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工业化:何去何从&中国农村工业化模式比较与政策选择研讨会综述_温州模式论文

农村工业化:何去何从&中国农村工业化模式比较与政策选择研讨会综述_温州模式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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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农村工业化方兴未艾,各地涌现出了不少很有特色的发展模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暴露出了不少问题。从理论上分析,总结这些经验教训,探讨解决问题的对策,以推进有关农村工业化问题的研究,给有关部门提供决策参考,已成为当务之急。为此,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杭州大学金融与经贸学院、《经济研究》编辑部于5月17─19 日在杭州共同举办了中国农村工业化模式比较与政策选择研讨会,来自北京、上海、浙江等地的经济理论界的专家、学者及政府官员共40余位应邀参加了本次研讨会。现将研讨会的部分观点综述如下:

一、对农村工业化的总体评价及政策建议

1、农村工业化的初始条件。

中国社科院人口所蔡昉研究员认为,农村工业发展的初始条件有:①80年代初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得到提高,使一些生产要素从中分化出来等待重新配置;②计划经济时代实行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使得和人民生活直接相关的产业发展滞后,国有经济之外存在着一个市场缝隙,该市场具有低层次的产品需求,乡镇企业恰好可凭借其低下的技术能力、物质资本来满足这一市场需求;③乡镇企业很容易得到廉价的土地、劳动力、资金等生产要素;④原先的以重工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存在资源配置效率的损失,并且人们的一些基本需求得不到满足,因此存在产业结构调整的需求。

有代表认为,乡镇企业在没有私有产权和市场非常不完善的情况下而获得高速增长,其原因在于它能够提供比较充分的激励。企业家对整个企业的财产拥有比较完整的控制权,社区成员也能从社区财产的运行中获益,所以这种制度安排对两者的激励都是比较充分的。并且随着企业的扩大,企业家与政府谈判的能力会越来越强,一旦制度需要调整时,社会更倾向于由企业家来作出决定。

另有代表认为,在市场发育不完善的情况下,社区政府的参与对乡镇企业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社区政府具有各种社区发展目标,并且领导者具有个人的政治前途和利益最大化需求,因此具有增加财政收入的内在冲动。当80年代初中央政府采取财政分级承包政策时,这一内在冲动立即通过创办乡镇企业得到释放。另一方面,在城乡分割的状况下,农村剩余劳动力急需寻找出路,从而被迫选择了发展乡镇企业这条道路。

2、农村工业化模式的评价与选择。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于祖尧教授认为,任何一种农村工业化模式,都有它产生和发展的特定的历史条件、文化背景、经济环境;探讨模式的时候,不能把任何一种模式绝对化、凝固化,把它看成是一成不变、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东西。随着乡镇企业原有发展条件的变化,原来乡镇企业的成功模式,都面临着一个“二次创业”和再改革的问题。于祖尧教授认为,今后农村工业发展的方向,第一要立足于农业,第二要依托城市大工业。要解决农村农业、农村工业、城市工业三者的发展相互脱节的问题,乡镇企业应该积极开拓广大农村市场。今后农村工业化要走与农村人口城镇化相结合的道路,但在小城镇建设中,要防止旧体制复归。

也有人对通过发展小城镇来实现农村城市化的方式提出不同意见。湖南财经学院曾令华教授认为,小城镇建设遍地开花,不仅会浪费大量土地、扩散污染,而且经济活动规模小,没有“集聚效益”。他认为,我国农村城市化要走发展中小城市和县城的道路。

浙江大学姚先国教授等认为,中国农村工业在发展过程中取得举世瞩目成效的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这与人们对农村工业认识上的偏差——“农民工业”意识直接相关。在这一意识下所采取的政策,使得农村工业化这一经济发展的目标一开始就成为仅仅是为了给农民创造就业机会、增加农民收入的一种手段,而发展目标上的偏差和农民社区资源利益上的相对独立、封闭,导致农村工业经营行为短期化、区域布局分散化,使得农村工业发展中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资源浪费、农业与农村工业的双重兼业化等成为必然。必须纠正思想认识上的偏差,将农村工业化作为国家工业化的有机部分来认识,走一条城乡工业分工协作、一体协调的发展道路。为此,必须从根本上打破城乡封闭的体制,创造城乡工业协调融合、共同发展的氛围和环境。

3、乡镇企业产权改革问题

与会者认为,市场环境对乡镇企业越来越不利,并且乡镇企业自身内部运行机制上存在的许多问题日益暴露出来,阻碍着其继续发展,因此面临着产权改革、“二次创业”的问题。

对于乡镇企业产权变革的方向,于祖尧教授认为应该走产权明晰化的道路,但是不能变相地搞私有化。这不单单是个意识形态问题,主要是由中国国情、中国特殊的环境、历史背景所决定的。另一方面,要解决乡镇企业产权制度和市场经济对接的问题。下一步乡镇企业体制改革中,首先应该解决政企合一的问题。

在乡镇企业产权制度改革中,有代表提出,应该在法律上承认资本的权利,以鼓励投资,从而解决劳动力就业这一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关键问题。有学者认为,产权改革的关键是政策问题,要允许各地去创造自己的经验。要让所有的当事人都有机会坐下来讨价还价,这样所形成的制度安排在未来的稳定性和可调整性方面,都是比较理想的。

4、农村工业化过程中的环境污染问题

中国社科院农发所李周博士认为,经济的发展水平与环境的质量有很强的相关性,不能简单地把我国现在的发展阶段跟发达国家比。环境污染是不发展的结果,而非发展的结果。针对中国农村工业可能会成为真正的污染源而采取低增长、强干预的措施,不是唯一的办法。解决我国农村工业化过程中的环境污染问题,主要有以下办法:①要发育市场,创造一个平等竞争的环境。要消除价格扭曲,进而淘汰一批规模不经济企业,解决资源配置不当的问题。②搞好新技术的创新和推广工作。③可以考虑变行政干预为设定一个根据企业最小规模经济而确定的固定的税量,以避免很多规模不经济企业对环境造成的污染。

5、地方政府在农村工业化过程中的作用问题。

万解秋教授认为,要重视地方政府功能的转化:一是在保护促进农村市场体系发育的条件下,逐步培养与建立企业家与市场的动员机制,促使农村生产要素的合理转移,形成多元的经济实体与新的经济增长点;二是地方政府职能应朝加强地方经济发展的宏观调控与协调转化,主要应在引导农村产业结构合理化、产业发展合理化、企业经营环境的有效维护等方面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

二、温州模式和苏南模式的比较及其启示

1、温州模式和苏南模式形成的前提条件。

张仁寿先生认为,温州农村工业化之初具有三大优势:①重商主义、功利主义的商业文化;②人力资本优势,温州长期土地资源严重不足,迫使温州人为生存而四处漂泊奋斗,富有冒险精神和经商经验;③轻型、小型的工业结构优势。温州人利用了这三大优势,并发挥了民间力量、市场力量、分工力量,从而推进了市场制度的创新、企业组织制度的创新和技术创新,重演了18世纪那种接近于完全自由竞争的初级市场经济的古典式发展道路,形成了家庭工业、专业市场、小城镇、供销员四位一体运作的市场经济模式。张仁寿认为,按照工业化四阶段理论,温州目前已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正处于产业革命的狂飙时期,其目前比较明显的特征有:基本完成了剩余劳动力转移,并至少吸纳了60万名外来就业人口;其城镇化已初步进入了城市化阶段;专业市场的有形交易已逐渐转向无形交易等等。

温铁军研究员认为,不同地方在国家工业资本积累过程中所形成的资本是否有一定的积聚,是不同地方农村工业化模式形成的前提。温州工业化初期工业资本密集程度是零,它不可能借助于国家原来进行资本原始积累时所形成的一套制度经验,它唯一可供地方政府调控的就是人力资源,所以浙南工业化一开始就是劳动替代资本投入,导致了民营经济的空前活跃。而苏南农村工业化初期,国家工业固定资产相对比较密集,对地方政府来说,最可直接利用、成本最低的就是国家在进行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中所形成的一套制度模式,这对地方政府在选择地方工业化道路上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所以,苏南形成了现在这种集体工业占主导的模式。

2、温州模式与苏南模式的经验反思。

苏南模式发展到现在,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两极分化现象,有少数企业正在进一步壮大, 基本上进入了现代企业的行列, 而数量上占95%的企业面临着“二次创业”。万解秋教授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这些企业只能走“先死后生”的道路。目前,江苏的大部分乡镇企业都在转制,主要形式有拍卖、“先售后股”等。这一“二次创业”虽有自发的因素,但其成本是极高昂的。一方面,工业化初期花那么大的精力、动员那么多的资源去投资,而现在等于大量亏掉从头再来,这是一个极其深刻的教训。就这点而言,其成本比温州模式来得高。另一方面,这次改制要突破重重障碍,其受到的阻力相当大,需付出很大成本。对此,张仁寿研究员认为,苏南模式存在的问题是其制度构造上过于接近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特别是政企不分,其竞争力、经济民主监督成本等问题比较突出,同时也导致了新的收入差距扩大。

就温州模式的经验而论,张仁寿认为,从农村工业化的前景、站在市场经济的角度来透视不同模式的内在构造和优势、劣势,温州模式可能比苏南模式更有生命力。温州模式本质上是一种市场经济,并带有一种很深的制度背景、历史特征、地域特征,由于经济发展的内在必然性,它所反映出来的基本的经验,值得其他地方借鉴。当然,温州模式仍然不是成熟的农村工业化模式,还只是一种过渡模式,有待于在实践中进一步探索、创新。

三、中西部地区农村工业化道路的选择

与会者认为,靠政府把温州模式、苏南模式等照搬到中西部,失败的可能性大于成功的可能性,因为推动中西部乡镇企业发展所面临的条件与昔日温州模式、苏南模式产生时的条件是不同的,中西部地区政府部门和民间部门的观念也与东部不同,这导致中西部地区培育和发展市场机制要比东部艰难。

与会者认为,中西部地区只有发展乡镇企业,才能带动中西部整个经济发展。中西部地区具有资源优势(农业优势、矿产优势、旅游优势)。但是,中西部的资源优势不等于现实优势,启动和推动中西部乡镇企业的大发展,要靠两个轮子:一个是充分发展民营经济;第二个是要有必要的政府投资。民营经济的发展目的是要培育市场机制,从中西部内部产生企业家;政府投资的方向是基础设施和大中型资源开发项目,并以此带动附属企业及第三产业的发展。

对中西部乡镇企业的发展,政府究竟应该起哪些作用?

与会者认为,政府主要应发挥四点作用:①在政策上,中央政府和中西部地方政府要鼓励中西部大力发展民营经济;②中央政府通过对中西部基础设施和自然开发项目的投资,带动附属企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交通设施在现有基础上还应该再修建两条高速公路,一条是重庆到上海,另一条是新疆到北京或郑州;③在税收政策上,适当对中西部乡镇企业的发展实行优惠;④东部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对中央财政要多做一点贡献。

但是,也有人对中西部地区今后乡镇企业发展的机会提出了质疑。蔡昉先生认为,过去东部地区乡镇企业是在超常的机会下才取得超常发展的,现在这种超常的条件不存在了,国有企业已开始改革,市场缝隙正在逐步丧失,乡镇企业与国有企业的“阵地战”已不可避免。迫于竞争的压力,乡镇企业必须加快技术进步、提高人力资本的构成,资本提高的速度就必然快于劳动力提高的速度,这意味着乡镇企业发展的资本形成的门槛已大大提高。

蔡昉先生进一步认为,当超常规的机会变成了常规的机会时,必须用常规的办法来发展经济。中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可能得从第三产业着手切入。因为第三产业产值的增加,会产生很大的平衡地区差距的效果,而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基础设施等条件对工业的制约程度大大高于对第三产业的制约程度。

实习生 缪爱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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