。即当对象与引导者之间存在着态度对立时，即使引导者所持的立场观点与自己相同，对象也可能进行抵制，甚至故意表现出相反的态度以显示自己与引导者并不合拍，从而维持认知结构的平衡。
二、与引导内容和形式特征有关的逆反心理
一般认为，反复是增强引导效果的有效手段。但机械地无时间间隔的反复却容易导致相反的效果。米勒（F.Miller）的研究证实了这一点。他把广告画贴在大学生宿舍公共场所的墙上，每隔十五英尺贴一张，共贴三十张，贴二天，这是中等次数；在过量次数条件下，贴一百七十张，贴三天以上，结果表明：中等次数增加了对广告画内容的喜欢，过量次数却相反。这一现象可以称为超限逆反。诱发超限逆反的原因除了机械地反复外，也与引导内容的容量有关。著名作家马克·吐温有一次在教堂听牧师演讲。最初，他觉得牧师讲得很好，使人感动，就准备在募捐的时候掏出自己所有的钱。过了一段时间后，牧师还没有讲完，使就有些不耐烦了，决定只捐一些零钱。又过了一段时间，牧师还没有讲完，于是他决定一分钱也不捐。到牧师终于结束了冗长的演讲，开始募捐的时期，马克·吐温由于气愤不仅不捐钱，相反还从盘子里偷了两元钱。[2]
超限逆反是一种生理——心理的自卫本能，与高级神经活动的时相变化有关。同样的刺激物在强度过大，刺激时间过长时容易引起对象反应性质的变化。如个体对一首乐曲本来抱肯定的积极的态度，但因播放的音量过大或播放的时间无间隔地过长时，对象也会转而形成消极的否定的态度。古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认为：“当人过度的时候，最适意的东西也会变成最不适意的东西”。
在态度引导中，简单而未说明充足理由的禁止可能诱发禁果逆反。禁果逆反来源于“禁果分外甜”的观念。普希金在《叶甫根尼·奥涅金》里写道：呵，世俗的人！你们就象／你们原始的妈妈——夏娃／凡是到手的，你们就不喜欢／只有蛇的遥远的呼唤／和神秘的树，使你们向往／去吧，去吃那一颗禁果——／不然的话，天堂也不是天堂。与亚当和夏娃偷吃苹果的传说相似：古希腊神话中，宙斯的侍女潘多拉由于宙斯的禁止，反而产生了不可遏止的欲望，终于不顾一切地打开了魔盒。禁果逆反也称为“潘多拉效应”。
越是禁止的，往往越容易使人产生好奇并引起探究反射。对此，普拉东诺夫（K.IIπIATOHOB）认为：禁果分外甜的原因， 在不同情况下具有不同的意义，对于每个人以及整个人类来说，积极的方面是求知的意向，了解所不知道的东西的欲望。假使这件事并不犯禁的话，也许并不会引起注意。禁止不仅必定会引起注意，而且还会使注意固定在“禁果”上。如果没有说明禁止的原因，那么禁止本身就会引起各种假设推测。父母只是禁止而不说明原因，由于不想信这种禁止有充分理由，便会对它的正确性发生怀疑，从而产生犯禁的意向。苹果树上挂着一块牌子：“‘苹果不能吃，因为喷有毒药！’有谁会产生吃苹果的愿望呢？”[3]
需要指出，禁果逆反主要源于人们的好奇机制。如果某报刊公开批评了某厂生产的洗衣机质量低劣并劝告人们不要购买，人们会产生所谓的逆反心理从而反其道而行之吗？一般不会。因为这与好奇无关。但如果有人确实采取了与有关劝告相反的态度行为，则应该从其它类型的逆反心理去考虑。比如，经验使人们不相信该报刊的劝告（信度逆反）；甚至进行消极的归因——该报刊与某厂有积怨（归因逆反）；而当人们与该报刊存在着严重的态度对立或者劝告的口吻触动了人们的自主地位时都可以使人们诱发非常规性质的逆向反应（平衡逆反或自主逆反），这就是说，简单禁止可诱发多种逆反心理，并不仅仅限于由好奇而产生的禁果逆反。
与其它类型一样，禁果逆反没有普遍的意义，不是禁止的必然结果。对于顺从型人格而言，其诱发的可能性则小得多。
引导者与对象之间对于某一事物的评定差距过大则会诱发评定逆反。例如，过头的批评不仅可能使对象反而不愿意承认错误，而且也会使他人转而同情该人甚至为其错误开脱；过头的表扬则往往使他人采取不同的立场，其效果适得其反。
评定逆反可以归结为对比评定律的作用。乌滋纳节等人的研究证实：人们会把和自己立场相距较近的评为相距更近的立场（同化评定律）；把和自己立场相距较远的评为相距更远的立场（对比评定律）。在后一种情况下，个体不仅会形成情境性的对比体验，而且会产生一种反应性趋向，从而持一种与宣传观点对立的，比施加影响以前更加不同的态度。[4] 我国心理学工作者的一项实验也证实了评定逆反的现象：在组织学生观看一部较好的影片之前，实验者进行了不同的指导，对第一班学生，实验者就影片作了客观的评价；对第二班学生则就影片作了过高的评价。结果，观看影片后第二班学生中评价影片“差”的人数反倒大大增加。
三、与引导情境特征有关的逆反心理
二次世界大战时，美国当局对一些将去英国作战的士兵放映了一部电影。影片描写了英国人民在反抗希特勒德国侵略时所表现出来的勇气和牺牲精神，放映的目的是为了促使美国士兵对英国产生好感。但一些心理学家发现：看过电影的士兵对英国产生了更为不好的印象，因为他们为了看这部电影必须提前一小时起床，这就影响了他们的睡眠，而当时士兵的训练是很艰苦、很紧张的。
情境逆反揭示我们：即使是对于应该接受的引导信息，但是由于引导时机和场合的不适宜，对象也会“紧闭心扉”予以抵制。探讨情境逆反的发生机制是饶有兴味的。我们知道，个体的态度泛化有多种表现形式如“移情”，而在态度结构中，情感因素往往会排斥认知因素，这样，当个体处于特定的情感状况时，他们就可能接受本来不能够接受的东西或者拒绝接受本来能够接受的东西。这里所说的情感也包括特定的情绪和心境，很明显，当对象处于沮丧、焦虑、抑郁、盛怒等状况中，“题外”的引导（即使是平常应该接受的）则可能导致对象作出非常规性质的反应。
情境逆反的诱因并非单纯指随机性的情感障碍。情感障碍也与认知、意向的选择有关，在特定的时机、场合，个体可能有不同的“心理热点”（即占相对优势的需要和动机），引导如果与之相悖，也会诱发情感障碍从而导致对象作出非常规性质的逆向反应。国际工人运动的领袖季米特洛夫曾经谈到过这样一件事：在柏林的失业工人大会上，一名国社党的演说家抓住了听众的心理，主张枪毙斯克略列克兄弟一类匪徒，而将审判所花费的金钱全部救济失业工人。他的发言赢得了听众的欢呼和掌声。然而轮到一名共产党的演说家发言时，他却避开了会场的特定气氛，大谈使失业工人运动政治化的问题，招致了听众的低制。为此，季米特洛夫尖锐地指出：“这样去鼓动，就是鼓动他人来反对自己。 ”[5]
四、与引导对象特征有关的逆反心理
在态度引导模式中，对象的人格特征和态度特征也是影响引导有效性的重要环节。研究发现，当对象存在着特定的人格障碍和态度障碍时，便更可能对有关引导产生对抗心理或逆反心理如自主逆反、归因逆反等。布列姆（j.Brehm）在敦克大学主持的研究发现：当增加压力， 使人们感到自己的行动自由受到威胁时，他们就可能拒绝照办本来愿意去办的事甚至故意做与要求相反的事。在实验中，布列姆等人也发现，较大的压力有可能适得其反，产生比中等压力更小的影响甚至相反的影响。
一般认为，个体存在着一种趋向自主并摆脱外部控制的倾向。当外界付诸压力使个体感到其自主地位受到触动时，就可能产生对抗心理甚至逆反心理。一位病员对医生吩咐道：“我患的是肠道激惹综合症，请为我开些谷维素以及复方苯乙呱啶。”尽管医生也持同样的看法，但最后仅开了一些较为平常的药物如黄连素等。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确实可以观察到自主逆反的诸多表现：一位棋手本来拟定了下一步棋的走法，但由于旁观者的同样揭示（特别是非权威者的权威口吻）则会使他故意走出不同的棋路。在态度引导中，引导者的自以为是、好为人师、咄咄逼人等均能触动对象的自主地位，甚至当引导动机过于强烈显眼时，也可诱发对象的自主逆反。阿伦森认为，劝导性的宣传如果劝诱性太显眼或太强烈，则可能被认为是侵犯了一个人的选择自由，从而会激发这个人对此信息的抵抗，甚至反其道而行之。
自由逆反的诱发与对象的人格特征有关。 对于自我防御机制（egodefence mechanism）突出，自尊心过于强烈的人来说， 其诱发的可能性更大。另据有关研究，处于“心理性断乳”（Psycological weaning）的青年，一旦发现外界不承认其自主地位，便会萌生出一种焦虑从而故意与外界对抗以确立自我。
由态度障碍诱发的逆反心理是多方面的，其中，对象对于引导动机的认知偏差则会促使归因逆反的产生。布列姆和考尔（D.Cole）的实验设计了下列情境：假被试对一半被试施惠（请喝可口可乐），对另一半被试则不；然后假被试请被试帮忙完成一项任务。按照互动理论，受惠者的回报率应大于未受惠者，然而结果却相反。因为按主试安排，受惠者需要对假被试作出重要的评定，他们怀疑假被试的施惠是别有所图，从而产生了心理性抗拒反而不愿意帮助假被试。另外一些实验也证明，当人们理解到对方的动机是想为自己捞好处时，称赞、迎合等行为也容易导致非常规性质的态度反应。在具体的引导中，对引导动机的怀疑可促使对象不接受应该接受的信息，这已为大量的研究所证实。甚至当演讲者的立场与听从一致时，听众也可能怀疑其动机是为了讨好、巴结听众，从而予以抵制。[6]
通过对逆反心理具体类型及成因的分析，可以明确，逆反心理毕竟是客观存在的，它并非某些人的杜撰，也非青年人的“专利”，也不是某一特定历史的产物。作为一种跨文化的特殊的社会心理现象，逆反心理并不是态度引导的必然结果，它只是一种可能的倾向，只有当外界引导在引导者、引导内容和形式以及引导情境等方面具有某些消极的特征时，才可能诱发对象产生相应的逆反心理，而这种可能性往往也有赖于对象特有的人格障碍和态度障碍，没有普遍意义。而一旦有关的引导特征消失，有关的人格障碍和态度障碍消除，个体便不会形成相应的非常规性质的态度反应——拒绝接受应该接受的甚至故意反其道而行之。这就是说，逆反心理仅仅是一种临时性的态度变化，并非个体稳定的心理结构。研究逆反心理的意义正是在于：承认态度引导是一种多变量的程式，承认引导的某些特征如人选、态度、时机、场合、容量、信度等对引导本身的重要影响，从而提高态度引导的科学性和艺术性，使之确切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