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江南地区的粮食亩产及其估算方法辨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江南地区论文,亩产论文,宋代论文,粮食论文,方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4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 —4799（2000）03—0078—06
近阅文献，发现学界在估测宋元明清江南地区的粮食亩产量时，通常采用按佃农所纳租额翻倍而计的办法。其根据是佃家所纳租额长期以来占其产量的50%左右，所以亩产相当于租额的二倍。这种办法在一定条件下是可行的，但在某些情况下会低估当地农业生产水平，使用时应慎重从事。如李伯重先生根据《重修琴川志》卷12《役》所载刘宰撰于南宋理宗嘉熙二年（1283 年）正月十五日的常熟县《义役记》， 全县50都共有义役田51310亩，平均每亩租额5斗，据此认为宋末元初江南地区亩产在1石左右[1]。这个数据与宋代文献所记载的当时人的观察相去甚远，把宋代亩产几乎降到了与唐代差不多的水平线上。因此，如何使用亩产估算方法以及如何估计宋代江南农业生产水平，还有重新检讨的必要。
一、江南亩产的数据考察
按照漆侠先生的估计，“宋代亩产量一般是二石，最差的也有一石”[2]（P138）。按照我的计算，宋代全境平均亩产为1.875石，折合今制每亩197.5斤[3]（P135）。当然，由于自然的、历史的、民族的种种原因，全国各地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因此各地粮食亩产也有很大差异。仅就东南一带而言，以太湖流域的两浙地区为中心，按照当时人的观察，每亩产米二三石之间，合谷四至六石（注：《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之二一七：“稻子二硕折米一硕。”按硕即石。），即亩产绝对不止一石米或二石谷。现据所见材料，按时间顺序例举如下：
北宋仁宗庆历（1041～1048年）初年，范仲淹在上仁宗皇帝的《答手诏条陈十事》中说：“臣知苏州日，点检簿书，一州之田，系出税者三万四千顷。中稔之利，每亩得米二硕至三硕，计出米七百余万硕。”（《范文正公文集》附奏议上）中等年份，每亩单产2～3石。苏州是范仲淹的家乡，他在当地又当过父母官，所述是可信的。
据岳珂所说，在苏州、湖州一带，神宗熙宁年间（1068～1077年），“上色（田）可收谷四石《愧郯录·祖宗朝田米值》，合米二石，较之范仲淹的说法，略低一点。
神宗（1068～1085年在位）时，水利专家昆山人郏颤在其所著《吴中水利书》中，详细阐述了他对太湖流域的治水设想，然后说：“国朝之法，一夫之田为四十亩，出米四石。则十八万夫田可出米七十二万石矣。今苏州只有三四十万石，借（假）使全熟，则常失三四十万石之租。”（《吴郡志·水利》）这就是说，苏州地区如修好水利，可以变沼泽为水田，扩大耕种面积，按每亩产米4石计，18 万亩可以产米72万石。
每亩产米4石当然应是旱涝保收的高产之田的产量。 然而细绎郏颤原意，他强调的是治水之后可以扩大粮田面积来增加粮食总产量，其着眼点并不在每亩单产的提高上。因此他没有必要过分夸大粮食亩产。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那怕较每亩4石为低，也应不低于3石。
徽宗政和年间（1111～1119年），浙江明州（治今宁波）城西广德湖未废之时，“七乡民田每亩收谷六七硕”，合3～3.5石米，而且是大面积高产：“计七乡之田不下二千顷。”[4]
以上是北宋时期太湖流域的几个亩产量数据，从11世纪40年代的每亩产米2～3石，到12世纪初叶，上升到3～3.5石米。这些记载，有的出自当时人、有的出自当地人，应该比较可信。下面再看南宋时期的记载。
成书于孝宗乾道年间（1165～1173年）的罗愿《新安志·叙贡赋》在讲到当地歙州山区山多田少，赋税沉重时说：“大率上田产米二石者，田主之收什六七。”意思是自然条件差而田主不易，因此国家税收不可太重。所以如果不是有意压低，至少不会夸大当地的粮食亩产，每亩产米2石之数应该比较近实。
参照相邻地区，如神宗时期（1068～1085年）淮南和州一带亩产达到四五斛（按斛、硕皆相当于石），如按谷计，折成每亩也有2～2.5石；宁宗嘉定年间（1208～1224年），江东一路平均亩产达到每亩2 石米（《愧郯录·祖宗朝田米值》）。这些数据可以互相印证：在条件不如苏南的歙州、和州等地亩产可以达到甚至超过2石，以苏州、 常熟为代表的两浙地区的亩产应该更高一些。
孝宗、光宗之际（1189～1190年），陈傅良知桂阳军，撰桂阳军《劝农文》（《止斋先生文集》卷44）说，在浙江、福建一带，上等田亩产米3石，次等亦有2石。
宁宗嘉定二年（1209年），湖州知州王炎奏称：“本州境内修筑堤岸，变草荡为新田者凡十万亩，亩收三石，则一岁增米三十万石。”[4]这种湖边草荡因筑堤围湖而辟成的“新田”，尚未精耕细作，但水利条件好，可算中等之田，因此，亩产“三石”之估计可能偏高， 但亩产2～2.5石米，应是不成问题的。
到南宋末年，约当13世中叶，高斯德知宁国府，在其所撰《宁国府劝农文》（《耻堂存稿》卷5）中介绍两浙地区精耕细作的经验， 说：“及来浙间，见浙人治田，比蜀中尤精。……其熟也，上田一亩收五六石。故谚曰：‘苏湖熟，天下足’。”这里并未明言这五六石到底是谷还是米，即使按谷折米而计，每亩产米亦达2.5～3石。
宋元之际浙人方回（1127～1307年）说，两浙地区平原产米3 石，山田2石（《续古今考》卷18）。这与上面高斯德的说法是一致的。
从上引材料可以看出，以太湖流域为中心的两浙地区， 平均亩产2～3石米是没有问题的。若只计平原、不算周边山区的话， 平均亩产应在3石上下。若是那些水利条件好的旱涝保收田，则在3.5石到4石之间。具体就常熟而言，其自然环境和生产条件之好，即在太湖流域也是名列前茅的，因此常熟粮食亩产如不高于、至少也不会低于苏州、湖州的水平。早在唐代，常熟就是江南重要的水稻区，因其通常收成较好而得此县名。从五代到两宋，在三个多世纪中，常熟大修塘浦圩田，农业生产条件持续得到改善，太湖流域因此成为当时全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所以才会产生“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而两浙路的人口密度达到每平方公里81人，居全国第一位，更是明证。北宋人沈坰说：
故苏之北有大邑焉，曰常熟，山长而水远，泉甘而土肥，民富物庶，人乐其业。（《重修琴川志》卷13）
南宋人程公许说：
浙居东南隘，水逾于地，引以为田，厥土衍沃。故苏产甲两浙枝邑，常熟复甲故苏，即名可知也。（同上，卷12）
苏州地区在两浙路是经济最先进的地区，而常熟又位列苏州地区的榜首。既然两浙路的平均亩产已在3石上下，常熟绝不会低于此数。
然而自汉唐以至明清，长期以来我国一直是以定额实物租为主（劳役地租、分成租制和货币地租均较少），地租率大致维持在50%这个水平线上[5]（P319—320），这也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为什么按每亩租额的二倍来计当地亩产却显得产量很低，而与当时当地人的说法不符呢？这里有二个原因在起作用，一是私租本身形态有别，数额有差，而官田租额一般又较民田私租为轻；二是民间租额一般情况下是只按一造之收成来计算的，这是汉唐以来的惯例，一直沿用下来。但耕作制度自唐代以来却在慢慢发生变化，至迟到两宋之际，我们可以看到，在太湖流域、福建沿海和川西成都平原等经济发达地区，或者是稻稻连作制，或者是稻麦连作制，即一年已收两造作物了。这样，如按一熟之租额翻倍而计就丢掉了第二造产量。下面分而述之。
二、私田租额的浮动及其与官田租额的区别
就宋代而言，大体上地租率还是在50%上下浮动，但不同的租佃方式，其租率，却有不小的差异。
实物分成租的租率一般为50%。江西鄱阳人洪迈《容斋随笔》中的两段材料极为典型：
予观今吾乡之俗，募人耕田，十取其五；而用主牛者，取其六，谓之牛米。盖晋法也。（卷4《牛米》）
下户贫民自无田，而耕垦豪富家田，十分之中，以五输本田主。今吾乡俗正如此，目为主客分云。（卷7《田租轻重》）
“十取其五”，“以五输本田主”，明言地租率是50%。南宋熊禾称：“南北风气虽殊，大抵农户之食主租，已居其力之半。”（《勿轩集·农桑辑要序》）熊禾这个说法，可以理解为分成租，但更大的可能性是指定额租制中“中分其利”、“主客各半”之地租率。
然而在较分成租先进的实物定额制中，地租率为40%的记载也不少。如福建人章甫（1045～1106年）所云：
分时往往只论
，主客四六无偏颇。（《自鸣集·飏稻行》）
在荆湖一带，据南宋王炎在《双溪类稿·上林鄂州书》中所说：
（湖右）膏腴之田一亩收谷三斛，下等之田一亩二斛。有牛具粮种者，主客以四六分，得一斛二斗。若无牛具粮种者，又减一分。
在淮南地区，据南宋初年王之道在《论增税利害代许敦诗上无为守赵若虚书》中所说：
今（淮南）闲旷连阡亘陌，斯民不复问其耕之卤莽，耘之灭裂，而其实有卤莽灭裂之报。为佃客者，又贪多务得，正使所收不偿所种，亦当取其十分之四，往往倒持太阿，以陵其主人，故主人常姑息而听之。（《王相山文集》卷24）
两湖地区一亩产粮2石，佃客得1石2斗， 这是“主四客六”之分，地租率40%。淮南地区“十分之四”而“倒持太阿”，也是佃客得十分之六。因此章甫所说福建地区的“主客四六”，同样应理解为“主四客六”。可见定额租制下，特别是在佃客自有牛具粮种的情况下，地租率一般为40%，亦有相当普遍性。如按此类租额来折计亩产，则只有实际产量的80%。通常只有在佃客一无所有，牛具粮种全靠佃主提供的情况下，租率才达50%，这五分之一的增加额，即系“牛米”（牛租）。然而正如目前学界所认同的，宋代分成租已较少见，定额租制才是普遍形态[6]。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按地租翻倍而计来算当时当地粮食亩产，往往降低了20%的水平。
再看官租。笔者曾经撰文指出，宋代实行官田私田化政策，在长时期中把各类官田以各种方式下放给民间经营；而尚留存在官府手中的屯营田、官庄以及各地州府县学的学田，也大多依照民间体例，招揽当地百姓或流民“佃种”[7]。然而在确定官田租率时，从中央到地方， 又往往规定“减租二分”，较之当地租额又少20%。如《宋史·食货志一》载：高宗建炎元年（1127年），没收蔡京等人的田庄“以为官田，诏见（现）佃者就耕，岁减租二分。”绍兴二十年（1150年），各类没官田土“募人佃赁，依民间定租，亩米一石，与减二分。”（《淳熙三山志·版籍》）而宋廷在招集流亡、耕垦各类官荒田土时，一般均以“轻立租课”为优惠条件，以广招徕。此类事例，不胜枚举，直到南宋末年贾似道大规模“回买公田”以敛财赡军时，也仍有相应的减租规定[8]。
宋代官田的经营方式，依照土地肥沃程度的递减而有所不同，早在神宗元丰元年（1078年）以前，就有“近城第一等为官庄，第二等合种，第三等出租，第四等募人耕、五年起税”[9]的规定。官庄、 没官田一般是肥田沃土或近廓好地，多取出租方式经营。那些不成片段的荒闲田土，名为“召佃”，实同招垦。高宗绍兴六年（1136年），司农少卿、提领江淮等路营田公事樊宾等建议：
将江南东、西路州县并镇江府管下县分，除可以摽拨充官庄田土外，有不成片段闲田，委官逐县自行根据见数，比民间体例，只立租课：上等立租二斗，中等一斗八升，下等一斗五升。[4]
一亩只纳一二斗，名为官租，实同赋税。这种情况就更不适用于租额翻倍这种亩产计算方法了。
为什么官租非要略低于私租，佃农才交得起呢？《宋史·食货志》解释道：
诸籍没田募民耕者，皆仍私租旧额，每失之重。输纳之际，公私事例迥殊：私租额重而纳轻，承佃犹可；公租额重而纳重，则佃不堪命。州县胥吏与仓庾百执事之人，皆得为侵渔之道于耕者也。
一言以蔽之，官租在交纳的过程中会有种种额外花费，拣、掐、库、称每个环节都是关口，需要打点。私家地主收租时当然也会刁难佃客，但毕竟较少较轻，与官府不可同日而语。因为州县胥吏的背后是政府，拥有国家暴力，而且在王安石行仓法前，他们就是靠刁难勒索这种“侵渔之道”过日子，佃农交1石官租，必须在1石以外另有付出，这租才交得成。试举数例如下：
《宋会要辑稿·职官》载，北宋仁宗天圣元年诏令称：
诸处职田，多不依条召浮居客户，却令公人及税户租佃，所纳斛斗又更加量，以至水旱灾伤，不许申诉。……
用大斗、凸概、斛面等法来加量收租，又不让申诉，这类事例在《宋会要辑稿》、宋人文集中十分常见，所以需要颁布诏令，要各地注意纠正。然而此类事例却屡禁不止，如仁宗庆历元年（1041年），据知许州李淑报告：“伏见官员职田虽有条约，或闻所收，亦有欲成之际，预差公人诣地制扑合收子斗。……每亩制定一石至八九斗者。……（佃户）多是陪备，或更催督紧急，便致逃窜，不能安居。”到仁英之际，约在1062～1064年间，《宋史》本传记吕大防知青城县，此前“圭田（按即职田）粟入以大斗而出以公斗，获利三倍，民虽病不敢诉。”吕大防奏准而纠正之。南宋末年贾似道公田法中更是“以高地而为良田，以豆麦而为租米，以所产三斗、五斗而为八斗、一石”，甚至“谬以每斗作一百六十合。”（黄震《黄氏日钞》卷73）“斛斗加量”也好，“入以大斗”也好，或干脆改变量制，1斗不是10升100合，而是16升160 合作一斗，增量60%，总之官府在敲剥掊克佃农上，较之私家地主厉害多多。再加上经办胥吏刁难勒索，系官佃农实际所纳远远超过表面规定，所以官田租额如果同民田租额一样重，再加上交纳过程中的种种花费，势必超过私租租额，导致“佃不堪命”、“便致逃窜”。这就是官租在定额上要较私租为低的原因。
上面说的是普遍情况——定额租制。由于同样的道理，在实行分成租制的场合，各地官府既有实行“官私各收其半”（租率50%）的，也有“官四客六”（租率40%）的不同做法。需要强调的是，官田上的对分制，往往是在“官出粮种”的条件下实行的，每年收成之后，先扣除种粮，然后再对半均分。这样，佃农所分的50%就是净得，其中没有籽种成本。如徽宗崇宁二年（1103年），在熙河路番汉弓箭手屯田中，实行的就是“遇成熟日，除粮种外，半入官、半给耕夫”（《宋史·兵志》）的做法。孝宗乾道六年（1170年）庐州屯田“官给牛具，借贷种粮”，收成日“除椿出借贷种粮外，以十分为率，官与力耕人中分。”淳熙十年（1183年），江陵府在江汉平原上召佃耕垦，第一年所收全归佃户，第二年“除留官种外，将收到子课，官客均分。”[4]这种对分制， 几乎都是在官出牛具、种粮的情况下实施的，这就是说佃农几乎不承担种田的主要成本。而民田租佃中的对分制，则多半无此优惠。
比较而言，在官田租佃中，“官四客六”的做法要普遍一些。如绍兴六年（1136年），张浚奏改江淮屯田为营田官庄，在“官给牛、种”的条件下，第二年“收本谷三十万斛有奇，除客户当给六分，官收十余万斛”。就在这一年，南宋朝廷下令在各路推行官四客六的租率 绍兴七年（1137年）十月诏书称：
诸路营田官庄收到课子，除樁留次年种子外，今后且以十分为率，官收四分，客收六分。[4]
看来各地基本实行了这一指令。如滁州70顷营田，按照权发遣滁州杨由义所说：“依营田元指挥，除种子外，官中与佃客作四六分，官得四分，客得六分。”[4]淮南屯田， 依淮南转运判官吕企中言：“窃缘当来营田系是四六分，官收四分，客收六分，盖欲优异人户，今耒欲乞除种子外，依营田例四六分数，官私分受。”[4]在官出种子的前提下，佃户得六成，实际租率当低于40%。总之，按官田地租翻倍而折算产量，同样会降低当地亩产，进而低估当时当地农业生产所达到的水平。
三、从耕作制度的变化看亩产估算
我国农业在春秋战国之际，实现了从原始农业向传统农业的飞跃，其特点是耕歇轮换的撂荒制（一称“休闲制”）被年年耕垦的连作制所取代。此后又经千余年的发展，自中唐以降，一年一熟的连作制在北方逐步被二年三熟制取代，在江南则被一年二熟制所取代[3]（P103—113）。然而，像历史上的任何制度一样，租佃制度亦有其惯性，按一熟产量来定年租的做法，一直沿续下来。以至到宋代，在江南、福建沿海、成都平原等经济发达地区，我们看到，耕作制度已从一年一熟变为一年二熟，而多数佃户仍按惯例只交一造之租，另一造所收则全归佃农所有。这种情况下，如按租额翻倍而计产量，就没有包括第二季收成在内，这个误差就更大了。
宋代的双熟制有稻麦连作、稻稻连作、麦豆连作等多种形式，大体集中在两浙地区和福建沿海平原，此外成都平原、江南东路和长江中下游沿岸的某些地区也有双熟制出现。
这里主要讨论太湖流域。黄粟嘉先生指出，从历史上看，苏州地区的耕作制度发生过三次大的变革，第一次在两宋之交，从一年一作晚稻向稻麦连作制过渡；第二次在明清之际，因双季稻的扩展而形成麦、稻、稻三造制；第三次发生在新中国建国后[10]。其中以两宋之交的第一次变革意义最为重大。文献记载说明，到南宋时期，稻麦连作制在苏州地区已经迅速普及开来。季长文《吴郡图经续记》称，苏州一带“其稼则刈麦种禾，一岁再熟。稻有早晚，其品名甚繁”。由此出现了“春花（麦）熟，半年足”，“以小熟（麦）种大熟（稻）”的新局面。与此同时，双季稻的种植面积也在扩大。嘉定（1208～1224年）进士吴泳说：“吴中厥沃壤，厥田肥，稻一岁再熟。”（《鹤林集·隆兴府劝农文》）《双溪集》作者苏籕（北宋苏辙之孙）也说，自宋廷南渡，驻跸临安，“赋入惟恃二浙而已。吴地海陵之仓，天下莫及，税稻再熟。”看来除稻麦连作制外，稻稻连作制也在推广之中。
两宋之际大批北人南渡，北人嗜面，南方各地对小麦的需求大幅度上升，价格随之高涨，种麦有利可图，这就大大刺激了农夫种麦的积极性。南宋庄季裕在《鸡肋编》中说：
建炎（1127～1130年）以后，江浙、湖湘、闽广，西北流寓之人遍满。绍兴（1131～1162年）初，麦一斛至万二千钱，农获其利，倍于种稻。……（各地）竞种春稼（麦），极目不减淮北。
除了价格因素以外，江南佃户种麦积极性空前高涨，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这就是佃农“惟是种麦不用还租，租得一石是一石”。（《黄氏日钞》卷78）其实并非种麦不用交租，而是自来租佃惯例只交水稻一茬之租，在水稻之外抢收一茬小麦就全归佃农所得了。这就极大地刺激了无地佃农实施稻麦连作的积极性。前引庄季裕《鸡肋编》在谈到江浙、湖湘、闽广等地普遍种麦后，又说：“而佃户输租者只有秋课，种麦之利，独归客户。”广大佃农在这场耕作制度的革命中，显然获得了极大的经济利益，这是一年二熟制在江南地区得以迅速推广的又一重要动因。换言之，广大佃农是这场耕制革命的主力军。
当然，对于佃农独得第二茬庄稼之利，地主是不甘心的，于是宋代增租花样之多也是令人叹为观止，“增租划佃”、“私造斗器”、“斛面”、“凸概”等等不胜枚举。我们在南宋末年，终于发现了在官田上开始收二造之租的记录。据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卷23《慈幼庄》条载：
本庄田地立为上、中、下三等收租。田上等每亩夏收小麦伍斗肆升军斗，秋纳米七斗二升军斗；地上等夏纳小麦伍斗肆升军斗，秋纳豆伍斗肆升军斗，……田下等每亩夏纳小麦贰斗叁升肆合军斗，秋纳米贰斗柒升军斗；地下等每亩夏纳小麦贰斗陆升陆合军斗，秋纳豆贰斗壹升陆合军斗。以上各系租户自出耕具种粮，净纳租数，立为定额。
我们看到，在南京一带，至少在慈幼庄此类官田上，已经实行两造收租；水田夏收小麦秋纳米，这是稻麦连作制的反映；旱地夏收小麦秋纳豆，这是麦豆连作制。总之，水田、旱地都是一年二熟，每熟分别计租。笔者孤陋寡闻，一年二季作物都要收租，迄今为止所见仅此一例。这说明整个两宋时期，一般情况只收一茬作物的地租。如果这个看法可以成立的话，那么按租额翻倍而计亩产这种方法，只反映了一季之产量，另一季产量未计入在内。而如前所述，至少南宋时期，江南一带已经是一年二熟制占据主导地位了。
综上所述，按租额翻倍而计产量的办法，使用起来是有条件限制的。这就是：
（一）如是民间私租，必须是“主客中半”的对分制。如是四六分（主四客六），则所得产量只有实际产量的80%。
（二）如是官租，除了要注意到均分制和四六开的区别外，还要加上“种粮”，方能接近实际产量。因为如前所述，在多数情况下，官庄、屯营田等，都是在扣除种粮后再按一定比例来计租的；而在定额租制的条件下，官租一般要低于私租20%左右，因此，在计算产量时，这部分差额还得再加进去。
（三）就南宋江南地区而言，无论官租、私租，多半只是一茬作物之租；第二茬作物的产量并没反映在地租之内。如果只按一茬作物之租来计产量，就有可能把实际产量降低一半左右，这个误差就更大了。
以上认识是耶非耶，敬希识者有以教我。
[收稿日期]1999—08—31
标签：宋朝论文;