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人口素质与城市化和民族现代化——以蒙古族流动人口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蒙古族论文,流动人口论文,为例论文,民族论文,人口素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8575(2004)04-0042-06
我们曾撰文探讨了蒙古族流动人口城市化的特点和成因问题。[1]当时侧重的是流动人口的数量方面，本文则突出流动人口的质量方面，重点讨论流动人口素质与城市化和民族现代化的关系，目的在于提高蒙古族流动人口的整体素质，推动蒙古族现代化的进程。
一、人口素质衡量标准与“相对素质论”
衡量人口素质需要把人口素质量化，而人口素质分类则有利于量化。一般把人口素质分为身体素质、科学文化素质、思想道德素质三类。其中，身体素质最易于量化，也最易于衡量；思想道德素质最难量化，当然也最难衡量；科学文化素质则介于二者之间，一般用识字率或人口受教育年限来衡量。在传统社会，人口的思想道德素质最受推崇，典型者如孔子的“君子”和“小人”之分。在现代社会，人口的科学文化素质最受重视，人口素质主要体现为科学文化素质，一般所谓某类某地人口的素质如何，就是指他们的科学文化素质。用科学文化素质来衡量人口素质，当然有很大的局限性，但从重要性和可操作性角度来考虑，这一方法还是被人们所广泛采用。我们在此也要运用这一方法进行讨论。
“科学文化”概念并不是自明的，它很容易让人产生歧义，需要进一步解释。按狭义文化概念理解，文化是指精神文化，包括外在知识和内在精神两大部分，外在知识就相当于上文的“科学文化”，内在精神就相当于“思想道德”。“科学文化”中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文化”主要指人文知识。在当今时代，“科学”和“文化”并不是平衡的，也不是平等的，人们重视科学甚于重视文化。“科学”中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同样不是平衡的，也不是平等的。人们重视自然科学甚于重视社会科学，而自然科学并不仅仅就是自然科学本身，现代自然科学一开始就带有明确的“技术”取向，在最近半个世纪中，自然科学与技术进一步走向一体化，以求得“技术回报”。与此同时，社会科学也确立了“技术”取向，出现了社会科学与技术一体化的趋势，产生了“社会技术”。[2]所以，当我们提到人的“科学文化”素质时，其实是指他掌握自然、社会、人文诸科学知识的情况，其中主要是指他掌握带有技术取向的自然科学知识和技能的情况，或者主要是指“自然科学技术素质”，简称为“科技素质”。
但对少数民族人口素质来说，用“科学文化素质”、特别是用“科技素质”来衡量，不仅有很大的局限性，而且还可能导致事物性质的扭曲。因为即使是狭义的“文化”，它不仅包括科学技术和人文知识，还包括思想道德。而且，三者并非各自孤立存在和作用，而是紧密联系相互作用的。所以，“文化”是丰富、多样、复杂的，不同的民族往往有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文化往往又有不同的衡量人口素质的标准，不同的衡量标准体现的是不同的价值观，因而不同民族的人口素质在很大程度上是缺乏可比性的。文化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特定的地理—社会空间条件所决定的。那么，是不是原来处于不同地理—社会空间条件下的民族，现在共处同一地理—社会空间的条件下，他们就可以具有相同的衡量人口素质的标准呢？事情并非如此简单。他们衡量人口素质的标准的相同成分肯定会增加，也应该增加，但他们原有的文化异质有些仍然会长期保持，或不断以新的形式表现出来，因而衡量人口素质的标准的不统一性也会长期存在。
进而言之，我们这里讨论的还不是蒙古族这一特定民族整体的人口素质，而是其中的“流动人口”的素质。流动人口身处城乡两种环境的“边缘地带”，他们既不完全被城市人认同，也不完全被农村牧区人认同；既不完全被本民族认同，也不完全被他民族认同。这一点又和国内其他地区的流动人口不同，有其民族特殊的文化背景，他们需要构建自己的文化认同，需要确立自己的衡量人口素质的标准。在此我们更多地运用“生存技能”来理解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素质，也表明我们引入文化相对论的观点对“用科学文化素质来衡量人口素质’这一普适性方法进行修正的尝试。这就是“相对素质论”。
具体来说，“相对素质论”意味着，如果用市场经济的价值标准来衡量，可以认为流动人口原来的观念落后，素质不高；但用文化相对论的观点来看，则是其价值观使然，实与素质高低无关。现在他们能够流动起来，能够进入人力市场，那只是因为他们开始认同了市场经济标准，逐渐适应了城市文化环境，他们只是具备了新的环境和标准所要求的观念和素质。这无疑是其观念和素质的改变，但不一定是其观念的进步和素质的提高。如果他们的选择和行为主要是由于生活所迫，而他们的生存境遇并未得到改善，有的方面——主要是精神生活方面——还有所恶化，在这种情况下，只从他们流动进入城市这个角度来称赞其观念的进步和素质的提高，则明显具有讽刺意味，表明了根深蒂固的“城市文化中心论”所固有的偏见。
当然，在下述意义上，的确可以说流动人口的观念是进步的，素质是很高的，即在市场化、城市化、全球化过程中，比起那些受生活所迫却不愿或不能通过流动改善自己的生活状况，固守田园，长期吃救济的农牧民，或是无所事事、不愿工作的城市待业青年，或是宁可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对就业岗位挑三拣四的企业下岗职工，或是没有一技之长，仍然寄生在各类国有单位中的编余人员，等等，流动人口的素质显然更高。那些城市中缺乏生存技能的人，不但没有资格指责来自农村牧区的流动人口素质低下，相反，还应该向流动人口学习。两栖于城乡之间“边缘地带”的流动人口，进能攻城堡，退能守田园，不论单纯的城市人，还是单纯的农村人、牧区人，均不能与之相比。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在他的第二次现代化理论中，提出了一种“非地域化的社会形式”，在这种社会形式中，流动人口并未过着那种非此即彼的生活，即要么生活在这个国家，要么生活在那个国家；要么生活在城市，要么生活在农村牧区，而是形成了新式的、跨国性的、跨城乡的“既是……又是……”的生活方式。[3]就此而言，流动人口已经是顺应了市场化、城市化、全球化潮流，并引领新的生活方式的人群。
当然，对于流动人口的素质不能过于美化，他们与当今时代的要求又具有明显的不同步性和差距。由于市场化和城市化速度的加快，全球化时代的到来，社会变革剧烈，不仅对蒙古族流动人口，而且对所有人的素质都不断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因而出现了时代性和结构性人口素质低下的问题，尤其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这方面的问题更加突出。人们前进不够了，需要跑步跃进；小步慢跑不够了，需要大步快跑。本来走步是常态，现在则显得保守落后，跟不上时代潮流；跑步本来是锻炼和应急时运用的，现在则成了常态，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但让所有的人都参加这种马拉松似的赛跑是不可能的，即使参加了，大多数人也会掉队，难以坚持到底。于是，我们总是不断地抱怨中国人的素质不高。当然，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更容易被想当然地视为素质低下。但话还是说回来，在这样的社会转型和变革时代，流动人口已经是跟得最紧、适应能力最强的人群之一，尽管他们可能并不自觉，甚或出于无奈。
关于“流动人口素质低”的流行说法，还根源于流动人口的一些“不文明”行为，但仔细分析，这种说法虽然有道理，但也未免有失几分公允。如果说流动人口中治安案件较多，那可能主要是因为他们受生计所迫，不得已而为之，根源在社会，而不在他们个人。如果说流动人口不像城市人那么遵守交通规则，那可能主要是由于城乡文化差异的原因，他们对城市交通规则还不太熟悉。其实问题也有另一面，即很多来自农村牧区的流动人口因为对城市环境陌生，胆小怕事，往往比城市人还谨小慎微、更守规矩。如果说流动人口中很多人还随地大小便，未能养成良好的公共卫生习惯，那可能主要是因为在农村牧区厕所并不是必需的，或者对厕所并不太讲究，同时城市又恰恰缺少方便卫生的公共厕所。……这些都需要一分为二地看。
“相对素质论”还指不同的行当、不同的岗位，需要具有不同素质的人。相对于流动人口所从事的工作来说，如建筑装修、贩菜卖粮、修车补鞋、家政服务，他们的素质是与之大致相当的，总体上并不存在素质低下的问题。其中有些人的素质还显得过高，大材小用了，只是由于他们先天不足，缺少发展机遇，不得不屈居人下。当然，从进一步提高工作水平和服务质量、加强思想道德修养、规范市场行为的角度要求，流动人口的素质无疑还需要不断提高。
二、流动人口素质与城市化和民族现代化
我们特别强调民族文化和城乡文化的独特性，强调不同人口群体素质的相对性，但并不否认在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环境中存在共同的普遍性原则。美国社会学家英克尔斯对此已经有了非常经典的研究。他用现代性来指称人的现代化的品质和特征，这些品质和特征包括12个方面，大致相当于我们这里所说的城市化对人的素质的要求。他在讨论促成人的现代化的因素与环境时，主要考察了家庭、学校教育、工厂、大众传媒、城市生活、文化传统的作用。[4]下面我们将以英克尔斯的研究为参照，有侧重地来探讨蒙古族流动人口素质与城市化和民族现代化的关系。
1.教育
研究现代化的学者认为，教育是决定一个人现代性达到何种程度的重要因素，学校教育同现代性的关系十分密切。英克尔斯的研究表明：在受教育较少的人中，具有现代性品质的人的平均比例是13%，而在受教育较多的人中则占49%。这就十分有力地说明了教育对个人现代性有直接的独立的贡献。[4]流动人口受学校教育程度越高，所获得的现代性程度也越高，或具备城市化所需的素质也越高，并最终影响其城市化的进程和水平，影响到民族现代化的进程和水平。
内蒙古作为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制定了有利于民族发展的民族教育政策和制度，始终优先重点发展民族教育，蒙古族人口平均受教育程度高于汉族。见表一。
呼和浩特市流动人口的民族构成数据不详。大致说来，就像1950年代前后蒙古族人口城市化水平一样，1990年代以前蒙古族流动人口城市化水平低于其他民族，1990年代以后蒙古族流动人口城市化水平高于其他民族。这说明蒙古族流动人口受教育程度与城市化的关系有相关之处，也有不相关之处。当蒙古族流动人口城市化水平较低时，其与蒙古族的受教育程度无关，是其他因素在起作用；当蒙古族流动人口城市化水平较高时，其与蒙古族的受教育程度有关，除了其他因素而外，蒙古族相对高的受教育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发挥着重要作用。
从本课题被调查的33位蒙古族流动人口受教育程度来看：大专或大专以上11人；中专和高中13人；初中5人；小学4人。他们受教育程度是偏高的。
表1 内蒙古与全国每万人口平均各民族在校学生比较
学校层次各民族统计 汉族蒙古族
在校学 每万人口平均在校学生 在校学 每万人口平 在校学 每万人口平
生数 内蒙古全国 生数 均在校学生 生数 均在校学生
研究生教育
2747 1.16 3.12 1738 0.94 921 2.28
普通高校12078250.8146.82 8903248.292688366.53
成人高校9314339.1936.12 18090 9.81 570514.12
普通中专9938741.8136.28 7846642.561688741.79
职业中学
18089176.1036.9515247180.702489961.62
普通高中
364046
153.15
111.30264017
143.2086103
213.07
普通初中 1128267
474.66
509.48844395
457.99
242881
601.04
小学 1834499
771.77
993.72
1421613
771.07
359961
890.77
幼儿园 310601
130.67
160.17238678
129.4661599
152.44
2001年全区 2377
1843.7 404.1
人口（万人）
那些没有良好家庭教育环境的人，只要日后有机会能得到良好的教育，这种缺陷是可以弥补上的。即使年轻时未能得到受教育的机会，但如果在成年后，能得到现代职业和其他足以促成现代性的环境条件的刺激，也可以给个人现代性的形成和发展创造出良好的机会。政府应该在制定教育政策和职工业余教育计划时，充分重视这一点，促使大批过去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及时地在他们青年和成年期间弥补这个缺陷。[4]
在内蒙古，很多人也已经认识到，农牧民家庭和农村牧区政府加大教育投入，是使人口城市化、农牧民身份转变为市民身份的最有效的途径。优惠的民族教育政策将有助于或正在使这条途径变为通途。一方面政府创造条件，另一方面个人和家庭也做出了积极努力。许多蒙古族农牧民除了农村牧区的住所外，还在县城和城市中租买房子，用来供孩子上学，以便孩子将来成为城市人。蒙古族似乎找到了通过教育实现城市化和民族现代化的途径。
尽管如此，进入城市的流动人口，除了学生群体外，民工群体的科学文化素质，特别是“科技素质”还需要大幅度提高。被调查的蒙古族流动人口中，大部分都有参加职业培训或学习一门适用技术的动机或愿望，甚至有的民工进城的首要目的就是学技术。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他们大多并没有获得培训、学习技术或手艺的机会。
与他们的自身培训问题相比，如果有子女相随，他们更重视子女的教育问题。由于没有城市户口，民工子女没有资格正常进入城市公立学校，包括蒙古族学校，他们要么被拒之门外，要么必须付高额赞助费或借读费。为了解决流动儿童、少年的义务教育问题，国家教委会同公安部制定了一个暂行办法，鼓励暂住城市半年以上的学龄儿童在暂住地入学，但这一政策在落实中遇到了许多困难。建议内蒙古自治区教育行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以此为基础，从提高民族素质和实现民族现代化的高度出发，为蒙古族民工及其子女的教育制定一个切实可行的办法，使民族教育政策的光辉也能普照到他们身上。
当然，英克尔斯也认为，如果把教育作为解释现代性的最重要的因素，那就夸大了教育的作用。他说：“并非教育本身，而是那些与教育密切相关的社会条件和环境以及他们的影响，才能够作为个人现代化的真正解释。”[4]
但是，贝克坚持认为，我们现在正处在新的制度化的个体主义时代，促进转变的决定性力量、根本性因素是教育。人们受教育的程度越高，个体化的强制也就越大。1960年代以来所发生的大而无声的革命之一就是“教育扩张”，即教育改革，它让男人和女人获得同样的接受教育的权利。接受教育、强制流动、进入劳动市场，这三者相互亲和、相互促进、合而为一，共同构成个体化的制度性框架，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是教育。它不把集体作为定位的标志，而是以个人为导向。迄今为止，人们对这一发展过程的种种结果还没有足够的了解。[3]如果贝克的观点成立，那么我们完全可以说，内蒙古长期优先重点发展民族教育，使蒙古族人口受教育程度大幅度提高，其效果在今天已经集中体现为蒙古族人口流动的加快和劳力市场的灵活，进而促进了人口城市化和民族现代化。
只是很少有人意识到，随着受教育人数的增加和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就业也越来越困难了。对那些有蒙汉双语授课，尤其蒙语授课背景，而汉语说得不太流利的蒙古族来说，这一问题显得更加突出。有些事实表明，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并不一定比受教育程度低的人好就业，因为前者比后者对就业条件的要求更高。被调查的蒙古族大学生就面临着这一困境。对此，政府和个人在很人程度上都显得无可奈何。当然，流动人口受教育程度大多不高，对就业条件的要求也不高，就业形式灵活多样，尤其蒙古族流动人口，在内蒙古又有一些独特的优势，往往能够就业。如果政府和企业再施以必要的职业技能培训，将更有利于他们充分就业。
2.工厂
在英克尔斯讨论的促成人的现代化的因素和环境中，最主要的是工厂工作。他首先批判了“个人人格的主要特征是在儿童和青年时期培育而成的，并且到成年期基本不再改变”的传统人格心理学理论观点，认为个人人格改变程度的大小，主要取决于其生活环境改变到何种程度。这些环境是人们从传统的乡村牧区、农耕畜牧、氏族部落逐渐转移到城市生活、工业职业和国家公民的过程中所经历的。在绝大多数人的生活中，工作构成了最主要的部分和最重要的因素。工厂的组织和操作形式具体地体现了一系列的现代工业原则。具体来说，工厂工作培育人的改变自然的信心和效率感，通过示范来鼓励人乐意接受新的东西和经验，教给人约束自己、尊重他人，培养计划性和时间观念。[4]
3.城市生活经验
在那些对个人现代性原因的不同解释里，除了工厂工作，最值得考虑的还有城市生活经验的影响。就是说，一方面，流动人口教育程度越高，所获得的现代性程度也越高，或城市化所需的素质也越高；另一方面，城市化反过来又有利于流动人口教育程度的提高和现代性的获得，有利于流动人口素质的提高。虽然城市生活本身就可以促进现代化，不过这与一个人生长在城市还是农村牧区关系并不大，生长在农村牧区并不构成现代化的障碍。一个在传统模式中形塑性格的人，当他进入城市和工业环境之后，他就会主动或不得不在学习过程中改变其早年形成的传统性格。因此，对他来说，后期社会化的经验更重要。总之，人能够学习现代化。[4]
从理论上讲，工业工作与城市生活并不相同，工厂并不一定设立在城市，没有工业也可以发展起城市来。事实上，如上所述，蒙古族流动人口所从事的工作，大多是城市非产业工作，或服务业工作，既非工业工作也非农业工作，他们不属于任何复杂的科层化的机构组织，往往是单独一人或为数很少的人在一起工作。一般来说，城市非产业工人都不如新的产业工人现代化，但在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时期，城市非产业工人的适应能力比产业工人强。城市非产业工人总是比农民具有现代性，这就不能否定城市非产业工人的工作在促进现代化方面的影响和作用。他们的工作需要同公众接触，像送货员、街头小贩、理发师、小店员、修补工、服务员等，这类的工作要他们和不同的人广泛接触交往，这种交往可以提供很多获得新知识的机会，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见解，也需要有表达意见的能力和推断能力。由此可见，对蒙古族流动人口来说，正如英克尔斯所说，“必须承认，在发展中国家，在现代性方面具有影响的主要是职业而不是工厂工作。……如果城市非产业工人能在一个与工厂相同的工作环境中工作，无论他的职业是什么，他也能较快的变得现代化起来。”[4]
三、流动人口人力资源的过度开发问题
当我们说人口素质时，其隐含的意思是什么呢？是将其视为人自身的目的和价值，还是视为实现外在目的的手段和工具？当今时代人们无疑把人口素质主要视为手段和工具。这时，人口素质与“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发生了更多的联系。人口素质较高，意味着人力资源中储藏的“富矿”较多，也意味着人力资本的构成较高。人作为人，在资本深度化、全球化的今天，变成了人力资源，进而变成了人力资本，形成了人力市场。人力成为物，成为商品，必须标价出售，或待价而沽。对蒙古族来说，这是百代以来未有之大变故，需要价值观念大变革。
事实上，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城市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除了改革、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以外，主要靠的是大量廉价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的开发利用，随着自然资源优势逐步下降，人力资源优势进一步提升，经济发展将更多地依赖人力资源的投入。正如有的研究者指出的那样，流动人口是劳动力作为生产要素的流动，从流动人口的流出地和流入地的利害关系讲，实质上是流出地的人力资本的流失，是贫困地区和农村牧区的人力资本向发达地区和城市的流动。流动人口的人力资本投资（如教育费用、生活费用）是由家庭成员、贫困地区和农村牧区提供的，而投资效益则在发达地区和城市体现，收益最大的是发达地区和城市。所以，在这方面，企业、城市、发达地区和国家是占了便宜的。[5]正因为如此，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理应尽快从政策和法律上破除城乡户口壁垒，给予城市流动人口以平等公民身份，善待民工的生命和生活。尤其是像蒙古族流动人口这部分人群，他们本是内蒙古这方水土的主人，不应该只因为他们是流动人口，这里的城市，特别是首府城市呼和浩特，就不再是他们的家园，更何况他们流入城市主要是给予，而不是索取。
然而，在这一过程中，人力资源，尤其是“民工”这种特殊的资源，并未得到应该得到的特殊保护、开发和利用。对民工的忽视，西方马克思主义始终作为资本主义最严重的问题加以严厉地批判。所以，改变和提高流动人口素质，开发和管理人力资源，关键是看你心怀何种目的，是否重视劳动者的生存状态。就此而言，流动人口城市化和民族现代化究竟利弊如何，目前实难权衡和评说。
〔收稿日期〕2003-12-19
标签：蒙古族论文; 流动人口论文; 农村人口论文; 生活教育论文; 人口问题论文; 现代化理论论文; 经济论文; 科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