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诗话“以资闲谈”的创作目的及其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目的论文,诗话论文,宋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宋代诗话创作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闲谈，这是由当时的历史条件决定的，这种目的使诗话在创作上貌谐实庄、跟小说同性质、语言通俗化、追求趣味性。
关键词 诗话；闲谈；影响
迄今为止，研究宋代诗话的论文、专著已经为数不少了，但对于宋代诗话的撰写意图与诗话形式、内容之间的关系这一基本问题却无人论及，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
一
宋代产生过大量的诗话著作，那么为什么宋人要写诗话呢？对于这个问题，宋代诗话的创始人欧阳修在诗话的开山之作《六一诗话》中明确地说，是“居士退居汝阴，而集以资闲谈也”。《六一诗话》一出，宋人群起仿效。司马光在《续诗话》中说：“《诗话》尚有遗者，欧阳公文章名声虽不可及，然记事一也，故敢续书之。”明确承认他的《续诗话》是模拟仿效《六一诗话》之作。正如蔡镇楚先生在《中国诗话史》中指出的那样：“中国诗话史上，北宋时期即初期诗话之作，一般都沿着欧阳修《六一诗话》所开创的路线，以闲谈记事为主”。这就是说，北宋时期受《六一诗话》影响而问世的诗话，其撰写的目的也跟《六一诗话》差不多，也是“集以资闲谈”。对于诗话撰写的意图，南宋黄永存在乾道己丑（公元1169年）冬有一个总结，他说：“诗话杂说，行于世者多矣，往往徒资笑谈之乐。”（《
溪诗话跋》）指出了从《六一诗话》到南宋初大部分诗话的撰写目的是“徒资笑谈之乐”。这可以看出宋代诗话写作的倾向。
所谓“集以资闲谈”、“徒资笑谈之乐”的可能性只有两种：一是诗话的作者撰写诗话的目的是为自己跟别人“闲谈”、“笑谈”准备材料，他们把以前所知道的有关诗的故事、见解有选择地记录下来，时时翻看，作为“闲谈”、“笑谈”的备忘录。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因为现存较完整的宋人诗话有40余种，其写作年代大致可考的有23种，可以确定为作者晚年所作的就达19种之多。人到晚年，随着年龄的增大，记忆力日益衰退，为了防止遗忘，使自己在“闲谈”、“笑谈”中保持魅力，他们就撰写诗话以备忘。另外一种可能性是诗话作者撰写诗话是为别人“闲谈”、“笑谈”提供材料，也就是说，诗话是写给别人阅读的。许顗在《彦周诗话》中开篇就谈到了他撰写诗话的缘起，说：“仆少孤苦而嗜书，家有魏晋文章及唐诗人集，仅三百家。又数得奉教，闻前辈长者之余论。今书籍散落，旧学废忘，其能记忆者，因笔识之，不忍弃也。嗟乎！仆岂足言哉！人之于诗，嗜好去取，未始同也，强人使同己则不可，以己所见以俟后之人，乌乎而不可哉？”说得非常明确，是给后人看的。我们认为，宋代诗话作为作者的备忘录和写给别人看两种可能性都存在。
不管是作为备忘录还是写给别人看，宋人为什么要撰写诗话“以资闲谈”、“资笑谈之乐”呢？
最重要的是交际的需要。宋代文人待遇之优可谓空前绝后，他们不仅有丰厚的俸禄，而且有很多休假。王栐《燕翼诒谋录》卷五说：“国朝待遇士大夫甚厚，皆前代所无。”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十五“宋制禄之厚”条，历数宋代俸禄之制及其变迁后说：“此宋一代制禄之大略也，其待士大夫可谓厚矣。惟给赐优裕，故入仕者不复以身家为虑。”这是俸禄的情况，至于假日，庞元英《文昌杂录》卷一载：“祠部休假，岁凡七十有六日。”罗愿《拟进札子二》云：“一月之中，休假多者殆居其半，少者亦十余日。”当官时待遇如此优厚，退休（致仕）后俸禄还照拿，这也是前无古人的。赵升《朝野类要》卷五云：“古之士大夫，七十而致仕之例也。古则皆还其官爵于君，今则不然。故谓之守本官致仕，惟不任职也。”“守本官致仕”，这就意味着是带着俸禄退休的。宋朝政府这样做的目的是“以示优贤养老之意”（《石林燕语》卷五）。
由于文人们的待遇优厚，假日又多，于是他们便纷纷聚会结社，进行各种娱乐活动。从宋初以至于南宋末，聚会结社是文人普遍的风气，各种各样的社、会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如《梦溪笔谈》卷十五载：“文潞公（彦博）居伊洛日，年七十八，同时中散大夫程珦、朝议大夫司马旦、司封郎中致仕席汝言，皆年七十八，尝为同甲之会，各赋一诗。”在文人组成的各种社、会中，写诗是一项重要的活动，谈诗也是少不了的内容。张元干《苏养直诗帖跋尾六篇》载：“往在豫章问句法于东湖先生徐师川，是时洪刍驹父、弟炎玉父、苏坚伯固、子庠养直、潘淳子真、吕本中居仁、汪藻彦章、向子諲伯恭，为同社诗酒之乐，予既冠矣，亦获攘臂其间。”张世南《游官纪闻》卷三载，汪藻幼年作“一春略无十日晴”诗，“此篇一出，便为诗社诸公所称”。
不仅在有组织的社、会中谈诗是一个重要的话题，就是一般的聚会中，谈诗也是十分盛行的风雅之举。《渑水燕谈录》卷八载：“司马温公既居洛，每对客赋诗谈文，或投壶以娱宾。”当然，司马光绝不仅是谈文，否则他的《续诗话》就写不出来了。欧阳修《再和圣俞见答》诗中有“嗟哉我岂敢知子，论诗赖子初指迷”，说的是梅尧臣和欧阳修平时的谈话情况。
一般的文人士大夫喜欢谈诗，宋代的皇帝也喜欢谈诗。北宋的几个皇帝，如太宗、真宗、徽宗都喜欢写诗，《渑水燕谈录》卷六《文儒》载：“太宗锐意文史，……尝曰：‘开卷有益，朕不以为劳也。’”宋真宗也是“每观一书毕，即有篇咏，命近臣赓和”。甚至连武夫出身的宋太祖也写有《咏初日》诗。喜欢写诗，必定就喜欢谈诗。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宋代皇帝对诗歌的爱好必然会推动整个社会对诗歌的兴趣，从而客观上促进了宋代文人谈诗论诗风气的发展。
普遍盛行的谈诗之风一方面为诗话的写作提供了素材，造成了诗话的繁荣，另一方面，文人在谈诗论诗之前，就必须对古今有关诗的情况有尽可能多的了解。可以想见，那些知识广博，左右逢源，谈笑风生的人在各种场合的谈诗活动中，一定是倍受欢迎，令人佩服的。反之，那些对古今诗事了解不多，孤陋寡闻的人，一定是羞愧难当，被人讥笑。杨亿算得上是学问家了，也是著名的诗人，然而，有一次宋太宗问到他有关唐代罗虬《比红儿诗》的情况时，他竟茫然不知，结果羞愧万分。这说明对于诗事的博闻是多么重要。
怎样才能获得有关诗的知识，而这些知识又是适合于“闲谈”、“笑谈”的呢？诗话无疑是最好的来源，因为诗话是有关诗的知识的总汇，记住了诗话中有关诗的故事、见解，无疑就扩大了阅读者的知识面，增加了他“闲谈”、“笑谈”的本钱，使他在各种交际场合赢得别人的尊敬，不至于露馅。从诗话作者的角度来看，如果他撰写的诗话起到了这样的作用，那么，他也就达到了“以资闲谈”、“资笑谈之乐”的目的。
我们甚至怀疑欧阳修等人写作诗话的最初动机并不是给所有的人看的，而是给门人们看的，也就是说，是他们专门给门人阅读“以资闲谈”、“资笑谈之乐”的，只不过后来流传开来，就成了全体人的读物了。
二
不管诗话的作者撰写诗话是给自己看的，还是给别人看的，其目的是非常明确的，那就是“集以资闲谈”、“资笑谈之乐”，也就是说，是为“闲谈”、“笑谈”服务的。这样的撰写目的必然对诗话的内容和形式产生影响。换句话说，诗话的作者在写作或者编辑整理诗话著作时，就必然会考虑哪些内容、怎样的形式才适合“以资闲谈”、“资笑谈之乐”。由于诗话作者的目的是“集以资闲谈”、“资笑谈之乐”，这就决定了：
第一，诗话的作者只能以轻松的笔调来阐述严肃的思想。因为“闲谈”和“笑谈”一般是在轻松的氛围中进行的，这就要求诗话的作者在写作诗话时，不能过分严肃，即使他的诗学思想是多么深刻。郭绍虞先生早就指出：“（诗话）在轻松的笑调中间，不妨蕴藏着重要的理论；在严正的批评之下，却多少又带些诙谐的成分。这是一般撰诗话者所共有的态度，至少，尤其在宋人是如此”（《宋诗话辑佚序》）。例如《六一诗话》中有一则记载欧阳修与梅尧臣等人谈论韩愈诗的情况：“……余（欧阳修）独爱其（韩愈）工于用韵也。盖其得韵宽，则波澜横溢，泛入旁韵，乍还乍离，出入回合，殆不可拘以常格……得韵窄，则不复旁出，而因难见巧，愈险愈奇……余尝与圣俞（梅尧臣）论此，以谓譬如善驭良马者，通衢广陌，纵横驰逐，惟意所之。至于水曲
封，疾徐中节，而不少蹉跌，乃天下之至工也。圣俞戏曰：‘前史言退之为人木强，若宽韵可自足而辄旁出，窄韵难独用而反不出，岂非其拗强而然欤？’坐客皆为之笑也。”本来是很严肃的论述，但尽在笑谈之中，因而笔调就显得很轻松了。
第二，诗话的性质与笔记小说无本质的区别。小说本来就是“街谈巷语，道听途说之辞”，意味着它既产生于“街谈巷语，道听途说”，也是为“街谈巷语”服务的。这与宋代诗话既产生于“闲谈”、“笑谈”，又服务于“闲谈”、“笑谈”是一致的。诗话和小说都是属于桓谭《新论》所说的“丛残小语”。具体说来，小说与诗话具有几个方面的相似性。
在内容上，小说和诗话都是记录见闻，搜罗逸异，以记事为主。司马光在《续诗话》中说：“诗话尚有遗者，欧阳公文章名声虽不可及，然记事一也，故敢续书之。”明确指出诗话是“记事”的。既然是记事的，那么，有关诗的一切事都可以成为诗话的内容。而且既然诗话是以记事为主的，那么，诗话中的事必定是有一定的故事情节。事实正是如此。例如《六一诗话》中有一则记石曼卿的：
石曼卿自少以诗酒豪放自得，其气貌伟然，诗格奇峭……曼卿卒后，其故人有见之者，云恍惚如梦中，言“我今为鬼仙也，所主芙蓉城”。欲呼故人往游，不得，忿然骑一素骡去如飞。其后又云降于毫州一举子家，又呼举子去，不得，因留诗一篇与之。余亦略记其一联云：“莺声不逐春光老，花影长随日脚流。”神仙事怪不可知，其诗颇类曼卿平生，举子不能道也。此则诗话故事完整、情节生动，写得栩栩如生，这与笔记小说有何区别？不就是“街谈巷语，道听途说之辞”吗？只不过是只谈有关诗的事罢了。
在形式上，笔记小说与诗话的篇幅一般都比较短，而且自由灵活，随意短长。在诗话中，每一条的篇幅都不太长，长的不过数百字，短的只有几十字。每一部诗话都是由很多各自独立，互不关联的条目组成的。这与笔记小说毫无区别。
事实上，宋人也是将笔记小说与诗话视作同一性质的文体。例如阮阅在编辑我国最早的一部诗话总集《诗话总龟》时，辑录的诗话、笔记小说约200种，其中前集卷首《集一百家诗话总目》所列， 自陶岳《零陵总记》、毕田《湘中故事》以下，有92种之多，大都是笔记、小说，其中明确标名为“诗话”的仅8种。这就意味着在阮阅看来， 诗话与笔记小说实际上是一样的。
诗话与笔记小说的同一是与诗话作者“集以资闲谈”、“资谈笑之乐”的意图分不开的。因为是为“闲谈”、“笑谈”所写，这就不能不顾及“闲谈”、“笑谈”的特点。作为“闲谈”、“笑谈”的话题，最好莫过于有一定情节的故事，而且这些故事必须短小精悍，不蔓不枝，同时这些故事又必须有广泛的来源，既有自己亲身经历的，又有听说的，这样才能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使谈话中的听者真正被吸引，会心地笑起来。按此原则写出来的诗话当然也就与笔记小说无异了，而笔记小说实际上跟诗话一样，也是为了“闲谈”、“笑谈”而写的。在同一意图的支配下，诗话与笔记小说自无本质差别。如果要说差别，诗话与笔记小说确实也有差别，那就是诗话仅仅是记录与诗有关的事，而笔记小说则不仅仅是记录与诗有关的事，但这种差别不是质的差别。
第三，诗话作者在撰写诗话时，偏重趣味性。因为诗话是为“闲谈”、“笑谈”而写的，所以，诗话的作者在撰写诗话时，就必然会考虑什么样的材料才是适合“闲谈”、“笑谈”的，这就决定了他并不是有闻必录，而必须进行一番取舍。无疑，趣味性强的是最适合于“闲谈”、“笑谈”的，于是，诗话的作者在选取材料时，必然就偏向于那些趣味性强的材料。所以，在宋代诗话中，我们除了经常看到一些具有一定的情节的小故事外，还可以看到一些小幽默。例如：
仁宗朝，有数达官，以诗知名。常慕“白乐天体”，故其语多得于容易。尝有一联云：“有禄肥妻子，无恩及吏民。”有戏之者云：“昨日通衢遇一辎軿车，载极重，而羸牛甚苦，岂非足下‘肥妻子’乎？”闻者传以为笑。（《六一诗话》）
祥符、天禧中，杨大年、钱文僖、晏元献、刘子仪以文章立朝，为诗皆宗李义山，号“西昆体”，后进多窃义山语句。赐宴，优人有为义山者，衣服败敝，告人曰：“我为诸馆职挦撦至此。”闻者欢笑。（《中山诗话》）宋代诗话中，这样的小幽默比比皆是，这说明作者在撰写诗话时，对这种趣味性很强的小幽默是情有独钟的。原因就在于这样的小幽默最适合于“闲谈”、“笑谈”。
宋代的诗话几乎可以说是用故事的形式来论诗，读者不仅从中领会到诗旨，而且也懂得许多的诗事，因而具有很强的可读性，每一部诗话都可看作是一部故事集、笑话幽默选。
第四，诗话的语言具有通俗性的特点。宋代诗话虽然是以文言写的，但写得非常浅显通俗，既不用生词僻字，也不像散文那样用大量的修辞手法，而是信手写来，不事雕饰，是一种比较接近口语的语言。关于诗话的这种语言特色，有人认为是受佛教语录的影响。例如徐中玉先生在他的《诗话之起源及其发达》一文中就认为：“佛家语录之特点，为文字之平易及通俗。理学家之语录，大体亦尚能保持此种特点。窃以为语录给予诗话之影响，主要亦即在此种特点。语录之影响，虽不能使诗话全用白话文撰述，但至少已使诗话能不再以韵文著作，而改用一种比较更接近于白话之通俗文言。”很多学者都持徐先生的这种意见。实际上，诗话语言通俗与佛教语录并无直接的联系，认为诗话是受佛教语录影响并无根据。真正使宋代诗话具有语言通俗特点的不是佛教语录，而是宋代诗话作者“以资闲谈”的创作意图。因为诗话是为“闲谈”、“笑谈”而写，而适合“闲谈”、“笑谈”的绝不可能是典雅庄重，或佶屈聱牙、华丽工整的语言。“闲谈”、“笑谈”本来就是一种随意性的谈话，当然也就只有通俗平易的语言才合适了。
宋人撰写诗话“以资闲谈”的意图对诗话创作的影响是最直接的，也是最深刻的。以上我们只是举其荦荦大者，更深刻的论述则有待于来者。
三
宋代诗话作者在撰写诗话著作时所表现出来的这种“以资闲谈”的创作意图，表明了宋人尝试着将诗歌批评通俗化、口头化的努力，也表明了宋人想创造一种全新的诗歌批评方式。
中国的文学批评源远流长，从《诗经》、《论语》以下，大部分的文学批评都是严肃的。不要说《文心雕龙》、《诗品》、《二十四诗品》，就是一些零星的片言只语，也都把文学批评看得非常神圣。有些人为了撰写一部批评专著，不惜花费一生心血。但宋代的诗话作者却抱着“以资闲谈”的态度来进行诗歌批评，这就完全去掉了传统文学批评的那种庄重严肃的色彩。“以资闲谈”的创作意图不仅淡化了传统文学批评的庄重神圣色彩，而且使文学批评所进行的方式也发生了改变，即在闲谈中进行，通过口耳相传的方式传播，而不是像传统的文学批评是在纸上、在专著里进行的。
同时，“以资闲谈”的撰写意图也表明了宋人对诗话这种新的体裁认识上的局限。第一，宋人没有意识到“以资闲谈”的结果只能使诗话等同于小说，而不可能使诗话成为一种完全区别于小说的独立文体。虽然诗话的文学批评方式是独特的，但从文体上说，它还是笔记小说中的一类，与笔记小说无质的区别。这说明宋人对诗话还缺乏深刻的认识。第二，宋人没有意识到“以资闲谈”往往使文学批评失之轻佻，注重趣味性而失去理论的深刻性和系统性。由于诗话的作者片面追求“以资闲谈”，其结果是在写作诗话时，过分强调故事性、趣味性，这样，往往就使人只注意诗事，而忘记诗旨，达不到批评、阐发理论的目的。某些诗话中诗事所占的比重太大，理论色彩太弱，其原因也就在于片面地强调“以资闲谈”。
准确地说，“以资闲谈”的创作意图大多存在于北宋诗话中。从北宋末年的《石林诗话》开始，某些人已经看到了“以资闲谈”的弊病，所以就开始抛弃“以资闲谈”的传统，重点已不在记事上，而更注重于理论的阐发了。姜夔的《白石道人诗说》、严羽的《沧浪诗话》就是代表。但是，由于“以资闲谈”本身的魅力以及传统的影响，它还是对后世的诗话创作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尽管南宋诗话作者已经意识到了“以资闲谈”的弊病，然而在创作诗话时，还是摆脱不了它的影响，明清诗话也仍然有“以资闲谈”的色彩。
本文于1995年2月25日收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