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预防和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5.从社会组织的视角看群体性事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群体性事件论文,妥善论文,视角论文,组织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透过诸多群体性事件的真相，我们基本上可以判定：当前中国发生的群体性事件，不管是因利益冲突而引发的维权事件，还是因为民间纠纷而引发的社会泄愤事件，或者是因经济纠纷而引发的社会骚乱，都是为了解决具体利益问题，或者发泄某种不满，并没有明确的政治目标，也没有组织化的政治力量在其中运作。也就是说，群体性事件只是民众表达利益诉求或情绪的一种方式，不是针对政权的政治性活动。这些群体性事件的发生，虽然不会带来政治结构的重大变化，也没有从根本上影响政府统治的完整性和有效性，但却对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产生了严重的破坏。
为了积极预防和妥善处置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维护群众利益和社会稳定，必须对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深层次原因进行深入分析。有研究指出，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现代的社会集体行动是一个日益强大的国家和组织起来的社会之间相互碰撞的产物。这些社会集体行动有不同的发展可能：在国家专制力较强、社会组织力量较弱时，人民为了维护自身权益而采取的集体行动，通常会采取破坏性比较大的形式，而且在极端情况下，这种社会集体行动还可能会演变成大规模的骚乱甚至发生革命；而在宪政民主国家，社会组织力量较强时，人民对权益的集体化诉求往往纳入组织化的轨道，体现为有组织、有限度的社会运动，采取的是破坏性较小的形式。在这其中，影响社会集体行动走向的决定性因素是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如果一个国家将社会集体行动纳入体制化轨道的能力很强，该国家发生极端事件的可能性就会大大降低；反之，社会集体行动的参与者就可能会铤而走险，把整个社会秩序颠覆。显然，正是因为社会组织的力量较弱，中国社会缺乏吸纳民众正常利益表达的制度化组织渠道，才导致了中国社会的集体行动采取了破坏性较大的方式。基于此，我们认为：社会组织的力量较弱是导致当代中国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深层次原因。
首先，由于社会组织的严重匮乏，公民在表达自身利益诉求时，利益表达的离散化程度较高，长期得不到党政部门的有效回应，以致矛盾持续累积，最终酿成冲突和对抗。由于表达的离散化，在问题酝酿或者较小的阶段，政府很难发现问题。一旦问题坐大，由于表达的无序化和无组织化，政府难以找到协商的主体和渠道，只能动用暴力来压制，政府与民间都可能付出沉重的代价。
其次，由于社会组织的严重匮乏，增加了处置群体性事件的难度。一方面，在群体性事件潜伏、露头、爆发的各个阶段，不仅特定群体“代言人”或代言机构缺位，而且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工会、妇联等群众代言人和群团组织也普遍“不在场”或丧失代言权、话语权，以致缺乏充分的预警机制，大大增加了及时发现、化解群体性事件的难度。另一方面，处置群体性事件时，由于社会组织的缺位，国家面对的是原子化的个人，无法找到谈判代表，只能同众多分散的个人展开利益协商，无疑大大增加了交易成本。
最后，由于社会组织的严重匮乏，高度原子化的社会无法有效制衡政府，使得公权力的滥用成为常态，最终制造和加剧了群体性事件。在相当多的群体性事件中，矛头直接指向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往往成了社会矛盾和冲突的关键当事方，这正是当下群体性事件的普遍现象，也是当下群体性事件最大的风险之所在。导致这种高危局面出现的根本原因，在于高度分散化的社会个体缺乏足够的组织力量，无法有效约束高度组织化的政府。缺乏制衡的公权力，很容易被滥用而破坏私权利，这是许多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初始原因。而面对私权利的抗争与合理诉求，缺乏制衡的公权力往往漠视自下而上的利益表达，甚至滥用警力，最终酿变成恶性冲突的群体性事件。
总之，现代社会是一个社会结构和利益群体明显分化的社会，各种利益诉求的表达、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将成为一种常规性的社会现象。而如果有了比较成熟的居于国家与民众之间的社会组织，不仅能够整合民众离散化的利益表达与诉求，而且还能提供一个制度化的国家与社会间利益协商的平台与机制，有效制衡国家权力，从而舒缓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摩擦与矛盾，减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不仅如此，成熟的社会组织除了进行社会预警之外，还能参与问题的解决。因此，现有的社会制度和结构要能容纳各种社会利益表达，并且为这种利益表达设立相应的制度安排。否则，民众的意见和情绪失去控制，其诉求会集中爆发出来而走向非理性对抗，就像地震的能量一样，社会的能量迟早要释放。你不让它通过制度化的渠道缓慢释放，它就会来猛的、来狠的，彻底破坏整个国家—社会的治理结构。因此，党和政府应该主动向民间力量分权，主动向民间力量开放公共空间，这种制度上的大胆创新，显然比经济利益上的些许让渡，是前进了一大步，这才是群体性事件软着陆的根本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