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新保守主义与对华政治策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保守主义论文,美国论文,策略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89(2006)04—0047—04
一、美国新保守主义与“中国威胁论”
保守主义一词源于法文La Coservatour。作为一种政治哲学形成于18世纪末。英国政治活动家E.伯克在《法国革命感想录》一书中首次明确表达了保守主义思想，成为保守主义的奠基人。新保守主义通常指传统保守主义的现代翻版，它像传统的保守主义一样，反对一切激进的政治理想，尤其是反对社会主义、多元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新保守主义极其重视现存的传统、秩序、等级和自由的价值，认为这些价值高于其他一切，维护这四大政治价值是国家的根本任务。美国新保守主义共经历了三个主要发展阶段：一是为20世纪60年代后期和整个70年代，美国新保守主义兴起并成为美国政治思想和政治舞台上的一支独特力量；二是80年代和冷战结束后，新保守主义逐渐与主流保守主义合流；三是目前主要关注外交政策的新保守主义。美国国防部副部长沃尔福威茨、里根时期任国防部副部长的理查德·琅尔等人成为新保守派的代表；副总统切尼和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也十分倾向于支持新保守主义。这种关注外交政策的美国新保守主义在对华政策方面具有重要影响，主要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1.新保守主义追求霸权和领导地位的理念，奠定了其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重要基础。冷战的结束，美国感到沾沾自喜，认为和平演变在世界取得了重大胜利，为新保守主义推行美国式的价值观提供了依据。苏联解体后，新保守主义者认为世界将出现权力和意识形态真空，主张美国应该抓住这一机会迅速把全世界置于美国的影响甚至直接控制之下。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其外交政策目标和全球战略开始逐步向追求世界霸权和领导地位转移，而新保守主义所追求的正是美国的霸权和领导地位。两者吻合成为新保守主义能够对美国政府决策起重要作用的基础。
2.新保守主义鼓吹“中国威胁论”，确定了中国在美国战略中的基调。冷战结束后，美国的保守派阵营右倾化趋势加强，其强调美国绝对利益的民族主义色彩日渐浓厚。随着保守主义思潮在美国公众生活和社会政治领域中地位的不断上升，过于重视意识形态和强权的新保守派变得咄咄逼人，不可一世。在他们眼中，中国不是一个维持现状，而是一个希望改变亚洲乃至世界力量对比以对自己有利的国家。因此，大多数人认定中国既有挑战美国的意图，又有挑战美国的实力，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中国追求世界霸权。新保守主义者认为，在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下，国家不会只停留在充分安全的考虑上，每个国家都会极力获取尽可能得到的权力。“尽管全球霸权无法实现，但大国一刻也没有停止这一企图，每一个国家压倒一切的目标就是最大化地占有世界权力，这意味着一国获取权力是以牺牲他国为代价的。大国的最终目标不是安全，而是霸权”。在新保守主义者看来，中国是崛起中的大国，经济的发展将改变同其他大国的力量对比，尤其是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增长，会更加不可一世，咄咄逼人。由于历史上大国在经济高速增长期间大多成为对外扩张的国家，新保守派相信，中国在实力全面发展后，肯定会抓住可能的机会，为追求霸权而努力。
“中国经济的发展将这样或那样地让它具备越来越多的手段，从而能够极力地影响和威胁他国，或者如果它愿意的话，也能够与美国进行战略竞争”。新保守主义战略理论家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还称，“在21世纪早期，美国很可能会面对的最具威胁的前景，便是中国成为东北亚地区的潜在霸权国，中国会针对美国发展自己的‘门罗主义’，正如美国声称其它国家不能干涉西半球一样，中国已经表明亚洲地区是不容美国干涉的”。二是中国具备威胁可能。90年代以来，当西方的经济陷于低靡状态时，中国的经济却独树一帜，以持续高增长率飞速发展，10年间人均产值翻了一番。新保守派和以其为核心的蓝军用冷战思维看待中国，中国的一举一动动辄被他们视作苏联威胁的翻版。他们不顾事实依据，无限夸大中国的国力，把实际上与美国相差悬殊的中国国力说成是接近美国，甚至会很快赶上或超过美国。新保守派认为，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现实，将在政治上发挥作用。也就是说，经济现实可以转化为政治现实。在国际人权斗争中，中国已能够动员并联合亚洲国家，共同反对西方对中国人权问题的指责，众口一词地规劝美国首先应该管好分内之事。在这种意识状态下，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各国都呼吁建立自由、平等的国际政治和经济新秩序。中国举世瞩目的发展一方面增加了它在亚洲的号召力，但另一方面也成为了新保守派首当其冲的打压对象。最后，军事上合作发展。近年来，中国和亚洲除在人权和经济问题上展开合作外，还加快了共同发展军事力量的脚步，特别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运载火箭，这使新保守主义者感到了军事实力的切实挑战。
新保守派在考察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得出了一个共性的认识：历史上最危险的时期是正当一个国家国力渐增并且在国际体系中寻求适当位置的时候，而这一力量的迅速增强一旦遇到国际格局大动荡时期，会常常导致战争。如今，两极格局解体，冷战结束，世界正朝多极化方向迈进，中国的国力得到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在这个国际格局大转换的历史关键时期，中国正在通过和平的方式向世界宣告：中国的崛起只是争取与中国综合国力水平相适应的世界负责任的大国地位。然而，新保守派却把中国的和平崛起看作后起大国对现存大国的挑战，担心中国像近现代史上一战前的德国、二战前的日本及战后的苏联一样，一旦崛起和发展，将会给美国带来威胁，甚至造成国际局势的动荡。
新保守派对中国的看法，涵盖了历史的、现实主义的和社会文化的三个方面相互交织的理念。从历史角度看，新保守派很自然地得出简单的印象，即中国的经济发展必定引向军费开支的增加，而军费上升将加速中国军事实力的增强，并促使中国政府运用日益增强的军事力量来实现向周边领土扩张的野心，由此对美国的霸权构成威胁，因此，中国和美国很可能会发生一场军事冲突。[1](331) 从现实主义角度看，新保守派对中国的崛起感到恐惧，深信随着中国力量的增强，中国将是美国统治地位的最大挑战者，同时中国将会力图改变现行的国际体系规则，这样中国和美国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上的冲突将日益增多和尖锐化，更多地视中国为“敌对霸权国”，拒绝承认中国可以成为美国的合作伙伴的观点。从社会文化角度看，一些新保守派分子喜欢把中国描绘成一个专制的、落后的“新邪恶帝国”。他们认为，中国威胁的最主要根源在于中国政府及其“非民主”的政治制度；如果中美间发生冲突，那就是“极权国家”和“民主国家”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他们通常极力主张，美国对华政策的目标是推翻共产党政权。[1] 基于以上三种理念，新保守派得出了一个共同的结论和观点，即中国是美国的“敌国”，而不是“伙伴”：中国与美国的冲突是必然的。“90年代，新保守派一直认为，中国对美国安全构成严重的威胁，”中国将取代苏联成为邪恶的新居所和新保守派现成的攻击对象。因此，由于存在经济利益的冲突、意识形态的分歧、对全球安全的潜在威胁，新保守派力争做到未雨绸缪，不仅积极鼓吹对华全面遏制，阻止中国的发展和壮大，而且在国务院、国会、利益集团、学术界、公众舆论中形成了“以压促变”的政治思潮。
二、新保守主义指导下的美国对华政治战略
在新保守主义影响下产生的“中国威胁论”，对于中国赢得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起到了极大的消极作用。1994年以来，“中国威胁论”是美国对华政策辩论中的主要声音。在新保守派看来，没有对手就意味着美国安全出现了隐患，必须人为地制造一些对手，除一些“无赖国家”外，中国符合作为其对手的条件：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等与美国相对立，又有巨大的发展潜力。“中国威胁论”者用新保守派的意识形态框架来分析中美关系中存在的问题，强调两国世界秩序观和政策目标的根本对立，断言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必将导致中国扩张主义倾向的增长，对美国的霸权地位和世界的和平稳定构成威胁。所以，每当中美关系出现良好的发展势头时，新保守派就会以种种借口跳出来干扰中美关系的正常发展。他们不遗余力地宣传美国应像冷战时期对付苏联那样对付中国，加强对中国的战略遏制。
1.奉行“反共主义”，遏制中国崛起
新保守主义诞生于冷战时期，其思想被深深打上了冷战思维的印记，消除“共产主义的威胁”是新保守主义的思想基础和本质特征。冷战时期，“共产主义的威胁”成了新保守主义思想统一的基础。美国对苏遏制战略就是在“反共主义”思想指导下制定的。虽然新保守派内部在一些具体的问题上存有分歧，但在这一点上始终能够达成基本共识。正如霍罗威茨所说的：“新保守主义的全部带有偏见的努力，实际上是认为同‘共产主义暴政’进行战争不可避免。”[2](183) 在整个冷战期间，新保守派始终把同苏联的对抗和斗争看作美国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标，将一切国际冲突都视为共产主义挑战，主张对所有的冲突都要作出针锋相对的反应。为此，新保守主义者在其全部著作和发言中都渗透了最简单化的“反共主义”。
冷战结束后，“反共主义”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有所下降，但并未消失，虽然最早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不复存在，但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又成了新保守派关注的重点。新保守主义者认为，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无论在经济和军事上都无法对美国构成挑战，而社会主义中国的迅速崛起，却对美国的领导地位构成了潜在的威胁。因此，新保守主义势力坚持抱住冷战思维不放，将“反共主义”渗透在对华政策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而且较以往相比更具扩张性和进攻性。正因如此，新保守主义者极力反对克林顿政府的“全面接触”政策，特别是对中美之间建立的面向21世纪具有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感到不满，认为克林顿政府的对华政策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应该进行检讨和修订，积极鼓吹“中国威胁论”，主张对华实行遏制，“趁中国尚离有足够能力成为地区霸主的那一刻还很遥远之机，扭转这一进程，想办法延缓中国崛起”。90年代末期，新保守主义利用新闻媒体大肆宣扬中国和北朝鲜的导弹对地区和平的威胁，“中国威胁论”死灰复燃；不惜捏造事实，抛出所谓的“李文和间谍案”，破坏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形象：强烈要求美国同日本共同研究建立战区导弹防御系统，并把台湾吸引进来，防范中国导弹的威胁：1999年5月，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悍然袭击我驻南大使馆，是又一次顽固坚持冷战思维的具体体现。以上充分说明美国反华势力不愿意看到中国的迅速崛起，更不愿意在失去苏联这个最大的“对手”后，失去中国作为美国在下一个世纪的“对手”。2001年1月，美国国防部在向布什提交的一份战略评估报告中指出，中国已取代俄罗斯被认为是美国全球统治的主要威胁。
2.突出意识形态，推动民主进程
与“反共主义”相连，新保守派十分注重意识形态的主导作用。他们认为，要维护美国在全球的领袖地位，最重要的不是力量，而是运用力量的意志。他们同时也把推广美国价值观作为维护和促进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新保守主义者本。魏登堡就公开主张“美国应当推行民主……尤其是美国式的民主”。制约中美关系的两大结构性因素中，实力差距缩小是不可避免的。中国要实现现代化是坚定不移的，中国的崛起是必然的，中美在这方面的矛盾是“死结”，无法解得开。但是在意识形态和民主建设方面，是有解的。在美国看来，只要中国对内进行民主化，对外向西方国家开放，就有可能发生演变，对美国的威胁也会明显减弱。正如美国学者唐耐心教授所分析的：一个强大而自信的中国即使是民主的，也会“影响美国的外交与安全运作，影响到它的地位和东亚盟友”；但是“一个强大而对美国不友好的中国则带来更为严峻而长远的难题”。言外之意是说，不民主而强大的中国远比“民主”而强大的中国对美国有威胁。
布什在就职演说中就声称要向全世界传播美国的价值观，让自由的力量遍布全球。布什重用的著名新保守主义者切尼、拉姆斯菲尔德和沃尔福威茨被称为最终为政府的每项重大战略问题拍板的“三驾马车”。切尼被称为“铁杆意识形态右派”；拉姆斯菲尔德则以“冷战老手”著称；沃尔福威茨则是“三驾马车”中的意识形态专家。在这样的权力架构下，布什政府的对华政策必然具有浓厚的新保守主义色彩。新保守主义者认为，在全世界推行美国的意识形态有利于维护美国的根本利益。在这些人眼里，争取经济利益、抢占经济制高点固然十分重要，但是抢占意识形态的制高点才是能在长期维护美国霸权地位的根本措施。新保守主义把中国看作美国世界霸权地位的威胁，特别是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他们对中国的敌意有增无减。新保守主义者批评克林顿政府的对华政策是“商业外交”，抛弃了美国对华政策的战略和意识形态支柱，而把发展对华贸易和经济关系放在优先地位，不仅危害了美国的安全利益，而且反映出该政策的软弱，非但未能推进中国民主化进程，反而由于政策软弱，致使中国变得更具威胁性。前国会山助手和里根政府的国防部官员弗兰克·卡夫内曾将克林顿政府的对华政策称作“绥靖”政策，把中美关系比作二战爆发前的美国与日本和德国之间的关系，认为“在许多方面，眼下与19世纪30年代没有什么不同之处”。为此，新保守派极力呼吁政府制定并实施民主战略，一方面鼓动中国内部发生变化，另一方面加强同日本和韩国、菲律宾、印度等传统盟友的关系，建立太平洋民主共同体，从外部施压推动中国的民主进程。
新保守主义者看重美国自由民主价值观的力量，在他们看来，“在这个世界上，民主或许是最强大的社会和政治力量，无论是在今天还是在遥远的未来。”沃尔福威茨声称，意识形态“这个工具比我们的令人畏惧的军事竞争能力还要强大”。他主张不应该只是片面地追求“看得见的所谓的美国利益”，而要实行“将理想和利益统一起来的政策”，也就是要充分重视和使用用来削弱苏联并最终使之瓦解的“最强大的工具”。布什上台后，试图将中国纳入所谓“整合战略”（Doctrine of Integration）之中。这里的所谓“整合”（Integration），就是“美国致力于将世界上其他国家、机构、人民融入到符合美国及其盟国利益和价值观念的安排中来”。整合的目的在于与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以及各类国际机构进行接触和合作，以形成能够体现美国价值观念和符合美国利益的世界秩序，以实现世界的和平、繁荣和公正。布什的“整合战略”实际上与克林顿政府对华接触政策同出一辙，异曲同工，因为克林顿的“全面接触”政策的目标，就是“将中国纳入国际社会，使之成为一个负责任的成员”。[3](40) 基于这一思路，“9·11”事件后，美国调整了对华政策定位，不再公开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而是提出与中国发展建设性合作关系，并希望通过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及开展与中国在反恐和地区安全等领域的合作，将中国整合到国际体系中来，努力促使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
3.突出人权问题，干涉中国内政
新保守派主张将中国的人权问题与对华最惠国待遇这一纯粹经贸领域的问题挂钩，甚至主张取消对华最惠国待遇。罗伯特·卡根曾在《旗帜周刊》上撰文提出，“政治改革并非必然跟随经济改革而发生”。他主张将中止对华最惠国待遇作为迫使中国实行民主化的手段，因为“与中国无限制的贸易只能帮助中国独裁政权争取时间，并推迟作出最艰难的决定（指民主化）”，他认为必须把对美国重要的事情（指人权）与对中国重要的事情（指最惠国待遇）联系起来。他们还指责克林顿政府的对华“接触”政策“是危险的、幼稚的”，“是对北京的叩头”。[4] 苏联解体后，中美两国准同盟基础消失，中国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下降，因此中美在意识形态领域矛盾和冲突显现出来。最突出的就是美国打着人权的幌子肆意干涉中国内政。人权问题属于国家的内政，别国无权横加指责和干涉。各国的人权状况与本国的社会发展水平等本国国情密切相关，改善人权状况和提高人权水平，是国际社会公认的普遍原则。对于在人权问题上的分歧，只能通过平等对话协商来解决，不能借口人权问题干涉别国内政。然而，美国就所谓的西藏问题、计划生育问题、宗教信仰问题、劳改产品出口问题等对中国横加指责。1997年3月，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金里奇在北京访问期间发表谈话，攻击中国缺乏基本的自由，如演讲、宗教、集会、新闻自由。2001年3月，美国政府又在日内瓦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会议上再次提交谴责中国的议案。美国在联合国人权大会上指责中国的人权问题，还把人权问题与中国的最惠国待遇问题挂钩，其目的就是企图推行美国式的民主，迫使中国在民主制度、价值观等方面向美国靠拢，走美国模式。
综上所述，新保守派是一个比较特殊的集团，思想上极端、僵硬，对世界局势的复杂性与美国强权实力的局限性缺乏足够认识，特别是只注重美国的安全利益而忽视了诸如经济等其他方面的利益，在某种程度上与现实情况严重脱节，甚至有时与美国的国家利益相悖。尤其是布什上台后，新保守主义开始“大展宏图”，“劫持”了布什政府的外交政策，在中美关系问题上积极鼓吹“中国威胁论”，推动对华强硬政策，给两国关系的正常发展和改善制造了许多麻烦和障碍，致使中美关系变得跌宕起伏和复杂多变。
〔收稿日期〕2006—05—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