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古代两河流域文明对古希腊文化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古希腊论文,流域论文,试论论文,古代论文,两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1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 －2731（1999）04－0071－05
众所周知，辉煌灿烂的古希腊文明是西方文明的摇篮。然而，在希腊文明的童年时期，它也曾经从邻近的世界文明发源地——近东，尤其是两河流域（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吸收大量丰富的养料，从而形成自己卓尔不凡的独特文明，为西方文明的崛起奠定了基础。本文试就古代两河流域对希腊文化的影响作一简略分析。
纵观旧大陆的上古史，我们可以看到人类的早期文明主要产生于从地中海沿岸到黄河长江流域的广阔地域。上述地区基本上可分为近东—地中海、南亚和东亚三大区域，而南亚的东西两翼（恒河流域和印度河流域）又分别与东亚和近东文明相联系。在近东文明区，两河流域和埃及是两大文明中心，尤其是两河流域，它是世界文明的发祥地，这里产生了世界最早的村落、城市和文字，因而对邻近地区产生了强大的幅射影响。而位于地中海东北角的希腊，其文化在许多方面与近东不同，但因其发源较晚和地理的邻近而受到近东、尤其是两河流域文化的长期熏陶。在地理上，希腊半岛的西岸较为平直，而东岸则曲折多港湾，从而有利于与近东的交往，雅典、科林斯等城邦均位于半岛的东岸并非偶然，面临爱琴海的小亚细亚的希腊殖民地爱奥尼亚（尤其是米利都城）更成为希腊文化的中心之一。
希腊与近东文化交往的主要渠道是小亚细亚、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和塞浦路斯，上述地区本身即受到两河文化的强烈影响[1]， 它们因此成为东西方文明的交汇地区，发展起自己融汇各方的独特文化，成为名符其实的“黄金海岸”。从交往的方式上看，则有移民、通商、战争、联姻、传教、旅行，等等。以通商而言，近东古代国家的一大特点是商业的极端重要性，两河流域和腓尼基的古代文字均产生于商业会计的需要即可证明（而埃及文字和中国的甲骨文在起源上则与宗教密切相关）。从文明的初创时期开始，两河居民已开始与阿富汗、中亚及叙利亚地区进行着长途贸易，并逐渐发展到克里特岛、塞浦路斯。另外，亚述国家早期也已在小亚细亚建立起商业殖民点，拥有完善的组织网络[2] 。而且，大批希腊人很早即从半岛来到西亚，或者定居做工，或者从军，如亚述军队中即有不少希腊人。到希腊化时期更在包括巴比伦在内的近东建立了大批希腊城市，巴比伦和底格里斯河的塞琉西亚成为亚历山大帝国和塞琉古王朝的首都。这一时期，包括王室成员在内的许多希腊人与当地人通婚（如塞琉古王朝的一位君王曾立巴比伦妇女为妃）。至于旅行，许多著名希腊学者像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色诺芬均曾到两河流域广泛游历，记载了当地的许多历史传闻和风土人情。
希腊与两河流域的交往以亚历山大东征为界，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始于公元前约6500年，当时来自西亚的居民大量迁移到爱琴海诸岛和希腊大陆，带来了发达的西亚农业文化。他们的住房仍保持其家乡习惯，以泥砖为材料，新旧更替，其基址逐渐堆积形成方丘（此类方丘也广泛分布于近东地区，阿拉伯语为“特尔”），克里特岛上克诺索斯的方丘遗址在青铜时代已达7米之高。此后， 在本地区渐次形成了与近东极为相似的克里特文明和迈锡尼文明，当时希腊人曾经与近东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约公元前1200年以后，来自大陆的多立亚人大量向半岛移民，在部分吸收原有文明的基础上形成了以荷马史诗为标志的新的希腊文明。然而，新的希腊人长期闭关自守并从事“纯粹”的农业经济，直到几个世纪后才恢复与近东的交往[3]。如上所述， 这一时期与两河流域的交往是间接的。在亚历山大东征之后，亚历山大帝国和塞琉古王朝的建立使双方进入了直接的交往。两河流域文明对希腊文化的影响主要反映在以下方面。
（1）语言文字 两河流域在世界上最早产生文字， 早期为图画文字，后发展为楔形文字，其字母为西亚、中亚许多语言所借用。希腊最早的文字为克里特岛和迈锡尼的线形文字，它是在两河古文字（苏美尔语和阿卡德语）的间接影响下产生的，但属于印欧语系的多立亚人的入侵使这一文字归于消失。在地中海的彼岸，正在酝酿着一场文字变革，受到埃及文字和两河文字影响的西奈和腓尼基产生了一种简便的字母体系，其中腓尼基的毕布勒字母包括22个辅音字符，它更适合商业活动的需要。约公元前1000年，希腊人借用腓尼基字母，创造了世界上第一个包含辅音和元音字母的字母表。希腊字母最初也如闪族字母一样，是从右到左书写（今天的阿拉伯语和希伯来语仍然如此），后来演变为从左到右，形成了“西方文明第一种伟大的语言”[4]。 除了字母间接受楔形文字的影响以外，由于希腊人引进了两河流域的一些技术发明和生物物种，希腊语也因此吸纳了若干楔形文字的单词。例如，锄头的希腊单词为marron，阿卡德语为marru；亚麻的希腊单词为chiton， 阿卡德语为kitu；樱桃的希腊单词为kerasos，阿卡德语为karshu[5]。另外，希腊语的一些药名也源于阿卡德语。下面为一些作为药物使用的植物和矿物名的比较[6]：
中文 阿卡德文 希腊文 英文
角豆树 kharubacharroubacarob
藏红花 kurkanu Krokos crocus
欧莳萝 kamanu kuminon cummin
石膏gassu
gypsos gypsum
海索草 zupu
hussoposhyssop
没药murru
murra
myrrh
石脑油 naptu naphthosnaphtha
（2）文学 这一领域表现在文学的形式、素材和表现形式、 风格三个方面。希腊早期古代文学作品包括史诗、谚语和格言，这些多与两河流域文学有渊源关系。例如，著名的荷马史诗《奥德塞》和《伊利亚特》分别描写了特洛伊战争中希腊英雄阿卡琉斯在特洛伊的战绩和俄底修斯还乡历险的故事，其中的情节显然受到了世界最早的史诗《吉尔伽美什》的影响，而后者描写的是两河流域的传奇英雄吉尔伽美什的故事。美国学者罗伯特·格拉夫斯在《希腊神话》一书中指出了双方的相似，如希腊故事中提到衔有永生之草的蛇，这与吉尔伽美什最后找到的仙草为蛇偷走类似；猎户奥里安在到达日落之地后被巨蝎所刺而亡，而吉尔伽美什寻访先父时在天涯也遇到了一个蝎形人[7]。此外， 阿卡琉斯的密友帕特洛克罗斯在战斗中阵亡，而吉尔伽美什的战友恩奇都也因获罪天神而死。而且，著名的希腊英雄赫拉克利斯也与吉尔伽美什有许多相似之处，如两人均为半人半神，战胜了许多鬼怪妖孽，连两人所立功绩的数目也均为12（据《吉尔伽美什历险记》）。非但如此，希腊与两河史诗甚至在装饰语、对偶、讲唱交替的方式等文学形式方面也存在着相似性[8]。最后，两部史诗反映了同样的时代气息。其一， 天神的意志决定一切。无论是特洛伊战争的进程和胜负，还是吉尔伽美什的命运，都操于诸天神之手。其二，强夺阿卡琉斯的女奴的希腊统帅阿加门农与早期身为乌鲁克统治者、为非作歹的吉尔伽美什相仿，二人均代表了国家形成时期权力日盛、独断专行的王，并受到史诗作者的抨击。其三，人类向自然界和神力挑战的精神。这表现在俄底修斯和赫拉克利斯的历险故事及吉尔伽美什不畏艰险、寻找永生仙草的历程上。两河史诗向希腊传播的途径可能是小亚细亚，因为荷马史诗系以爱奥尼亚方言写成，而同在小亚细亚的赫梯发现过阿卡德语、赫梯语和胡里特语三种文字的吉尔伽美什史诗版本[1]。
除了史诗，两河流域有世界上最早的寓言，它与著名的《伊索寓言》有一定联系，像“象与蚊虫”的故事即可能起源于两河[6]。
（3）科学与占星术 两河流域的数学极为发达， 它在世界上率先使用数字位值、十进位和六十进位制，其中六十进位制用于圆和时间的分割，计算简便。巴比伦人将一昼夜的时间分为6个区段， 这（和埃及的时间分段法）也为希腊人所接受，诞生了24小时制。两河流域也产生了最早的阴历月和星期。在天文观测方面，巴比伦人积累了长期系统的观测资料，制定了黄道十二宫，它为希腊人全盘接受，一些星座的名字也未变（如室女座、金牛座、双子座、天蝎座等）[9]。 希腊哲学家泰勒斯曾运用巴比伦的天文观测结果和方法成功地预测了公元前585 年的一次日食，当时吕底亚人正与米底人作战，备感震惊的双方立即停战言和。两河流域的天文仪器也为希腊人所引进，如阿那克西曼德曾将一个日晷带往斯巴达。在巴比伦广为流行的占星术也传入了希腊，尤其是在希腊化时代。所不同的是，巴比伦主要利用占星术来预测国王吉凶和国祚大事，而希腊人则光大了巴比伦占星术用于预言个人命运的一面。“迦勒底人”作为占星师的代名词因此在西方广为人知（迦勒底人是新巴比伦王朝的创立者）。在医学领域，如前所述，巴比伦的一些药名和药方为希腊人所采用，不过古埃及对希腊医学的影响要更大一些。
除了具体的科学领域外，两河科学对希腊的贡献还体现在科学的精神和方法上。法国学者让·波特罗指出，一般人很难想像巴比伦的占星术如何影响世俗的希腊天文学，而事实上巴比伦的占卜包含了丰富的科学精神。在迄今发现的大量两河文物中，约有3 万件以楔形文字书写在泥版上的神谕，它们涉及到宇宙万物，显示出两河人百科全书式的广泛兴趣。其次，许多预兆是在经过大量的观察和总结作出的，例如羊肝的某些形状与历史事件的关系是在多次“验证”后得出的，因此占卜从最初的经验性观察发展到先验的可推理的知识。其三，对事物的抽象和科学的态度。这表现在一种强烈的系统化愿望上，像人的头和头发的形状的预兆就有66种，而且有时甚至作出完全虚构的预兆，如有7 个胆的动物。因此，两河占卜的手段是科学的、先进的[10]。另外，大量的占卜“论文”拥有严密的体系，通过大量条件句和结论依次论及不同的内容，这是两河的医学、数学、辞典学、语法和法律（像著名的汉穆拉比法典）著述的共同体例。它充分证明了巴比伦人的科学精神，而这正是希腊人所借鉴的。
（4）史学 两河流域在历史上留下了大量历史文献， 其中有王室碑铭、通信、文件档案、条约、编年史等，并实行名年官制（以此官员的姓名命名年份），使人们得以大致了解历代君主的姓名、统治年代和主要“伟业”。其中，亚述帝国约自公元前1300年起即十分注意标明碑铭年份，并在其中记载了除土木建筑外的其他活动，主要是迄今为止的军事征战。到公元前1千纪，已形成了完备的编年史， 此即著名的“亚述编年史”。它不限于堆积史料，而同时分析事件的动机，评判行动的过程，记载政治变革，总结地区史或民族的特征，以及地理、气候和战役的战略战术等不直接属于历史的内容[8]。在新巴比伦王国， 同样形成了编年史，并延续至塞琉古王朝。上述传统对曾在两河流域广泛游历的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色诺芬等人均产生了影响。“史学之父”希罗多德所撰《历史》一书以专章记载希腊周边地区国家和民族如埃及、巴比伦、波斯和斯基泰人的地理、历史、民族、宗教、经济、政治和风土人情等，并对这些国家的文明持赞赏的态度，指出希腊曾从东方国家借鉴了许多东西。在对希波战争的研究中，他表现出“从历史自身去解释历史”的倾向，而不是将历史归之于神意，这种人本思想开创了希腊、乃至西方史学的新时期[11]。更值得注意的是，塞琉古时期定居于巴比伦的希腊僧侣、史学家贝罗苏斯撰有《巴比伦史》一书（希腊文），该书叙述了两河流域的地理和自远古以来至亚历山大东征的漫长历史，直接宣称塞琉古帝国是两河传统和文明的继承人，从而论证了塞琉古家族的政治合法性[12]。
（5）宗教 希腊宗教与两河宗教有许多不同点， 但双方也有诸多相似之处。它们基本处于同一发展阶段，为多神教，但有主神；神灵既保留了自然崇拜的残余，同时也是地方保护神，如雅典娜兼为雅典的保护神和智慧之神，而马尔杜克也身兼巴比伦的保护神和战神。除了这些总体上的雷同外，其共同点至少还有下述具体方面。第一，严整的神灵体系。希腊宗教起源于迈锡尼时代，当时的政治体制是独裁的王权，这与近东如出一辙。人间的体制必然与天上的体制相呼应，希腊的万神殿由此表现为一个秩序井然、尊卑有别的严密体系。这与两河宗教相同，后者也是一个由最高神（苏美尔时代为苍天神安努，巴比伦时期为马尔杜克）统领的严整体系。第二，神灵的性质。希腊宗教以“神人同形同性”说而闻名，这既是多立亚人的入侵破坏迈锡尼的王国体系，而代以民主的城邦的结果，也是早期宗教的特征之一。神具有人形，他们也有性别之分，有喜怒哀乐，恋爱偷情，妻小亲友，所不同的只是他们可以长生不老。然而两河（及埃及）宗教也与此类似。例如，安努之妻为安吐姆，他们的儿子为风暴之神恩里尔，后者也成为“众神之父”，许多神灵均为其后嗣，而诸神及神人间的爱情也是常见的（如爱神伊什塔尔与冥王塔尔木兹的故事和伊什塔尔对吉尔伽美什的钟情）。另外，两国的神话中均存在半人半兽的仙妖和动物化的神灵。第三，一些神灵的地位。希腊爱神阿尔芙洛迪亦是金星之神，而爱神伊什塔尔也是金星之神及和平与战争之神，为近东的许多民族、包括小亚的赫梯人和胡里特人所尊崇；宙斯是希腊的火星之神，而身为众神之王的马尔杜克也是火星之神。第四，一些神话故事的类似。除了前述史诗细节的接近外，希腊的洪水故事也与苏美尔的洪水故事相仿。
两国的创世故事也颇多相似之处。希腊神灵分提坦神系和宙斯神系，分别源自迈锡尼时期和多利亚时期，因而创世故事描述了宙斯神系战胜提坦神系的经过。代表原始混沌的提坦诸神败于宙斯之手，被关进了地下深渊，世界恢复了光明。这是地母神该亚与苍天神乌拉诺斯分离后的再次创世，而宙斯与堤丰的战斗则是战胜提坦之后的又一次创世，由此巩固了以宙斯为首的天神体系。这也揭示出万物循环的观念。西方学者F.M.康福德指出上述神话与巴比伦的马尔杜克战胜提尔马特故事的类似。马尔杜克被宣布为众神之王（这表明巴比伦成为两河统一王国的首都），他将同样代表混沌的海神提尔马特一斩为二，分别变为大地和海洋，世界由此诞生。考古学家发现的载有神谱的公元前14世纪的腓尼基泥版和赫梯文献均有类似的内容，从而验证了康福德假说的正确，并解释了希腊的赫西奥德神谱中的一些似乎文不对题或无法理解的细节，以及两河创世神话向希腊传播的渠道和时间[3]。在希腊化时期， 两河流域成为包括波斯在内的东方宗教向希腊传播的渠道，为希腊宗教与东方宗教的合流奠定了基础，预示着一神教在地中海世界的兴起。
（6）建筑艺术 希腊与两河流域的地理气候及物产相差较大， 如两河流域缺乏石料和木材，而希腊则在这两方面相当富裕，加上两国文化的差异，势必影响到双方的建筑风格。但希腊建筑在个别方面仍然受到两河建筑的熏染。例如，有学者认为作为希腊建筑象征的爱奥尼亚圆柱最初起源于两河原始文字时期的宗教艺术象征，即一束扎起的芦苇，其顶端因捆扎而向侧翼成卷曲状，这发展为爱奥尼亚圆柱顶端两侧的涡旋形装饰。上述捆扎的芦苇在今天伊拉克南部沼泽地居住的阿拉伯人中仍可见到[6]。
其实，两河流域对希腊的影响不限于上述方面。例如，希腊人在衡制方面即使用两河人的单位米那和塔兰特，1塔兰特等于60米那。 在政治上，希腊化时期的亚历山大大帝和塞琉古王朝君主均采用了东方的君权神授理论和专制体制，亚历山大的封号中并有“巴比伦之王”的头衔（巴比伦也是亚历山大帝国的首都）。当然，希腊文明在许多方面同时也受到近东其他文明如埃及的影响，但相比之下两河流域的影响更大一些。可以说，正是在吸收两河流域和埃及等东方古老灿烂文明的丰富营养的基础上，希腊文明才能更加完善，最终青出于蓝，为日后的西方文明奠定雄厚的根基。让·波特罗指出：“我们文化的所有方面大体上均是由发端于（公元前）4千纪、繁荣于3千纪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形成的。这一文明或许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它无愧于这一称号。在其整个生存期间，它向周边地区幅射，使其邻国激发灵感而丰富自身：以色列直接受其影响，模仿其闪族同伴并与后者共事；希腊人则是通过赫梯人和小亚的前希腊人（即迈锡尼人和克里特人）而间接受其影响。”[10]总之，两河流域文明对希腊文化的影响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而希腊文化和同受两河影响的犹太文化则构成西方文明之源。
向希腊的文化传播不但极大地丰富了欧洲文明，而且使两河文明的不朽遗产得以永世长存，惠及世人。一种流行观点认为，世界诸古老文明中唯有中国文明从古至今、生生不息，而其他文明如两河流域、埃及、印度（哈拉巴文化）、希腊、罗马文明均如过眼烟云，辉煌不再。笔者以为，上述看法似乎失之偏颇。在欧亚大陆的大部分地区，文明的发展特点是规模较小、民族众多、经常性的民族迁徙以及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频繁激烈冲突，因此古老文明经常与其他民族碰撞，由于缺乏回旋的空间、庞大的人力储备以及气候的变化[13]等原因，它们不免于灭亡的命运。但是，古老的文明通过民族混血、宗教上的传播和改宗、文化影响等途径而使入侵者接受自己的文化，或形成一种融合的文化。另外，通过对周边民族的影响也能间接保留古老文明的遗产，两河流域对希腊的影响即为一例。因此，上述古老文明虽然在形式上灭亡了，而其丰富的文化遗产仍然通过种种方式保留了下来，从各个方面深刻地影响了该地区的文明。例如，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三大宗教均大量继承了两河流域、埃及、叙利亚和希腊等古老文明的遗产，伊拉克南部沼泽阿拉伯人的住房样式与几千年前的苏美尔人几乎没有什么两样。而且，正是在这种文明的激烈冲突、碰撞中，各个民族的发展加快了，许多古老的文明均兴起于该地区就很能说明问题。
至于中国，固然我们保留了祖宗的方块字和许多其他文化遗产，但中华民族本身即发源于多种文化（包括东夷文化和楚文化），在几千年的历史中也融合了许多周边民族并吸收了他们乃至遥远的印度、中亚、西亚和欧洲丰富的文化，来自印度的佛教在华夏广为传播并对中国的哲学和宗教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而且，文明的延续当然值得骄傲，但也意味着沉重的包袱，这一点我们已经深有体会了。总之，文明的延续与中断只能是相对的，“变”才是世界历史发展的永恒法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