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人文，重实务”：民国新闻教育的实践性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国论文,实务论文,人文论文,新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新闻教育之重视实践性，似乎是个毋庸置疑、不证自明的命题。新闻院系开办的最为直接的目的就是培植新闻专门人才，而任何时期新闻工作都必须要以实践工作为主，这就决定着新闻教育必须要培养学生掌握牢固的采、写、编、评等业务知识。但技能训练并不是实践性的唯一含义。围绕着“新闻教育的第一要义应该是什么”这样的核心问题，民国报界和教育界对于新闻教育中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比重等进行了多元而丰富的思辨，并直接影响到了新闻教育中一系列实践性机制的建构。 一、民国新闻教育实践性理念的演进 无论西方还是中国，在新闻教育肇始之初，都遭受颇多质疑。美国名记者亨利·沃特森说：“一家最好的报馆，就是最优良的新闻学校。”民国报人中也不乏这样的声音：“编辑技术一类的‘玩意’，只要在报馆实习了二三个星期后，便可熟习。”这一类的认识，可被归入“极端实践派”，直接否定了新闻教育存在的必要。任何人，只要具备基本的智识和文字能力，都能够通过实践训练出新闻操作能力。美国新闻教育的发起者约瑟夫·普利策、沃尔特·威廉等人，竭力对抗的就是这样的观念。他们呼吁，新闻绝不仅仅只是一个职业，它还应该是一个专业，一门学问，像律师、医生一样有着自己的专业门槛，需要经过专门的教育而习得。 然而新闻教育在艰难起步之后，却又发展出了一种“极端理论派”，认为新闻教育应该超越一般的技术训练和专业培训，形成自己独立的学科地位和品味，不能受制于或依附于实践而亦步亦趋。此种观念发展到极端，便是新闻学、新闻教育与业界实践各行其是、严重脱节。 从总体上看，民国时期的新闻教育一直在这两种极端观念所形成的张力中时起时伏，纠结发展，不断调适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形成“广人文、重实务”的总体特征。 （一）20世纪20年代美国新闻教育理念的影响 从五四运动到建国前，中国新闻教育受到美国教育模式的影响非常之深。美国早期的新闻教育主要是属于职业训练性质，着重传授新闻采访和写作技巧，到20世纪20年代以后，以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为先导，逐步开启了人文学科基础和专业技能训练并重的新闻教育模式。有学者曾经将“密苏里模式”的美国新闻教育概括为三个特点：一是以实务训练为本位，重视实际业务技能的培养，采访、写作、编辑、评论等基础业务课程非常充实。二是以社会科学为依托，重视社会科学理论素质的培养，社会科学的必修学分都约占总学分的50%或者更多。三是以人文主义为目的，培养有着高尚品德和专业主义精神的卓越新闻人。[1]为了给学生提供更多的实习机会，美国大部分新闻院校都有自办的广播电台、电视台和报纸，以实践为主，精讲多练。 民国新闻教育在对美国新闻教育模式的借鉴中，也吸纳了这种“广人文、重实务”的新闻教育思想，认为新闻从业者需要同时具备知识、技能、道德三种素养，新闻教育需要综合几乎所有的人文、社会和自然学科的养分，将之点点滴滴融入新闻实践之中。“凡做新闻记者的，设若都有了高深教育的修养，那么方不至于盲目地服从口号，也不致靠着通讯社送来的稿子，用他人的意见为意见”[2]。因此，实践性的培育，绝离不开学术和理论涵养。 （二）新闻教育机构与报界的密切关系 据统计，在1949年解放前，全国59个新闻教育机构中，学校独立创办的只有燕京大学新闻系、复旦大学新闻系等极少的几家，其余绝大多数是报人与学校联手或报人、媒体独立创办的[3]。这样的办学机制下，教育机构的主持者和教育者多数都是新闻实务界中人。他们深切感受到报界人才之匮乏，良莠不齐、鱼龙混杂的“旧式报人”已难以胜任蓬勃发展的现代新闻业。1931年，学者钱鹤曾在《教育与报纸的关系》演讲中提到，有的报馆“有许多中学小学毕业生，担任编辑或采访事务，他们常识一点都没有，一切国际政治、经济状况等学识，全付缺如。”同时，利用报纸谋取私利、新闻道德败坏的现象比比皆是，谢六逸曾痛斥中国一些“办报的人常是无聊的政客，报纸的企业是政客官僚们刮地皮余剩下来的残肴”。这种报社里出来的“江湖文氓”，“有‘老枪’，有‘敲竹杠’的流氓，有公然索诈津贴的，有专门叨扰商家酒食的，有奔走权门以图一官半职的”。因此，急需培养经过专业训练且具有高尚职业道德品行的“新式报人”，推动新闻事业的职业化进程。 中国新闻教育的拓荒者们由于自身具备丰富的报业经验，在教学中自然也非常强调技术和实践性。新闻科班出身、曾任上海《文汇报》总主笔的储玉坤将新闻教育的特点总结为“三分理论七分经验”；王师莱将“技术教育”列为新闻教育的第一个重点，而把“认识教育”列为第二个重点；袁昶超也强调新闻职业中“技术”的重要性，“凡从事报业工作的人，决不能毫无专业技术的准备，就贸然负起那样重大的责任。”[4]朱沛人更直截了当地质疑：“目前新闻学校出来的最好的学生，不过是文字比较流利，常识比较丰富而已。然而这并非新闻学校的专利，其他学校的学生同样也可以有这种的造诣。那么，我们又何贵乎有新闻学校？何必办新闻教育？”，基于此，“办理新闻教育的最低要求，似乎应该是受过新闻教育的人，除了对新闻事业有兴趣而外，比任何其他学校出来的学生，更能胜任新闻事业实际工作”。[5] 一言以蔽之，新闻教育的第一要义，自然是培养出能够胜任新闻工作的人才，因此实践性是最重要的落脚点。但对于实践性的理解，不能过于简单粗糙和功利化。实践不等于单纯的技术或者操作，而是一种“将多学科的知识和多背景的问题融会贯通，进而以普通人的视角与水平将其呈现出来的独到本领”[6]。这样的本领，乃是一种高层次的综合能力，将各种学科、各种理论、各种知识有机融入新闻实践，不是传统的“师带徒”、“边做边学”的职业培训方式所能实现的，而需要专业的、系统的、长时间的学习。 这种对于实践性的辩证认识，决定了民国的新闻教育机构将“职业教育”与“文化教育”结合起来的总体特征，从师资构成、课程设置到学生实习、实践平台的打造，都充分体现了在“广人文”的基础上“重实务”的倾向。 二、“强实践性”的师资构成与课程设置 师资匮乏一直是困扰近代中国新闻教育的一大难题。最重要的原因当然是中国新闻教育才刚刚起步，根本没有专门的新闻教育与研究人才可用。即便如燕京大学、圣约翰大学等由国外教会资助的大学新闻院系，虽然有引进国外新闻学教授及留学生的便利，但也时常面临缺少教师的窘境。如圣约翰大学报学系设立之初，仅有《弥勒氏评论报》主笔毕德生兼任教师，所以只能在晚上授课。1924年，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硕士、奥克拉荷马州《新闻报》主编武道来圣约翰报学系主管教务之后，情况稍有改善，但由于教师太少，还是没能独立授予新闻学学位。 根据1930年代新闻教育机关的统计资料可以看出，当时在各大新闻院校任教者，有三大主力群体，一是来华的外国新闻学者，二是留学归国人员，三是报人。而这三个群体也不乏交集，有国外学者兼报人的，有留学归国从事报业同时兼到大学授课者[7]。总的来看，呈现出一个明显的趋势，就是有报业经验的教师占绝大多数。民国时期鼎鼎大名的报人，如《京报》社长邵飘萍、《益世报》社长兼总编刘豁轩、北京《晨报》编辑徐宝璜、路透社中国记者赵敏恒、《广州时报》主笔黄宪昭、桂林《大公报》编辑主任蒋荫恩、《时事新报》总编辑潘公弼、《商报》总编辑陈布雷，以及留美归国的硕士、曾在《申报》《时事新报》《大公报》等任职的汪英宾，曾任英文《大陆报》总编、创办国际通讯社泛亚社的吴嘉棠等，都纷纷被聘至高校任教，有的甚至转而以任教为主业，由职业报人转变为新闻教育家。这样的师资构成客观上决定了民国新闻教育中对于实践性的普遍重视。 （一）大量传授实战经验 报人任教，其最大的特色便是实践经验的传授。有“民国第一记者”之称的《京报》社长邵飘萍受聘担任“北大新闻研究会”的导师，自1918年10月31日起到1919年8月20日，中间除了寒、暑假和五四运动前后一段时间外，邵飘萍每星期日上午10至11时，为会员上实用新闻学课，主要讲授新闻学基本知识、新闻材料的采集方法以及记者的修养要求。在授课过程中，邵飘萍以自己的经历为活教材，引入自己大量的亲身实地采访体会，并辅导会员进行新闻采编实习，课程具体生动、通俗易懂。在半年的授课中，其卓绝的新闻采访技能、高尚的道德品行、潇洒而富于激情的人格魅力，对学生影响非常之深。其时作为学员的毛泽东被邵飘萍深深折服，从随后创办《湘江评论》开始，毛泽东一生都重视新闻作为革命武器的强大力量。 （二）“教学做合一”的教育方法 谢六逸主持复旦大学新闻系工作期间，大量聘请名报人、名记者、报业经理人为兼职教授，讲授课程与其新闻业务专长密切结合，相得益彰，阵容相当强大。如《时事新报》主笔如陈布雷主讲《社论作法》；《时事新报》经理潘公弼主讲《报馆组织》；《申报》总经理助理、著名新闻史家戈公振主讲《中国报学史》；《申报》编辑赵君豪主讲《新闻学概论》；《新闻报》编辑郭步陶主讲《评论练习》；《时事新报》编辑周孝庵主讲《新闻编辑》；《新闻报》印刷部主任章先梅主讲《印刷研究》、《报馆管理》；《时事新报》名记者黄天鹏主讲《报学概论》、《报馆管理》；《新闻报》名记者陆诒主讲《采访实习》等。 同时，课程讲授与实践练习结合非常之紧密。比如，燕大新闻系的新闻采访课，教员讲一小时理论，再开一小时采访会议，对上期的采访成果进行综合评判，再分派学生新的采访工作，让所有学生均有实战练习的机会。而成舍我创办的世界新闻专科学校，因为有“世界报系”这个强大的平台支撑，学生更可以获得充分的“手脑并用”的训练。学校专门创设小型日刊，从社论编访排印，乃至用自行车将刊物送给读者，都由学生担任。同时，高年级同学可以进入“世界报系”的各个报纸，承担一部分编辑采访业务。按照成舍我的理想，如此方能培养出“穿上长衫可以做经理，当编辑，换上短衣，可以到印刷厂排字铸版，管机器”这样的新闻全才。[8] 这种“教学做合一”的教育方法，在内涵上与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一脉相承。两者都主张“从做中学”，“从经验中学”，主张学校里的学业需要和学校外的社会生活连贯一气。摆脱了封闭僵化、固定被动的传统教育模式，增强了学生自主探索研究的能力。 （三）培养“新闻本能” 与实践技能相比，“新闻本能”事实上是一种更高层次的传媒素养，如戈公振所总结的“要有敏捷的能力，迅速正确的判断力，能够得到要点的观察力”等等[9]，它从根本上决定了一个新闻人的综合能力。其实很多时候，业界对于新闻学院毕业生“派不上用场”的抱怨，更多地在于“新闻本能”而非实践技能的缺乏。如果说新闻的实践技能可以在短时间内训练出来，那么新闻本能的养成却须旷日持久。 1936年2月，刘豁轩辞去《益世报》社长兼总编辑职务，进入燕京大学新闻系任教。他“办了九年报，教了九年书”，被誉为“学识与经验俱备的教授”。他的授课即重视对学生“新闻本能”的培养。比如，他在《报学概论》课程中用了一半的时间教学生“如何看报”，后又开辟《报纸与时事》课程，让学生养成关心时事的习惯。路透社中国分社名记者、曾担任上海《新闻报》总编辑的赵敏恒，抗战胜利后也在复旦大学兼任《时事分析》课教授。做新闻的前提是看得懂新闻，尤其是能看出“新闻背后的新闻”，这样的课程，如非在新闻界长期历练的优秀报人，是无法讲授得出神入化的。 （四）增加学生和业界的接触面 曾任燕京大学新闻系主任的梁士纯认为，新闻教育必须“用种种方法得着报人的指导与协助，以期为新闻机关所造就出来的人才能够应付中国报业的需要”[10]。有丰富媒体经验的教师，自然最了解业界的需求，避免杜绍文所指斥的新闻教育积弊——“教育与社会不贯通，理论与实践不贯通，驯至学校自学校，报馆自报馆，学理自学理，事实自事实，格格不入”[11]。 同时，报人兼任教师还可为学生实习、就业等提供诸多便利。比如，著名新闻人顾执中1928年创办民治新闻专科学校，多延聘优秀报人任教，包括《新闻报》副总编辑严独鹤教编辑，顾执中本人教采访，还经常请戈公振到校演讲。他利用教师在报馆或通讯社工作的有利条件，在教授编辑和采访等课程时，可以派学生到外边去实习采访和写稿、编稿等业务，大大增加了学生和业界的接触面。 三、多元化的实习、实践平台打造 （一）“自给自足”的校内实践平台探索 民国时期高校的新闻系科办报办刊相当活跃，基本都拥有数份自己的报刊，可以供学生实践之用。更为难得的是，有的报刊已经可以完全凭学生之力完成采编、印刷、广告、经营等一整套运作，实现自给自足，维持自己的生存。“报学系之必须有附属报社，犹医学院必须有附属医院”，成为当时教育界的一种共识。 《广州时报》主笔黄宪昭于1931年至1933年间担任燕京大学新闻系主任一职，先后创办了《新中国》《平西报》《燕京报》《燕京新闻》等学生实践基地。这些报纸的采编与经营都密切结合相关课程的讲授，安排新闻系学生承担采写编评以及广告、经营等任务，完成报纸的日常运作。比如，燕大的报业经营课除去一小时理论授课外，剩余时间让学生实践练习经营事宜，学生分别担任《燕京新闻》的经理、营业主任、发行股长、广告股长、会计等，在开学前一个月就开始招揽广告。靠学生的经营，该报基本达到经济独立、收支平衡，偶尔甚至有盈余。此外，燕京通讯社也由新闻系师生合组，随时采集新闻，供给北京、天津、上海、汉口、香港、东京、纽约报纸十余家。 南方大学报学系办有南大通讯社，学生出外采集新闻，向上海各报免费供稿。复旦大学新闻系办有复新通讯社。抗战时期，复旦大学内迁重庆，当时由著名报刊活动家、教育家陈望道担任新闻系主任，在极其艰苦的情况下，恢复办复新通讯社，陈望道亲自兼任社长，下设编辑、采访、总务三个部；编辑、记者均由学生担任，教师作指导，每5天印发油印新闻稿一次，免费供各报刊采用。同时，从1944年4月起，募捐筹建新闻馆，馆内包含实习室、编辑室、排字房、印刷所、复新通讯社等；从1943年秋天开始，以复旦大学新闻系的名义，每周举行一次“新闻晚会”，研讨时事，讨论学术，有报告、有讨论、有争鸣，气氛热烈活跃。[12]此外，中央政治学校新闻系办有《南泉新闻》以及南泉通讯社，广东民国大学新闻系办有《民大导报》等，都由学生作为主力承担。 （二）深入社会的实习考察制度 虽然校办报刊、通讯社等为能够为学生提供常规化的校内实践平台，但毕竟受制于经费、环境、技术、设备的现实条件，除了燕京大学和复旦大学等少数几个新闻系创办的报刊能够维持收支平衡外，大多昙花一现。因此组织学生到报社、通讯社等新闻事业机关进行校外实习、考察，依旧是新闻教育机构主流的实践训练方式。 民国时期新闻学教育分为本科、专科、职业学校、函授班、培训班、夜大等各种层次，学制也有四年、三年、二年、一年乃至数月之分。因修业年限与程度的不同，民国时期各高校新闻系科的实习安排亦各有不同。比如，复旦大学新闻学系学制为四年，最后一年以深入社会、实习考察为重点。因其与《民报》和中央通讯社素有联络，所以学生实习的机会也较多。沪江大学商学院新闻学科学制为两年，实习期则仅为两个月，毕业生由校方介绍到各报馆及通讯社实习。 此外，有的学校还会常规性地组织学生修业旅行，进行社会调查，广泛接触社会的方方面面。燕大新闻学系学生利用假期修业旅行，前往上海北平天津各大报社参观与实习。1931年毕业生曾旅行西北，深入调查该地人民生活程度。1932年春考察河南，夏季考察山西、山东以及大连等地，年终又参观天津塘沽各处，甚至组织毕业生赴华北战地考察。修业旅行已经成为燕大新闻系学生的一项制度性安排。1936年12月到1937年3月，上海的民治新闻专科学校组织了我国新闻界最早的一次社会调查：《上海读者与上海报纸》。[13]较之去报馆、通讯社实习，修业旅行与社会调查让学生真正“走出象牙塔”，增广见闻，培养更深层次理解新闻、理解社会的能力。 四、民国新闻教育实践性之反思与启示 民国时期是一个动荡的时代，也是一个开教育新风气的时代。受益于特定年代的中西方文化交流、碰撞等特殊背景，民国新闻教育呈现出让人惊羡的国际化、强实践性等特色，某些方面现今之高等教育犹有不及。当然，对民国新闻教育史的回顾，也不能过度美化，应正视其中存在的经费不足、师资缺乏、设备不全、新闻教育机构分布不平衡、新闻教育内容缺乏统一标准等问题与缺陷，进而反思可以在何种程度、哪些方面吸收民国新闻教育的经验，挖掘其积极的成分，以为今日之借鉴。 （一）建构高校与传媒业界的“旋转门”机制 师资构成无疑是新闻教育实践性制度设计中最重要的基石。民国时期新闻教育机构大量聘请报人任教，虽是发展初期师资匮乏状况下的一种权宜之计，但也客观上造就了“强实践性”的师资特色，并形成了一种业界与高校之间人才自由流通的“旋转门”机制。 反观今日，新闻教育机构的师资构成则以“科班出身”的新闻学及其他社会科学博士、博士后为主，受制于学历、职称等门槛，业界进入高校任教者只占较少比例。教师队伍尽管学历普遍很高，但大多是“从校门到校门”，没有丰富的媒体工作经验，“新闻学博士不会写新闻”，难以跟上业界迅速发展的节奏，难以把握新闻传媒领域的主流问题。这直接导致新闻教学以课堂理论讲授为主，即便是案例教学，也是照搬书上的案例，甚至是很陈旧的案例，纸上谈兵，隔靴搔痒，浅尝辄止。所以很多学生到了媒体工作岗位上，会普遍感觉在学校没有学到有用的技能，还得作为学徒从零开始。跟非新闻专业的学生相较，并没有明显的优势。 当然，一个优秀的新闻记者不一定是一个好的新闻教师。民国时期著名的报人和新闻教育家刘豁轩曾说过：“报人教报学，大半是谈经验，讲技术，这是他们的长处，也是他们的短处。”[14]大学的新闻教师绝不能只满足于传授一点工作经验与常识，还必须对新闻学有深刻的研究，对媒体经营有独到的见解。一个名记者，能为学生做一场精彩绝伦的讲座，却不一定能够完整地讲授一门课程，因为缺乏对学科的基本概念、内涵、体系的整体把握。因此，在建构高校与业界“旋转门”机制的时候，可以适当降低学历、职称等门槛，但应当综合理论与实践的遴选标准进行严格的评判。 （二）将课堂学习和校园、社区报纸的实际运作结合起来 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的第一任院长沃尔特·威廉主张注重实践性和实用性的办学理念，对民国时期的新闻教育影响至深。他首创《密苏里人报》，学院拥有自己全套的新闻设备、印刷间、图片冲洗室，还有通讯社，有成百的学生记者，《密苏里人报》对哥伦比亚特区附近的地区进行了全方位报道，事实上已经突破了校园报刊的局限，成长为一份社区报纸。如前所述，民国时期的新闻院校受此启发，也多有创办校园报刊和通讯社，部分已具有一定的发行量和影响力，经济上能够独立，成为学生良好的实战平台。 蒋荫恩认为，大学新闻系办报刊，不应该由学校“养”，而应独立运作，严格收支预算，以纯粹营业立场，以求经济之自给自足。这不仅是出于学校经费上的考虑，更是为了让学生一开始就有从业的紧张感和压力，“否则学生精神涣散，失去报业应有之奋斗态度，只能练习写作，而于整个报纸之经营，不能有所认识，获益亦殊甚微”。[15]这样的理念无疑对今天也是非常有启示意义的。 受制于当前的政策、资金等现实情况，我国的新闻院系不太可能出版公开发行的报刊，自办报刊多属于较为原始的内部小刊小报，大大落后于传媒业界的发展状况，“实战”意义不强，难以为学生提供较好的日常实践训练。因此，新闻院系首先应大力争取在校内媒体中挑大梁，利用好校报、校刊、校广播电台、校园网、社交媒体等平台。诚如当年谢六逸就所主张的，“大学报刊应以大学新闻系学生为中心，而令全校的有志者辅佐之”。当前的数字化浪潮更为校园新闻实践提供了良好的机会，可以大幅度减少办媒体的成本和限制。在此基础上，逐渐发展壮大，争取能够在社区范围内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增强对于学生的实践平台意义。 （三）建构知识教育与技能训练的合理比例 尽管“广人文、重实务”的教育理念已为民国新闻教育界普遍认同，但事实上，采、写、编、评等新闻专业技能培训还是民国新闻教育的“重头戏”，操作层面的术理性课程在专业课程中占有绝对的优势。徐宝璜先生创办的平民大学新闻系，4个学年共开设专业类课程15门，其中速记法、新闻采集法、新闻编述法、新闻经营法等术理性课程11门，占专业课程总数的73%；复旦大学新闻系学制4年，共开设专业课34门，其中操作层面的课程17门，占专业类课程的50%；中央政治学校新闻系4年课程比重也大致如此。报人和媒体独立创办的新闻教育机构，操作层面的术理性课程所占比重更大。[16] 如卜少夫所言，民国人士创办新闻教育大多出于致用的目的，很少有人是为了建立中国的新闻学术。他们强调技能训练与人文社会学科结合，实际上是希望其他知识能够充当个人改善和新闻业改革的工具，没有能够从根本上改变重“术”轻“学”的特征。对人文社科类的知识如何与新闻学理实现更好的结合明显缺乏探索研究的动力，这是造成民国新闻教育学术底蕴不足的一大原因。 如果说制约民国时代新闻教育的因素主要是学科发展不够成熟和动荡的政治社会环境的话，时至今日，新闻学与新闻教育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已具备了相当的学科研究基础和学术积累，形成了完整的学科架构，然而，重“术”轻“学”依然是一个突出的问题，其原因则主要来自于新闻学院、专业狂飙突进式的发展以及由此形成的强烈的急功近利氛围。新闻学院专业划分越来越细，盲目追逐新技术、新潮流而去开设一些看上去很“潮”、很“实用”的新课程，实际上现有的师资根本无法驾驭，学生课程量很大，知识结构却很单一。这种对于“实践性”的片面追求，从长远来看却会损伤新闻专业学生的实践能力，匠气十足，缺乏后劲，没有融会贯通的思维方式，难以适应媒介融合时代对于跨学科知识体系的需求。 因此，新闻教育在强调实践性的同时，也必须始终警惕“过分实践性”的误区。从某种意义上，民国时代所形成的“广人文、重实务”的理念非但没有过时，应该说在我国的新闻教育中，从来没有真正、普遍地实现过。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协调学理性与实践性的关系，仍然是今后新闻学教育中的主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