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转型时期的价值关怀——当代国人的精神危机及价值重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价值论文,国人论文,当代论文,时期论文,危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代中国正面临着深刻的文化转型，这次转型，从其酝酿发轫时算起，已有一个多世纪，但只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才达到最高潮，转型带来了振荡与冲突，也带来了深刻的精神危机，对许多人说来是心爱观念的毁灭，是痛苦、挫折和往事不堪回首；对有些人说来是成功和进取，以及无限多的机会和新价值的生成；对更多的人来说也许是困惑、迷惘、焦虑和不安……我们从何处来，向何处去？在巨大的文化转型和价值冲突面前我们的凭籍是什么？或者说我们是否有精神的凭籍，内以安身立命，外以兴国兴邦？在巨大的转型面前知识分子责任何在，人文关怀是否还有其价值？所有这些问题尖锐地摆在我们面前，启人深思，本文试图以文化转型为背景，从最一般意义上勾勒当代国人的价值取向，分析与把握其观念冲突及其蕴含的深刻危机，进而为超越危机提供一个可供选择的思路。
一、当代国人的价值关怀
价值观是文化的核心、时代精神的凝聚，它有一定的价值取向，并表现在人们的行为实践、活动方式中，实践作为有目的的人的能动活动受此价值取向的制约，从整个社会的范围看占支配地位的价值取向无非是同时代大多数人所希望、所追求、所为之奋斗不已的东西，从此角度透视当代国人，价值取向主要表现为：
1、功利主义与拜金主义
功利主义是当代国人的压倒性价值取向，也是基本的价值关怀，君不见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滔滔者天下皆是也。功利主义的价值关怀既表现在无数国人的行为中，也表现在各极领导干部的施政纲领与大政方针中。全党全国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努力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均体现这一压倒性的价值取向，这是个了不起的变化，因为我们这个民族长期以来是忌言利、讳言利的，孔子罕言利；孟子义利之辨，主要是论证义大于利；封建统治者则缺少市民资产阶级那种无止境追求利润的冲动，他们的消费构成剥削的界限，而广大劳动者生产的财富已足够他们挥霍，因此他们对逐利无特殊兴趣，对儒家重义轻利的理论却大加赞赏，因为义主要被理解为忠孝仁义，于是重义轻利长期成为支配性精神，商人则是四民之末。
其实，物质利益作为人类社会存在与发展的杠杆不可能被取消，不过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受到重义轻利的观念的束缚，因而商品经济未能充分发展，建国后儒家在思想界的影响地位倒了，但重义轻利观念却又深了一层，因为马克思主义已成为指导思想，而在马克思的理想中，钱与利、乃至商品与货币都没有位置，他认为人只要追求这些东西就会受缚于外在的物，没有真自由，只有出于内在要求而不是外在压力，行动才算真正自由，在此意义上他甚至认为以劳动时间作为财富尺度表明文明以贫困为基础，只有以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内个人创造性的发展为尺度才符合他的理想。马克思的理想无疑是崇高的，问题是在一个生产力水平并不发达的国家过早地否定利益的作用，只会如马克思所说造成贫困的普遍化，于是一切陈腐落后的东西会死灰复燃。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的情况就是如此。总之，在条件并不具备的情况下否认利的作用，只会把国家搞得很贫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搞得很虚伪，不真诚。因此，三中全会以后中央拨乱反正，搞开放改革，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还是很明智的，改革开放15年来的成绩世人共睹，巨大的物质财富和生产力被创造出来，而这些不久前似乎还长眠于地下。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有了很大改善。然而，功利主义过甚也有很多弊端，其极端表现是拜金主义泛滥。拜金主义是对金钱货币的崇拜，本来货币作为人类劳动产品的一般等价物可充当价值尺度与支付手段，是人类经济发展的工具，但有了它就可以占有等量的社会财富，于是它的头足倒立着，在人们心中产生了比它自己跳起舞来还要奇怪的幻想，马克思在《手稿》、《资本论》中曾多次例举莎士比亚和哥伦布的话：“金子真是一个奇妙的东西！”“谁有了它，谁就成为想要的一切东西的主人，有了它，甚至可以使灵魂升入天国。金子！黄黄的、发光的、宝贵的金子！只这一点点儿，就可以把黑的变成白的，丑的变成美的，错的变成对的，卑贱变成尊贵，老人变成少年，懦夫变成勇士。”我国东晋鲁褒写《钱神颂》，意思也与此相类，这样一种拜金主义在当前市场大潮中乘机泛起是很自然的，道德、法律、天理、良心、人情、理想，所有一切最神圣的东西都受到它的冲击和亵渎，知识也变得贬值了，“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这个市场只认钱说话，千千万万的人加入市场淘金大潮，鱼龙混杂，泥沙俱下。“一切向钱看”，成为这个时代的口号，几乎所有单位包括政府机关、研究单位、部队、院校乃至所有个人均围绕这个轴心运转，尽管口头上可能不这样说。于是整个社会弥漫着拜金主义。这种拜金主义诚然可以一时刺激人们发展经济的热情，但经济发展无序，社会不安加剧，到头来肯定要为此付出代价；而且，一切为物欲所役，人也就不成其为人了。
2、实用主义与短期行为
当代国人的实用主义精神很强。我们民族本来就有实用精神的传统。“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子不语怪力乱神”；“祭神如神在”，实用态度非常明显。李泽厚先生把实用理性概括为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确有道理。不过传统文化把内圣外王、修齐治平乃至圣贤作为做人的准则，高则高矣，对普通人说来落不到实处，反而搞得人与人关系很虚伪。这些理论离实用相差很远。儒家泛道德主义后来在林彪、“四人帮”的空洞说教中得到再现。空洞的道德说教不仅败坏了社会的风气，也给经济发展带来严重的不良影响。作为这种泛道德主义的反拨，实用主义态度广泛发展，它有负面的影响。例如，它同功利主义结合产生实利主义，对普通百姓说来则是实惠主义，即以实利实惠作为自己的生活态度和处世原则。实利主义发展过甚，难免急功近利，甚至产生短期行为。产生厌学经商、学者改行下海，企业以次充好，承包厂长只管承包期的利益最大化；领导干部只对自己任期的事关心不已，因为能产生眼前看得见的成绩在以后的考核中有用。有权不用，过期作废成为许多人的共识；甚至竭泽而渔，杀鸡取卵，今朝有酒今朝醉，长期见效的工程普遍受到忽视。孙立平先生把此现象称为“短期行为文化”或“短期行为价值系统”，“在此系统中任何长期行为都带有一种傻气，因为由于社会调控失序，长期行为得不到相应收益，难免出现短期行为的普遍化，这种普遍化是我们这个社会所患的一种近视症。”①
3、个人本位主义与极端利己主义
传统社会是关系网络社会，人束缚在关系网络中，个人地位并不重要。市场经济把人从依附关系中解放出来，人成为孤立的原子、自由的个人，享有自主权与经济自由，这在西方中世纪后期被视为人的解放，这样一种解放在我国仍在继续，而且发展至高潮，因为广大农村从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转变只是最近十年才实现；在城市也出现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这是发生在当代经济领域的文化转型，精神领域的变化以此为基础。
过去，个人束缚在家庭、社团、单位、地域、户籍等各种关系和制度中，并无多少自由，如今农村出现财产权利与人身自由两大解放，城市的开放性与流动性也大大加强，最重要的，市场经济确立了个人的经济地位，也唤醒了人的个体意识与主体意识，于是重视个人价值个人权利个人利益的观念崛起，这种精神或价值取向也可以说是个人主义，不过时下个人主义一般被当作贬义词，因此权且称作个人本位主义，其实市场经济突出个人的地位与作用，个人本位主义只要不损人利己是很正常的价值取向，在马克思的价值理想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前提，集体是个人在其中充满个性与自由的集体，他讨厌在集体中泯灭个性，认为这是虚假集体，是异化。当然个人只有在集体中才能获得自由，这实际上是相辅相成的，因此过分贬抑集体主义、突出个人的地位是不对的，反过来也一样。在西方个人主义被视为基本的价值，不过也不能把这种个人主义等同于利己主义与自私自利，只要遵循市场规则与法律，不违反一般社会公德，个人主义仍被视为合理的价值取向，受到尊重。在我国个人受到集体主义的制约，集体主义作为官方提倡的价值受到推崇，但另一方面，重视个人利益和价值的观念却在市场经济环境中悄然生长。但它是畸形的，首先它没有名份，因而从不以个人本位主义而堂而皇之存在；其次它缺少合理的价值取向，缺少适当的道德、法律、市场规则来限制，因而表现出来的常常是肆无忌惮的极端利己主义，拜金主义、道德沦丧、腐败、社会不公平等种种丑恶现象，均与之有关。
4、世俗化与物欲横流
粉粹“四人帮”以后的中国经历了一个世俗化过程，世欲化有两重含义：一是从个人崇拜与极左思潮鼓吹的意识形态神话中解放出来，破除种种迷信与思想禁锢，以理性精神考虑问题，以现实态度处理周遭事务；二是破除禁欲主义束缚，追求现世的幸福、生活的乐趣，特别是感性的快乐，这里主要从第二方面谈起。
追求现世幸福世俗快乐是西方文艺复兴时期人文精神的主要内容，过去人束缚在基督教禁欲主义中上千年，中世纪后期新型城市文明兴起，市民力量渐大，才出现了世欲化过程与文艺复兴和人文精神，粉碎“四人帮”后的中国与当时情况有某些类似，因此也出现了相似的世俗化过程，人们不再愿过禁欲的生活，而要在此生就过快乐的生活。改革开放又使人知道外面的世界之精彩，于是在亿万普通人中产生了强大的压力：过现代化的生活！于是出国潮风起云涌，留下来的也设法挣钱以实现家庭生活的现代化。的确，中国家庭从缝纫机、自行车、手表到洗衣机、电视机、电冰箱再到音响、空调、电话等三大件更新速度之快，远过西方。当然，这说明改革开放成绩巨大，另外中国作为后行国家不必样样走前人之路，但发展速度这样快，家庭生活现代化的压力无疑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更堪忧虑的是物欲横流，许多人把物质享受作为自己的最高追求，既然禁欲主义受到摒弃，可以堂而皇之地追求感性快乐，而市场经济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又为满足物欲提供了非常多的条件，于是一个个弄潮儿竞相投入充满感性刺激的高级消费场所。现在的穷人已无冻死之虞，但却有儿童失学的威胁，也有不少生活困难，与此成鲜明对比的是，款爷们早已鱼肉吃厌，而向山珍海味、珍奇动物进攻，派头阔多了。
5、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
当代国人的理性主义大大增强。过去国人或束缚于忠君孝的道德主义传统，或束缚于极左思潮的个人迷信和道德说教，个人的理性精神受到压抑，现在这些权威倒了，行为做事靠自己的理性判断力，不再人云亦云，听人摆布，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学术界一时争论鹊起，空气活跃，普通人对问题也有自己的看法，不盲目听从别人。
理性主义不仅表现在个人行动中，而且表现在政治经济制度的构建与运作中。重视法制，重视民主，防止文革悲剧重演，所有这些口号都体现着理性的精神，因此以理性态度构建制度，使之对人有益成为人们共识，这里面既有价值理性，又有工具理性。
另一方面，当代国人也深受非理性主义的困扰，如前面提到的奢侈消费的末日观就是属于非理性主义。这种非理性主义又从西方获得一些灵感。本来西方自科学革命和启蒙运动以来是理性主义一统天下，但发展过甚，人的非理性一面受到压抑。于是非理性和唯意志论，存在主义竞相争宠，人的非理性一面得以充分发展，以六十年代性解放为高潮，但很快遭爱滋病当头棒喝：人不是动物，过份纵欲会遭天谴人责！所有这些现象在当代中国都有所表现，如有人公开声称：“我们的生命就是要除去一切妨碍我们达到此种物质与精神的销魂境界的障碍，舍此之外，我看不出还有什么值得人类追求的。”②
另外，赌博、迷信、吸毒都是非理性行为，还有些行为从个体角度看是合理的，如弃农经商，弃学下海，还有以次充好，偷工减料，倒卖批文，任人唯亲，拉帮结派都是为自己利益，但却体现了更大的不合理：整个社会政治经济蕴含的不合理性，按斯密理论，市场经济条件下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调节，促使哪怕是最自私的人也要遵守法律，努力工作，靠本事挣钱，因为他反复比较，发现还是这样对自己最有利，我们现在离此情况还有距离。那些利己心重的拜金主义者宁可偷机取巧，钻国家空子，也不愿挣老实钱，即所谓：马无夜草不肥，人无横财不富。到头来还是人民受苦，这是恶性循环。政治经济秩序的合理化是当前亟待解决的大问题。
当代中国还有一些重要的价值取向，如集权与拜权，“左”与“右”等，权力集中是中国政治一大传统，目前受到企业分权与市场取向的冲击，但权力仍高度集中，也许，在初级阶段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秩序一定的集权是必要的，何况国家那么大，没有一定的权威不行，但问题是国人的权力崇拜意识太强了，而权力过于集中也易产生腐败，目前反腐败措施多是治标，建立民主政治才是长治久安之策。
另外，由于权力高度集中，最高层路线趋“左”或趋“右”也是影响大局的关键因素。“左”或“右”都有特定含义，同意识形态争论有关，也代表一定的价值取向，小平同志搁置意识形态争论，集中精力搞现代化建设还是很高明的，但那些不同价值取向仍然存在，并会在相当长时间内影响局势的发展，因篇幅计就不展开谈了。
二、价值理想的失落：当代国人的精神危机
中国现在歌舞升平，经济繁荣，已是历史上少有的太平盛世，但问题也很多很严重，特别精神世界蕴含着深刻的危机，这种危机表现在不同的层面：
1、道德感的缺乏或道德沦丧
这是最普遍的精神危机。道德感的缺乏甚至道德沦丧乃无可争辩的事实。随着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出现了许多新的观念与风尚，如民主与法制意识、自由与权利意识、竞争与效率意识等，但一般社会道德水准下降了。违反社会公德的事层出不穷，如公共场所不讲秩序不讲卫生不讲礼貌，甚至化公为私盗窃公物道德腐败，还有卖淫嫖娼，造假药，卖假酒，偷税漏税，拐卖妇女儿童，见死不救等，按理，这么大国家，各种怪事出一些不稀奇，但问题是这些现象普遍存在，特别拐卖妇女儿童，影响之坏，涉及面之广令人震惊，而我们的法律对之似乎太软弱，如对人贩子的处罚比对毒贩子轻得多，而人的尊严非物所能比拟。
2、存在的危机：意义感之丧失
比道德感缺乏更深层的危机是存在意义感的迷失，这里所说的存在意义主要是指人的主体意识，自我意识和个性意识，在更深意义上还有生命本体的感悟，生存意义的体认。例如，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我将怎样实现人生的价值与意义，度过自己的一生？所有这些充满哲学意味的问题在当代中国几乎消失，活着就是活着，没有价值，没有意义，或者说没有比眼前利益更高的意义，于是偌大一个中国成了庸人倍出的世界。
(1)浑噩意识 八年前我曾在一本书中谈到“浑噩意识”的基本特征：浑浑噩噩，没有激情，没有个性，没有较高的人生价值追求，不关心自我以外的东西，得过且过，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或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糊里湖涂地生活，至于同胞的事情社会利益更漠不关心，麻木不仁，“如此生活，没有创造，没有热情，没有理想与追求；无大悲，亦无大喜，无大痛苦，亦无大欢乐。”③王干最近在一篇文章中所说的“平面人”境界也与此相似：没有思想的负荷，没有价值的规范，没有灵智，不追求意义，不相信永恒，感官的浅层刺激与审美的程式化，电子化，流行色是平面人的文化消费面。”④
这些人也类似于马克思所批评的庸人，他说，旧世界是庸人的，所谓庸人是世界之主，不过是说世界是充满了庸人及其伙伴，庸人社会需要的只是奴隶，而这些奴隶的主人并不需要自由。奴隶及其主人都是庸人，庸人需要的是生存和繁殖即动物希求的，这些庸人是构成君主制的材料。马克思认为，应当唤起这些人的自尊心即自由意识。⑤这些论述值得我们深思，时下许多作品喜欢表现普通人，这是对帝王将相英雄崇拜意识的反叛，说明现代社会普通人地位在崛起，但问题是普通人也应该有个性，有较高的追求，不人云亦云，随遇而安，得过且过缺少个性就是庸人。
(2)享受人生 认为人生的价值与乐趣在于享受在于吃喝玩乐、感官欲望的满足，正所谓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人生一世，吃喝二字，实际上是酒肉人生。金钱名利荣誉地位都是奋斗的目标，本来人各有志，中国儒家传统也不禁欲，但把这些东西作为最高的、终极的价值加以追求，甘愿为物欲所役，未免太鄙俗了。
(3)痞子文化 痞子文化是当前一大特色，一些人游戏人生，嘲弄人生，翻云覆雨，蔑视神圣，反成为时代的骄子，因为这个时代既是庸人倍出的时代，也是痞子成功的时代，如王力雄先生在《渴望堕落》一文中指出：“当代中国从道德社会向功利社会猛转，道德禁忌消失，这时“从来没有道德束缚的痞子却生逢其时，在时代交替的空白中抢到起步的先机，并由此奠定后续发展的优势，原来为‘正派人’最看不起的懒汉、二流子、流氓、不法分子们首先迈入万元户、老板、私营企业家的行列……而在随后越来越赤裸裸的利益竞争中，相应规范与制约（更别说社会价值系统）远不能同步建立，更使得竞争具有强烈的恶性性质，这种恶性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谁有道德意识，谁在竞争中就只能处于下风，任何人若想在这个新时代获得成功，就不能不与痞子采取同样的行为准则，象他们那样敢于不受道德的束缚。”⑥王先生说的也许绝对了些，但无可否认当代许多痞子春风得意，这种痞子化不仅表现在嘴脸上，更表现在精神上。
甚至知识分子也痞子化了，王力雄认为精神的痞子化比嘴脸的痞子化更接近“痞”的实质：“丧失人格，渴望堕落，厚颜无耻，出卖原则，逐利投机，亵渎神圣，蔑视理想。”于是痞子文化应运而生，王朔的名言：“玩的就是心跳过把瘾就死我是流氓我怕谁。”成为许多痞子的座右铭，他的自白已成为向知识分子及其使命感宣战的宣言：
“我没念过什么书，走上革命的漫漫道路受够了知识分子的气，这口气难以下咽，我这种粗人，头上始终压着一座知识分子的大山，他们那种无孔不入的优越感，他们控制着全部社会价值系统，以他们的价值观为标准，使我们这些粗人挣扎起来非常困难，只有给他们打掉了，才有我们的翻身之日。”⑦
3、物化与异化
物化与异化是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物统制人，人生产出来的财富及生产过程与人相疏离，不受人支配，反而转过来支配人，或成为资本家奴役人的力量，是为异化。在马克思的价值理想中，主体与客体、人与物应当是统一的，而且应当主体支配客体，人支配物，这样的主体才是自由自觉的主体。马克思的理想中没有商品与货币的地位，他认为商品经济货币交换即隐藏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分离，交换价值或价值的独立化，为转过来支配人提供了可能，此亦即商品拜物教根源，这种分离如同货币原始积累、自由劳动力存在结合到一起就可能产生资本主义，现在实践证明在社会主义社会消灭商品货币既不必要也不现实，相反应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于是给物化、异化现象的存在提供了可能。事实上，许多人沉浸在物欲中，甘愿为物欲所役，干出那绳营狗苟之事，甚至伤天害理。还有拜金主义泛滥，权力崇拜意识严重，都是物化、异化的表现，即人创造出来的东西与人相疏离，甚至转过来支配人，当然异化现象更发生在精神领域，人为物欲所役，为权力所压制，不得自由，不能从心所欲干自己想干之事，发挥自己的能力与创造性，为此感到痛苦，感到不幸，想改变又无力改变，此亦即异化。在更广泛意义上，人类由于城市化工业化发展速度加快所带来的人与人之间的隔膜、疏离、孤独感与不信任以及资源破坏，环境污染生态失衡带来的工业病、城市病或现代化病都是异化。这种广义的异化或物化在当代中国都已出现了，这是我们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迅速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一种新的精神危机，对之我们应认真对待。
4、价值理想的丧失：安身立命之本何在？
现在我们进而探讨更深层次的精神危机：价值理想的丧失。价值理想是支撑一个社会或一个人精神的理想与原则，但不是一般的观念，而是一些根本性的东西，它可以是一些价值观念、理念、理想原则，也可以是信仰甚至宗教，总之，涉及到终极关怀，终极价值，是人之为人的安身立命之本。
本来，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即在于人在事实世界之外拥有一个意义世界或价值世界，或者说人为自己创造了一个价值世界与意义世界，并以此评判自己一切行动及周遭的一切事象，寻求和建立生命的意义，文化的意义，有了这种意义感价值感人的生命才会觉得充实，他甚至觉得自己的有限生命同无限、永恒、绝对联系起来，因此人才能自觉用道德原则价值理想规范自己的行动，指导自己的行为，亦即超越一己的生命本能和利欲需求，按心中的价值理想道德律令行事。即使为此抑制自己的感官欲望甚至损害自己的利益也在所不惜，必要时甚至愿意为此献出自己的生命，如此方充分显示人作为自由道德主体的尊严。在所有价值理念中必然有根本的原则起统摄作用，是为终极价值，对社会与文化起整合的作用，使社会能有序而合理的发展。因此终极价值与理念也是文化的核心与灵魂，它甚至能超越国家民族乃至时空的界限，对整个人类产生长期影响。在西方，这样一些具有超越意义的终极价值除上帝外还有：自由、平等、正义、理性、自然法等，从古希腊罗马到近现代西方都能看到它们的影响。本世纪自尼采以来一切价值受到重估与怀疑，在法学界新潮法理学也对自然法大不敬，认为只是一些人为公设，并非非如此不可，但二战后审判战犯时人们发现仍得搬出这些基本的价值理念，否则无从审起，因为战犯们声称自己是军人，以执行命令为天职，战争中所有行为都是执行上级的命令，具有合法 性，于是自然法原则重新闪光，战犯们助纣为虐，违背自己良知，也违反人类公认的自由平等、正义、博爱等价值，因此应予严惩，于是人类基本的文化价值得到确认，它是支撑人类信念的根本。
在我国，长期以来，支撑人们精神文化的根本价值是儒家的仁义道德，内圣外王、修齐治平，这样一些观念自五四运动以来受到极大冲击，西方的自由、民主、科学的观念不断介绍进来，同传统观念发生碰撞，乃至出现变形。建国后，马克思主义作为党和国家的意识形态受到广泛宣传而家喻户晓，但极左路线把它的作用夸大歪曲到极致，文革后受到冷遇是不奇怪的。人们更关心的是自己的当下利益，这种关怀是现实的合理的，但问题是在许多人心中支撑性的价值与信念没有了，儒家那些价值理论早已被冲击得七零八落，西方的东西扎根也不深，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的影响也相对说来较浅，于是人们的安身立命之本没有了。或说得严重一点，大多数人现在实际上是无信仰，无理想，无价值理念，这是当前道德感缺乏意义感丧失精神危机的根，也是我们在巨大的物化力量面前不能保持人的尊严与自由的原因。
5、知识分子：人文精神的失落
当代精神危机的一个重要表现是知识分子人文精神失落。多年来，中国知识分子自认为是道统的继承者，道统是儒家的价值理想、最根本的观念和信条，他们认为这是普遍的天道天理，因此具有神圣的尊严与超越的意义，高于政统甚至君王的权势，董仲舒说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即是此意。具体说来儒家的价值理念包括：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道济天下的社会责任感；自任以天下之重的胸怀抱负；如有一人不被尧舜之泽，仿佛自己把他推到沟中的承担精神；内圣外王、忠孝仁义观念；大丈夫舍身取义、杀身成仁的气魄，孔子“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博施于民而济众；”孟子“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曾子“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后来汉末李膺“欲以天下之风教是非为己任”；范仲淹“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明末东林党人“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精神可谓一以贯之。
在西方主要自启蒙运动以来知识分子以“社会的良心”而自觉，承担起继承和维护文化基本价值的责任，他们具有独立的批判意识与理性精神，愿为社会公正和大众利益而献身，精神与中国知识分子颇相似，虽然基本的文化价值理念还有较大的差异，这两种传统对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然而，这样一种人文精神在当代失落了，构成人文精神的社会责任感，忧患意识、承担精神、献身精神以及独立的批判意识和理性精神受到轻视甚至嘲弄，这一方面由于市场大潮的影响，市场经济的发展使一些边缘人先富起来了，起初，知识分子还能保持自身的清高，后来由于差距日益拉大而心态失衡，乱了方寸。另外，物价上涨，家人盼望过现代化生活的需求，都给他们造成内外的压力。现在的时代骄子不再是诗人、文学家、哲学家、专家教授，而是企业家、个体老板、那些腰缠万贯的人，于是，知识分子受到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挑战，当然，科技型知识分子因为能提供有用的服务而受到欢迎，但那是因为技术而不是人文精神，人文学科的知识分子除了讲课编（应用型）书提供文凭外几乎被世人遗忘。
与此同时，痞子文化兴起了，那些略通文墨又善于迎合时尚的人不仅在市场大潮中如鱼得水，而且对知识分子及其维护的价值理念竭尽嘲笑之能事，前面引过的王朔自白充分表现了这样一种情绪。
还有一种观点比较温和，但同样反映了知识分子人文精神的失落。近年来有一些知识分子在《读书》、《东方》、《学人》等杂志上发表一系列文章，批评中国的知识分子社会责任感太强，他们自以为是社会的良心和文化基本价值的维护者，动辄以天下为己任，关心政治，忧国忧民，而历史与现实证明，这纯粹是自作多情，自寻烦恼。有人认为这是一种文化激进主义，这种文化激进主义从五四运动以来就活跃在中国的政治文化领域，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应予批评，如陈平原先生提出，知识分子应当保持人间情怀，至于政治，可以关心，也可以不关心。如果关心，那也主要体现为一种人间情怀而不是社会的责任”，这样做不是过分爱惜自己的羽毛，而是承认政治运作的复杂性，说白了，不是当‘国师’，不是‘不出如苍生何。’万一我从政那也不过是保持古代读书人的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是道德自我完善的需要，而不是社会交给的责任。”⑧
这番话说得异常理智、冷静、精明，不掺杂一点个人情感，它出自当代一流人文学者之手，不能不说是人文精神的一种失落，因为它过于冷静，不掺杂一点个人情感，对世事无爱也无恨，是非界限一笔勾消，又过于理智和精明，逻辑上滴水不漏，确保在任何情况下个人羽毛完整，虽然也声称不过份爱惜自己的羽毛，但明眼人一看就清楚这样比那些自诩为社会的良心而忧国忧民的人安全多了，因为社会难免存在缺陷与不公，转型时期尤为如此。路见不平，挺身而出，或妄议朝政，风险极大，历史上常常是这样的人作出牺牲，如古之屈原，近代之谭嗣同、邹容，国师的位置不大可能轮到他们，相反，保守主义者或不妄议朝政是非的人却容易羽翼丰满、活得潇洒，那些当朝的国师很可能从他们中产生，或至少能得到国师般的待遇。
其实，历史上符合孔孟士之理想的人很少，或者说，怀士之理想，持独立之品格，立卫道之志，愿为理想与苍生献身的人历来不多；相反，趋炎附势，无道之理想，只为稻粱谋或只为利禄忙碌的人却很多很多，对他们说来，社会责任感即使有也没有个人利益重要。当然，人各有志，道之理想在各人心目中有多重要完全是自己的事，无需苛求。“人间情怀”亦很重要，在我看来人间情怀本身也体现人文精神，但同社会责任感相比属较低层次，人文精神至少应包括两个层面，一是个体层次，包括人情、人性、人欲之满足，发挥人的个性、能力等；二是社会的层面，包括类意识、博爱心、社会责任感，显然第二个层面更高更博大，但若有人只对第一个层面感兴趣，也不失为一种选择，不过说这种选择体现人文精神主要针对禁欲主义而言，如果禁欲主义不存在或不构成很大压力，那么这种平淡无奇，而且如果把人的欲望与需要强调过甚，甚至把它同第二层面相对立，嘲笑第二层面，那就同动物式欲望没有多少区别了。这样主次混淆颠倒，最崇高的东西与最平凡的东西就没有什么区别了，这样一来，人类历史中最激动人心的价值与传统就没有了，屈原与庸人无分高下，这样的价值评价似乎很难令人接受。
当然，大多数人都是普通人，关心衣食穿住，重视人间情怀，并不一定想去做屈原或谭嗣同。但我们不能因之取消伟大与平凡之间的差别，更不能贬抑伟大。试想，如果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每一个成员都非常世故，只重视自己的当下利益，不愿为社会大众的利益承担任何风险，即使有社会不公也视而不见，充耳不闻，那么这样的民族与国家就没有希望，文化也会缺少生气和活力，因为激动人心的价值没有了。
我很赞成学术归学术、政治归政治；当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应克服浮燥，埋头学术，争取拿出象样的东西，但我以为人文学者在保持学者风范和拥有人间情怀的同时仍可以有社会责任感，它们并不是截然对立的，实际上较早区分学术与政治的余英时先生和较早批评文化激进主义的林毓生先生的许多文章字里行间仍时常表现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或可称之为“社会良心”的东西，读来令人尊敬，当然是否同意其学术观点是另外一回事。如笔者不太赞同林先生及陈平原先生对20世纪文化激进主义的批评，窃以为文化激进主义诚然矫枉过正，但决非我们国家现代化建设发展缓慢的原因，相反，主要责任也许在保守主义者、国粹派、守旧派身上，建国后极左思潮虽猖獗一时，但主要是政治激进主义，在文化领域活跃的主要是一些跟风者，不足为训。
从当代中国的情况看，既然转型的振荡给国人带来精神的痛苦与危机，既然价值困惑，意义感丧失，人文精神失落，芸芸众生仍多沉迷于拜金主义之中，浑浑噩噩，没有更高的价值追求，那么作为社会良心承担者，具有自由之精神，独立之品格的知识分子不是多了而是太少了。社会良心不是空话，意味着责任，意味着付出和献身，意味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即使为此遭诸多磨难，也是九死而无悔。近年来学术界已有一批人对知识分子人文精神失落问题给予关注，这是颇堪告慰的，但还远不够。
三、价值重建：我们向何处去？
行文至此，已嫌太长，但不写第三部分似不完整，而且此部分内容又很重要，现在提出思路，权作引玉之砖。
1、确立心中的价值理念
当代国人价值重建，首先目标是重新确立价值理想。价值理想是文化的灵魂、做人的根本，人赖安身立命的东西，没有它，行为就失去意义感，占支配性的是个人利欲私利。于是损人利己、缺德失德的事会层出不穷，社会就会一片混乱。
对作为终极价值的价值理想可以从这样三个层面来理解：第一个层面较高，即马克思揭示的共产主义理想，在此理想社会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也就是说，每个人的能力、个性和创造性自由的充分发展是最高的价值理想；这种发展又是同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和谐统一高度一致的，因此与此价值理想相比其它一切均是手段，如革命、发展生产力、社会制度、意识形态、政党与国家、改革与开放等与之相比，都是手段，因有助于最高价值的实现而具有次等的价值，对共产主义者来说任何时候都不能主次颠倒。
第二个层次要低些，但更切近更现实，即我们通常所说的社会利益或从社会角度看的利益，如民族兴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常被我们当作最高利益或最高价值。共产主义毕竟太遥远，此生此世更现实的事是关心同时代人的幸福，本文所说的人文精神、社会责任感主要即从此而言，现在党中央提倡改革开放，提出三个有利标准，都体现出此方面的关怀。
第三个层次是个人的，即个人安身立命的价值理想。根据宪法规定的信仰自由，个人信仰什么完全是自己的事，不能强迫，但我以为把个人信仰同前两个层次的价值理想结合起来无疑是高尚的。或者，以西方文化的某些价值理念如民主、自由、人道、理性、博爱、平等；或东方文化的某些价值理念如仁、义、礼、智、信、恭、宽、敏、慧、恕；抑或兼而有之，作为自己心中的信念、做人的准则，在此指导下遵纪守法，恪守公德，或兼济天下，或独善其身，都是好的，甚或信仰某一宗教，也是一种选择。最怕是无信仰、无信念、无价值理想和道德感，那样就堕落了，也许入地狱也难以超生。
2、超越中化与西化的僵硬对立，在现代化的基础上重建中华民族文化本体
既然价值理想已确立，其他都是手段，中化与西化的争论就不是那么重要。许多人执着于中化还是西化的争论，甚至把之作为政治问题，实在不必。我认为为了民族富强人民幸福和现代化，我们应该具有开放的胸怀、超越的心灵、现实的态度，不论是中还是西、传统还是现代，只要有利的东西尽可能拿来为我所用，都是手段。有些人的传统文化认同感特强，认为不这样就没有根了，这就把本来是手段的东西当作目的本身了。其实，我们立国的根本在现代而不在过去，过去的东西是流而不是源，只要现代化搞上去，我们的立国之本就牢固了，而不必为西化还是中化而烦恼。本来东与西的区分也是相对的，现在视为西方价值核心内容的许多东西也是外来的，如民主制首先产生于小亚细亚城，后来传到雅典，在西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毕达哥拉斯、柏拉图都受到东方思想的影响，灵肉分离的观念就来自古埃及，后来深深影响到西方理念世界与现实世界，乃至宗教与尘俗、信仰与理性的二分法。其实从人种看西方人几 乎都是外来的（如古罗马人、古希腊人、古日耳曼人，还有美洲的白人），但他们没有执着于某一种文化和价值，而是以现实的态度创造的心灵对待之，终于率先走上现代化道路。这样说不意味着传统不重要，而是不要把它作为价值理想本身最高的目的，这样就是死人拖住活人了。从此角度看我们应超越狭隘的文化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以开放的心灵、现实的态度吸取一切中西文化特长，加以创造性的结合和发展，在此基础上重建中华民族文化本体。
3、知识分子的使命：人文精神的重建
当代中国正在进行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这是利国利民功在千秋的事业，要取得事业的成功，知识分子作用不可缺少，不仅科技型知识分子，而且也包括人文知识分子，特别是知识分子的人文关怀人文精神不可替代，因为科学技术只能解决“实然”或“实有”的问题，而人文精神却能告诉我们“应有”、“应然”，给我们提供一个价值的世界，在那里充满着善的光辉；或者说能给我们提供一种价值取向，指向一个不仅充裕、富强而且符合人的尊严的世界。
如前所言，人文关怀不是空的，对知识分子而言，一方面应以自己的行为实践道德文章作出榜样，作出导引；另一方面应有自由之精神，独立之品格，对社会不公现象敢于批评；同时在可能的条件下，做些启蒙工作，说到启蒙，可能又有人批评这是露“导师心态”，自以为是，自作多情，但我仍倾向认为“先知”与“后知”的区别是存在的。许多人浑浑噩噩，不知权利与自由为何物，许多人持草民意识，希望清官大老爷从上面赐给阳光雨水。知识分子作为文化和价值的承担者有责任传播现代思想。马克思说唤醒庸人的自由意识，列宁说对工农群众从外“灌输”思想，都有启蒙含义。这种启蒙在保守主义历来强大的中国，绝无导师般的尊荣，而多半是充满风险和坎坷之举。但这是自觉自愿的选择，绝无外力强制。除了心中的价值理想，没有什么力量能强迫人这样做，这种价值理想类似于康德所说的绝对命令，指引我们走向一个善的王国。献身意味着付出，但不是胡来，而是在合理合法的前提下做力所能及的事，只要我们选择了这个目标，并扎扎实实的去做，我们就心中无愧，只要有愈来愈多的知识分子正视自己的责任，不忘人文关怀，那么许多同胞在市场大潮中就不易迷失方向，我们的未来就会充满生机和希望。
注释：
①“短期行为症”《东方》1994年1。
②“必要的冷淡”，《读书》1992年9。
③参见拙著《兴衰与追求》第228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
④《作家》1994年4。
⑤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09-412页。
⑥《渴望堕落》《东方》1994年1。
⑦参见《文艺争鸣》1993年1。
⑧《学者的人间情怀》，《读书》1993年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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