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释甲骨文“众”字并论其社会身份的变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甲骨文论文,身份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献和甲骨卜辞里面有不少关于殷代“众”及“众人”的记载，对于其社会身份，专家或 谓其为奴隶、奴隶主贵族、平民、村社成员等。虽然诸说各有道理，但毕竟众说纷纭，莫衷 一是。本文试图在前辈专家研究的基础上，对于甲骨文“众”字的造字本义及商代“众”与 “众人”的社会身份变化等问题，进行补充说明，以供专家参考。
一
关于“众”的造字本义，提出“众”和“众人”为奴隶说的专家从甲骨文“众”字的字形 出发讨论，认为“众”为日下三人行，是奴隶被迫在日头下面劳动的形象①。而持反对意见 的专家马上提出反问：难道农奴要在房屋下面或树荫下干活不成?农奴也要顶着烈日干活， 为什么“日下三人行”就一定是奴隶从事劳动的写照呢?
提出“众”的身份属于奴隶主贵族的专家也从甲骨文“众”字的字形出发进行讨论，指出 “众”字不是日下三人行，而是人们对于太阳神的顶礼膜拜。然而，殷代是否以太阳神为主 要神灵，还很可疑。殷墟卜辞里面祭日的卜辞很少。再说，贵族祭日，民众是否就不能祭日 呢?如果单凭祭日一项来断定“众”的社会身份，作为证据是不充分的。
既然多数专家都以甲骨文“众”字的造字本义为研究门径所在，那么我们也应当先来讨论 这个问题。
前人考释甲骨文中这个字的时候，或谓从三人者为“众”，从二人者为“昆”。李孝定先 生曾经指出，昆与众古实同字，故《大戴礼记·夏小正》有“昆者众也”之说(《甲骨文字 集释》卷八，第2206页)。所以说甲骨文中的这个字当从孙诒让之说，释为“众”。诸家之 释 对于甲骨文
字从日不持异说。然而，仔细分析起来，这个字实不从“日”。
甲骨文“日”字和作为偏旁的“日”，皆作□中一横划形，而不作“曰”字形，并且没有 一例作“□”形者，而甲骨文众字的偏旁虽然大部分作□中一横划形，但却有一部分作“□ ”形者，特别引人注意的是还有作
形者，愚以为□中一横划形和形皆为□形的变化。今先从分析甲骨文“□”的意义入手进行考察。我曾在一篇小文中讨 论过甲骨文“□”字①，今撮其要再作说明如下。
甲骨文“□”是最习见的字例之一，它除了用作干支字——“丁”以外，尚有其他用法千 余例之多。长期以来，诸多学问家的相关考释，对其造字本义的研究，主要有鱼睛说、颠顶 说、钉顶说、神主说、宗祊说、城之初文说、禘祀说等。单从“□”来看，要说其造字本 义，似乎一切方形(或近似方形)的物体和建筑都可以与其比附，来作为研究的思路。前辈专 家的多种说法，多由此而起。但是这样的考察，其不妥之处也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很难将 “□”的本义准确地固定于某一种含义。愚以为应当离开这种单纯比附“□”形的思路，来 作另外的探求——即分析它在甲骨文中作偏旁时的含义。
在作意符使用时，“□”主要表示居住之处。起初，它是古人穴居或半穴居处所的象形。 甲骨文“
”，唐兰先生《殷墟文字记》据字形演变释其为良字，此释为诸家 首肯。徐中舒先生指出这个字的中间部分为古人半穴居处所的象形，旁边的弯曲部分则表示 通风的走廓②。甲骨文“
”则干脆写明人进出居处的情景，是为良之异体。 《诗经·绵》所说的“陶复陶穴”就是这样的住所。甲骨文“
”字就是复穴 之形。徐中舒先生主编、方述鑫等同志所撰著的《甲骨文字典》(巴蜀书社1993年版)说这个 字“甲骨文象穴居两侧有通道以出入之形，当为廓之本字”(见该书第407页)，是正确的。 再如专家所论定的甲骨文“复”字，“从，象穴居两侧有台阶 上出之形”，下部加表示行走的足趾之形作“
”，即复的本字，“会往返进 出之意。《说文》：‘复，行故道也’，义与复无别”(《甲骨金文字典》，第142页)。总 之，“□”形在甲骨文作偏旁时多表示人的居住之所，在良字中即表示半地穴式的住室。这 种半地穴式房屋加上较高的屋顶，这在甲骨文中写作“
，其中的方形亦表示 居住之处③。
和表示居处的含义相关，在作偏旁的时候，“□”也表示人死后的埋葬之处。甲骨文死字 作“
”若“
”①，表示侧身葬或仰身葬，其方形所表示的实即 人的另一居住之处。甲骨文的正、邑、韦、圉等也以“□”为偏旁，其含义可以视为扩大了 的居所之形。这里，应当顺便提到甲骨文墓字。过去以为甲骨文“
”“
”“
”即日落草木中之形，释为莫，读若朝暮之暮。其实这个字应 为 墓之初文。甲骨文读若暮的莫字，作“
”“
”，从四草或四木 ，这才从日落草木之中会意而为暮。而墓字则只从两草或两木。古者“墓而不坟”(《礼记 ·檀弓》上)，墓上平坦，可有草木，故从两草或两木以会其意。一期甲骨文有“
”字(合集17165片)，盖即最初的墓字②。我们之所提及甲骨文墓字，是要说明甲骨文 墓字所从者有“□”，亦有□中加一横划者，两者混用无别，所以作偏旁使用的“□”与其 中加一横划者，具有相同的意义。
从“□”在甲骨文中作唐字偏旁和作上甲合文的情况看，愚推测它的古音当为阳部字。还 可以为“□”的音读提供参考的是它在古文字中又表示火堂之形。甲骨文有“
”字，徐中舒先生说它“就是火塘，先民每于屋中掘地为火塘，烧火其中，多人围坐取食， 夜则用以取暖”③。考古材料表明，在早商时代的居住遗址中，其入门处多有穴状烧烤痕迹 ，徐中舒先生称之为火塘；郭宝钧先生称之为火堂④。邹衡先生称之为火坑⑤。这种有火塘 的住室之形，在上古时代的文字里有所反映。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的陶文里都有这类形状 ，作“
”“
”形，甲骨文作为复字偏旁者有“”(合集第31759片)，这些均可视为有火堂的居室形。金文“寮”字，见于《令簋》、《番 生簋 》、《毛公鼎》等器铭文，画了在居室的火堂架木烧火的形象，其中的“” 为火堂之形至鲜明。甲骨文宫字作“
”形，金文宫字作“
”形 ，皆为有火堂的居室形。甲骨文“
”，即共字，亦见于陶文和金文，从手伸 向 火堂烤火而人所共之取义。甲骨文“”，本为火堂烟气升腾之形⑥，用为“ 公”之本字，取意于火堂人人可得而烤之，故有公共之义。不管这种烤火处在商代是称为火 堂，或火塘若火坑，其音读还是阳部字。甲骨文以“□”为偏旁的字，如良、黄、享、尚 、明、昌等，也多入于阳部。从这些方面看，断定“□”的古音在阳部，应当是可以的。在 古音系统里，与阳部密切邻近的是东、耕两部。这两部盖为阳部繁衍出来的韵部。甲骨文以 “□”为偏旁的字也有入于东部者，如工、雍、共、公等皆是；也有入于耕部者，如正、星 、冥等皆是。总之，甲骨文以“□”为偏旁的字大部分入于阳部，也有的入于从阳部分化出 来的东、耕两部。“众”字古音，古音韵学家或将其归入东部若冬部。这与甲骨文“众”字 从“□”并以之得音应有直接关系。可以说，甲骨文众字从□得音，而后转入东部而读众之 音。
二
专家过去将甲骨文“众”字所从的偏旁定为“日”，虽说单从字形上看有一定道理，但却 没有再做详细考察。其实，在甲骨文里面，“□”中加一横划之字用作偏旁应当分为两类， 第一类是作日字使用，如旦、昔、昃、暮等。第二类是作居所或火塘形作用，如良、复、墓 等。这两类字有这样的特征，即第一类字皆为□中有一横划形，从无作□形者；第二类字则 两种形状兼而有之①。□中的一横划，实为六书中指事字的例证。由此出发我们来看甲骨文 “众”字。虽然其多数从□中有一横划者，但亦有不少从□的字例，约有30余片之多②，就 其数目和其在甲骨文“众”字中的比例而言，不能说是仅见或偶见。由此，我们可以得出推 论，甲骨文“众”字从□与从□中加一横划者并用，这个偏旁并非日，而是表示处所的义符 。所以说，“众”字实以“□”为偏旁，所以“□”中加一横划者是繁衍出的指事字符。特 别应当提出的是《合集》第58、59两片，其“众”字分别作“
”、“
”之形。它们所从的是烟气上升的火塘之形，尤其不可以“日”释之。总之，甲骨文 “众”字非为专家所肯定的“日下三人形”，而是表示处所或火塘的义符之下的三人形。
古代文献中，至今尚可见到说明“□”和“日”作偏旁时的意义的例证。《吕氏春秋·悔 过》篇载：“使其三臣丙也、秫也、视也于东边候
之道”，关于字，高诱注：“ ，晋国也。”陈奇猷先生考释说：
著日作者，“日”非一文字，非“日月”之“日”字，乃指邦国之记号。今证之于后。 如“商”字，甲骨文两作，一件“
”，不从口，一从口作“商”。孙海波《甲骨文编》 云 ：“早期商字多不从□，晚期商字从□。”审《甲骨文编》所收商字皆是从口，而无不从□ 之……可知“□”乃邦国之记号，非从“口鼻”之“口”字……又如鲁字，甲骨文皆作 
，而周金文始作“鲁”。③
按，陈奇猷先生所论有些文字中的“□”、“日”为“邦国之记号”，说甚辨，可从。 甲骨文“众”字，亦可做如是观。其所从的“□”或其中加一横划者亦非口鼻之口或日月之 日，而也是一种符号，即指明人之居处的符号。这居处可以表示人的居室，也可以表示居室 内的火塘。
古人在火塘边居住的习俗，一直延续很长时间，甚至在现今的少数民族地区仍然可以见到 。例如云南永宁纳西族的情况是：
正房的主室是全家活动的中心，在上方设有中心火塘和象征祖先神位的锅庄石，火塘周围 地铺木板……家庭成员围绕中心地铺，均有固定坐位，妇女坐于火塘右侧，男子坐于火塘左 侧，未成年儿童则坐于火塘下方。①
再如云南西部地区的独龙族的情况：
在这种大家庭里，凡已娶妻的男子，便要在屋内设一个火塘，长屋中有几个火塘……火塘 周围是夫妻及其子女食宿的地方。②
这种居室内设有火塘的情况在商代考古发现中也多有所见。例如：
早商时期的居住遗址，在郑州商代遗址约40平方里的范围内，连续不断有40多处，还有窦 窖等200多个……门多开在较长的一边，偏近一角，多南向。应门靠近后部穴帮的地面上， 多半有一片烧土痕迹，应是火堂。③
再如辽宁北票县丰下商代遗址的情况：
遗址发现的房址共18座，其中第12号遗址规模最大，它以方形的大房间为主。整个房址范 围东西9米，南北8.5米。室内中心有直径50厘米的一个圆形烧土面。④
又如山东平阴县朱家桥晚商村落遗址的情况：
在230平方米的范围内发现有21座房基址，这些房子的结构、大小都相差不多。例如第5号 房基东西长3.75米，南北宽2.5米，在近北壁的偏西部位有一个烧坑。⑤
民俗学和考古学的资料一致表明，居室内的火塘是古代劳动群众的食宿中心。值得注意的 是在郑州商城、湖北盘龙城以及安阳殷墟的宫殿区和大型建筑遗址里，均未发现火塘遗迹。 在纯粹穴居的特别简陋的居住遗址(这类遗址应当是当时社会上地位最低下的人们的居住所 在)里也极少有火塘遗址。而一般中、小型居住遗址则多有火塘遗址。这些情况表明，以火 塘为食宿中心的劳动群众，其社会地位当是介于贵族和最低下的人们之间的普通群众。在一 个大型房屋里面居住的不一定是三人，也可能有许多的人，许多以火塘为食宿中心的人可能 就是一个族的组合。
再看甲骨文“众”字所从的三人形或二人形的意义，专家或谓其为“三人行”之形。其实 ，甲骨文“人”字皆为竖写，这应当是书写刻划方便的缘故，所以现在还没有发现平写的人 字，也没有平写的众字。竖写的人字形固然可以表示行走之人，但也可以指躺卧之人，如甲 骨文宿字作“
”“
”，疾字作“
”，作为偏旁 的人字皆竖写，但却表示躺卧。如果说人三为众的话，那么甲骨文“众”字的造字本义即在 火塘旁生活的许多人。“众”字所表示的应即殷商时代的氏族成员。
三
关于卜辞里面的众的身份研究，前辈专家进行过不少工作，可是对于殷商时代“众”和“ 众人”的社会身份的变化则较少注目。要说明此点，除了考释甲骨文众字的造字本义以外， 还应当全面考察众的劳动、生活情况。为了研究得比较深入些、精细些，特划分为三个时期 考察。
第一个是武丁时期。在一期卜辞里面，多见命令众从事农田劳作的记载，例如：
[乙巳卜]□贞：王大令众人曰：“[协田!其]受[年]。”(合集第5片)
癸巳卜，宾贞：令众人□入羌方垦田。(合集第6片)
……卜贞：众乍籍不丧……(合集第8片)
戊寅卜，宾贞：王往以众黍于□。(合集第10片)
上引第一例卜辞贞问王普遍地命令众人去协田，是否有好收成。协田疑指翻挖农田。这条 卜辞的残缺部分系由辞例、内容、文字与之相同的合集第一、二、三、四诸片拟补的。第二 例卜辞贞问是否命令众进入羌方开垦田地。这里的垦字，专家有不同的考释，但其字所含的 意义则大体一致。辞中“入”字前一字，不识，似为手执工具之形。第三例的“丧”字，过 去每作逃亡讲，卜辞习见“禽其丧众”(合集56片)、“并其丧众人”(合集第51片)等记载， 若指逃亡，则其辞例应作“□众其丧”。另外，卜辞中社会等级甚低的人员如仆、执、妾、 臣等，卜辞中这些人从无“丧”的记载，如果说到逃亡，这些人为什么不逃亡呢?其实，“ 丧众”，意指丧失众的支持，仆、执、妾、臣社会地位甚低，贵族们并不在乎失不失去他们 支持，所以不关心这类问题，但是众是氏族的主要成员，其支持失去不得，所以要贞问是否 “丧众”的问题。再从古代文献记载看，先秦时代丧屡指失去，而从不用作逃亡讲，如谓“ 丧志”、“丧明”、“丧元”等。再从史料分析，《尚书·盘庚》篇记载，盘庚迁都的时候 曾经苦口婆心地劝说“众”跟随自己一起迁都，甚至威胁利诱无所不用其极，众之重要于此 可见。再从卜辞记载看，贞问是否“丧众”的都是商王朝的头面人物，如禽、并、长等，卜 辞的贞问虽说传达的是神意，但也从中足见民意和贵族本人力争得到众的支持的意向所在。 第三例有残缺，辞义不能完全通晓，盖贞问籍田之事能否得到众的支持。第四例贞问商王是 否率众到某地种黍。卜辞载“贞唯小臣令众黍，一月”(合集第13片)、“王立(莅)黍受年” (合集第9525片)分别贞问是否由小臣(小臣不是普通的臣，而是与商王接近的近侍之臣)或商 王率众去种黍。辞尾记载时间为一月，对于断定殷历岁首的问题，十分重要。
在一期卜辞中，多见命令众从事农业劳作，有的虽然没有明言为农作，但从同版卜辞的辞 例亦可推知。例如，以下两例卜辞同见于合集第22片：
己酉卜，争贞：登众人乎从□古王事。五月。
甲子卜，□贞，令□垦田于……
所谓“登众”即召集众，第一例言召集众跟随某人治王所命之事。第二例记载贞问的时间 距离己酉日十四天，问是否垦田，盖可以将两条卜辞理解为己酉日贞问召集众人，待过十几 天以后出发垦田。
在一期卜辞中，极少有众参加田猎的记载，仅见有《合集》第15、第16两片。关于众参加 征伐之事的记载仅见于合集第26—30片和第32片。征伐的对象是两个方国。总之，众参加田 猎与征伐的辞例数量远不能和其参加农事劳作卜辞辞例相比。这种情况表明，在殷代前期， 众是商王朝主要的农业劳动者，虽然也偶而参加田猎征伐，但并非其主要职责。在一期卜辞 中见不到某人之众和某地之众的记载。说明众、众人是居住于商王朝直辖区域并由商王朝直 接调遣的属于商王族的劳动群众。
关于殷代前期的社会普通群众，应当特别提出一个问题进行讨论，即“众”与“人”的重 大差别。
首先，众的主要职责是农田劳作，相传在早商时期，商汤为了拉扰葛伯，曾经“使亳众为 之耕”(《孟子·滕文公》下)，亳地的“众”似为耕田能手。汤伐夏桀的时候，商的“众” 曾经抱怨“我后不恤我众，舍我穑事而割正”(《尚书·汤诰》)。商“众”所从事的“穑事 ”即农事。一期卜辞所反映出来的众参加协田、垦田、乍籍、种黍等多种农事的情况，显然 是继承了自商汤以来的“众”专力务农的传统。然而，这个时期的“人”的主要职责是征伐 ，从来不见有“人”进行农作的卜辞记载。一期卜辞习见的登人类的记载多达百余条，征召 人的数量一次多者可达三千或五千。“人”所参加征伐的方国几乎包括了武丁时期商王朝所 有的敌国。总之，这个时期，“众”与“人”的主要职责并不相同。
其次，一期卜辞中的众皆泛指，而不言某地或某族之众。从“王大令众人”的记载看，众 是直接属于商王朝管辖的，所以商王才十分关心众是否“有灾”(合集第45片)并为众举行祷 告和燎祭(合集第39片)。而一期卜辞中关于“人”的情况则不一样，它常和地名族名相系连 ，如“登人于庞”(合集第1283片)、“唯朿人令”(合集第9636片)、“呼以□人”(合集第 1031片)等，都表示某地或某族之人。卜辞表明，商王朝对于人远不如对众关心。众从不被 用作牺牲，而以人为祭者则多见。一次杀伐的人牲数量多者上百人，甚至可达千人。根据这 些情况推测，可以说在武丁时期，众是居住于商王朝直辖区域的子姓氏族成员，而“人”则 是居住于商王朝直辖区域以外的其他方国部落的氏族成员。“众”与“人”的社会地位有所 区别。
第三，“众”可以参加商王朝的祭典，而“人”则无此荣幸。例如一期卜辞载“登众人， 立(莅)大事于西奠(郑)……”(合集第24片)意谓是否召集众参加在奠(郑)地举行的祭祀典礼 。卜辞中还有“登众”到宗庙进行祭祀的记载(见合集第19、20、31等片)。“国之大事，在 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古人对于祭祀和战争都十分重视。参加商王朝举行祭典， 是社会身份地位的一个标识。古人认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左传》成公四年)，不是 同族的人一般不能至宗庙参加祀典。《易·同人》谓“同人于野”、“同人于门”、“同人 于郊”等皆吉利通畅之征兆，谓在野、门、郊等处聚集人，是吉利的。但是《同人》卦又谓 “同人于宗，吝”，即将一般的人聚集于宗庙，则有灾难，这应当就是“非我族类，其心必 异”的缘故。前面我们已经说过，在一期卜辞中，“人”的地位与“众”不同。《同人》卦 又谓不宜将人聚集于宗庙，证之以卜辞，信然。
总之，在商王朝前期，卜辞中的“人”指臣属于商王朝的子姓部族以外的方国部落的人， 战俘也可以称为“人”。卜辞所载用于祭典为牺牲者，一是“羌”若干人，一是笼统地说用 若干“人”。可见“人”的社会地位比较低，而众则是商王朝的子姓部族的成员，是维持和 发展商王朝农业经济的主要劳动生产者。盘庚说“邦之臧，惟汝众”，从卜辞记载看，良非 虚语。
四
第二个时期是商王朝中期，特别是廪辛康丁时期。“众”的情况在这个时期发生了很大变 化，社会地位有所提高。“众”从商王朝前期以农田劳作为主职的氏族成员逐渐变成了商王 朝军队的中坚力量。请看这个时期的几例卜辞：
右戍不雉众。
中戍不雉众。
左戍不雉众。(屯南2320片)
翌日，王其令右旅暨左旅……见方灾，不雉众。(屯南2328片)
□丑卜，五族戍弗雉王[众]。(合集3196片)
甲辰贞，禽以众……伐召方受又。(合集31976片)
上引卜辞最末一例为四期卜辞，余皆三期卜辞。“雉众”的雉，于省吾先生说：“应读为 夷，训为伤。”①上引第一例卜辞贞问右戍、中戍、左戍的众是否会有伤亡。戍为殷代军事 编制名称。本例卜辞可证众为戍的成员。上引第二例贞问翌日商王命令右旅和左旅征伐见方 ，众是否有伤亡。考释这条卜辞的意义应当提到《屯南》第2350片的一条卜辞，是条卜辞谓 “王其以众合右旅(暨左)旅”，《屯南》考释谓“由此可见，旅与众是不同的”。其实，这 条卜辞并不足以否定众为旅的成员的论定，“以众合右旅”当理解为聚集众合编为右旅。合 义古常为聚，例证多有。应当说《屯南》和我们前引的第二例是一致的，亦说明众可以集编 为旅。第三例的意思是，五族去戍守的时候，王众会不会有伤亡。众以族为单位去戍守某地 的卜辞还见于合集第26869片。这片卜辞分别贞问五族分别戍守“逐”等五个地方的时候， 王众会不会有伤亡。这是众以族为单位戍守的记录。上引最后一例贞问名禽者统率众去讨伐 召方能否得到神的保佑。分析四期卜辞，可以看到关于众参加农业生产的辞例极为罕见，仅 有《合集》31969一片。
为什么商王朝前期“众”多从事农作，而廪辛康丁时期则多从事戍守、征伐而成为商王朝 军队的中坚力量了呢?这是为殷代社会结构的演变所决定的。殷代前期，方国部落联盟尚有 颇大影响。商王根据这种情况，一方面让自己所直接统属的氏族成员——“众”从事农作， 以求增强商王朝的经济实力；另一方面则让联盟内的诸方国部落外出征伐，一期卜辞习见的 登人伐某方，就是这种情况的反映。从武丁到康丁经过几代人的发展经营，商王朝日益强大 ，商王朝直接控制的区域大大扩展，这个区域的居住成员除商王族和多子族以外，还有其他 氏族，商王朝的军队也不再是方国部落的临时拚凑，军人已是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物。因此 ，一部分众便首先当仁不让地成为戍、旅的成员，成为商王朝军队的中坚力量。
在这个时期，“众”的另一个重要变化是它与“人”的区别逐渐泯灭。如下面两例卜辞：
庚申卜，祝贞：令并众卫。十二月。(合集40911片)
王其乎众戍□，受人唯廪土人暨□人又(有)灾。(合集26898片)
上引前一例为二期卜辞；后一例为三期卜辞。前一例贞问是否命令名并者统率其众去守卫 某地。武丁时期的卜辞里只有笼统地称众或众人，从二期卜辞开始，众才逐渐连于人名(同 时也可能是地名、族名)之后，表明除了商王朝之外，诸族也日渐强大，自己的族“众”也 成为一支可观的力量。前一例的“并众”可视为并这个族的族众。并众，即并族之众。这与 三 、四期卜辞里的王众(王族之众)的情况是一致的。上引后一例贞问命令众戍守某地，戍守者 ——受族之人、廪土族人和某族之人是否有灾祸。后一例卜辞的三个地方者均称为“人”， 显然，前面所提到的“众”包括了这三地之“人”在内。在三期卜辞里，“雉人”(合集268 96片、26897片)与“雉众”相同；在四期卜辞里，“以人”(合集32270片—32278片)与“以 众”相同，都可见“众”与“人”的界限在这个时候已经没有多少区别。
五
第三个时期，即殷代后期，由于“众”与“人”的界限逐渐消失，所以“众”作为一个单 独的社会集团，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因此在五期卜辞里，“众”字罕见，仅有屈指可数的 几例，且多系残辞，最完整者是下面一例：
乙巳卜，在兮，隹丁未禽众。
隹丙午禽众。(合集35343片)
这例卜辞中的禽字，象手持工具捕豕之形，疑有捕获之义。这条卜辞贞问在兮这个地方捕 获众是在丁未日抑或是在丙午日。这一例卜辞中的众应当是众的阶层分化以后处于下层者。
在第三个时期——即帝乙帝辛时期——“众”和“人”的概念已经融而为一，早在三、四 期卜辞里就屡见某地之人的称谓(见合集28030片，屯南307、427等片)，也有从事某项职守 的人的称谓，例如，“卫逐人”(合集28062片)即守卫逐这个地方的人；“马亚人”(合集30 439片)，即武职马亚所统率之人。从前面我们提到的“受人”等包括于“众”之内的情况看 ，“卫逐人”、“马亚人”等亦在“众”的范围之内。关于商周之际的文献记载表明，当时 “众”的概念已被“人”所代替。《尚书·泰誓》篇谓“纣有亿兆夷人，离心离德”。“夷 人”指臣属于商王朝的诸方国之人。《诗经·皇矣》篇谓“密人不恭，敢拒大邦”，“密人 ”指臣属于商王朝的密须氏之人。《史记·周本纪》载“帝纣闻武王来，亦发七十万人距武 王”。总之，如果说在商王朝前期有一个商王朝直接管辖的子姓氏族的“众”、“众人”这 样的社会阶层存在的话，那么到了商王朝后期这个集团则分化瓦解而趋于消失。可以推测， “众”的上层跻入贵族、武士的行列，其下层则和一般的人没有太多区别。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以下三点认识。
首先，甲骨文“□”中加一横划者，在作为偏旁使用时除了作“日”以外，还有不少是对 于居所或火塘的表示。在作日使用时，从无作“□”形者，而表示居所或火塘时，则作“□ ”与“□”中加一横划者并用。甲骨文“众”字所从者即此①。
其次，甲骨文“众”字，其初谊并不是过去所说的“日下三人形”，它不从“日”而从“ 堂”(塘)，意指在火塘旁共同居住生活的众多的人，即殷商时代的氏族成员。
再次，分析与“众”、“众人”相关的卜辞资料可以看到他们在商王朝各个时期的情况有 所变化，而非始终如一。商王朝前期，他们是商王朝直辖区域的子姓氏族成员，是商王室经 济的主要劳动生产者。商王朝中期，他们的主要职责由农作而转向戍守和征伐，成为商王朝 军队的中坚力量。商王朝末期，他们逐渐分化，或跻身于贵族、武士之列，或下降于社会上 的一般的“人”。五期卜辞极少出现关于他们的记载，原因就在这里。
作者附识：“□”中加一短横之形非为日月之日，而当为居所或火坑之形，此义流传甚久 ，直至战国文字中还可以见到。如战国秦汉间的竹简文字有
、
、
等字见于望山二号楚墓、包山楚墓、九店楚墓等所发现的竹简、专家释其 为“爨字的异体”(见李家浩《九店楚简》注释第68页，中华书局2000年版)，甚确。这个字 和周代金文的“寮”字如出一辙，字形中火上的方形加点之字，或作田，均为□所表示的火 塘形的变化。
①郭沫若先生在其名著《奴隶制时代》中论证“众”和“众人”为奴隶的时候，曾经指出 ：“‘众’或‘众人’既然是耕田的人，从字形上也就可以得到一个了解。卜辞众字作‘日 下三人形’，如或
，像多数人在太阳底下从事工作。”此说虽 然受到专家质疑，但郭沫若先生从古音变化的角度所提出的说法，仍然是很重要的。他说： “从发音上来说，童(僮)、种、众、农、奴、辱等字是声相转而义相袭的。”(《郭沫若全 集》历史编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2页)此说信而有征，不可忽视。
①见拙作《试释甲骨文“堂”字并论商代祭祀制度的若干问题》，《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 995年第1期。
②徐中舒：《周原甲骨初论》，载《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十辑·古文字研究论文集》。
③方述鑫等同志谓这个字“甲骨文本象穴居之形，□为穴居之室，其上之
为 屋顶。居室既为止息之处，又为烹饪食物之所，故引申之而飨献之义”(《甲骨金文字典》 ，第404页)。此论甚精，足可为□的造字本义的典型说明。
①甲骨文字，前人或释为因(见罗振玉《殷墟书契考释》增订本中册，东方 学会1927年石印本，第74页)；甲骨文字，专家或释为尸(见易学钟《石寨山 三 件屋字人物雕像考释》，《考古学报》1991年第1期)，虽然亦可为说，但通读卜辞文字，还 是以释为“死”字较妥。
②甲骨文墓字多与祖先名或祭名系联，而暮字则从不如此而只表示时间，两者有着较为明 显的区别。
③徐中舒：《周原甲骨初论》。
④郭宝钧：《中国青铜器时代》，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131页。
⑤邹衡：《商周考古》，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第74页。
⑥甲骨文“公”字所从的“
”，在古文字里习见，其初义为烟、气上升之形 。《说文》谓“象气之分散”。杨树达先生谓从“”的曾、 尚两字，皆有“气散越达於牖外”之义，说见其所著《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中华书局19 83年版，第35页。
①兹可以甲骨文良字为例证明，《合集》载从□者，见于938、9276反面、4956、22049、4 9 54、13016、13936、9810反面、21561、4952、4953、27527等片，而从□中加一横划者见于 1268反面、4955、1885、40024、39670及英藏2327等片。可见甲骨文偏旁作居所之意用者从 □与其中加一横划者通用无别，特别是合集第24472片，同版卜辞的良字从□者与从□中 加一横划者并见，尤为显例。甲骨文“墓”字的情况与良字相似，兹不烦举其例。
②如《合集》第42、88、41454、26890、26882、31995、31970、31992、31978、31990、3 1991、31996、31969、32006、40911、41454、32030、31985、32005、31976、31977、3534 8等以及《屯南》第1077、599、149、2320、2350、1099、2260、4489、26890等片和《乙编 》2682片、《甲编》1439片、《京都》4785片等。
③《吕氏春秋校释》卷一六，学林出版社1984年版。
①《云南永宁纳西族的阿注婚姻》，《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2期。
②《“太初民”今昔——丛山深谷访独龙》，《化石》1980年第3期。
③郭宝钧：《中国青铜器时代》，第131页。
④《辽宁北票县丰下遗址1972年春发掘简报》，《考古》1976年第3期。
⑤《山东平阴县朱家桥殷代遗址》，《考古》1961年第2期。
①《甲骨文字释林》，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63页。
①从周代彝铭开始，“众”字上部所从者即讹变为横目形，后来又讹变为血、为自(字作
，同暨)，其造字本谊愈益不可考知。只是在先秦陶文中有作“
”“
”形者(见高明、葛英会《古陶文字征》，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169页) ，似存上部为居室窗棂形之义，字古文上部作
，或由此而衍生 ，尚存古谊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