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工业革命趋势下产业组织转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工业革命论文,趋势论文,组织论文,产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经济学人》在2012年4月发布《第三次工业革命：制造业与创新》的专题报道中描述了目前正在发生的由技术引领的制造业的深刻变化。2012年6月美国著名未来学者里夫金的著作《第三次工业革命——新经济模式如何改变世界》中文版的面世，使得“第三次工业革命”成为2012年度最炙手可热的词汇。2013年以来，“第三次工业革命”在中国媒体的显示度集中爆发。无论视角或语境有何不同，对于人类正在迎来一场划时代的技术和经济大变革这一判断，越来越趋于共识。同时，新一代信息技术、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和新能源等，已成为描述和讨论这场变革基本特征的“关键词”。
制造业正在由大规模标准化制造向大规模个性化定制范式转变，这一转变将型塑全新的制造业产业组织模式，垂直结构、中央集权的组织模式将向扁平化、社会化和竞合化的网络状的组织模式转变。作为产业运营的组织载体，产业组织的形成和发展在影响企业绩效和产业结构的同时，也决定着一个国家产业竞争力的大小和国家竞争优势的强弱。因此，对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背景与内涵及其对产业组织模式所产生的影响进行深入研究，分析产业组织模式在第三次工业革命背景下的转型，并在此基础上做好前瞻性的战略部署和政策应对，对实现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与转型、提升制造业产业竞争力有着深远意义。
二、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背景与内涵
进入21世纪以来，能源危机、生态危机、气候危机和金融危机的集中爆发，表明以煤炭和石油等化石燃料为基础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已日薄西山。贾根良[1]认为，在第六次技术革命浪潮①兴起之际，重新反思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利与弊，寻求一种新的经济模式，是新时期各个国家走出危机重振经济的必由之路。在此背景下，里夫金[2]从能源结构与信息技术所构建的经济系统入手，提出了以“能源互联网”为核心的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概念图式，而新能源革命与信息技术革命是这一概念图式的中轴。里夫金[2]认为，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前10年的信息与通信技术革命所内生的分布式发散式通信的特性与不可再生化石能源的集中化体制及“集中生产，全球分销”的商业基本结构的内在制约因素发生矛盾，依赖化石能源的经济发展模式的不可持续性、新通信技术与第二次工业革命能源结构及能源体制之间的矛盾是推动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内在动因。而历史的经验亦表明，走出经济危机最根本的动力是技术革命。第三次工业革命将为全球经济的复苏和增长提供重要动力，是当前全球摆脱经济危机的必由之路。
里夫金[2]认为，第三次工业革命是以智能化、数字化和信息化技术的发展为基础，以现代基础制造技术对大规模生产流水线和柔性制造系统的改造为主要内容，以基于可重构生产系统的个性化制造和快速市场反应为特点，以“能源互联网”为本质特征的工业革命。新通信技术与新能源体系的有机融合是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根本内涵，在通信技术和能源有机结合的经济体系中，通信技术充当中枢神经系统，对经济有机体进行监管、协调和处理；与此同时，能源起到血液的作用，为将自然的馈赠转化为商品和服务这一过程提供养料，从而维持经济的持续运行和繁荣。分布式发散式的新一代互联网技术与社会化民主化的可再生新能源体系的结合将创造全新的经济系统，将对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制度、意识与观念等各个方面产生深远的影响，并将使全球技术要素和市场要素配置方式发生革命性变化，将导致社会生产方式、制造模式和生产组织方式等方面的重要变革。
三、第三次工业革命对产业组织模式的影响分析
本文从三次工业革命在技术经济特征、产业组织模式和产业组织特征的演变视角入手，探讨第三次工业革命对产业组织模式所产生的影响。
如表1所示，第一次工业革命发生在18世纪中期到19世纪末，其开创了蒸汽时代，以蒸汽机的发明和改进为驱动力，以煤铁钢为主要能源，这一时期铁路和蒸汽机得到了广泛应用，机器取代了手工工具，规模化的工厂相对于分散的家庭作坊、手工工场来说，规模经济效益有所体现，企业横向规模得以扩大且资本集中度得以提高[3]。第二次工业革命发生在20世纪初期到20世纪末，人类进入电气时代，电力得到大规模使用，石油成为最主要的能源，更高效的钢铁冶炼法得以应用，科技与劳动开始紧密结合，标准化、规模化、自动化、大批次和流水线的生产方式成为主流，垂直结构、中央集权的大企业集团成为该时期产业组织的主导模式。第三次工业革命发生在21世纪初，人类进入信息时代、数字智能时代和新能源时代，太阳能和风能等可再生能源成为主要能源，技术创新得以深化，分散化、个性化、就地化、数字化和合作式生产方式成为主流，垂直结构、中央集权的大企业集团转型为网络状模块化生产网络。
里夫金[2]认为，历史上的工业革命均是能源技术与通信技术结合进而引发重大的经济转型。第一次工业革命由煤炭与印刷技术相结合，从作坊手工式生产过渡到工厂机器生产，呈现出机械化、规模化和体系化的工厂组织模式，这由当时的工业革命背景以及技术经济特征所决定，经济创新以局部创新为主。第二次工业革命由石油与电力技术相结合，以标准化、规模化、自动化、大批次和流水线生产方式为主流，由当时的工业革命背景以及技术经济特征所决定，经济创新是以系统集成创新为主，产业组织模式从而呈现出垂直结构、中央集权的大企业集团的特征。第三次工业革命则是近年来才发生的，互联网与新能源的结合在本质上趋向于社会化、民主化的共享合作机制，信息技术和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和新能源体制都迎合了全球日益个性化的需求，并催生了大规模个性化定制的生产需求，与之相契合，以具备外部规模经济和创新成本优势的模块化创新将取代系统集成创新而成为创新的主导方式，进而垂直结构、中央集权的大企业集团将解体分化为网络状模块化的产业组织模式。
具体而言，第三次工业革命对产业组织模式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1.内部规模经济逐步弱化，“生产池效应”逐步显现
对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的工厂规模型企业和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的公司规模型企业来说，生产的规模经济与企业的规模是密切相关的，如同钱德勒[4]所指出的，由于替代竞争和潜在进入竞争较少，系统集成创新条件下的技术进步相对缓慢，追求规模经济成为企业降低平均成本的最主要途径。而在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背景下，信息技术、数字智能技术和新能源技术的应用在极大地提高企业生产效率的同时，改变了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前提，使得企业可以实现“创新与生产的分离”[5]，而分散合作式的生产方式可以以较低成本大规模地生产出个性化的定制产品，全球化的资源在分散而又合作的扁平化生产网络中得以有效利用，市场规模在经济全球化、产业融合化和市场均质化等因素的作用下迅速扩大，单个企业内部的规模经济效应逐步弱化，进而转化为全球化生产网络的外部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曾经以内部规模经济获得竞争优势的由纵向一体化大企业所生产的产品，将逐步过渡到由多个国家不同企业所共同组成的全球价值网络进行生产，大企业集团逐步采用归核化战略与集约化战略，垂直解体分化为中小型企业并逐步融入全球价值网络中，成为网络上的一个环节或节点，大量“弹性专精”的中小企业的创新能力与生产制造能力在全球化的生产网络内实现合作共享，形成了生产网络的“生产池效应”[5]。
2.产业集中度和规模起点逐步下降
第一次工业革命造就的工厂型规模经济和第二次工业革命造就的公司型规模经济，都使得大企业的竞争优势突显，这就使得产业集中度较高，最低有效规模的起点较高。如同马克思所预言的：“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在正常条件下经营某种行业所需要的单个资本的最低限度提高了”[6]。因此，“工业企业规模的扩大，对于更广泛地组织许多人的总体劳动，对于更广泛地发展这种劳动的物质动力，也就是说，对于使分散的、按习惯进行的生产过程不断地变成社会结合的、按科学处理的生产过程来说，到处都成为起点”[6]。而第三次工业革命背景下分散化、个性化和就地化的生产方式将使得“分散生产，就地销售”的生产组织模式成为可能，新一代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和物联网等新兴技术的研发和应用将在各个层面提高企业的生产与创新能力，企业生产与创新的综合成本将大幅降低，中小企业的优势将逐步显现，因而行业竞争性将不断增强，替代性竞争和潜在进入竞争加大，产业集中度不断降低，规模起点不断下降。另外，分散化、个性化和就地化的生产方式也将彻底改变产业的竞争模式，技术的融合将使得新产品研发与应用的成本大幅降低，具有相同或相近功能的产品的开发与使用周期缩短，不论是传统产业还是新兴产业，其市场范围将不断扩大，产业集中度也将随之降低。如20世纪80年代，发电企业的最小效率规模为900兆瓦，最近20年来最小效率规模缩小为100兆瓦，各国新增的许多发电企业规模明显变小和分散[7]。而中国五大发电集团，个个都是“巨无霸”式企业集团，但其规模基础并不是单一企业的规模，而是遍及各地的众多中小企业的“归大堆”简单叠加。这种企业组织的技术或生产意义上的规模经济效应并不显著，充其量具有管理意义上的规模经济效应，而这种规模经济效应的实质在于“市场势力”和“议价能力”。石油、铁路、邮政和航空等诸多传统垄断行业也大都如此。而第三次工业革命分散化、个性化和就地化的生产方式与能源民主化的合作共享机制的有机结合，将大大弱化大企业集团的所谓规模优势和竞争优势。
3.市场进入壁垒逐步下降
在第三次工业革命背景下，为适应新一代信息技术与新能源技术的飞速发展、产品生命周期的缩短与多变的个性化消费需求、分散化个性化和就地化的生产方式——柔性生产与敏捷制造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新的组织形态——模块化生产网络得以出现。柔性生产与敏捷制造使得资产的使用范围更广，功能更多，降低了资产专用性程度，从而转移和减少了企业进入与退出的沉没成本。同时柔性生产、敏捷制造与模块化生产网络的产生使得企业内及企业间的契约柔性化出现了以战略联盟、合同制造和替换性工作安排等形式结成的柔性契约网络。这种柔性契约网络一般不采用一次性合同的形式，而是提供许多可供选择的灵活条款，在低成本地实现投入多样性来满足个性化需求的同时，降低了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的专用性程度，减少了企业进入与退出的沉没成本，在两者的综合作用结果下，最终将使得市场进入壁垒呈现出逐步下降的趋势。
4.中小企业的创新与生产优势逐步显现
第二次工业革命是以集中化的工厂生产为基础，并采用垂直结构、中央集权的组织模式，少数工业巨头实现了对创新和生产的双重垄断。但在第三次工业革命背景下，化石能源的垂直中央集权结构将被打破，形成一种扁平化、社会化和竞合化的组织模式。新能源与互联网的结合，使得每个个体均可成为新能源的生产者和收集者，所生产和收集的新能源再通过新一代互联网技术在云储存终端中实现共享，这一机制必将打破第二次工业革命所依存的权力封闭空间，使扁平化、社会化和民主化的合作机制得以产生，而这一机制与垂直结构、中央集权的体制是格格不入的。与可再生能源新的生产方式一样，以3D打印为基础的数字化生产可以使每个人都成为生产者，每个人都可以建立家庭式工厂，通过在线交流进行产品的研发、设计和制造，从而出现了“社会制造”的生产方式。与传统工厂经营模式不同，在新型智能化工厂帮助下，网络用户不需要生产车间就可实现设计的量产和销售。由此可见，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大规模定制、社会化生产、平台型企业、网络化组织和开放式创新等将更为普遍，生产者与消费者的互动将更为紧密，对市场需求的快速反应将更为重要，创新型中小企业的作用将更为突出。
5.可竞争市场结构逐步形成
以Powell[8]为代表的可竞争市场理论认为，市场是不是可竞争的，仅仅取决于是否存在沉没成本。在沉没成本为零或较小的情况下，企业通过“打了就跑”(hit and run)策略，实现对任何一个具有高额利润部门的进入与退出，从而使得无论市场现存的企业数量是多少，只要沉没成本为零或较小，潜在进入者的竞争压力将使得市场接近于完全竞争的帕累托最优水平。第三次工业革命分散化、个性化和就地化的生产方式与网络状模块化的产业组织模式相结合，极大地降低了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的资产专用性，减少了市场进入与退出的沉没成本，有利于可竞争市场结构的逐步形成并将进一步弱化大企业集团的规模经济效应。
总而言之，第三次工业革命以制造业的数字化和智能化技术为核心，大规模全球化和个性化定制的生产方式为主流，工业时代的规模经济逐渐弱化，网络时代的合作经济开始兴起[9]，垂直结构、中央集权的组织模式从而逐渐向扁平化、社会化和竞合化的网络状的组织模式转换，可竞争市场结构将逐步形成，创新型中小企业的作用更为突出，生产者与消费者的互动关系更为紧密，对市场需求的快速反应能力更为重要。大企业集团将遭遇“大而不能倒”(too big to fail)的尴尬局面，经济社会将回归到“小的是美好的”(small is beautiful)组织状态。
四、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产业政策分析
1.厘定政府在促进第三次工业革命中的作用
里夫金在《第三次工业革命——新经济模式如何改变世界》一书中指出了政府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应发挥重要作用：“第三次工业革命并不会凭空而来，经济革命并不会从创造者和企业家的组合中不可阻挡地迸发，我们不能想当然地认为一旦有了新的技术、产品或服务，市场就会及时有效地做出反应。新通信技术和新能源的融合需要政府的积极推动，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第二次工业革命都需要政府以公共投资形式积极参与其中，进行基础设施建设，通过建立新的规章制度和标准对新兴经济活动进行管理，并通过不同的税收激励机制和补贴确保新经济秩序的发展与稳定”[2]。在里夫金看来，当下急需政府积极引导，带领社会和民众转变观念，树立“生物圈”意识，走出债务危机和环境危机，引导和推动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进行。
以美国制造业重镇南卡州为例，二十年前，国际资本进入美国，南卡州只能在税收、贸易以及投资政策等方面向海外制造商倾斜，以换来产业升级换代。二十年后，奥巴马政策祭出同样手段，用税收、贸易和投资政策倾斜来提振制造业。在涉及制造业领域，尤其是高端制造业复苏的重要环节，如基础性科研支持、劳动力资源的教育培训以及立法和规范环境等方面，美国政府积极出台了较为完善的政策。美国商务部报告表明，美国制造业出现了对外投资下降和税收利润上升的趋势，美国再工业化战略开始生效，实体经济显现振兴迹象。因此，为促进第三次工业革命在中国开花结果，我们应正视政府在政策支持和产业引导上的积极作用，充分发挥政府宏观调控的职能，从产业结构政策、竞争政策、反垄断政策、审批政策和补贴政策多方位入手，构建完善的产业支撑与服务的政策体系。在这一过程中，国有企业的先行引导作用是不可或缺的。
2.制定科学合理的产业结构政策，实现产业的转型升级与融合发展
美国“重振制造业”战略的核心是以制造业作为经济发展的支柱和主导产业，通过制定各种产业政策将制造业回流至美国本土。值得注意的是，美国重振制造业的重心是做大做强传统制造业中的高端环节，形成高端制造业中心集群。仍以美国制造业重镇南卡州为例，21世纪的前十年，由于成本和市场因素的原因，以纺织业为代表的美国南卡州传统制造业步入垂暮状态，工厂大量关门停产，制造业部门失业率大增。而2010年以来，与美国“重振制造业”与“再工业化”的国家战略相契合，南卡州成为美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浓缩样本。在商品端的纺织业务渐成明日黄花时，纺织业及相关产业中有科技含量的部分焕发生机。南卡州迅速转身为美国高端复合材料的制造中心。目前，在南卡州聚集了来自全球不同地区的高科技纺织企业。因此，在制定产业结构政策上，应避免片面地追求在产业结构上由制造业向服务业、由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升级，更应该注重产业内部向产业链高端的转型与升级[10]，同时强化各个产业之间的融合发展。一方面，第三次工业革命将深化第二和第三产业融合发展的趋势，实现信息技术向工业、服务业的全面嵌入以及制造技术的颠覆性创新，并将打破传统的生产流程。制造业和服务业将沿着产业链加深融合，产品从设计、生产到销售各个环节的联系更加紧密，将有力地推动传统制造业加快升级步伐，推动中国先进制造业实现高效发展，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高端发展。另一方面，第三次工业革命将会催生一大批新的产业群体和经济增长点，新材料、3D打印和工业机器人等将成为制造业中最活跃的行业，从而进一步拓宽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点领域和范围，为这些产业发展创造出更广泛的机会[11]。
3.坚定不移地实施反垄断政策，实现对垄断行业的竞争化改造
21世纪以来，中国通过政企分离、纵向拆分和横向切割的手段，为电信、电力、民航和石油等传统自然垄断行业引入了竞争机制，但总体上垄断行业改革至今仍未破题，铁路、邮政等行业仅仅是实现了政企分开，仍维持着一家独占的垄断局面。石油、电信和电力等众多垄断行业的寡头格局坚如磐石，垂直结构、中央集权的“巨无霸”式公司巍然屹立于世界500强前列，这与第三次工业革命内在要求的扁平化、社会化和竞合化的组织模式格格不入。垄断行业既得利益集团对改革的阻扰使得垄断行业改革陷入了“持久攻坚战”状态。不危言耸听的是，如果不拿出破釜沉舟、不破不立的勇气和决心来改革垄断行业的话，第三次工业革命在中国将无法推进，在错过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历史机遇下，为有效把握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机会窗口”，中国政府应坚定不移地深化垄断行业改革，进一步引入竞争机制，塑造可竞争市场结构，并严格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为此需要把现有垄断行业改造为竞争性行业，使市场真正成为资源优化配置的基础机制，为促进第三次工业革命提供良好的市场土壤和竞争环境。
4.优化调整审批政策与补贴政策，引导资源的优化配置
要顺应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历史潮流、把握住新能源互联网这一“机会窗口”的历史性机遇，政府的政策支持和产业引导至关重要。目前，国务院第六次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已开始实施，通过取消171项、调整143项行政审批项目，为进一步扩大市场自主范围、强化市场竞争机制提供了制度基础。下一步在调整行政审批项目方面，务必要协调好中央与地方两级政府的利益关系，在审批政策上向节能环保、新能源和新材料等绿色产业倾斜，引导企业进入制造业的高端环节、新兴产业的核心技术与品牌营销环节，扭转战略性新兴产业“两头在外”的不利局面，化解投资紊乱、无序竞争、同质竞争和产能过剩的难题，促使企业和优势资源进入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关键领域。与此同时，第三次工业革命是以新能源为主要驱动力的，因此，为了与产业发展目标及产业政策相配套，中国在实施补贴政策时应该考虑到第三次工业革命背景下的经济结构特征，在补贴对象、补贴额度、补贴方式和补贴监管等方面即时推出与第三次工业革命相匹配的补贴政策体系。目前，中国能源补贴仍以化石能源补贴为主，这与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发展方向背道而驰，应当引入竞争性补贴政策，尽可能地规避专向性补贴，同时能源补贴政策应向分布式能源发电做出适当倾斜，为更有效地节能减排提供经济激励，降低能源密集型产业的能源单耗。对移动互联网、物联网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补贴政策目前存在“搭便车”、补贴效果不理想和补贴机制不完善等问题，下一步应将补贴用于促进企业开发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等方面，以市场为导向，积极推广市场化特征明显的应用项目，通过应用项目的商业化来验证新技术和培育新市场，进一步推动新技术的开发与应用，并通过加强补贴资金的监管，发挥出补贴政策的导向作用与乘数效应。对传统制造业的改造与升级方面，在以中小企业为主体从制造业低端环节向高端环节升级过程中，应当对中小企业自主创新的核心技术的研发与应用提供相应的补贴与支持，解决其在升级过程中自身无法克服的资金短板问题。
五、结论
在第三次工业革命背景下，分布式分散式的新通信技术与社会化、民主化的新能源技术的有效结合将最大程度地释放合作性权力的效用，打破垂直结构、中央集权的组织模式，向扁平化、社会化和竞合化的合作模式转变，这对制造业产生的最深远影响便是生产方式的转变，即由大规模标准化制造向大规模个性化定制转变，产业组织模式为适应经济环境的变化，将由垂直结构、中央集权的组织模式向全球化的生产网络转型。但是，目前中国传统能源、电力和电信等与第三次工业革命紧密相关的行业都处于垄断状态，这些垄断行业的改革远未破题，传统的能源结构与能源体制不可避免地会发挥其巨大的能量与作用对现有的经济结构、经济体制发生影响，维护现有的经济环境特性，阻碍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产生和发展，进而维持其垂直结构、中央集权的组织模式，延缓产业组织模式转型的进程。传统垄断行业所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已成为一股可以与国家公共利益进行博弈的势力，具有干预和把持改革的能量，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第三次工业革命在中国的进程。第三次工业革命给我们带来的既是技术创新的革命，更是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组织和意识等方面的重大变革，而任何制度变革都会受到既得利益集团千方百计的阻碍与反对，只要既得利益集团长期强大，第三次工业革命在中国推进的步伐就会受到拖延甚至停滞。如果任由既得利益集团发展，我们必将错失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机会窗口”。基于此，我们必须通过发挥政府在第三次工业革命和垄断行业改革中顶层设计和政策推进的积极作用，从产业结构政策、竞争政策、反垄断政策、审批政策和补贴政策等各个层面入手，塑造全新的改革和发展的动力机制，扶持新兴产业利益集团与既得利益集团相抗衡，利用市场的力量促进垄断行业改革的深化，实现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既定目标。
当下，美国和欧盟“再工业化”、“重振制造业”战略正如火如荼地开展，它们意欲牢牢掌控制造业的高端环节，而中国周边一些发展中国家正在制造领域的低端环节抢占市场。在两头挤压的国际竞争舞台上，中国应该把握好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历史趋势和机遇，以新通信技术和可再生新能源技术为支点，推动产业组织模式的转型，进而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升级，这才是实现中国经济走向可持续发展之路的根本。
注释：
①第六次技术革命浪潮是着力解决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问题的技术革命，涵盖了可再生能源、新材料、纳米技术、生物技术、生物电子和3D打印机等新兴技术的研发和产业应用。
②本文沿用里夫金[2]关于“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定义，考虑到新能源与互联网的结合主要发生在21世纪初，因此，本文将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起始时间拟定为21世纪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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