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企业员工道德教育的回归——从“理想人格”到“道德底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道德教育论文,底线论文,人格论文,道德论文,员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三鹿”奶粉事件对中国企业的影响是深远和巨大的，它叩问着每个国民的心弦，暴露出我们部分企业员工的道德缺失，社会责任感极低，严重影响了中国食品在国内及国际的形象。此时，如何对企业员工进行卓有成效的道德教育，是摆在国人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
一、企业员工价值观、道德观现状
三十年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现实和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塑造了现行社会上两种强势的伦理道德观：金钱至上和官本位，与市场经济大潮相适应的诚信守约、顾客至上的经济伦理却未真正建立起来。企业员工职业道德观念的淡漠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社会成员的整体利益，加剧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危机，导致了中国社会的道德滑坡。现中国企业员工价值观、道德观的具体表现如下：
1.诚信度低。诚信是人最基本的道德素质，也是企业生存的出发点。改革开放进程中，经济话语成了社会生活的主流话语，其影响力几乎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由于员工对市场经济的模糊认识，认为市场经济只同资本主义金钱至上、唯利是图的思想观念、伦理道德密切相关，否定和排斥信用、守约等重要合理的自由主义经济元素，结果形成个人主义膨胀，利欲熏心。企业在获得独立经济人地位，个体利益得到充分尊重后，员工的利益最大化成为遵循的最高原则和追求的最大目标，为追求一己私利不惜弄虚作假、坑蒙拐骗。同时，中国政府在市场准入、管理、监督、信息反馈等多方面缺乏完善制度，失信成为一种社会现象得以存在且蔓延，连在和每个国人休戚相关的食品行业暴露的问题都层出不穷。2007年新加坡《联合早报》对中国商人的道德诚信问题得出这样的结论，“不诚实已是这个国家和民族的商人的基本品格”。或许新加坡媒体的结论有失偏颇，但我们的企业界人士于今日得到这样的评价，实令国人无比汗颜。
2.社会责任感缺失。企业的社会责任感是指企业组织对社会自觉承担应承担的责任的情感体验；一个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组织。才能自觉地将自己与百姓的生命、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起来。相反，缺失责任感的企业表现肯定就是以“我”为中心，自私自利，重自我价值、轻社会价值，仅仅追求企业自我利润的实现。本质上说，企业作为社会的细胞，实际上不是一个完全私人性、或某部分小团体的组织，而是具有公共性质的社会团体，它的发展离不开社会全体成员的鼎力支持。因此，赢利不是企业的唯一目标，企业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应对消费者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真心维护消费者的生命、生存权益。这样才能真正赢得人心，占有市场，获得发展。相反，只会使企业只顾眼前利益，增加短视行为，失去技术创新的动力，失去前瞻性的战略眼光，失去正确的经营理念，妨碍企业自身竞争力的提高，而这必定会导致企业的灭亡，降低社会经济的运行质量，“三鹿”就是明证。
3.道德目标自我化、道德标准多元化、道德取向功利化、行为庸俗化。对中国而言，过去三十年的时间，纷乱的市场秩序和无尽的商机，使中国企业界和企业家形成了一种非理性的市场运营模式和思维，涌动在激情之中有股不可遏制的投资和扩张的冲动，促使这些企业家和企业员工形成近乎病态的道德观：只要有利于增加企业销售额，提高企业利润，便可以漠视法制，抛弃基本的管理原则，甚至突破社会道德的底线，置人民的生命安全于不顾，饮鸩止渴地追求企业利润的增长。逐利虽是资本天性，但逐利的企业家身上还应流着道德的血液，公然蔑视社会道德底线的企业家和企业员工，绝对无法筑就一个日不落的“企业帝国”。
二、企业员工价值观、道德观教育的现状
在中国，对企业员工思想层面上的教育，基本上限于思想政治教育和企业文化塑造，价值观、道德观的培养绝大多数来自于社会对全体国民理想人格的教育理念。这种理想人格的教育观在我国有其深刻的历史渊源：在儒家思想里，人既具有神圣性又具有世俗性，世俗性表现在满足合理的基本物质需要，但人生目的在于追求人格和道德上的卓越，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天人合一。基于上述理念，先秦儒家一方面肯定人的自然欲望和物质需要的合理性，另一方面强调人们在此基础上实现超越，在道德上完善。儒家思想里道德楷模即“君子”，平庸粗鄙之辈是“小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鸡鸣而起，孽孽为善者，舜之徒也；鸡鸣而起，孽孽为利者，跖之徒也。欲知舜与跖之分，无他，利与善之间也。”因此，儒家判断人性善恶的根本标准，就是看人是好义还是好利，派生出来的“见利忘义”、“重义轻利”、“舍生取义”等思想构成儒家义利观的基本基石。到了宋儒特别是经过程朱理学的官方哲学，儒家义利观中个人利益的合理性被完全否定，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口号，解决个体与社会、个体欲望与社会秩序的矛盾。
几千年来儒家学说奠定着中国人文精神的基本内容，影响了我们一代又一代知识精英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这种精神已经深深注入炎黄子孙的民族性格之中。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思想界的道德话语对经济话语的强势地位在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维护下得到巩固提高，道德话语权长期在社会生活中处于支配地位，并一度被强化到了极致，雷锋、赖宁等具有完美人格和道德情操的人物一直是全国人民学习的标兵。然而，当市场经济建立并且发展得越来越充分的时候，人们的价值观念受“利”的深刻影响倒向了经济至上主义和官本位，倒向了能带来丰厚物质利益的生活方式。人们谈论钱财，言语中往往是情不自禁和无比艳羡，充满豪迈和优越感。西方资本主义早期的市场经济伦理中，挣钱是完成上帝赋予的天职，上帝在赋予这一天职的同时，也赋予了守信、守约等最基本的为人处事原则。中国的市场经济中不存在这种天职观念，人们承认追求效率最大化的优先性甚至绝对性，社会逐步演变成一个利益和权力占支配地位的社会，价值理性受工具理性排挤，神圣性被世俗性消解，一切价值被符号化为经济价值或货币价值，经济至上主义成了社会价值观和个人价值观的核心部分。
在社会环境和人们思想都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中国传统的理想人格教育方式却没有根本改变。这种理想人格培养是含淘汰性的精英教育，激情多于理性，塑造多于培养，主张“天下为公”和“忘我”的精神付出，这是绝大多数企业员工根本达不到的精神境界。检验任何一种教育方式可行与否的唯一标准是能否落到实处，取得实际效果。理想人格教育的最大问题就是脱离一般的实际和不能实现设计目标的道德教育，本身违背了做人的诚实原则，使德育走向形式化和表面化。现在中国企业员工道德教育中主要存在三大问题，首先是信度差，德育的不少理论，言之凿凿，却解释不了社会中的很多现实问题，仅仅通过塑造个别理想人格显示其辉煌，而这些榜样是可遇而不可求、不具有普遍意义的典型人物；其次是效度差，社会上很多“新人类”的角色，替代了传统教育提倡的理想人格，对物不爱惜，对人不感激，还出现“反道德行为”。第三，道德教育缺乏魅力，“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理想化”的美好愿望和现实的差距往往导致目标实现的困难和行动上的消极怠工，导致道德教育的虚化。
三、企业道德教育工作的回归——从“理想人格”到“道德底线”
所谓道德底线，是做人的道德水平最基本的伦理标准，是人在最艰难的困境中抵制诱惑和克服欲望所要坚持的最后价值信念，也是人之所以为人，与动物相区别的界限。孟子曰：“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说的就是做人的底线。如何做人，既是我们今天对企业员工德育的主题，也是我们德育的根本目标。道德底线教育的基本品质应该突出定位在——爱国、爱家、爱岗敬业、诚实守信、积极进取等方面，这是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基本要求，也是人格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做人的基本素质。
道德底线教育重视的不是抽象化的理想性而是现实性，力争德育教育发挥实际效果，关心的是整个企业界基本素质的提高，成为真正推动社会进步的一种教育模式。西方一位哲人说过：看一个社会的成熟，不是视其有多少伟大者，而是要观察这个社会占多数普通人的品德达到何种程度。道德底线教育理论所持的就是这种教育哲学观点，对员工教育从最低要求开始，员工在心理上易于接受。我们知道，在现代市场经济中。道德建设的重心要确保“公正”，确保各种基本道德如不作恶、不强制、不欺骗等作为底线在整个企业界得到遵守，在底线之上再赋予企业员工充分的自由选择空间，通过他们道德自觉性的发扬来提升整个社会的伦理道德水准。如果在员工基本道德得不到落实、道德底线摇摇欲坠的情况下，一味强调奉献、付出等理想化人格培养，效果导致整个社会的道德建设本末倒置，结果是置人民生命安全于不顾，食品中添加有害物质等欺骗行为成为行业的潜规则。理想道德一旦失去强有力的现实支撑，践履者不仅会付出高昂的成本和代价，还陷入孤立无援、应者寥寥的尴尬境地。
所以当前我们应该实现企业道德教育工作的回归——从“理想人格”到“道德底线”，大力弘扬不作恶的最低道德底线，从我做起，从爱岗敬业做起，从做一个好人开始，从每一件小事做起。爱因斯坦说过，“一切人类的价值基础是道德”。企业经营者和全体员工只有树立良好的职业道德，诚实守信，依法经营，维护商誉，确立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双赢”的思想和可持续发展的观点，才能赢得市场，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