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共享式增长——对我国经济发展失衡的制度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我国经济发展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69X(2010)08-0004-06
一、共享式增长实质是一种均衡增长
世界银行报告《共享增长的收入：中国收入分配问题研究》中提出中国收入分配不平等相当严重，如果不加以控制，中国收入不均等可能会阻碍中国未来的增长和稳定。亚洲开发银行(2007)的研究报告也指出，亚洲发展中国家的问题并不是简单的“富人更富、穷人更穷”，而是富人比穷人富得更快。来自亚洲国家的经验表明，分配不均等的扩大部分抵消了经济增长对消除贫困的影响。发达国家的历史轨迹中也没有显示消除分配不均等会是经济持续增长的自然结果。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中说：如果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众手中，那么它在道义上将是不得人心的，并且是有风险的，因为这注定会威胁到社会的稳定。亚当·斯密倡导的就是共享式增长。
西方经济学界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主要有以下三种思路：
一是关于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20世纪50-60年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为研究收入分配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提供了工具，以卡尔多(1955)为代表的新剑桥学派建立了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理论的模型。而库兹涅茨所发表的《经济增长和收入不平等》(1955)一文可以看作这类研究的经典之作，他提出的倒U型曲线成为收入分配和经济增长关系研究的焦点所在。对这一问题的理解存在着新古典主义与结构主义的观点分歧。新古典主义相信市场力量能够促使收入分配差距趋于缩小，而结构主义则强调结构刚性与发展中国家的市场不完善，阻碍了市场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能力。
二是有利于穷人的增长(Pro-poor Growth)模式是一种能使穷人积极参与经济活动并从中受益的一种增长模式。这一思想最初源于钱纳里和阿鲁瓦里亚(Chenery & Ahluwalia)1970年代促进再分配的理论。钱纳里和阿鲁瓦里亚(1974)的再分配与增长模型被认为是PPG理论的开端，这个模型也把对“涓滴效应”的批评推到了高潮。在1990年的世界发展报告中，PPG也暗含着宽基础增长的意义。卡卡维尼和皮尼亚(Kakwani&Pernia,2000)认为，减贫就是要提高人口尤其是穷人的福利水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来源于市场的力量一般会更多地惠及富人而不是穷人。这是因为富人比穷人具有天然的优势，如拥有更多的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而且，在许多国家，政府总是有意或无意的采取了一些偏向于富人的政策。因此，为了让更多人享受社会福利，政府用来缩小这种差距的公共政策就显得非常必要。
三是关于收入分配、经济增长与制度关系问题的研究，近些年来，随着经济增长理论与经济发展理论的新进展以及新数据的出现，学术界对收入分配问题关注的焦点主要集中在收入分配状况的决定因素和动态变化上。一些学者尝试着从微观上揭示经济发展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内在联系。他们在增长与分配不平等之间加入一些中间变量，如人力资本投资、技术选择、企业创新、政治市场行为、财政体制、制度安排等变量，以便在微观层面上解释分析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为什么不能像发达国家那样改善收入分配状况、增长成果为大众所分享。
市场机制能保证实现共享式增长吗？主流经济学家认为，机会平等和分配的正义会内生于互利的市场交易过程中。只要遵守交易的公正，则会自然实现分配的正义。他们坚持认为“无形之手”可以通过“利益扩散效应”而使人们的利益均等化。但是，理论和实践都没有证实斯密的这种观点。市场机制的分配包含着“利益扩散”的一些机制，但这些机制并不能自动地解决社会的平等问题（杨春学，2009）。“捐滴效应”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失灵意味着，多数情况下，增长并不能惠及到所有人。
高经济增长就能实现共享式增长吗？经济增长是必要的，但是还不够。经济增长是共享式增长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不改变激励机制，只进行技术调整也是不够的①。不进行制度创新，仅仅在分配比例上做文章也是不够的。20世纪90年代以后，众多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东亚经济的发展表明，虽然经济增长对社会发展提供了相当大的支撑作用，但是，过快的经济增长速度也会对环境资源产生破坏作用。而且，如果经济增长不是建立在良好的制度环境基础之上的话，则很容易产生各类市场扭曲、产业结构不合理、投资低效和腐败盛行，广大社会公众特别是贫困人口参与市场活动及社会政治决策的能力与机会被剥夺。所以，必须全面探讨经济增长与消除贫困之间的复杂关系，从而发现实现共享式增长的必要性和途径。
毫无疑问，经济增长是消灭贫困最重要的物质基础，但是，经济增长的减贫效果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一国初始的不平等水平，以及伴随着经济增长的不平等状况的变化，而且如果收入分配差距过大，不仅不利于经济的增长，还可能使穷人陷入贫困循环，从而对消灭贫困和经济增长均造成不利影响。所谓的个人“初始资源禀赋”的分配是广义的，应该包括罗尔斯所说的权利、自由、机会、权力等“社会基本物品”。而不仅仅是收入分配的平等。值得指出的是，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个人的“初始资源禀赋”的分配很重要。这些分配是经济增长不会自动给予的，而是社会制度安排的结果。共享式增长是指一方面带来个人普遍的收入增长（公平的增长不是平均的增长），另一方面还会带来广义的个人“初始资源禀赋”的改进和完善，从而使个人可行能力提高。
共享式增长是一种有质量的经济增长。所谓经济增长的质量是指国民经济各项指标的一种协调发展。如人均收入、消费与人均GDP之间的协调、就业机会的增加以及个人、企业及政府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合理等。更重要的是经济增长质量还包括经济增长是一种共享的、公平的增长。不协调的增长会使经济增长质量大大地下降。伯利塞肯(Balisacan,2004)指出，大多数亚洲国家的案例表明，经济增长的质量应该更高，以使更多的人从经济增长中受惠。所以共享式增长也是一种有利于穷人的经济增长。
共享式增长强调消除部分“不能分享者”的“分享”问题。这里的共享式增长与改革之初的“广泛分享”不同，在改革初期，经济增长的成果在最广大的人群中进行分享，即所谓的“广泛分享”。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随着要素分配市场化改革的加快，个人资产积累方式的多元化，分配差异的累积速度加快，城乡失业者及穷人又逐步无法分享到经济增长的成果，因而分配政策的重点有被重新拉回到“共享”的层面上来。前述“有利于穷人的经济增长”思想所强调的“共享”并不同于改革初期的“广泛分享”，而是强调消除部分“不能分享者”的“分享”问题（张平，2003）。首先我们要做到人们都有机会参与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也就是要机会均等，同时，为那些低收入群体、穷人创造获取机会的能力，即提高他们的可行能力（阿玛蒂亚·森，2001）。
共享式增长是通过制度创新实现均衡增长。实现共享式增长不是打富济贫、搞平均分配，回到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时期，而是在制度创新的基础上实现均衡增长。共享式增长要有制度性渠道把民众（特别是弱势群体）的痛苦反映出来，要有政治性激励机制促使政府去关怀、解决民众的痛苦。要从我们的基本制度环境及制度安排上建立起共享式增长。狭隘的发展观包括发展就是国民生产总值增长、或个人收入提高、或工业化、或技术进步、或社会现代化等等的观点。狭隘的发展观是不利于共享式增长形成的。实现共享式增长，就是要逐渐形成一种机制来保障增长后的好处能惠及更多的人，从而实现共同富裕。共享式增长的实质是通过制度创新，实现人与人之间利益关系的和谐和均衡增长。
二、三大失衡使我国偏离了均衡增长
（一）生产要素市场发育中的失衡。随着我国工业化、城市化及市场化改革的深入，生产要素的市场化进程也在加快，资产性收入及土地增值速度也不断加大。但是由于缺乏规范的要素市场及产权改革的不到位，资产性收入分配不公的现象比较严重。我国不到0.4%的人却占有70%的财富。20世纪90年代随着我国城市化和工业化及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土地在不断地升值。根据国土资源部的资料推算，到2006年底，国有土地总价值大约是50万亿人民币。这些年，中国的土地增值很多，土地名义上是集体所有，但实际操作层面上是国家拥有，这些土地增值通过土地财政或其他方式变成了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可以花的钱，即变成了土地财政。土地升值的好处在我国现行土地制度下农民是得不到或者得到很少，现行的土地制度成为各级政府部门和一些利益集团参与瓜分土地升值好处的切入点。此外，由于我国产权改革的不到位，国有资产的流失，缺乏有效的生产要素市场，使我国生产要素增值的好处并没有惠及到大多数人，而是少数人。据国家统计局城调队2002年上半年调查资料显示，我国城市居民家庭财产的基尼系数已高达0.51，比城市居民收入基尼系数(0.32)高出60%，已经进入比较严重的不平等阶段；城镇最富裕10%家庭的财产占全部城镇居民财产的45.0%，而城镇最贫穷10%家庭的财产只占全部城镇居民财产的1.4%，即十分法不良指数计算的财产差距为32倍，比城镇居民家庭的收入差距（约8倍）大得多。我国的财富差距还表现为财富在城乡居民分配中的严重不平等。大体来看，自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我国金融资产的分配总体上保持严重的城乡分配不平等状态，占总人口约30%的城市人口约占有国内全部金融资产的80%，而占总人口70%的农村人口只占有国内金融资产的20%。在现有体制下，我国资本市场建立过程中的好处农民也得不到。
（二）人力资本投资的体制失衡。20世纪90年代后人力资本不平等在我国收入差距中的作用加大。我国曾经是一个以公费教育制度为主的国家。Loury(1981)在一个没有资本市场的模型中讨论了公费教育和私人自费教育制度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他证明：如果个人的跨期决策受到跨期预算约束的限制，那么，在稳定均衡的收入分布状态下，公费教育比自费教育具有更高的人均收入水平和更低的不平等程度。在20世纪90年代后我国个人支付教育（尤其支付高等教育）的比重在不断提高。这就大大地不利于低收入者，尤其是农村学生。清华大学研究社会流动(social mobility)的李教授及其小组发现，中国的社会流动在近20年来，发生了显著变化。在中国的社会结构中，什么样的人能够有更多机会达到经济和社会地位的上升，什么样的人缺乏这些机会？据他们的经验研究，改革的前期即1978～1990年间，中国很多社会基层家庭的子女，能够走出其父母所在的低阶层的机会，远高于1990年代初之后。因为在这之前，中国的教育机会尤其是高等教育的资源，在社会里分布较广泛，家庭所承担的教育支出较少，主要由政府买单。因此，许多穷人的子弟可以通过高等教育，在社会里获得上升的途径。但是，1990年代初之后，中国的社会流动变得越来越困难。特别是到了1990年代末及本世纪初，就更难发现大面积的、来自中国社会底层的青年人找到上升的机会——那些既无权也无钱的家庭出身的子女，他们发展的机会太少了。现在我国农民子女受教育的机会明显低于城市子女。从全国范围来看，目前城乡大学生的比例分别是82.3%和17.7%。而在上个世纪80年代，高校中农村生源还占30%以上。近年来农村孩子上大学的绝对人数没有减少，甚至还有可能增加，但农村孩子在大学生源中的比例在明显下降，与上个世纪80年代相比几乎下降了近一半。国家教育科学“十五”规划课题“我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的研究”课题组（2006年）研究表明，随着学历的增加，城乡之间的差距逐渐拉大——在城市，高中、中专、大专、本科、研究生学历人口的比例分别是农村的3.5倍、16.5倍、55.5倍、281.55倍、323倍。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农民的子女至少在教育上还与城市的小孩一样有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但是现在这个机会越来越少了。罗尔斯认为，只有机会平等原则是不够的。一个人能否获得有利的社会地位，要取决于其是否具有能够取得这样的社会地位的才能。社会成员之间在才能上的巨大差异，决定了机会平等原则并不能保证所有社会成员真的能够拥有获得有利社会地位的平等机会。因此，机会平等原则还只是一种“形式的机会平等”。这种教育的不平等具有持续性和跨际性。福格尔(2003)指出，1870～1970年间，英国和美国的基尼系数均下降了大约1/3。其中，从政府因素来说，直接的再分配政策在这种收入均等化过程中的作用很小，而强制性中小学免费教育、对中高等教育的资助等政策却起到很大的作用，因为这种政策使人力资本的分配更为平等。
（三）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失衡。20世纪90年代后，尤其是分税制后，我国政府控制的资源及收入呈上升趋势。据统计，在我国差不多有76%的资产性财富还是掌握在国家的手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只有大概1／4的资产性财富掌握在民间。到2006年年底，国有土地的总价值差不多是50万亿，全国有11.9万家国有企业，所有国有企业资产加一起是29万亿元，把国有土地的财富和国有企业资产的财富加起来，国有资产的价值差不多是79万亿人民币。而到2005年底，全国城镇居民的总资产价值是21万亿左右。相对而言，美国政府没有什么资产性财富，只有非常少量的土地。美国那些企业、产权、资产等基本都是私有的，到2007年底美国私人家庭资产的总额是73万亿美元。我国现在为什么内需不足？这与我国经济增长的分配方式是有关的。这种分配方式有利于国家税收及企业利润的增长，但不利于低收入层次及社会弱势群体收入的增长。在这次金融危机中，我国这种经济增长方式所存在的问题就暴露出来，如外需不行了，内需也上不来。扩大内需不从民生切入是难以奏效的。从表1可以看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呈现出有利于政府及企业收入增长的趋势。
现代经济是建立在资本市场基础之上的。现代经济财富增长和分配机制是双重的，一是劳动收入的增长，二是资产性收入增长。传统社会这两方面是分离的，即劳动收入是劳动收入，资产收入是资产收入。现代经济通过资本市场、现代公司制度等把这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以美国为例，到2007年，美国家庭的总体财富为73万亿美元，其中一半左右是靠过去10年资产升值累积来的。在财富结构上，房地产占家庭总财富的11%左右，剩下的主要在股权类财产上。去掉家庭债务后，美国家庭的净资产大约为58万亿美元，相当于全美家庭可支配收入的6.9倍（陈志武，2008）。这种分配机制不仅大大缩小了收入分配差距，而且大大地提高了居民应对经济危机的能力。更重要的是这种机制能让更多的人分享到经济增长所带来的资产升值的好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要素收入分配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资本要素收入比重从1978年的37.34%上升到2006年的45.23%，税收占总产出的比重由1978年12.85%上升到14.16%，劳动要素收入比重由1978年49.8%下降为2006年40.61%。但问题是，在我国现在的产权制度下，资产性收入主要是由国家或企业持有，资产性财富升值的收入老百姓得不到，而在美国，一般资产增长的速度都是按照GDP两倍左右的速度上涨。这些年我国理论界在讨论为什么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在不断下降。其实，这种下降是正常的，这是金融深化和资本市场发展的结果。我国现在不仅仅是考虑如何提高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问题，更重要的是如何通过产权制度的改革，让老百姓也能得到资产性财富升值好处的问题。
我国在20世纪90年代后财政收入有了较大的增长，但是政府有钱以后更多的是用于经济建设方面的支出，而没有一种民主机制让财政从建设（或生产）财政转变为公共财政、民生财政。在我国，各级政府官员的考核基本上是由上级来进行的，上级对下级的考核主要是依据看得见、摸得着的指标（如GDP、招商引资、财政收入等），上级的偏好会决定下级的偏好。下级要对上级负责，保增长，保一个地方的社会稳定，但不一定把重点放在民生和公共财政上，因为老百姓不能决定官员的升迁。如何让官员把民生作为决策函数的一个变量是需要从政治体制上去解决的一个问题。总之，我国经济增长后经济与政治体制的协调发展越来越重要。共享式增长是建立在经济与政治体制的协调发展基础上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现了高速的经济增长，但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后，由于制度改革的相对滞后，经济增长中的收入分配差距并没有遵循库兹涅茨提出的倒U型曲线的规律，反而在一些方面呈现扩大的趋势，尤其表现为城乡差距的进一步扩大，低收入群体更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财富向更少数人集中，腐败较严重等。城乡广大劳动者参与现代化进程的机会不均等，城乡失业的劳动者不能够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我国是转型国家、发展中国家和不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这些多重特点决定了我国经济增长很难自然而然地让增长和改革的成果惠及到所有的群体。
三、我国实现共享式增长的条件
尽管人们一直普遍假定，在发达国家，平等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一种替代关系。但是，世界银行（2006年）的研究证明，至少在作为整体的发展中国家中，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可能通过两种途径阻碍经济增长。那些拥有权力和财富的人可以并且确实倾向于扭曲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资本成本，因而一方面导致资源的浪费和低效配置，另一方面使那些在资源配置中处于不利地位的人们失去了机会。少数有权势的利益集团还倾向于建立并保持那些只对自己有利的制度和规则，以牺牲公众的利益为代价②。收入差距并不仅仅是人们得到货币收入多少的差异，实际在收入差距的背后是不同群体的利益博弈过程。发展中国家的许多不平等不是由人的天赋与勤劳造成的，而更多的是由制度因素和不合理的公共政策造成的。
从深层次来看，社会经济中有两类因素对收入分配起决定作用：第一类因素涉及经济的基本方面（如生产力、资源禀赋等），对初次收入分配起决定性作用；第二类因素（如制度、政策等）则对初次收入分配施加影响。其中，第二类因素的收入分配效应非常突出，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它们甚至足以抵消用第一类因素的分配效应(Adelman & Robinson,1978)。因此，制度的作用尤其重要。在一定程度上，制度决定着分配。发展经济学家Myrdal认为，在许多贫困的国家中，内在的不平等制度，以及剥夺穷人谋求致富机会的强权结构，会使导向不平等状态的过程不断继续和扩大，并产生路径依赖。因此，由经济增长而提高的国民收入不可能自然地、均等地惠及到各个地区和各个阶层，从而缩小地区之间、阶层之间的贫富差距(Myrdal,1956,1957)。我国实现共享式增长的条件有三个：
一是制度创新。共享式增长及制度安排是建立在宪政秩序基础和基本制度环境基础之上的。仅凭良好的愿望是不行的。这需要制度安排来保障。我们对穷人的关注不能建立在恩赐的基础上，而必须建立在制度保障上。从一些实证分析来看，我国不少政府实施的缩小收入差距的一些再分配举措往往偏离了其目标，一些应该有利于低收入阶层的补贴却被高收入阶层获得。世界银行2006年底发布的当年第三季度《中国经济季报》称，中国住房公积金贷款主要使少数收入较高的家庭受益。审计署2007年6月27日发布的审计报告对4个直辖市和41个大中城市的住房公积金进行了审计调查。调查发现，中高收入群体从公积金中受益更大，而低收入群体的居住条件却没有因此改善。我国除了收入分配对低收入阶层不利以外，一些公共资源（如医疗、教育等）的配置也存在不利于低收入阶层的现象。若低收入群体在社会经济决策中没有话语权或反映其诉求的渠道，那么要实现共享式增长是很困难的。
经济增长必须均衡地解决动力机制问题。经济增长是官员升迁的强大动力，但前提是经济增长的结果是官员、商人和老百姓共享。当这一帕累托的均衡不再存在时，经济增长就不再是社会进步的力量，而是社会不公的毒药。在极端状态下，一个贫富差距很大的社会也可以是一个达到帕累托有效的社会，因为那些利益集团不愿意放弃任何既得利益来让穷人受惠。因此阿玛蒂亚·森说，这样的社会是有效率的，但也是非常丑陋的。经济增长的道德基础是让所有人都能受益，增长是在机会公平基础上的增长，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让增长的成果惠及到所有的人。
经济增长不仅仅是大多数公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还意味着更多的机会、对多样性的容忍、社会流动性、坚持公平以及对民主的尊崇。在这些年中，迈向自由和民主最成功的国家，一般也是平均收入都上升了的国家。民主国家的基尼系数普遍低于集权国家的基尼系数。经济增长使一个社会更加开放、宽容和民主，这样的社会也更能促进创业和创新，从而达到更大程度的经济繁荣③。这表明，经济增长并不仅仅是社会财富和公民收入的增长，而是包含着社会政治方面的变化，这突出表现为经济增长后更有利于民主和自由。共享式增长是建立在民众广泛参与基础上的。我们不能简单地照搬西方的所谓民主模式，但是我们必须加大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进程，通过制度创新，让民众真正参与到社会财富的创造和分配过程中来，真正从制度层面实现共享式增长。
二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共享式增长的制度体系。我国在经济领域市场化改革的单方面推进的过程中，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政府与市场的界限模糊，政府官员的行为没有受到相应的约束，那么市场化改革进程就会背离初衷。威廉·鲍莫尔、罗伯特·利坦等人在《好的资本主义，坏的资本主义》一书中把资本主义分为四种类型：国家主导型资本主义、寡头型资本主义、大企业型资本主义和企业家型资本主义。现实生活中很难把哪一个国家的体制归于上述某种纯粹的形态。在他们看来，最能够实现经济长期增长的是一种企业家型经济体制和大企业型经济体制的混合体，因为这种经济体制最有利于技术进步，最有利于新技术的商业化。吴敬琏认为鲍莫尔等人所指出的国家主导型、寡头型和大企业型经济体制的各种缺陷与问题在当前的中国也得到了相当充分的体现。如腐败和寻租极度猖獗、收入分配严重不公及本土企业家创新活动的动力受到限制等。我国要建立企业家型经济体制和大企业型经济体制的混合体就必须从干预过多的市场经济体制转移到法治化的市场经济体制上来。我国要素市场的失衡实质上是有效产权制度的缺失。在我国市场化改革过程中，一定要推进共享式制度体系的建设。
三是建立强化市场型政府，实施第二次分权让利。我们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但是我们必须探讨在公有制资产和收入增长后如何让更多人受益的问题。奥尔森的强化市场型政府(market-augmenting government)是建立共享式增长的前提。一个政府如果有足够的权力去创造和保护个人的财产权利并且能够强制执行各种契约，与此同时，它还受到约束而无法剥夺或侵犯私人权利，那么这个政府就是一个“强化市场型政府”。我国转型经济中的问题是，政府的权力没有受到有效的制约。近些年来我国财政收入有了较大的增长，但是增长后的财政收入如何调控我国日益扩大的收入差距，从而为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促进社会稳定做出贡献是当前亟需解决的一个问题。我国国民收入分配的失衡及再分配失灵的根源在于行政权力及利益集团的相互影响，在行政权力没有受到约束的情况下，行政权力与利益集团的互动使我国再分配的规则、制度及再分配的实施出现了不利于再分配目标的实现（如增长共享等）。改革开放后，为了调动全国人民的积极性，促进经济增长，我国实施的分权让利的改革战略，即中央对地方政府、政府对企业的分权让利，我们把这称之为第一次分权让利。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无论是从调整经济结构、扩大内需来看，还是实现共享式增长的需要来看，我们需要第二次分权让利（卢现祥，2010）的改革，即从民生入手，让人民群众获得更多的收入、更多的资产、更多的财富及更多的社会保障，同时加快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建设，让人民群众有更大的自主权和自由权。
注释：
①世界银行报告：《让服务惠及穷人》（2004年），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年。
②威廉·鲍莫尔，罗伯特·利坦等，《好的资本主义，坏的资本主义》，中信出版社，2008年，第67页。
③本杰明·M·弗里德曼，《经济增长的道德意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