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中华》廉政建设报道研究
田 骄
（天津师范大学，天津 300387）
摘 要： 重视宣传工作，发挥新闻媒介在革命运动中的作用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之一。在局部执政时期，中国共产党为应对苏区政权初建而生的各种贪污腐化现象，专门创立了党报《红色中华》。通过对《红色中华》前240期进行研究，可以发现其关于廉政建设的报道内容丰富，具有紧紧配合苏维埃建设、兼顾表扬与批评、广泛发动群众参与等显著特征。
关键词： 红色中华；廉政建设；报道研究
1931年起中国共产党开始尝试第一次局部执政。面对政权初建后滋生的各种贪污腐化现象，中国共产党大胆实践，采取了一系列举措加强廉政建设。《红色中华》报作为当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机关报，积极发挥党报媒体的优势作用助力苏区廉政建设，在苏区廉政建设中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一、《红色中华》廉政建设报道的主要内容
《红色中华》首刊把该报的工作分为了三要。其中两要都与中央苏区的反腐倡廉建设密切相关。一要是“组织苏区广大工农劳苦群众积极参加苏维埃政权”，通过报纸使工农群众了解苏维埃政府的政策、法令、决议等，在实现自己阶级利益的同时拥护、监督苏维埃政权；另一要是“指导各级苏维埃的实际工作，纠正各级苏维埃在工作中的缺点与错误”，倡导个人与各单位自我批评、发现问题、找到办法，从而推进苏维埃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
（一）刊登反腐倡廉建设的相关内容
在反腐倡廉建设中，工农群众首先要知道苏维埃政府反腐倡廉建设的相关政策，才能有目标、有方向地贡献自己的力量，如加强对消极腐败分子的监督。《红色中华》报做了此方面的努力，即把苏维埃政府反腐倡廉建设的公文以及其他相关的新闻报道登载上报纸。据统计，《红色中华》报前240期中至少登载了苏维埃反腐倡廉建设的相关公文183则，平均每期刊发公文近2则。按其内容，大致可以分为如下两类。
最早的是1933年中央苏区发行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临时借谷证”，有干谷“拾斤”和“贰拾斤”两种面额。
一是登载中央反腐倡廉相关的政策文件，如训令、决议、指示等。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各苏区财政混乱，给贪污腐化分子有可乘之机。为解决此问题，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会议通过了统一财政条例和训令的决议，登载在《红色中华》，广而告之“通过统一财政条例和训令；为计划发展苏区经济，决定将财委扩大，改为财政经济委员会；决定各级苏维埃选举经费由中央规定数目发给”。隔年，该报又登载了中央工农检察人民委员会关于检察苏维埃政府机关和地方武装中的阶级异己分子及贪污腐化、动摇消极分子问题的训令。该训令号召开展检举工作，确定了检举的对象，规定了检举的办法以及检举委员会的工作任务等事项，为各级检举委员会开展工作提供了总纲。另外，《红色中华》还登载苏维埃政府对下级政府如何开展反腐倡廉工作的指示信。《中央政府对会昌工作的指示》中指出会昌工作的六点缺点和错位。其中第三点指出会昌的贪污腐化现象十分严重。“打埋伏吃油饼等贪污现象，在会昌非常普遍。” “中央政府通令实行财政统一已有半年之久会昌的各级政府至今还未实行预算决算的制度，浪费公款乱出账目在苏区中可以说会昌是算厉害的了。因为贪污浪费致使一部分的工作人员腐化减低了苏维埃政府的信仰……”②因此中央政府指示会昌苏维埃政府要开展反贪污腐化的运动，给贪污腐化的现象以严厉的打击。
二是登载党员干部对反腐倡廉的意见。中央关于反腐倡廉建设的一系列条例、训令、政策等通过《红色中华》告知社会，党员干部也积极利用这一平台对反腐倡廉建设提出了具体的指导工作。如柏台的《反对忽视上级命令和敷衍塞责的恶习》。该文用四个事例证明下级政府不注意上级政府命令和决议的态度“不是随便敷衍翻印下去，就是置之不理，很少来详细讨论规定具体执行办法很实际去做，对于做了以后加以检查，并且将执行结果报告上级机关……变成麻木不仁、上下敷衍的恶现象，这样怎能去执行苏维埃的政纲和其领导责任？”③作者指出这种现象是由于过去忽视上级政府命令的恶习未得到改正，苏维埃机关还是一个事务主义的机关，号召应立即改正忽视上级政府命令、敷衍塞责的恶习。
4.补偿机制因素——农户的诉求难以满足。长期以来，采油厂在征用土地补偿、污染赔偿等方面，都是通过油地工作部门负责与当地政府油区办等相关部门协商处理。土地征用补偿费、安置补助费、青苗补偿费等通常由乡政府或村委会转手补偿给当事人，层层截流后，农户得不到理想的经济补偿。为此，部分农户采取极端手段对油田施工队伍或生产设施发泄情绪，致使油地关系紧张。
（二）揭露贪污腐化的不良作风和敷衍塞责的工作态度
除刊登中央苏区反腐倡廉建设的相关公文外，《红色中华》还专门增设专栏，如“苏维埃建设” “突击队” “铁棍” “铁槌” “警钟” “无产阶级的铁锤” “可耻的黑板”专栏，对中央苏区存在的贪污腐化的不良作风和敷衍塞责的工作态度进行批评，相关报道总计156则，教育了广大干部和群众，推进了中央苏区的反腐倡廉建设。
“党中央和苏维埃政府的领导同志指出，对坏分子、坏现象的惩治必须与表彰廉洁，鼓励先进，树立榜样相结合。这是两条干部路线，两种工作方法，两种工作作风。因此，中央苏区政府在大力加强惩治坏分子、坏现象的同时，也大张旗鼓地开展‘表彰先进，树立模范’运动。”《红色中华》反腐倡廉报道内容遵照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做到了表扬与批评两不误。
面对新媒体时代的网络事件，政府对公众理应态度坦诚，行为回应及时。 英国危机公关专家杰思特曾提出网络事件危机公关应该做到“3T”原则： 以我为主提供情况，尽快提供情况，提供全部情况。[21] “3T”原则指导下的网络事件舆情应对，应该探测舆情，回应舆论，及时行动，主动寻求传统媒体报道，在新媒体上及时实施信息发布，以减缓不利舆论发酵的进程。 与此同时，做好舆论引导工作，在与民众的互动中积极引导，而非实施硬性控制； 以真诚平等的态度面对网民的质疑，在新媒体平台与民众积极互动，诚恳回应事情处理进程。 政府公关思维的转变，是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重要前提之一。
除“突击队”专栏外，《红色中华》还增设了其他专栏。如1933年3月9日第3版出现“铁棍”专栏，刊登了《两件“宝贝”》《会做生意的委员长》《盗用公款的贪污分子》。1933年3月30日第4版出现“铁锤”专栏。当时沙可夫主编的《给以铁锤的痛击》是其先导文章，“发出了那个时期的最强音”——“官僚份子是破坏苏维埃机关的掩藏着的敌人，开小差者是破坏革命纪律的可耻的不良分子。叫一切官僚主义分子从我们苏维埃里面滚出去！不让我们的队伍中有一个逃兵！”④类似该专栏的还有“铁槌” “无产阶级的铁锤” “文化战线上的铁槌”“给以无产阶级的铁锤痛击！”专栏，共计刊登了文章71篇。“生活批评”专栏、“轻骑队通讯”专栏、“警钟”专栏虽然出现的频率比不上前述三个专栏，但其也起到了警示的作用。
在《红色中华》发展历程的2年多时间内，“仅据《红色中华》报揭露并受到查处的各类贪污浪费案件，就有数百起之多。”惩治了贪污腐化、消极怠工分子，教育了党员和苏维埃政府干部，促进了其作风的改善。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行贪腐之举，必有事发时。”这句写在李青海忏悔书中的话，是他对自己难逃党纪国法惩处的预感。而这个预感在2018年2月26日这一天成为了现实。李青海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白城市纪委监委审查调查。他在忏悔书中写道，“这是一个我人生悲喜交加的日子。如果说悲的话，是因为我将自此失去自由，离开温暖的家庭；如果说喜的话，是因为终于停止了一切违法行为，放下了一直背负的心理包袱。”
（三）号召节省经济
挥霍浪费、贪图享乐是腐败的催化剂。列宁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深刻认识到这一点，提出“建立厉行节约政府”的思想。他指出，国家机关只有厉行节约，才能获得农民的信任，才能保障党的领导地位。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时，苏区正处于基本生活所需物资缺乏和国民党政府对其实行经济封锁的时期，如果不厉行节约，不仅不能保障苏区群众的基本生活，而且放任贪图享乐、贪污浪费的横行将会导致社会风气的腐化、民心的偏离，甚至是红色政权和党的生存危机。因此，中央苏区发出了节省运动的号召。
1932年人民委员会发布了帮助红军发展革命战争实行节俭经济运动的通令，登载在《红色中华》上。苏维埃政府通令各级政府“务须立即厉行节约运动，所有各地方政府的预算、杂费、特费等必须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工作人员须一律裁减，甚至一张纸、一支笔都不要乱[浪]费，以免多耗经费，要存着……以作供给红军发展革命战争之用；同时要将这一节俭运动在群众中作广泛的宣传，使他们了解节俭运动的意义，都积极地实行节俭，储蓄粮食，热烈地自动地来帮助红军和革命战争的发展。”⑤1933年2月22日，《红色中华》“红板”专栏刊登了《节省经济 帮助战争》一文，列了23条，均是各机关单位节省的具体数目，有3条是工作人员的捐款数目。后在第76期、80期、81期、85期等均添设了“红匾”专栏，或总结节省成绩或表演节省的单位或个人。
随着节省经济运动的深入，《红色中华》直接发出了节省号召，即《红中》六项节省规约：每日每人节省一个铜板；不上馆子，不吃小食；节省办公费30%，对纸张、笔墨、灯子、灯油的使用也有了一定的规定；普遍建立节省箱；各部建立一个菜园；残酷地开展反浪费、反贪污、反官僚主义的斗争。⑥第139期，刊登了《中央政府各部工作人员热烈响应本报节省号召》《上杭县苏全体工作人员热烈响应本报节省号召》《才溪区一级机关热烈响应本报节省号召》三篇文章，叙述了三个单位响应《红中》六项节省规约的号召，一致决定严格执行，并用同志与同志互相监督的方法来达到完全实现节省。据统计，《红色中华》关于节省经济运动的文章就有119篇（不包括购买公债的报道），促进了中央苏区勤俭节约的社会风气的形成，有效地防止了中央苏区贪污腐化程度的加深。
二、《红色中华》廉政建设报道的显著特征
②红色中华[N].1932-02-10.
（一）紧紧配合苏维埃建设
新闻媒介是有阶级性的，因此新闻媒介必须坚持党性原则，按照党和人民的意愿，宣传党的主张，体现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红色中华》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临时政府的机关报，时刻牢记这一点，处处践行，其宣传工作与中央苏区反腐倡廉建设紧密相连。
《红色中华》紧密配合苏维埃政府反对国民党第四次“围剿”的工作，积极进行了建设和巩固工农民主政权的宣传。当时，党和政府要求各地从1931年底开始，展开一个建政运动。《红色中华》立即便把建政运动作为该报宣传的中心。它明确指出了建政运动的方针；发表了临时中央政府关于建政运动的训令，发表了社论，进一步说明了建政运动的重要意义；又开辟“苏维埃建设”专栏，帮助党和政府发起了一个检查工作的运动。面对苏区贪污浪费的不良现象和敷衍塞责的工作态度，《红色中华》配合苏维埃政府发起的反腐倡廉建设，从1932年3月起几乎每期都提到反腐倡廉。该报刊登苏维埃政府的公文、主要领导人与反腐倡廉建设相关的文章，开辟专栏言辞犀利的批评苏区贪污腐化、敷衍塞责的工作人员。同时发起节省运动，辅之以粮食运动、募捐运动、推销公债运动等。这样及时地使工农群众了解了苏维埃政府对抗腐败的决心和政策，利于工农群众政治参与度的提高。
（二）兼顾了表扬与批评
在“突击队”专栏中，《红色中华》揭露批评各级党政机关及工作人员中的官僚主义、贪污腐化等现象。“突击队”专栏第一篇文章直接点名批评汀州民警局苏局长。工作人员因军事上的关系，需要和该局局长接洽工作。工作人员见到他时，已经是中午12点了。“赤着脚蹋着鞋，露着胸，穿一套白卫生的裹衣”④，一看就是刚从被窝爬起来。工作人员与他接洽工作交谈，他仅说出来四个大字“哼！哼！没有！”。作者嘲讽他官僚架子十足、腐化现象浓厚，与国民党公安局的享富摆阔不相上下，可想而知，如果来的是群众，他更会是什么态度。
从1932年起，《红色中华》协助党和政府发起检查工作运动，对基层组织中的缺点和错误公开地进行批评。它批评和揭露的重点是各项事业中的贪污腐化、浪费、敷衍塞责的现象，言辞犀利，直接点名，不留情面。先是在1932年3月设立刊登批评稿的专栏“突击队”，揭露批评各级党政机关及工作人员中的官僚主义、贪污腐化等现象。1933年1月，《红色中华》“突击队”专栏，连登两篇文章——《热闹！区苏主席的婚礼》《“党国要人”的事务科长》⑦披露了宁都县安福区苏维埃政府主席赖进结婚的铺张浪费及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后方办事处事务科长生活腐化、官僚主义的作风。
从第46期起，《红色中华》又开辟了“红板”专栏。《紧急战争动员中的“红板”名单》一文指出，开设红板是为了表扬有着良好作风的工作人员。⑧《红色中华》运用“红板”专栏，从正面表扬苏维埃反腐倡廉建设中的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和各行各业的劳动者，以榜样的力量带动全区，推动中央苏区的反腐倡廉建设。第47期，刊登《节省运动的中央无线电队》，表扬了中央无线电队在“参加粉碎帝国主义国民党对苏区大举进攻的紧急动员当中，举行了每人节省一个铜片的运动，参加人数过半，十二月份共得铜元5620文……除此之外，并按月节省津贴5%到10%，以帮助战争，下月还准备着增加百分比呢！”⑨无形中带动了各区各乡的工作竞争。
随着苏维埃政府反腐倡廉运动的开展，《红色中华》常常发出“本报”号召，提出具体的指标。如在节省经济运动中，它随节省运动的开展情况提出不同的号召和节约指标，号召广大群众积极参与，并且会连续报道各区群众对报纸号召的响应，对取得的成绩给予赞美，从而激发群众的竞争意识和集体荣誉感。
（三）发动群众广泛参与
局部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代表着工农群众的利益。《红色中华》作为党报，为人民服务是其宗旨，走群众路线，发动群众广泛参与苏维埃建设，反映群众呼声是其职责。
《红色中华》报坚持依靠群众办报的方针，大力发展通讯员。在它改为苏区党团政府与工会合办的中央机关报后，提出建立良好的通讯网的主张，并责成县级以上的党团政府、工会、红军总政治部及下属的各军区政治部均选一名同志作为《红色中华》报的专门通讯员，且进一步要求每一名通讯员必须组织和教育他们领导下的工农通讯员，把通讯员网络发展到广大人民群众中去。1933年9月下旬，《红色中华》报为扩大通讯员网络，特提出县级以下开展竞赛以达到每一个区乡都有《红色中华》通讯员的目的。至此，《红色中华》报的通讯员网络从县级以上覆盖到了县级以下的区、乡，各地反腐倡廉建设的实际情况便可以通过这一通讯员网络较为迅速地反映到报纸中，使群众的呼声得到倾听，便于苏维埃政府及时处理。
《红色中华》还注重同读者保持紧密联系，时常刊登欢迎读者投稿的启事，甚至在其专栏也多次登载读者的来稿。除刊登读者来稿外，《红色中华》更是重视这些来稿中反应的苏维埃建设问题，针对性地发表评论及建议，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政府工作的改善。
1．金融产品日趋复杂。随着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入，金融创新不断加速，金融业竞争进一步加剧，众多金融新工具、新产品随之诞生。由于金融产品种类不断增多，交易环节日趋复杂，而普通居民自身的金融知识有限，时间精力也有限，因此，如何有效配置家庭金融资产，挑选合适的金融产品，成为急需解决的问题，这也就意味着专业理财咨询服务面对着巨大的市场需求。
据统计，《红色中华》报前240期中，涉及反腐倡廉建设的期数共144期，占总期数的60%。从报道内容看，前240期与反腐倡廉建设相关的报道中，非公文类587则，占总数770则中的76%，其中，批评性质的156则，正面报道的431则。从专栏报道的数目看，“苏维埃建设”专栏共报道17则，“突击队”专栏共报道56则，“铁棍”共报道8则，“铁槌”共报道10则，“无产阶级的铁锤”共报道13则，“警钟”共报道1则，“可耻的黑板”共报道2则，“红板”共报道21则，“红匾”共报道108则，“光荣的红匾”共报道4则。《红色中华》报报道力度之大不仅推动了党和苏维埃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作风建设，纯洁了干部队伍，震慑和教育了广大干部群众，而且在全苏区营造了反腐肃贪、勤俭节约的良好氛围，可以说《红色中华》已成为中央苏区反腐倡廉建设的重要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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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摆渡人有了自己的名字，一杭先生。但是，人们很快发现，摆渡人刚来时，曾经在竹林旁边堆了一座坟，墓碑上写着：“一杭之墓 我死了，我在另一个人身上活着。”摆渡人经常坐在石碑前喝酒，易拉罐散了一地。人们就议论，既然一杭先生的坟墓都筑好了，他怎么还可能活着呢？这人脑袋真有问题。
《红色中华》作为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工农民主专政政权的第一份政府机关报，根据苏维埃政府提出的廉政建设任务及其要求进行了广泛的宣传、组织和动员，并以报纸为平台，对苏维埃建设中存在的消极腐败现象做了无情的批判，又通过模范事例的正面宣传来弘扬克己奉公、廉洁自律的正气，引导了舆论，树立了新风，提高了党员干部和工农群众的思想政治水平，形成了“苏区干部好作风”的良好现象，使苏维埃政府成为了“空前的真正的廉洁政府”，也为我们在新时期如何运用新闻媒介推进反腐倡廉建设提供了一定的启示。
注释：
①红色中华[N].1932-08-04.
《红色中华》作为党和人民的“喉舌”，在主动参与中央苏区的反腐倡廉建设中充分体现了其紧紧配合苏维埃建设、兼顾表扬与批评、跟踪报道大案要案、发动群众广泛参与的四个显著特点。
库克拉罗汤加岛给水升级改造工程所用管材为广东联塑生产，标准为 AS/NZS 4130—2009/Amdt 1—2009《聚乙烯（PE）管材压力应用》，等级为PE100，标准尺寸比为SDR17，公称压力为 PN10，所用规格有 DE90、DE225、DE280，连接方式为电熔连接，电熔连接对管材的质量要求非常高，因此，对本工程管材的质量把控采取了如下措施：
③红色中华[N].1932-03-09.
④红色中华[N].1933-03-30.
⑤红色中华[N].1932-02-17.
⑥红色中华[N].1934-01-01.
热力燃烧法。热力燃烧法需要加入辅助燃料作为助燃气体，温度一般在500～900℃范围内。低浓度VOCs可燃气体可采用热力燃烧法。
⑦红色中华[N].1933-01-28.
⑧红色中华[N].1933-01-07.
⑨红色中华[N].1933-01-14.
参考文献：
[1]陈信凌.江西苏区报刊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172.
[2]赵红志,屈亚.《红色中华》在中央苏区反腐倡廉运动中的具体措施[J].萍乡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3(5).
[3]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列宁全集:第四十三卷[M].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391.
[4]姜相宝.中央苏区廉政建设之研究[D].南昌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24.
中图分类号： G2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5079 （2019） 22-0061-03
作者简介： 田骄，女，汉族，山西晋中人，博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执政党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