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的牢笼及其突围——詹姆逊的形式主义美学思想解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形式主义论文,牢笼论文,美学论文,语言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语言的牢笼”这个概念源于詹姆逊于1972年出版的《语言的牢笼》一书。在此书中，詹姆逊认为，英美哲学忽视了欧陆哲学在语言学方向上的新思考，因而也就失去了考察和分析问题的新视角与新方法。詹姆逊指出：“强调意义抑或强调语言？诉诸逻辑学说还是诉诸语言学？这两项关键性的重大的选择构成了当今英国哲学和欧陆哲学之间的巨大的差异，也构成了分析语言学派或普通语言和几乎就在我们眼皮底下发展起来的结构主义之间的悬殊区别。”①在他看来，“以语言为模式、按语言学的逻辑把一切从头再思考一遍，奇怪的倒是过去不曾有人想到这样做过，因为在构成意识和社会生活的所有因素中，语言显然在本体意义上享有某种无与伦比的优先地位，尽管其性质尚待确定。”②基于此，詹姆逊对索绪尔、俄国形式主义与法国结构主义在语言学方面的贡献作了高度的评价和批评性的思考，并指出：人类应该冲出语言的牢笼，构建一种新的，真正能将形式与内容、能指与所指结合起来的阐释学和语符学。
一
詹姆逊提出“语言的牢笼”命题，这与西方思想史上的“语言学转向”事件有着密切关联。西方哲学自产生以来经历了两次重大的范式转换，第一次转向是“认识论的转向”，以笛卡儿的哲学理论为基石，标志着欧洲传统的本体论哲学向认识论哲学的转向；第二次转向是“语言学转向”，以维特根斯坦和海德格尔的哲学理论以及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为基石，标志着认识论哲学向语言论哲学的转向。“认识论转向”是西方思想史，尤其是哲学史上的一次伟大转折，它将欧洲传统哲学的根本问题“世界的本质是什么”转变为“人的认识怎么可能和如何可能”的问题。而“语言学转向”可以说是承接笛卡儿所开创的“认识论转向”，由于这一转换，自古希腊时代以来的人文科学的基础遭到了严重怀疑，人们把握世界的方式发生了根本变化。在传统哲学中，哲学家们都是将语言当作认识世界的一种“表征”或“再现”的工具。在传统哲学的理论域中，语言是对世界的“再现”，它忠实而可靠，它是意义的载体，它在主体与世界之间透明而忠实地反映出原样。而“语言学转向”发生后，人们发现，人文科学的认识和思想归根结底要靠语言才能传达，哲学的根本问题既不是探究对象世界的本质，也不是追问主体本身的认识能力，而是探究语言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这种转变意味着自然科学的认识论与人文科学的语言论的分道扬镳。对此，历史哲学家伊格尔斯指出：“语言学转向”的核心命意在于承认语言或话语对于构成社会的重要性。语言被看成是社会和文化决定因素的社会结构，而社会也被理解成为一种用语言和话语交往的文化产物。③因此，20世纪的“语言学转向”可以说是迄今为止发生的最深刻、最激进的哲学范式的转换。
“语言学转向”是西方现代哲学方法论上的伟大革命，但语言学转向不仅仅发生在哲学领域，它同时也发生在语言学领域，它与西方现代语言学，特别是索绪尔所开创的结构语言学有着相当密切的关联。促成这一转向的索绪尔认为，传统语言学的主要目的在于揭示不同语言的差异以及形成差异的社会根源，但是这种研究视角并没有抓住语言的本质和揭示语言学的内在规律，因此，应致力于创立一门属于语言学的独立学科。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索绪尔认为，语言学唯一而真正的对象，是就语言并为语言而研究的语言。在他看来，现代语言学是一种共时语言学，研究对象是“同一集体意识感觉到的各项同时存在并构成系统的要素间的逻辑关系和心理关系”④。我以为，索绪尔对语言学领域的“语言学转向”提供了两方面的理论支撑：一是把语言和言语加以区分，强调语言学研究的任务不在于个体的语言，即言语，而在于所有言语行为者都必须共享的规则和系统，即语言；第二，把语言看成一个由能指和所指组成的符号系统，认为语言的音义结合、能指与所指之间的结合并不是天生注定的，其间没有必然的联系，而是经过长期的社会实践、社会交际而约定俗成的。也就是说，在索绪尔的理论域中，词的语音和语义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某一个意义不一定非得用某种声音代表不可，声音和意义之间的关系是任意的，从某个语言的生理或物理特性看不出它要与某个概念和意义结合成语言符号的征兆。可见，索绪尔提出的语言学理论可谓西方语言学领域的“哥白尼式的革命”，他所提出的理论彻底颠覆了传统的语言观，使语言学的研究对象由言语转向语言，研究方法由历时转向共时，这不仅实现了现代语言学由外部研究转向内部研究的革命性转型，而且他的理论与分析哲学和存在主义哲学对传统语言观的颠覆走到了一起，共同促进了“语言学转向”的最终完成。
应当说，索绪尔的贡献为詹姆逊的“语言的牢笼”命题提供了理论上的有力支撑，在《语言的牢笼》一书中，詹姆逊认为，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不仅是对传统语言学的某些教条的突破，而且也是思想上的一次大解放：“索绪尔的创新就在于他坚持认为语言是一个有系统的整体，任何时刻都是完整的，不管其内部在片刻之前发生过什么变化。这就是说，索绪尔提出的时间模式是一个一系列完整的系统顺时相继出现的模式，也就是说在索绪尔看来，语言永远是此时此刻的存在，每一时刻都存在着产生意义的一切可能。”⑤在詹姆逊看来，这种视语言为系统或整体的见解正是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的前提，其中所蕴涵的思想资源为俄国形式主义和法国结构主义的发展留下了广阔的理论空间。同时，詹姆逊指出：“把共时和历时加以区分这一举动是索绪尔的理论首先能够成立的唯一的基础。毫无疑问，这一区分是不顾历史的，也是不符合辩证法的，因为它的基点是一种纯粹的对立，是一对永远不可能以任何形式调和在一起的绝对的对立面。然而，我们一旦承认它是一个新起点，一旦进入到共时系统本身之后，我们就会发现那里的情况大不相同。”⑥在詹姆逊看来，从语言的共时性结构出发来考察语言，这是索绪尔的伟大创新，虽然如此，但他也不赞成索绪尔把共时性和历时性简单地分割开来、对立起来，“尽管索绪尔的理论中暗含的历时模式、突变的理论，能够对历史变化做出复杂的和有启发性的生动解释，但最终还是不能解决把历时和共时在同一个系统中重新结合起来这一根本问题”⑦。基于此，詹姆逊坚持主张应当把共时性和历时性辩证地统一起来。
在评析了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之后，詹姆逊随之对俄国形式主义的“陌生化”理论展开了剖析。在俄国形式主义的理论体系中，“陌生化”强调了文学特殊性中的感受性。文学艺术的魅力不在于它所表现的对象，而在于它如何去表现对象，文学艺术也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对现实生活的模仿与再现，而是对生活的变形。在艺术家眼中，“文本与客观世界之间，艺术与生活之间，存在着一道裂缝，不可在它们之间画上等号，亦即他们之间不存在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⑧。也就是说，生活在文学艺术中的陌生化呈现，总是展现为一种新奇的、与日常现实完全不同的面貌。在陌生化的文本中，“文本与现实、话语与真实、叙述与历史并不是透明性的‘镜式关系’”⑨，文本的叙述不仅有它独立的自主性，而且反过来还对我们所看到的现实具有“虚构”和“建构”作用。基于此，艺术的目的是提供感觉对象而不是提供知觉对象。文学艺术不在于让人理解事物，而在于让人们感觉事物。在艺术欣赏中，通过艺术加工直接进入人们审美视域中的不应当是客体的内容及其意义，而应当是直接呈现在审美主体视觉面前的客体“视象”，即客体的形式特征。由此可以看出，在形式主义者眼中，事物的外在表现形式是他们所关注的重点，而主张文学艺术应当反映社会生活本质，揭示生活的微言大义的传统文论观已被他们所抛弃。
詹姆逊指出，俄国形式主义的“陌生化”概念是一条心理法则。“艺术就是一种恢复有意识的体验的方法，一种打破迟钝机械的行为习惯的方法，使我们得以在这个存在着清新与恐惧的世界上获得新生。……‘陌生化’这个新概念并不意在说明任何已变成习惯并有待更新的感知的特性。它对文学批评的独特用处在于，它描述了适用于所有文学的一种过程，却绝不暗示一种特殊的文学成分（如隐喻）某个特殊的文学类型优于其他文学成分或类型。”⑩詹姆逊援引什克洛夫斯基关于托尔斯泰日记中打扫房间的事例对之进行了阐释，认为“在这种情形之下，艺术就是一种恢复有意识的体验的方法，一种打破迟钝机械的行为习惯（捷克形式主义者后来称之为‘自动化行为’）的方法，使我们得以在这个存在着清新与恐惧的世界中获得新生”。在詹姆逊的语境中，什克洛夫斯基的“陌生化”心理机制仅仅只是一种涉及形式的心理因素。“这里暗含的这些纯心理规则和形式主义者所批评的波杰布尼亚的那些心理规则（艺术即隐喻，隐喻即能量储存）其实是不同的，因后者有内容，而什克洛夫斯基取而代之的那种新的心理机制只涉及形式。‘陌生化’这个新概念并不意在说明任何已变成习惯并有待更新的感知的特性。它对文学批评的独特用处在于，它描述了适用于所有文学的一种过程，却绝不暗示一种特殊的文学成分（如隐喻）或某个特殊的文学类型优于其他文学成分或类型。”(11)基于此，詹姆逊认为，作为一个纯粹的形式概念，“陌生化”为俄国形式主义理论提供了基石，显现了俄国形式主义理论诉求的创新性。
在《语言的牢笼》中，詹姆逊还对法国结构主义进行了分析。他批判了美国学术界对结构主义所采取的意识形态式的冷漠态度：“我个人认为，对结构主义的真正的批语需要我们钻进去对它进行深入透彻的研究，以便从另一头钻出来的时候，得出一种全然不同的、在理论上较为令人满意的哲学观点。”(12)詹姆逊认为，与俄国的形式主义一样，法国的结构主义也滥觞于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然而，它们在方法上存在着差别：“形式主义者最终关心的是如何以整个文学系统（语言）为背景来区别看待每一部艺术作品（言语），而结构主义则将作为语言的部分表现形式的个别单位重新融入语言，以描述整个符号系统的结构为己任。”(13)结构主义把马克思所说的整个上层建筑，尤其是意识形态和作为意识形态载体的语言作为自己研究的对象，“作为一种方法，结构主义也许是人们为了建立一种（类似语言的）模式理论所作的最早的不懈和自觉的尝试之一，其前提是一切自觉的思维活动都是在特定的模式的范围之内进行的，并且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是由该模式决定的”(14)。结构主义的基本假定是：整个符号系统和它所意味的对象是同构的或者完全一致的。但詹姆逊认为，我们对这个基本假定可能存在的问题却缺乏深入的反思。
二
如何才能实现詹姆逊所言的“语言的突围”？在这个意义上，语言的功能性特征便浮现在我们的视野之中。而这，我们仍可以基于形式主义的理论视域而展开探讨。
在俄国形式主义的理论主张中，语言被分为两大类：诗歌语言与日常语言。最早进行这一区分的是雅库宾斯基。他指出：“我们应该根据具体情况下说话人使用语言表现的不同目的来对语言现象进行归类。如果他使用它是出于交流的纯实用目的，那就涉及实用语言（言语思维）体系，这里，语言表现（语音、语素等）并没有独立价值，它们只是一种交流手段。然而，我们仍可以考虑到其他语言体系（它们是确实存在的），在那里，实用的目的退居次要地位（虽然并未全然消失），语言表现获得一种独立价值。”(15)对雅库宾斯基来说，日常语言没有独立价值，只能依附于交际过程，是交际的工具，其价值是外在的、“他性”的。诗歌语言则能在自身找到证明其价值的合理性，它本身就是目的而不是手段，它是自主的或者说是有自在目的的。
语言的两种不同价值意味着两种与世界的不同关系，两种不同的语言特性。日常语言有赖于交际，交际一旦成功，它就退出这一过程不再为人们所注意，这就是所谓的“得意忘言”。同时，由于交际过程本身的不可复现性，因此日常语言的具体传意活动也具有单一性和不可再现性。“在日常生活中，词语通常是传递消息的手段，即具有交际功能。说话的目的是向对方表达我们的思想。因为通常我们能够检验对方对我们的话语到底理解了多少，所以我们不甚计较句子结构的选择，只要能表达明白，我们乐于采用任何一种表达形式。表达本身是暂时的、偶然的，全部注意力集中于交流。话语是交流过程中偶然的伴侣，假如面部表情和姿态也能胜任交流的表达作用，那我们也会像使用词语一样来使用这些手段。点头、摆手经常代替表达并成为对话的有机成分。”(16)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所遇、所说的都是一些干枯而陈旧的符号，然而，这却是生活所必需的。生活所注重的只是这些语言的意义和内容，而不是其外在的形式。因此，在语言的日常使用中，所指与能指的关系是被规定了的，使用语言也是在约定俗成中进行习惯性的重复。
与日常语言不同，诗歌语言不受交际过程的影响，其音节、音位、语素及语词的组合与配置往往能生成意想不到的效果。艾略特曾说：“诗歌可有助于打破习惯的知觉和评价方式……使人重新看到世界或世界的某一方面。诗歌能帮助我们逐渐地，一点一点地懂得构成我们生存基础的，深层的，无以名状的感情，对这种感情我们几乎无法洞悉；这是因为我们在生活中往往总是在回避我们自己和可见可感的世界。”(17)在平常的语言交际中，说者是一种机械表达，而听者也习以为常，但是在诗歌中，语言的特性正好相反，诗歌语言对实用语言进行阻挠、变形、扭曲，它是技巧处理后的产物。人们在欣赏诗歌时，首先关注的不是诗语的所指，而是诗语的能指。正如霍克斯和雅克布森所言：“诗歌语言的自我意识、自我认识是非常强烈的。它强调自身是‘媒介’，这媒介超越它所含有的‘信息’：它特别关注自身，而且系统地强化自身的语言素质。所以，语词在诗歌中具有的地位不只是作为表达思想的工具，而是实实在在的客体，是自主的、具体的实体。用索绪尔的话来说，它们不再是‘能指’而成为‘所指’，正是诗歌的‘陌生化’的技法诸如节奏、韵脚、格律等，才使这种结构变化得以实现。”(18)“在情感与诗的语言中，语言表现（既是语音上的也是语义上的）使自己受到了很大的注意，音义关系也就变得尤为紧密、亲近；因此，语言也就变得更具革命性，惯常的相近结合退居到次要地位。”(19)可见，诗歌语言以其自身为其目的，它并不关注其所指内容，它也不是用来为交际服务，而在于尽可能地突出能指。对此，伊格尔顿写道：“在日常语言的俗套中，我们对现实的感受和反应变得陈腐了、滞钝了，或者——如形式主义者所说——被‘自动化’了。文学则通过迫使我们更鲜明地意识到语言而更新这些习惯性的反应，并使对象更加‘可感’。”(20)诗歌语言是自我指称、独立自足的，它运用变形、扭曲等手法，使自己从常规模式中解放出来，以出乎预期之外的表现手法，导致一种对世界和人生的新的意识。
韦勒克和沃伦在《文学理论》中曾指出，人们对平常所熟悉的语言组合或陈词滥调往往不能做出立即反应，他们不再把文字看作文字，也不去确切地理解文字联合所指的意义，甚至会因文学审美蜕变成机械化的语义认知而感到腻烦。只有当我们把文字以新鲜的方式令人吃惊地组织在一起时我们才能够“认清”它们，并了解它们所象征的意义。(21)韦勒克和沃伦所言针对的就是日常生活体验中的自动化和机械化心理过程，这是一种感知的“标签化”，不需要进入个体内心的顺势体验，这种体验的程式化会麻痹个体的感觉。而现代美学家桑塔耶那也有相似的论述：“某些刻板的说法，曾被当作价值的判断，其实是对此种事情的愚昧无知之掩饰。老生常谈最容易使人感觉麻木。”(22)“如果重复的刺激不是十分尖锐，我们顷刻之间就会淡忘了它们；像时钟的嘀嗒一样，它们不过变成我们体内状态的一个要素。……我们习惯了的难看的东西，例如风景上的缺点，我们的衣服或墙壁的丑处，并不使我们难堪，这不是因为我们看不见它们的丑，而是因为我们习而不察。”(23)千篇一律的机械性和自动化反应使个体完全丧失了感受的无限丰富性和诗意性，使人根本无法领略生活的全部丰富性、生动性、鲜活性。“当一些现象太熟悉，太‘明显’时，我们就觉得不必对其进行解释了。”(24)如何打破自动化，摆脱机械性，让个体重新唤起对生活的诗意关注，恢复第一次感受事物时那种原初状态，这就需要使事物不断地以崭新的、陌生的、鲜明的，甚至异于寻常的面貌重新呈现于人的面前。
三
在俄国形式主义的理论阐释中，所指让位于能指，文学的内容与价值在语言的围攻下遭到放逐。因此，尽管詹姆逊高度评价了俄国形式主义，他对俄国形式主义过分强调技法的观点却不以为然，认为一味推崇技法，尽管可以新鲜一时，但最终会令人厌倦。“他（什克洛夫斯基）把‘暴露技法’作为文学中‘陌生化’及技法更新的一种独特的现代的方式，因而完全把自己独特的个人的与历史的境况等同于新事物本身。但形式主义有关无止境的艺术变化和不停的艺术革新这种观点中所包含的‘生活的悲剧感’同时也要求承认变化，承认一度时新的方法不可避免地会变旧，一句话，必须承认自己的死亡。合乎逻辑的发展必定是读者对什克洛夫斯基本人从事的并由他的理论所推动的那种自我意识艺术感到厌倦。”(25)此外，詹姆逊也不同意俄国形式主义者将所有内容一概解释为形式的做法，他固执地坚持内容与形式的区别，在他看来，俄国形式主义者不但排斥内容，而且总是将一切内容视为形式的投射，所以在他们的论著中从来就说不清“陌生化”的到底是内容还是形式。“陌生化既可应用于感知过程本身，也可应用于表现这种感知的艺术方式。即使假定艺术的本质就是陌生化，什克洛夫斯基在其著述中也从未清楚地说明被陌生化的究竟是内容还是形式。换言之，一切艺术似乎都含有某种感知的更新，但并非一切艺术形式都以其独特的技巧引人注目，或有意识地‘暴露’或展现其本身的‘手法’。”(26)在詹姆逊看来，这些矛盾造成了俄国形式主义理论表述的混乱。
而结构主义的局限性，在詹姆逊看来，也同样是因为把形式与内容粗糙地分离开来，“最好把结构主义理解为一种哲学上的形式主义，是现代哲学中无所不在的那种脱离具体内容、脱离各种能指理论的普遍趋势的极点。”(27)詹姆逊强调能指与所指的不可分割性，他批评把两者割裂开来的做法，因为“我们最终不可能用任何在方法上或概念方面有意义的办法使所指脱离能指”，“以结构主义不承认有自在之物，仅承认按不同的结构组织起来的语言表述为理由就认为这个问题根本不值一提是不够的，因为这种看法只是把问题从康德那里转移到了他在德国客观唯心主义方面的继承人身上，而并没有解决它。不管怎样，实际上所有的结构主义者，包括列维-斯特劳斯及其对于自然的认识、巴特及其对社会和思想问题的关心、阿尔都塞及其历史意识，都承认在符号系统本身之外本有一种最基本的存在，这种存在不管它是否可被认识，起着符号系统的最后参照物的作用”。(28)詹姆逊指出，结构主义坚持类似于胡塞尔现象学中存而不论的“悬置”方法，拒绝指涉物的介入。他认为这不是我们从外部对结构主义所作的一个评价，而是它自身的一个矛盾，因为结构主义有关符号的概念不允许我们对符号所表征的现实世界进行任何研究。这种现象在文学理论中的反映便是一味地排斥内容或混淆内容与形式的界限。在詹姆逊看来，形式批评将作品的形成看作自己最根本的内容，而结构主义者又把一部分作品内容视为语言本身。
当然，对俄国形式主义而言，对语言能指的强调是建立在诗歌语言与日常语言的区分基础之上的。其实，对语言的这种区分在不少学者看来也是成问题的。如巴赫金在《文艺学中的形式主义方法》中就有着相当尖锐的批评：
根据形式主义者的学说，诗歌语言实际上只能把语言的其他体系已经创造出来的东西“陌生化”，使之摆脱自动化。它本身并不创造新的结构。它只是使人们感觉到已创造的、但未被感觉到的和接受时处于自动化状态的结构。它只能等待，先让生活实用语言根据自己的目的和意图创造出某种新的言语结构，并使这种结构变得习以为常，能自动化地接受，只有到那时，诗歌语言才能登台，郑重其事地使这种结构摆脱自动化状态。形式主义的理论就让诗歌语言过这种寄生生活。(29)
巴赫金批评俄国形式主义理论时所持的观点是：既不存在专门的实用语，也不存在专门的艺术语（文学语言），更不存在二者的对立，因此建立在这种虚拟的二元对立基础上的诗语理论是不真实的、错误的。然而恰恰是这种不真实的、错误的诗语理论构成了俄国形式主义整个理论的基石。从这一点出发，巴赫金认为，日常语言与诗歌语言其实是同一种语言，只不过两者所处的语境不同。诗歌语言处于艺术语境之中，而日常语言处于日常生活语境中。这两种语言本质上的特点都是具有对话功能，因此并无区别。它们是同一语言中的不同部分，是它们所处的不同语境决定了它们不同的社会功能。任何一种语言都蕴含着多种功能，如交际功能、艺术功能、解释功能，等等，这些功能在特定的语境中得到突显，而不可能在同一次言谈（包括文学文本）中同等程度地实现出来。当某一功能尚未被纳入一定的语境中时，其他功能便只能以潜能的方式存在。也就是说，当一种功能居于主导地位时，其余的功能就居于从属的或潜隐的地位。那么以此来看文学语言与日常语言，我们可以这样说，当语言处于文学语境时，它的文学（艺术或诗歌）功能得以充分实现，语言因此成为一种文学语言。但是，如果当同一种语言成分置入日常交流语境，它的交流功能充分实现，那么这种语言就是日常语言。因此，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日常语言与文学语言的区分，它们只不过同一种语言在不同语境中所突显出不同的功能罢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巴赫金认为，俄国形式主义之所以会走上极端，原因在于他们把诗歌语言与日常语言绝对区分开来，这从语言学的角度来说是有问题的。
继续分析下去，我们发现，语言也不仅仅只是反映现实的一面静止镜子，而是承载着意义和真理的存在。而且，“语言学转向”虽然为现代人文科学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但同时也有着与生俱来的问题。传统语言学将语言视为反映自然的一面镜子，而“语言学转向”则使这面镜子不可避免地破碎了，换句话说，也就是人们对于作为外部世界的再现和表征的语言永远失去了信任。传统语言学将语言看成是进行交流的符号象征，不仅客观存在的世界，而且也包括人主观的意义的世界，都必须通过语言才能得到再现。但现在人们却发现，当我们完全信赖语言来解释这个世界之时，我们又发现语言既可以作为世界或某种哲学观念的表征，但同时也可能是世界或哲学观念的歪曲，也就是说，语言这面镜子并不忠实反映它所面对的事物，它本身就完全可能是一面哈哈镜。那么，我们凭借语言这个很成问题、很不牢靠的媒介去解释世界，其可靠性和合理性又如何呢？这就使得讨论越来越强化了对于语言的表征能力的怀疑，这就出现了所谓语言的“表征危机”。也就是说，当人们在充分认识到语言在再现事物、表达意义方面的局限之后，开始自觉地关注起语言自身的不稳定性，语言在状物表意时的不确定性。而这，不能不说是“语言学转向”留给我们的深刻思考。
其实，在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中，任何语言都是能指与所指的结合，而俄国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把能指当成文学语言的最终目的，其实质是取消诗歌语言的所指，这样一来，在俄国形式主义那里，诗歌语言的能指与所指就具有同一性，这其实也可以说是对索绪尔语言学观点的一种解构。基于此，詹姆逊强调，我们不能一味地被语言的牢笼所束缚，而应当冲破由语言所带来的感受的迷雾和麻木，重新感受语言的诗意空间。在詹姆逊看来，用语言系统来说明现实，必然使语言本身成为一种享有特殊地位的阐释方法，因为语言结构一旦深入到个体的无意识区域，个体的意识就被语言所控制，沦为语言结构的奴隶。不是个体借语言表达自己，而是语言借个体表达自己，个体在语言的控制之下从主体沦为客体，陷入自我异化状态中。这正如詹姆逊所言：“在过去的语言学中，或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有一个观念，以为我们能够掌握自己的语言。语言是工具，人则是语言的中心，但现代语言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成为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当我们说话时自以为自己在控制着语言，实际上我们被语言控制，不是‘我在说话，而是话在说我’。说话的主体是他人而不是我。”(30)因此，应当冲破语言的牢笼，建立一种新的，真正将形式与内容、符号与指意结合起来的阐释学和语符学。
注释：
①②⑤⑥⑦⑩(11)(12)(13)(14)(25)(26)(27)(28)(30)詹姆逊：《语言的牢笼》，钱佼汝译，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1、2、4、18、17、41-42、42、3、83、83、76、63、63、90、29页。
③伊格尔斯：《20世纪的历史学》，何兆武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41页。
④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43页。
⑧彭在钦：《论后现代主义元小说的形式技巧表演》，《湖南科技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
⑨支宇：《西方后结构主义文本理论与中国后现代小说批评》，《湘潭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
(15)(19)托多洛夫：《批评的批评：教育小说》，王东亮、王晨阳译，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2、9页。
(16)什克洛夫斯基：《俄国形式主义文论选》，方珊译，三联书店，1989年，第83页。
(17)E.Victor,Russian Formalism:History-Doctrine.London and Paris:Mouton & Co,The Hague,1965,178.
(18)霍克斯：《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瞿铁鹏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第62-63页。
(20)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伍晓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页。
(21)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译，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277-278页。
(22)(23)桑塔耶那：《美感》，缪灵珠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3、72页。
(24)乔姆斯基：《语言与心理》，牟小华、侯月英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27页。
(29)巴赫金：《文艺学中的形式主义方法》，李辉凡、张捷译，漓江出版社1989年版，第1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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