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道路：马克思恩格斯晚年思考探本，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恩格斯论文,俄国论文,马克思论文,晚年论文,道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81 （1999）05—0067—05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革命战略中，俄国问题一直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变革蓝图，在一些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国家，社会的辩证发展进程将会瓦解资本主义现存制度赖以生存的基础。但当这种侵蚀过程在他们关心的西欧地区显得太慢时，或者由于资本主义现存制度的维护者们以较为明智的办法支撑着这个基础而使得这种过程受阻时，两位社会主义新秩序的设计大师就日益看重欧洲的另一端，即俄国革命问题。然而，当我们仔细考察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历程时，却又发现这两位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在俄国革命道路问题上有着不同的思考，给出了不同的答案。
一、恩格斯晚年在俄国道路问题上的沉思
在俄国革命道路问题上，恩格斯一直认为推翻专制主义制度的革命不会成为俄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序幕，而认为俄国革命的重要性在于，俄国推翻专制主义革命的胜利仅仅是欧洲无产阶级普遍解放的一个不可缺乏的先决条件。在他看来，即使推翻了专制制度，俄国也不会单枪匹马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1857年，恩格斯在《论俄国社会问题》一文中，以马克思主义一般原则为依据，驳斥了俄国的布朗基主义者彼得·特卡乔夫的论点，即一旦推翻了专制制度，俄国就可能绕过资本主义而直接跃入社会主义。恩格斯指出：“现代社会主义力图实现的变革，简言之就是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以及通过消灭任何阶级差别来建立新的社会组织。为此不但需要有可能实现这个变革的无产阶级，而且还需要有使社会生产力发展到能够彻底消灭阶级差别的资产阶级……但是生产力只有在资产阶级手中才达到了这样的发展水平。……因此，谁竟然肯定说在一个虽然没有无产阶级，然而也没有资产阶级的国家里更容易进行这种革命，他就只不过证明，他需要再学一学社会主义初步知识。”（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M].610—611.）
尽管恩格斯也同样承认俄国的村社制度带有明显的合作性质，但是他否认任何认为这种制度本身就能够使俄国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观点。“劳动组合是一种自发产生的，因而还很不发达的合作社形式……这种形式在俄国占有优势当然证明俄国人民有着强烈的联合愿望，但这还完全不能证明他们靠这种愿望就能够从劳动组合直接跳到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要实现这种过渡……它还必须至少提高到西欧合作社的水平。”（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M].616.）
到恩格斯的晚年，如同历史事实所证实的那样，俄国的民粹主义者的努力不足以推翻专制制度，因而也就更谈不上什么无产阶级革命了。这样一来，被他们视为未来社会主义社会基础的村社继续存在的前景也就越来越暗淡，特别是将它与迅速发展起来的工业化联系起来看时更是如此。1892年3月15日，恩格斯在给丹尼尔逊的回信中明确指出， 俄国社会发展的前景只能是资本主义：“俄国的农民公社就必然要灭亡。我看，正是现在开始出现这种情况。看来，这样的时刻日益接近，那时，俄国农民生活的全部陈旧社会结构，象西欧以前出现过的情况那样，对个体农民来说不但会失去其价值，而且会成为束缚他们的枷锁。恐怕我们将不得不把公社看作是对过去的一种梦幻，将来不得不考虑到会出现一个资本主义的俄国。”（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 卷）[M ].306—307.）
对于恩格斯的思想丹尼尔逊是不尽同意的，并且提出这样的疑问：“现在我们把全部力量都用在发展资本主义上……难道不可能改变一下保护对象，改变一下方针吗？难道现代工业只能建筑在资本主义基础吗？”（注：马克思恩格斯与俄国政治活动家通信集[M].603.）
针对丹尼尔逊的疑问，恩格斯在同年6月28 日的回信中再次坚持自己的观点，认为旧的土地制度不可避免地注定要灭亡，在世界历史进程中，俄国要作为一个有能力发挥重要作用的民族存在下去的唯一希望，只存在于她的工业化之中。一句话，“俄国的大工业必将扼杀农村公社”（注：马克思恩格斯与俄国政治活动家通信集[M ].614.）， 或者象他在另外一些信件中所说的那样：“俄国在克里木战争之后需要有本国的大工业，那它只能拥有一种形式即资本主义形式的大工业。而有了这种形式的大工业，它也就要承受资本主义大工业在其它所有国家所带来的一切后果。”（注：马克思恩格斯与俄国政治活动家通信集[M ].626.）“在俄国，从原始的农业共产主义发展出更高的社会形态，也象任何其它地方一样是不可能的……这种更高的形态——凡在历史上它可能存在的地方——是资本主义生产形式及其所造成的社会二元对抗的必然结果，它不可能从农业公社直接发展出来。”（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M].148—149.）
显然，恩格斯的思想十分明确，即在俄国革命前途问题上，认为俄国沿着资本主义道路的发展乃是不可逆转的潮流，俄国的传统村社在没有西方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实例的情况下，不可能成为俄国社会新生的起点。对此，恩格斯在1894年发表的《（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中，更有着全面而详尽的论述。
（1）恩格斯解答了俄国农村公社的前途和作用问题， 认为氏族制度保存下来的村社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除了本身的解体以外，都没有从自己身上生长出任何别的东西。即是说，古老的村社如果没有外部力量的冲击，凭着其自身的社会结构和经济特点是不可能获得新生的。而这一外部力量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以恩格斯反问道：“在资本主义社会本身完成这一革命以前，公社如何能够把资本主义社会的巨大生产力作为社会财产和社会工具而掌握起来呢？当俄国公社已经不再在公有制的原则上耕种自己的土地时，它又怎么能向世界指明如何在公有制的原则上管理大工业呢？”（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2卷）[M].501.）
同时，恩格斯还用社会历史理论的一般原理，指出俄国一些革命家认为有可能运用俄国农村公社的形式去解决西欧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矛盾这一观点的错误所在。“要处在较低的经济发展阶段的社会来解决只是处在高得多的发展阶段的社会才产生了和才能产生的问题和冲突，这在历史上是不可能的。发生在商品生产和私人交换出现以前的一切形式的氏族公社同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只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一定的东西即生产资料由一定的集团公共所有和共同使用。但是单单这一共同特性并不会使较低的社会形态能够从自己本身生产出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后者是资本主义社会本身的最后产物。每一种特定的经济形态都应当解决它自己的，从它本身产生的任务；如果要去解决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经济形态所面临的问题，那是十分荒谬的。这一点对于俄国的公社……或者任何其他以生产资料公有为特点的蒙昧时期或野蛮时期的社会形态一样，是完全适用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M].502.）
（2）恩格斯认为在俄国这样一个落后国家里， 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历史的必然，在它尚未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时，俄国是没有条件进行社会主义变革的。这就是：“俄国必须迅速发展工业……产生大工业的先决条件是所谓的农民解放；随着农民的解放，俄国进入了资本主义时代，从而也进入了公社土地所有制迅速解体的时代。”（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M].503.）
（3）在西欧无产阶级革命与俄国社会改造的相互关系问题上， 认为西欧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无产阶级革命取得成功并获得他们的支持是俄国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先决条件，否则，俄国只能遵循历史发展的规律，不可能单独地越过资本主义阶段。那些刚刚踏上资本主义生产道路而仍然保全了氏族制度或氏族制度残余的国家，要想利用这些公社所有制的残余和与之相适应的传统风尚作为强大的手段，来大大缩短自己向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过程，避免资本主义的苦难的必不可少的条件是：“只有当资本主义经济在自己故乡和在它达到繁荣昌盛的国家里被战胜的时候，只有当落后国家从这个实例中看到‘这是怎么回事’，看到怎样把现代工业的生产力作为社会财产来为整个社会服务的时候——只有到那个时候，这些落后的国家才能走上这种缩短的发展过程的道路……这不仅适用于俄国，而且适用于处在资本主义以前的发展阶段的一切国家。”（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M].503.）
恩格斯在俄国革命道路和前途问题上，始终坚持他与马克思在四五十年代所创立的世界历史理论，认为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国家（当然也包括广泛存在着农村公社的俄罗斯）都无一例外地要经历资本主义这一发展阶段。只有在资本主义充分发达的条件下，其生产力发展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能容纳新的生命力时，才有可能从事社会主义革命。正因为如此，他才把当时俄国一些过分相信村社自我新生能力的人的思想，称之为“最不可思议的和离奇古怪的思想”（注：马克思恩格斯与俄国政治活动家通信集[M].751.）。
二、马克思晚年在俄国道路问题上的思想变动
出于对西方历史的分析和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具体考察，马克思在四五十年代也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世界各国封闭的格局将被打破，任何一个民族都必将作为世界历史这一整体的组成部分被卷入世界历史一体化的洪流之中。由于资本主义代表了先进的生产力，其生产方式代表了人类最新成就，因而资本主义就成了世界历史发展的方向。“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卷）[M].255.）按照这样一种世界历史发展思想，俄国的未来前景就只能是资本主义的文明确立。所以，马克思对当时俄国的斯拉夫派的政治观点给予了尖锐的批评，认为俄国“自己脚下已堆积起易燃的物品，只要从西方刮去一阵大风，就会立即燃烧起来”（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M].540.）。
70年代以后，欧洲各地区的革命运动由高涨转为低潮。面对西欧和中欧暗淡的前景，马克思从更远的东方看到了正在出现的希望，在俄国看到了革命的灿烂前景。自海牙代表大会之后的十余年时间里，马克思对俄国社会发展道路问题作了大量的工作，进行过十分艰辛的探索。
1877年11月马克思在写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一封信中，马克思写道：“在《资本论》德文本第二版的跋里，我曾经以应有的高度和尊重谈到‘一位伟大的俄国学者和批评家’，这个人在自己的出色的文章中研究了这样一个问题：俄国是应当像它的自由派经济学家们所希望的那样，首先摧毁农村公社以过渡到资本主义制度呢，还是与此相反，发展它所特有的历史条件，就可以不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苦难而取得它的全部成果。他表示赞成后一种解决办法……我同意他对这个问题的观点。”并接着说：“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极端不幸的灾难。”（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126—129.）马克思这时候已经认为俄国只能走保留村社，避免资本主义发展所带来的灾难，并以古罗马为例说明俄国即使村社解体，也不会按照西方的历史模式发展，因为俄国不具备资本主义的发展条件。
由于马克思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被搁置到1886年才发表（在俄国1888年才发表），1881年2月16 日俄国劳动解放社的成员查苏利奇致信马克思，请求他对俄国的前途问题作出理论上的解答。因而马克思在1881年给查苏利奇的复信中，又回到了农村公社这个问题上。他在声明《资本论》中所作的分析不能作为判断俄国前途的准绳之后，直接指出：“农村村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269.）认为俄国农村村社能够生存到一个在西方以采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特征的新时代，从而使俄国的前途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吸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积极成果”（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541.）。
在马克思看来，农村公社作为前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社会组织形式，在世界各地都不如俄国保存得那样完整和广泛，由于它内涵着明显的公有制特征，所以也就构成了集体生产和集体占有的自然基础；俄国的农村公社作为一种古老的社会组织形式，由于与西方资本主义处于同一时代，因而它可以不必服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就能吸取其各种肯定性的成果；由于农村公社集体所有制因素的存在，俄国农民有着集体耕作的传统，并已经习惯于劳动组合的关系，这就很容易使他们实现从农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向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的过渡；再加上俄国土地平坦辽阔的天然条件，适合于大规模地使用机器生产，从而既为利用西方资本主义先进的生产力成果进行机器耕作提供了方便，又为消除以前的村社之间的封闭性，使广大农民在更大范围内实现联合提供了可能。基于上述考虑，马克思坚决反对将西欧的社会发展模式搬到俄国。他说：“如果俄国资本主义制度的崇拜者要否认这种进化的理论上的可能性，那么我要问他们：俄国为了采用机器、轮船、铁路等等，难道一定要像西方那样，先经过一段很长的机器生产发展的孕育期吗？同时也请他们给我说明：他们怎么能够把西方需要几个世纪的发展才建立起来的一整套交换机构（银行、信用公司等等）一下子就在自己这里建立起来呢？”（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431.）
三、在俄国道路问题上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差异的原因分析
在国外理论界曾出现一种思潮，即在考察马克思的晚年思想时，将恩格斯置于马克思的对立面，甚至提出“恩格斯反马克思”的观点。如美国人类学家诺曼·莱文在他的《悲剧性的欺骗：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对立》、《马克思反对恩格斯》等论著中，就坚持认为马克思是一位辩证唯物主义者，而恩格斯却是一个“地道的”经济决定论者，恩格斯把马克思活生生的历史理论变成了教条化的机械决定论模式，机械地认为只有社会的经济因素才是历史发展的唯一动力，世界历史必然依循着经济规律而在一个固定的发展模式上发展，无论哪一个民族，不论其具体历史条件怎样，都无一例外地将受这一发展规律的支配和制约，并沿着同一发展方向发展。这种观点在传入我国并引起反响的同时，在我国理论界又出现了一种与之截然相反的观点，即认为马克思与恩格斯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不承认两人之间存在差异。实际上，我们从前文所引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有关论述中可以看到这样一个事实：在俄国革命前途问题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确存在思想差异，各自得出的具体结论也迥然相异。作为唯物主义者，我们不能无视这种差异的存在，更不应该不顾事实而断然否定这种差异，重要的是如何看待这种差异性，至少如下几方面是我们在看待这一问题时所必须考虑的。
第一，俄国革命道路和前途这样重大的理论与现实问题在马克思在世时，俄国的革命者只是将它提到马克思面前，而马克思在思考这一问题时力图将自己与恩格斯早年创立的世界历史理论的一般原理用到俄国这样一个特殊的具体国家。正是在对俄国的具体情况作全面而详尽的研究的基础上，马克思认为民粹派的“村社社会主义”理论有它可取的一面，认为俄国有可能凭借自己历史的特殊性而走一条与西欧不同的社会历史发展道路。为了从理论上说明自己探寻俄国道路的合理性，马克思在继承民粹派村社理论的基础上，对俄罗斯农村公社作了详尽的研究，并清楚地认识到，古老的公社有三种类型，这就是氏族公社、家族公社、农村公社。在他看来，农村公社与前两类公社有着质的区别。通过农村公社与前两类公社的比较，马克思全面考察了农村公社的历史命运，发现农村公社既继承了前两类公社的集体所有制特征，又萌生了私有制成份。正是由于公社的二重性特征，决定着它有着两种不同的历史命运，它既可使公社的基础稳固，也可逐渐成为公社解体的根源。用马克思自己的话说就是：“农业公社的构成形式只能是下面两种情况之一，或者是它所包含的私有制因素战胜集体所有制因素，或者是后者战胜前者，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先验地说，二种结局都是可能的，但是，对于其中任何一种，显然都必需有完全不同的历史环境。”（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435.）农业公社两种命运的分析，也就是从理论上回答了不能以西欧的历史模式套析俄国社会，俄国的村社完全可能走一条不同于西欧的道路。
马克思逝世后，俄国道路问题就自然转到恩格斯的面前。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当恩格斯面对俄国革命者的提问时，他并不清楚马克思晚年在思想上出现了如此巨大的变动。恩格斯一直认为马克思晚年大量收集俄国社会材料的目的是为了完成《资本论》这部理论巨著。事实上不然。马克思晚年放下《资本论》的写作，一头扎到人类学材料中去，为的是替当时的俄国指明一条独特的社会发展这路。恩格斯则仍然从他与马克思早在四五十年代创立的社会历史理论出发，用关于西欧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定性去解答俄国社会历史发展问题。按照《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著作中所表述的思想，西方资产阶级由于它那冷酷的物质力量，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并使各民族的文明都规范到资本主义文明体系之中，从而“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卷）[M].255.）。
恩格斯正是从这里出发，始终坚定地认为，俄国不可能单枪匹马地单独闯入社会主义社会，认为俄国社会发展的前景只能是发展资本主义，不可能在没有进入资本主义社会时，就解决要到资本主义社会才会提出的问题，从而也就否定了俄国有依据自己的历史特性，越过资本主义这一发展阶段，直接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可能性。
第二，马克思晚年之所以对俄国问题尤感兴趣，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当时西欧、中欧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相继进入低潮，马克思最寄希望的几个国家和地区的社会主义运动相继遭受到重大挫折。在法国，巴黎公社失败；在德国，工人们被俾斯麦的新社会安全制度所迷惑，而作为工人阶级的政治组织则在“反社会党人法”下遭到了镇压。与此同时，在英国，工人运动继续处在变得驯从的过程中；而在爱尔兰，对芬尼亚运动的镇压，削弱了在此进行革命的力量。至于拉丁语系的国家正在蓬勃兴起的工人运动则总是偏袒马克思当时的主要对手巴枯宁及其信徒。马克思曾寄予厚望的匈牙利和波兰到70年代时也变得更加平静了。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马克思把目光从西欧、中欧移向了东方，并在俄罗斯看到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曙光。基于此，马克思在自己的社会历史理论中就不仅仅用历史的尺度去衡量，而更多的则是看重道德的尺度。这一点我们从马克思给查苏利奇的复信中提出的，俄国为什么可以越过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理论中可以明显地感到。当他谈到矗立在村社孤立状态之上的专制主义制度时，就认为那是人为的因素所造成，并很容易消除，“只要用农民公社选出的代表会议代替乡——政府机关就行了”。甚至还认为“长久以来靠农民维持生存的俄国社会，也有义务给农民必要的垫款，来实现这一过渡”（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435—436.）。
恩格斯面对俄国道路问题时已到80年代中期。此时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运动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涨时期。欧美地区先后建立了许多社会主义政党（意大利1882年、英国1884年、比利时1885年、挪威1887年、奥地利1888年、瑞典1889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又呈现出一派好的形势。恩格斯面对兴起的工人运动高潮，1885年满怀豪情地指出：“革命的工人社会主义比任何时候都富有生命力，它现在已经是一支使所有掌权者——无论是法国激进派、俾斯麦、美国的交易所巨头，或者是全俄罗斯的沙皇——胆战心惊的力量。”（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M].299.）1890年70岁高龄的恩格斯还同工人一道参加了英国工人5月1日的20万人大游行。当天恩格斯兴奋地写道：“今天的情景定会使全世界的资本家和地主知道：全世界的无产者现在已经真正联合起来了。如果马克思今天还能同我站在一起亲眼看见这种情景，那该多好呵！”（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245.）
在这种情况下，恩格斯很自然地把社会主义革命的希望寄托于这些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地区，而对于资本主义力量相对薄弱的俄罗斯，恩格斯则一如四五十年代与马克思创立世界历史理论时一样，用对西欧社会历史的分析方法和原则去套析俄国社会历史的道路和前途，很自然就会与马克思晚年所考虑的俄国道路相迥异。
第三，我们看马克思与恩格斯在俄国道路问题上的论述，不能只看两人的结论本身，而必须分析俄国自身的情况。马克思探索俄国道路的时期与恩格斯回答俄国问题时相比，俄国的本身情况有着很大的差别，正是这种差别，在某种程度上也使两位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得出了各自不同的结论。
马克思探索俄国革命道路和前景时，资本主义在俄国刚刚起步。而从马克思去世的1883年到恩格斯去世的1895年，俄国的经济发展使得这个国家通过农村公社达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越来越渺茫。俄国资本主义工业增长速度明显加快，使恩格斯坚信俄罗斯注定要进入欧洲历史发展的主流。“俄国无论是资本主义的发展还是农民公社的崩溃都迈出很远了。目前，在1894年，情况怎样呢？因为在克里木战争失败和皇帝尼古拉一世自杀以后，旧的沙皇专制制度原封不动地继续存在，剩下的就只有一条道路：尽快地过渡到资本主义工业。”（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M].506—507.）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我们不能因此带着迷惑的目光去怀疑：在马克思与恩格斯的长期合作期间，恩格斯的思想在多大程度上是与马克思的思想相一致的？事实上，他们40余年携手努力，密切配合，在思想上已是一个无法分割的整体。他们在某一具体问题上出现如此大的差异性，是非常罕见的。而这一问题又恰好关系到马克思晚年思想这一重大理论课题，正因为如此，分析他们在这一问题上的差异及其原因，就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意义。
收稿日期：1998-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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